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由鲁肯、阿杜德父子缔造的白益王朝盛世（上）
节选翻译自《剑桥伊朗史4》第七章——Iran under the Buyids，Heribert Busse ，Ⅱ，The Buyids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Rukn al-Daula and 'Adud al-Daula
这章分作上下两章，太长，将近30页
距离阿剌建会晤[1]后还不到两年，伊马德·道莱便去世了。当时他与穆仪兹·道莱讨论了伊拉克在日后将处于什么地位，对白益帝国其他部分（法尔斯、伊斯法罕等）亦有提及；他在去世前数月总算解决了继承人的问题：将鲁肯·道莱长子法纳·库思老（Fana-Khusrau）召至设拉子，指为储君。虽然他此时年仅十三，但他是当时白益家族第二代中唯一达到（施政）年龄的王族。这个立储决定表明伊马德·道莱还是想着维护（目前）帝国内部两分甚至三分的情况[2]。他似乎都没有考虑过将法尔斯并入鲁肯·道莱的领土，也没有想以伊马德在西方的总督和代理人——穆仪兹·道莱为继承人，使其变成法尔斯、胡齐斯坦、伊拉克的领主；【废话好多】而且他好像也没有重视另一个问题：谁来继承“总埃米尔”的头衔。虽然他也会意识到他所立之储君的父亲势必会领有这一头衔[3]。鲁肯·道莱确实很快取得了总埃米尔的头衔，特别是他的儿子在设拉子的位置还不够稳固（的时候）。在听到兄长的死讯后，他立即快马加鞭赶到设拉子（辅佐其子）。尽管他的领土还受着萨曼王朝的威胁，他仍然在设拉子待了起码九个月才离开。他的努力实际上有利于国家内部的统一。法纳·库思老发现他虽然并不能真正自主统治法尔斯，但他统治法尔斯与父亲鲁肯的关系恰似此前穆仪兹占据某地时与伊马德的关系。换句话说，法纳·库思老就是他父亲在法尔斯的总督与代理人。这一点从刻着他和他父亲名字的钱币上就可以证明。帝国权力的重组在巴格达并没有遭到什么反对[4]。穆仪兹还派遣数支军队至设拉子确保法纳继位顺利；他对二兄继承总埃米尔这个头衔亦无异议，在虎土白（khutba）中加入了他的名字；并且也随之改变的他铸造的钱币的设计【即钱币上的名字顺序：哈里发、鲁肯、穆仪兹】。对于伊拉克和胡齐斯坦来说，唯一的变化，便是鲁肯·道莱已取代了伊马德·道莱。尽管如此，设拉子的易主在当地也并不是没有产生摩擦[5]。在继位后（没过多久），法纳·库思老便被哈里发赐予“阿杜德·道莱（Adud al-Daula）”的称号。我们在柏林钱币收藏馆（Berlin Numismatic Collection）找到了一枚伊历340年（951.6.9-952.5.28）的钱币，这是目前已知（关于阿杜德道莱）最早的货币证据。穆仪兹作为白益王朝在巴格达的代表，在哈里发的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哈里发仅有赏赐头衔的权力。因此关于一个合适头衔的问题便是哈里发最后的倔强，果然，这个头衔的赐予事件表明了东部的变化并没有完全得到巴格达方面的认可[6]。
[1] 指948年伊马德与穆仪兹在阿剌建的会面
[2] 原文为This decision shows that 'Imad al-Daula had every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two or even threefold division of the empire
[3] 原文为……though he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during the minority of his adoptive heir the latter's father would enjoy the title
[4] 原文为No opposition was offered in Baghdad to th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empire.
[5] 原文为Nevertheless the changeover at Shiraz was not entirely without friction.
[6] 原文为and sure enough, it soon became evident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east did not meet with complete approbation in Baghdad
从希拉勒·萨比（Hilal al-Sabi）所写的 《Rusum dar al-khilafa（哈里发宫廷内的礼仪规矩，The Etiquette of the Court of the Caliph）》一书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一开始哈里发是想赐予 “塔吉·道莱（Taj al-Daula，国家之冠）”的，但穆仪兹不同意，只能将头衔换成“阿杜德·道莱”。 在穆仪兹看来，一开始便赐予这个头衔，似乎在预示着法纳·库斯老日后会借此（头衔）宣称“总埃米尔”的头衔，因此予以反对。显然，塔吉（意为王冠）和白益王朝早期统治者的头衔迥然不同，早先的头衔都与其个人的绰号、（性格、行事）特点息息相关（如“支柱pillar [Imad, Rukn]”、“力量strength [Mu'izz]”）【言下之意，即这个头衔不是按照这种规则授予】。而穆仪兹考虑到，鲁肯·道莱死后，白益帝国的领导权肯定是按照鲁肯为了自己利益所主张的继承原则那样传到他手上。然而他在鲁肯·道莱去世之前就死了，他自然也就没有机会提出这些要求。不过由于对头衔的分歧，导致了此后穆仪兹系与鲁肯系/伊马德系之间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在穆仪兹死后出现，最终穆仪兹一系被排除出了白益帝国的继承之外。但鲁肯·道莱从设拉子送往巴格达的豪礼，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将这场继承之争掩盖了下去，这次送礼很有可能和为这头衔的授予问题而争论不休的情况有直接关系。因阿杜德为米斯凯韦之恩主（patron），米斯凯韦自然要站在阿杜德这边，并证明其宗主地位是正当合理的[1]。在米斯凯韦看来，鲁肯·道莱被哈里发正式承认为总埃米尔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通过这个事件，帝国的中心由法尔斯转移到了伊朗北部，这对未来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
[1] 原文为in the eyes of Miskawaih, who was on the side of his patron 'Adud al-Daula, and who was out to justify the latter's claims to suzerainty, there was no doubt whatsoever that Rukn al-Daula had been officially declared senior amir by the caliph himself.
此时，在白益帝国内部，伊马德系（阿杜德·道莱）对法尔斯的统治早已得到稳固，伊拉克穆仪兹系的统治也在逐渐巩固中，但鲁肯·道莱仍然没有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稳固的统治。作为总埃米尔与白益君主中最年长者，他能将从白益其他地方获取支持这件事由道义上的帮助转变为官方的、必须履行的义务[1]。所以，在之后二三十年的战争中，他多次得到了穆仪兹的军事援助。为此，穆仪兹还放弃了自己当时正对哈姆丹王朝穷追猛打的行动[2]，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的哈姆丹王朝仍然是威胁白益王朝在此地霸权的根源所在。奇怪的是，在这段时期，我们完全没有找到阿杜德·道莱对他父亲的任何支援的记载，直到后来的伊历356年（966.12.17-967.12.6），萨曼王朝（对白益王朝）发动猛攻时，阿杜德方才率军入呼罗珊打了一场牵制性的战役[3]，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首战[4]。 在此之前，法尔斯处于一片和平之中，它没有受到外来的侵袭，也没有主动对外进攻，因而那位统治法尔斯的年轻君主【即阿杜德·道莱】可以毫无顾虑地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最终在后来成长为（白益王朝的）一代雄主，并成为伊朗历史上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伊马德死后）鲁肯·道莱便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在他前往设拉子参与阿杜德的登基大典时，萨曼王朝的呼罗珊总督[5]大肆劫掠（overrun）其治下的吉巴尔；不过令鲁肯庆幸的是该总督的暴毙使萨曼王朝进攻的脚步停了下来。伊历342年（955-956）[6]，他被迫签订了一份极具耻辱的条约，[7]并在同一年又签订了一份[8]。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呼罗珊实际上独立于萨曼王朝，并持续了十二年之久【大体上还是听从萨曼王朝的指挥】；（这种情况）也使鲁肯·道莱转而向里海方向挺进，吞并了塔巴里斯坦与戈尔甘的附庸政权，并（强行）得到了（齐亚尔君主）比苏通·本·武什吉尔（Bisutun ibn Vushmgir）的承认。伊历361年（971.10.24-972.10.11），他总算能扭转此前的不利地位，与萨曼签订了一份相对有利的条约，尽管他还是得忍受向萨曼进贡的羞辱。[9]
[1] 原文为he was able to turn his moral claims to support from the rest of the empire into official obligations
[2] 原文为and in consequence he was repeatedly assisted in the struggles of the next few decades by military support from Mu'izz al-Daula, who was thereby compelled to forgo pressing tasks of his own
[3] 原文为Strangely enough we do not hear of any support from 'Adud al-Daula until later, when he fought a diversionary campaign into Khurasan during the Samanid onslaught of 356/966-7.
[4] 原文为This was his first sign of military activity.
[5] 此处应是指阿布·阿里·查干尼，伊本·穆赫塔吉之子。他在952年发动了对白益王朝的战争，而后被新君马利克一世（954-961在位）免职，为此他向哈里发处讨得呼罗珊总督的任职文书，并联合鲁肯·道莱与马坎堂弟哈桑·本·菲鲁赞大战继任呼罗珊总督阿布·萨伊德·巴克尔·本·马利克·福勒冈尼（这名字暂时查不到），结果联军溃败，查干尼逃奔雷伊，但955年雷伊发生了鼠疫，他也被感染，病死
[6] 时间有误，伊历342年应是953-954年，根据《剑桥伊朗史》第六章有关鲁肯·道莱的记载，应是955年
[7] 《伊朗通史》记载，福勒冈尼在击败联军后，派遣马坎之子穆罕默德·本·马坎率军绕过荒漠，直击伊斯法罕，当时伊斯法罕由鲁肯次子穆阿亚德·道莱镇守，穆阿亚德年幼，无力抵抗，被击败，福勒冈尼攻下伊斯法罕，劫掠其家室与财产。鲁肯·道莱连年交战，弹尽粮绝，只好派遣维齐尔老阿米德与其媾和，每年要向萨曼王朝缴纳20万第纳尔赋税。
[8] 原文为In 342/955-6 he was forced to sign a humiliating treaty with the Samanids,followed by a second the same year.
[9] 在阿布·阿里·查干尼死后，呼罗珊总督主要由西木居尔家族掌控。后来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在曼苏尔一世的撺唆下，其家主阿布·哈桑·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西木居尔（Abu‘l-Hasan Muḥammad I ibn Ibrāhīm，961-982年任呼罗珊总督）在962年重启战端，他在960年代与鲁肯进行了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直到971年伊布拉辛主张罢战修和。在其斡旋下白益与萨曼方才再次签订合约。《伊朗通史》记载条约内容是：鲁肯和阿杜德每年向萨曼王朝支付15万第纳尔，作为“保障雷伊、伊拉克、戈尔甘等地不被劫掠的”保护费；努赫二世娶阿杜德之女为妻。该条约持续到976年鲁肯死去为止。
由于阿杜德·道莱在伊拉克的继承问题上的忤逆不遵[1]，使得鲁肯·道莱本就充满波折的一生（chequered career）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伊拉克的白益王朝（下文简称伊-白王朝）也面临着和鲁肯·道莱相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所受到的威胁并没有像（鲁肯治下的）雷伊与伊斯法罕一般紧迫。哈姆丹王朝在美索不达米亚对伊-白王朝带来了较大的威胁，而发生在边境的政治变动（political changes）给伊拉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967年，穆仪兹在征伐盘踞大沼泽[2]内的沙欣朝（Shahinids）[3]时受伤而死，（之后）这些变动便从暗处逐渐浮现。尽管此前他在法尔斯军的援助下攻克了波斯湾的咽喉——阿曼地区[4]【文中作Uman，现为Oman】，但这场胜利对他以两河流域为基本盘的战略而言并没有多大影响，这时，阿勒颇的塞弗·道莱去世了，（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位对抗拜占庭帝国的急先锋（chief bastion），随之也影响了拜占庭（加快）在叙利亚的攻略进度。白益王朝被迫对其作出反应。如果白益王朝的抵抗失败，伊斯兰世界便会陷入巨大危机之中。然而穆仪兹之子及继任者伊兹·道莱·巴赫蒂亚尔（'Izz al-Daula Bakhtiyar）却犹犹豫豫，毫无魄力[5]：一支信仰坚定的军队已经做好圣战之准备，军令却迟迟不发。这种行为无疑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恰好发生在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入侵埃及之时。
[1] 指阿杜德·道莱为扩张领土对自己的堂弟伊兹·道莱大打出手，将其擒住夺取了其领地伊拉克。以至于令重亲情的鲁肯·道莱又惊又气，《伊朗通史》记载：“鲁肯·道莱得知此事后，由于过度的愤怒和悲伤而从王座上跌了下来。以后连续几天不思饮食，得了重病”。他写信大骂阿杜德，并决定亲征将阿杜德赶出伊拉克。由于阿杜德的威望远没有鲁肯·道莱高，以至于许多地方的官员听闻此事后不再服从阿杜德的领导，令阿杜德惊恐万分。他积极与其父之维齐尔小阿米德沟通，并同意释放伊兹·道莱会伊拉克，鲁肯·道莱才打消了念头
[2]大沼泽（The Great Swamp，又称the Marsh），文中作Mesopotamian marshlands。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底格里斯河下游，瓦西特（Wasit）与巴士拉城（Basra）之间。该地在伊斯兰时期被称作巴泰（Bataih，意为潟（Xì）湖，一般用其复数形式Batihah），由于当时该地河道纵横、芦苇遍生，交通情况十分糟糕，因此穆仪兹迟迟不能将当地的反对势力平定
[3] 这是一个类似强盗匪帮的政权，其首领为纳巴泰人（Nabataean）伊姆兰·本·沙欣（Imran ibn Shahin），原本因犯事逃入大沼泽，凭借其才能逐渐招揽了一批亡命之徒，掌控了瓦西特至巴士拉的要道，以劫掠为生，后受巴里第家族（前文有提及）雇佣，护卫其领地。白益王朝入主巴格达后，穆仪兹派遣其得力干将阿布·贾法尔·塞马里（Abu Ja'far al-Saymari）扫荡大沼泽，伊姆兰损失惨重。但949年伊马德去世，阿杜德登基，为庇护阿杜德，穆仪兹调塞马里前往撑场。伊姆兰因此得以苟延残喘。之后逐渐成势。由于所用非人，穆仪兹难以将其镇压，只好承认其存在，封其为大沼泽总督。但伊姆兰为人狡诈，野心颇大，屡屡给穆仪兹造成麻烦，最终在967年穆仪兹御驾亲征，结果中途死去。之后的伊兹·道莱亦对其无可奈何。979年伊姆兰死去。这个半独立政权陆陆续续存在了数十年。在1020年代被灭
[4] 据《伊朗通史》记载，穆仪兹原本在965年便令阿曼臣服，但因当地民众对其代理人不满而将其驱逐反叛，穆仪兹便派自己的维齐尔（未知其姓名）偕同阿杜德的军队在966年镇压了这次叛乱。967年穆仪兹死去，他的维齐尔害怕其子伊兹·道莱撤了他的宰相职位，于是将阿曼献给了阿杜德
[5] Bakhtiyar是其本名。原文为But Mu'izz al-Daula's son and successor, 'Izz al-Daula Bakhtiyar, contented himself with half-measures;
穆仪兹在巴格达时太过关心本土这边的问题，导致并没有太过关心叙利亚北部出现的变化；军队中突厥人与德莱木人的底层士兵在传统上的对立，也使巴格达在维持政权方面相比帝国内的其他地方来说更为艰难。在此前一个多世纪，哈里发的禁卫军主要都是由突厥人组成，但是白益王朝（对哈里发政权的）征服使得德莱木人开始（在朝廷中）力争上游（雾），争权夺势。不过，突厥人面对这种情形却忍耐住了。穆仪兹手下头号大将（chief commander）瑟不克特勤（Sebuk-Tegin）便是突厥人出身。除此之外，双方产生冲突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各自信仰的对立：德莱木人信奉什叶派，而突厥人信奉逊尼派。穆仪兹起初并不待见突厥人，但之后便采取了让步的策略，从他给儿子伊兹·道莱的遗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件事十分上心，整件事的经过被米斯凯韦所记载。他着重嘱咐儿子要让瑟不克特勤继续为白益王朝效力，并且对突厥军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视同仁的态度[1]。此外遗嘱中还处理了另外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个是白益今后对哈姆丹王朝之方略；另一个是要儿子继续拥护鲁肯·道莱的统治。伊兹被父亲告诫务必时刻对自己的堂兄阿杜德保持尊敬。
伊兹·道莱初继位时自然是惟先父之命是从。他重启了原本因穆仪兹之死而暂停的对沙欣朝的战争，然而幸运女神却总不眷顾他[2]；他对拜占庭帝国边境发生的变动[3]视若无睹，宣称这应该由是哈里发来解决。结果，当971年[4]拜占庭军越过边境、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时，伊兹·道莱还没回到巴格达（坐镇抵御）。响应号召而来的圣战者部队如今已然成为瑟不克特勤手下的主力部队，加之他感受到伊兹·道莱对自己的怠慢冷落，逐渐生出反意。到了973年，伊兹违背了父亲的遗嘱：为了解决即将浮现的财政危机，他主领一军劫掠摩苏尔的哈姆丹王朝，结果惨败而归。哈姆丹王朝乘势追击打到了巴格达城下。见此瑟不克特勤蠢蠢欲动，与哈姆丹暗中勾结，希冀借助其力推翻白益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而（此前一事无成的）伊兹·道莱为了应对财政上的困难，决心拿突厥兵的封地开刀——将这些封地没收。并特别在胡齐斯坦开展行动（因为这些封地大多位于那里），同时宣布撤了瑟不克特勤的职。为此后者集结了忠于自己的军队（蓄势待发），而伊兹·道莱则移至瓦西特（Wasit），在当地巩固了统治。瑟不克特勤提出要他放弃巴格达、统治伊拉克南部，被他轻蔑地拒绝了。于是突厥叛军攻向瓦西特，并将其围住。如果不是帝国东部的援军援助了伊兹·道莱，他可能会就此灭亡。
[1] 原文为He specifically recommended that Sebuk-Tegin be retained in office and insisted that Turkish claims should receive fair consideration
[2] 原文为but victory eluded him
[3] 指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调动军队预备东征，当时他正忙于与罗斯人征战
[4] 就我查阅的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中译本言，约翰一世是在972年开启东征的，不排除他派遣先头部队进军的可能；而且他主要打击叙利亚西部一带
救援瓦西特的重任就落在了阿杜德·道莱肩上。这二十年来，他平稳地统治着自己的领地[1]。此前他帮助穆仪兹攻下阿曼，然后迅速向克尔曼进军，当时克尔曼内伊利亚斯家族内斗正酣[2]。（阿杜德乘虚直入）之后，该省第一次被白益王朝吞并，阿杜德命七岁的儿子阿布·法瓦里斯（Abu'l-Fawaris，后称沙拉夫·道莱[Sharaf al-Daula]）为名义上的总督[3]。对南部和东部的征服可谓使法尔斯稳如泰山，阿杜德现在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西部了。而鲁肯·道莱也决定派他去救援伊兹·道莱，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可谓恰逢其时。自从伊兹·道莱继位以来，阿杜德对伊拉克局势的关注程度可谓与日俱增，作为未来的“总埃米尔”，他对在伊拉克维持并加强法尔斯系的统治有着很大的想法。他已经在考虑废黜伊拉克系，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无力统治当地；但鲁肯是希望即使不惜代价也要保住这一支系，这使得父子之间产生了龃龉。伊兹·道莱忠实地遵循了父亲的遗命，对鲁肯·道莱继任总埃米尔是毫无疑问的支持，但对阿杜德继任“总埃米尔”的态度就很复杂了。之所以有如此态度，源头就在于前面说到的所有权、继承权问题。伊兹的一个兄弟曾在巴士拉煽动叛乱，失败，被驱逐出逃，阿杜德却为此人提供了庇护；对于这个行为，伊兹自然“施以回报”，对阿杜德的代理人在巴格达采办军需宫需品的行动百般阻挠。因此阿杜德抓住穆仪兹去世的机会趁机占领了（原属于伊拉克的）阿曼，将其并入法尔斯。然而当伊兹·道莱陷入困境、发现自己完全得依靠东方的帮助时，这些相对不算什么的敌意迹象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被阿杜德当作吞并伊兹·道莱的借口】[4]。阿杜德虽然听从了父亲的指示前往瓦西特，但是他在行军途中磨磨蹭蹭，希望他的好堂弟在这段时间被叛军击败，这样就能给他（吞并）提供机会了。[5]但伊兹·道莱却挺到了阿杜德到达，看来阿杜德只能恢复他在巴格达的地位了。但是在瓦西特发生的一场兵变给了阿杜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他得以废掉了他一向蔑视讨厌的堂弟，掌握大权。但是这场兵变遭到了鲁肯·道莱的强烈反对，他提到了昔日对穆仪兹做出的承诺，明确不让阿杜德废黜伊拉克的白益王朝。尽管阿杜德提出征服伊拉克后继续屈居二线，以鲁肯·道莱为尊，但很快就被鲁肯严词拒绝；（因鲁肯的态度），在巴格达和雷伊两边多次交涉后，阿杜德最终只能悻悻而回，一无所获。他唯一的成就是平定了瑟不克特勤的叛乱（瑟不克特勤死于围困瓦西特时期），并通过任命伊兹·道莱为总督（的大义），将自己的一位亲信插入军队，担任巴格达的“大元帅（commander-in-chief）”，暂时保住了他在巴格达的领导地位。但是伊兹·道莱仗着雷伊方面的支持，在阿杜德走后又恢复了原样。同时他也相信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政权也会支持他。而哈姆丹王朝和大沼泽里的沙欣朝也意识到，假若巴格达由一个软弱的白益王朝政权来统治，他们的境遇无疑会好很多。阿杜德自从执政法尔斯以来，作为虽然不多，但无疑都十分成功（稳扎稳打），这些成绩已然证明了他是一位值得被重视的对手。
[1] 原文为For nearly twenty years he had ruled in peace
[2] 原文为He had helped Mu'izz al-Daula capture 'Uman and then promptly had marched on Kirman,which had once again become the scene of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Banu Ilyas
[3] 据《伊朗通史》记载，阿杜德任命一名德莱木人将领为实际上的总督，名为古勒基勒·本·居士汤，疑似贾斯坦家族成员
[4] 原文为These relatively trifling signs of enmity suddenly assumed a new complexion when 'Izz al-Daula ran into serious difficulties and found himself entirely dependent on help from the east
[5] 原文为thus leaving the way open for him
在阿杜德班师设拉子途中，他想必也意识到他对巴格达的干预过于草率了。他的首要目标毫无疑问是巩固白益在伊拉克的统治，但同时他也没能说服他的父亲改变帝国的（政治）架构。事实上，这次惨败将会使他面临失去整个帝国继承权的危机。作为（鲁肯甚至于白益家族内的）长子，帝国重省法尔斯的统治者，他一直担任要职。假设有一天他会继承他父亲成为总埃米尔（尽管这实际上从来没有太多的记载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他和父亲的关系已然变得乌云密布，而且有一个真真切切的威胁，那就是鲁肯有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来决定继承问题。就在这时，鲁肯·道莱的维齐尔阿布·法特赫·伊本·阿米德（Abu'l-Fath ibn al-Amid）出面帮助阿杜德，担任双方的调解人，并安排父子二人在976年1月会面于伊斯法罕。这次会面中鲁肯道莱表现出欲与长子和解的情绪，他确定了阿杜德为储君，但是要以两个条件为前提：阿杜德对雷伊和哈马丹的统治只能进行间接统治，原因是鲁肯将雷伊赐给了次子法赫尔·道莱，而哈马丹由三子穆阿亚德·道莱继承，同时两兄弟都得承认长兄为总埃米尔，换言之，阿杜德能能对法尔斯施行直接统治（雷伊和哈马丹只能获得名义上的臣服）；至于伊拉克问题上，鲁肯并没有让阿杜德遵守这种条件，而伊兹·道莱也没有参加会议。这似乎已经被（鲁肯所）默认，没有什么条例能成功改变伊拉克与帝国东部省份的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伊兹·道莱都得正式地承认阿杜德·道莱的宗主地位，就如他承认鲁肯的宗主地位一样。伊兹·道莱从他父亲的遗嘱中就已经知晓了这种可能性，而鲁肯·道莱也有理由希望巴格达能够保持忠诚，并且不会采取措施来改变它对雷伊在传统上的依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设拉子的依赖。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可大错特错了。他在976年9月召开会议、与阿杜德达成和解后不久便去世了，而（他所期望维持的）帝国很快就开始瓦解。伊兹·道莱拒绝服从新任总埃米尔，他通过哈里发授予的新头衔来表达这一点，希拉勒·萨比描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此外，哈里发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以此宣布他同意伊兹·道莱对东部省份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