第010集 青铜文明

中华文明社会的起始

传说，大禹在洪荒之后的不久曾铸九鼎。从此，九鼎就成为国家的象征。然而，大禹的九鼎在夏王朝结束之后就不知所终。当时光轮回到殷商的时候，殷朝的商民与姬姓的周人都非常善于冶铜，也非常懂得艺术。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青铜时代。

青铜文明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又会衰落？

这个时代有哪些代表作？

在流传下来的信息中，我们还能感悟到多少辉煌呢？

五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用石器，经营着原始的农业之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希腊和埃及，一种新的使用金属工具的文明已悄然兴起，这就是青铜文明。青铜文明，又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一般而言，通常所说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一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关系到家族兴衰、种族延续的大事。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

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中国的青铜器究竟有多少？

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而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

鼎，本来是古代炊食器具。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到了商周，就成为最为重要的礼器，成为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已经是传国重器和国家象征，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

在现代出土的殷商数千件青铜器中，以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后母戊大方鼎，最具有代表性。后母戊大方鼎呈长方形，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这个巨型的青铜器造型雄伟，花纹华丽，结构复杂。

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在遥远的殷商时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如此规模的大鼎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

通过考证，考古学家发现，后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入模子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但是在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叫它“将军盔”。

据计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公斤，铸造“后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需要极高的协调指挥水平。

经测定，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后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当甲骨文，还在让历史学家上下求索的时候，一种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文字，又跃入人们的视野，这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由于古人以祭祀为吉礼，祭祀用的青铜礼器称为吉金。

因此，金文实际上是“吉金文字”文字的简称。由于这些文字铸刻在青铜的钟或鼎上，所以，也叫钟鼎文。凹下的是阴文，凸出的是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

这种古老的文字是何时产生的？

它向现代人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时代？

当时的人们又是如何生产生活的呢？

关于金文的起源，一般认为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殷人极度崇拜鬼神，在他们心目中，“上天”之神与他们的祖先神是合二为一的。他们的祖先由鬼而神，这就导致殷人鬼神思想的盛行。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个神已经主宰了一切，所有国家事务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所以，在殷人的青铜文明中，祭祀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殷人极度崇拜鬼神，依靠神权思想来维持统治相比，周则发生了重大变革。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人也敬天、孝祖。但更加重视人的因素。所以，周人青铜器与殷人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从文字数量上来说，与殷人的惜墨如金相反，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

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在内容上，则更加丰富多彩。周代青铜器上的内容，不仅仅是祭祀，还扩展到敕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诸侯贵族，还常常把他们认为的光荣事件铸在鼎上，以作永久纪念。

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毛公鼎》首先，追述周代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实的不安宁。

接着，叙述宣王任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最后，讲述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那么，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对后世又有什么作用呢？

不少铭文所记事迹，能和古籍直接对照，例如：利簋记载武王伐纣，丰白鼎记录周公东征，何尊记录营建成周。诸如此类，都和《诗》、《书》、《逸周书》、《史记》等古籍记载事件相吻合。

至于西周职官多见于《周礼》，春秋人物常同于《左传》。金文的记载，更能祛除对典籍的怀疑，有助于古史的重建。

在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中，金文的出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它和甲骨文，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漫长的青铜时代，它又是怎样发展变迁的呢？

金文和甲骨文属于同一个体系，金文是甲骨文的继承者，在相当一部分中，甚至保存着比甲骨文更早的写法，同时，它又以飞跃的形式为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文所使用的单字比甲骨文多，尤其是形声字多，已充分体现了形声构字的原则。

同时，金文笔画明显减少，书写比甲骨文简练、规范，也体现了汉字发展，原是由繁到简的这样一个原则。金文尽管和甲骨文一样，一个字有多种写法。但是，相对地说字体比较严整，字形比较一致和规范，笔画和结构上简单了许多。同时，金文又在不断发展变化。

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体，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笔画大都首位尖细，中间较粗。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型大小不均，斜正不一，多具变化。

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这时候的金文笔画圆润，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说，宣王太史籀[zhòu]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

这极有可能是宣王组织人力，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大篆。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面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自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这时，青铜普遍用来铸造祭祀用的礼器、娱乐用的乐器和战争所需要的兵器。这才是曾侯乙墓庞大的编钟，留给后人成为可能，而同时代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

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这时候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名目繁多，风格多样，正是当时分裂动荡的真实写照。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命令李斯整理文字。在大篆的基础上，整理出更加方便适用的小篆。与此同时，铁器也已经被大量使用，鼎盛一千六百余年的青铜时代就此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