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商朝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商人的祖先，传说是高辛氏的后裔，《诗经》中有简狄吞食玄鸟（燕子）卵而生契的传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当太康失国的时候，契之孙相土大力向东方扩张，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公元前1600年，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于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首都毫。商朝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向四方扩大征伐面，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周边部落前来朝贡越来越多，商朝统治逐渐巩固。从成汤到盘庚，商王五次迁都，其中盘庚迁殷是一大事件。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商朝末年，江淮之间夷人强盛，征战连绵。纣王的统治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存在约500年的商朝终于灭亡。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商朝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治

商代以盘庚迁殷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汤建国到盘庚迁殷，共历9世19王，是商王国初期巩固到中期衰落。后期，从盘庚迁都到殷至帝辛（纣王）亡国，共历12王，盘庚迁都到殷后，商朝走向鼎盛。到祖甲后，日益衰败，传至纣，被周武王攻灭。商代共31王，历时554年。

汤

又称武汤，天乙、成汤，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商朝建立者。原为商族首领，一度被夏桀囚禁于夏台。获释后，重用奴隶出身的伊尹为相，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准备灭夏。陆续攻灭邻国葛（今河南宁陵北部）、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等国，成为强国。其后，以吊民伐罪为号召，率军讨伐夏桀。夏桀败退鸣条，又遭遇惨败，遂仓皇东逃，汤大胜而归。汤回师毫（今山东曹县），即位为王。三千诸侯来朝，表示臣服。至此，商朝建立，世界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

盘庚是商代第20个王，汤九代孙。商代中期，多次发生内乱，王位纷争不已，政治腐败，国势衰落。盘庚即位后，为摆脱困境，避免自然灾害，不顾贵族臣民的反对，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扭转了殷王朝的颓势，走上了中兴道路，此即历史上著名的盘庚迁殷。迁殷成功后，出现了《史记·殷本纪》“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动荡的岁月，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因此，盘庚迁殷是商王朝由中衰到全盛的转折。

殷墟

商代后期都城的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商代从盘庚至纣在此建都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确定位置的最早都城。从1928年开始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手工作坊和墓地等。由考古发掘可知，殷都建筑规模宏伟，有一定的布局结构。在洹河（亦称“安阳河”）南岸以王宫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居民点、手工作坊和墓地等。宫殿大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台基上放置基础柱，竖立巨型木桩，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这种建筑方式成为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在洹河北岸以王陵为中心，有商王陵墓、贵族墓葬和数以千计的屠杀奴隶的祭祀坑（商朝喜欢活祭，把奴隶双脚打断陪葬在墓室里）。手工作坊分为青铜器铸造，陶器烧制，骨器、玉器、车辆制造等各种部门。遗址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商代后期社会有很大意义。

纣王

商代最末一位王，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一。纣王天资聪敏，体格魁梧，勇力过人，能言善辩，持才傲物。帝乙死后，纣即位王、纣王好酒色，喜淫乐，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唯妇言听，厚敛赋税，高筑“鹿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 “靡靡之乐”等，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王昏淫无道，致使百姓怨恨，诸侯叛离。为重振天子威风，纣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烧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议论是非者，一律绑在铜柱上，活活烙死。这激怒了朝臣，但敢怒不敢言。鄂侯仗着是王朝三公，与纣激烈争辩，指责其无道，纣当即将他处死。纣的叔父箕子对暴政不满，佯装疯子，纣发现后命武士将其囚禁。纣的叔父比干亲眼见微子逃隐，箕子佯狂为奴，非常伤感，于是以死相诤，苦苦劝谏纣王，纣恼羞成怒，下令杀死比干，剖腹取心。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终为周武王所灭。

王位继承制

商朝的基本政体是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制。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自称“余一人” “一人”或者“予一人”;又自称是天帝的嫡系子孙，天帝是其祖宗神，裔王死后回到天上当帝王，因此，很多商王的名字前面都冠以“帝”号。其王位传授，盘庚迁殷以前多是“兄终弟及”，或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到晚商时期才完全明确起父死子继。

内服外服制

商朝的一种政治制度。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是指分封给诸侯的封地，还有派贵族去统治的边境地区。内服外服中都有许多的邑，贵族、平民都聚居于邑中。受封者有侯、伯两种。侯、伯的封地为世袭，他们各自拥有武装。诸侯对商王有贡纳谷物、龟甲。牛马的义务，再就是要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商代统治阶级就由大小官僚和侯、伯组成。

殉葬

商代的奴隶，要从事各种劳役，还被任意杀戮，甚至用来殉葬或祭祀祖先。殷墟侯家庄大墓中的殉葬者约400人，武官村大墓中有殉葬者近100人。殷墟还发现有很多人祭的遗迹，再一批殉葬坑中，有被杀死的无头人骨架及人头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杀人祭祀的记载，其中最多的一次杀祭者达500人。人祭的手段包括砍头、肢解、焚烧等。被杀者多为俘虏，还有仆人及少数的妾等。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武丁时期达到强盛。武丁少年时，曾在民间居住，体察人民疾苦。约公元前1250年，武丁即位后，思索复兴殷道之法，在傳说和甘盘等众大臣辅助下，国家日益兴盛。武丁中兴，国力强盛，于是军事上不断征战四方。鬼方是殷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曾频频出动骚扰商的统治区，武丁亲率军征讨，三年平定;邛 方是北方另一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前，邛方趁殷王室“九世之乱”之机，迅速扩展势力，不断向南游移，骚扰商朝属国。武丁于是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伐，通过十几年征伐，终于平服邛方，武丁在征伐邛方过程中，用两三年时间消灭了土方，土方居住地也成为商朝领土。羌族是西部地区的古老部落，或称西羌，武丁对西羌多次进行征伐，所获战俘。多用做“人牲”，充作祭祀神鬼的牺牲。随着战争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剧扩张，达到商代的顶峰。

战车兴起

战车最早起源于夏代，约在夏末商初，已有小规模的车战。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最早的“车”字，至西周时期，战车就基本上取代了步战，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作战方式，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战争样式的第一次巨变。

1935年至1936年，在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中，出土了一大批车马器，首次肯定了双轮车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的事实。这些实物让中国早期马车的形象脱离了各种想象，形象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

战车作战起于商代，兴盛于周代

先秦时期，战车一般为独辕两轮，初为两匹马牵拉，后来演进为一车四马战车每车载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 弓 ，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 戈 （或 矛 ），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 商朝 。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3套兵器,第一套华贵精美,余两套仅为一般的铜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兵器的品种也明显地有射御之分。商代晚期军队建制已有友师、中师、左师的概念，放映了当时已经具备了中军和两翼相配合的意识。

据考古推测商代可能拥有战车300辆。商代和西周时期军事角逐的心中区域是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战场都是广阔的平原。《诗经》中有关西周的篇章，凡写到命将出征，都要提备马，反映了战车的兴盛和威力。战车用木制，一些部位装有青铜饰件或加固件，其形制包括独辕、两轮、长毂、车厢。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以供驾车。

武王伐纣

主要由于当时商纣王后期滥用国力，长期征讨东方的东夷部落，导致国内兵力守备空虚，这时候，西部的周国强盛起来，因为商代欺压和防范诸侯国政策，长期囚禁周国的国君文王姬昌，造成周国的不满。

姬昌被囚禁，得到大臣散宜生的营救，通过贿赂纣王，得到释放，姬昌回到周国后，四处联络其他受到商纣王欺压的诸侯国，约定趁着商军主力不在国内的机会灭亡商的统治。

周王姬昌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丰京继位，称为武王，并将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 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召公奭(shì)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

【商纣王】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戎车300乘、勇士3000人、甲士4.5万扔。周与诸侯之师到达商郊牧野，庄严誓师。周军的五万精兵与号称八百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在今河南汲县).

周武王在牧野与各路诸侯誓师.誓师大会上，武王历数了纣王的暴政与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伐纣，誓师以后，伐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时纣王才着慌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的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七十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 两军在数量上虽然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十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七十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时还耍小聪明，他让奴隶和俘虏们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 杀向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返身逃进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潮水般冲了进来. 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鹿台上，用4000多块宝玉环绕周身，然后点火自焚而死。武王对纣尸连射三箭，然后下车，用剑击之，再用黄钺砍下纣王的首级，悬于大白之旗示众，周武王灭了商纣王，商朝就此灭亡。

商代社会经济

农业是商朝的主要社会经济部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经济的积累、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商民已种植禾、黍（糜子）、麦、稷（谷子或小米），稻、秜（一种再生稻）等粮食作物，产量也较高。商人还栽桑植麻，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发现有商代麻籽。果林生产也有发展，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有桃、李等30多枚植物种仁。

商代畜牧业

商民已普遍饲养“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猪）、饲养方法围地放牧，圈养厩养。

（甲骨文“马”）

【马（ma）：哺乳动物，颈上有鬃，尾生长毛，四肢强健，善跑，供人骑或拉东西】

（甲骨文“牛”）

【牛（niu）：哺乳动物，趾端有蹄，头上长一对角，是反刍类动物，力量很大，能耕田拉车，肉和奶可食，角、皮、骨可作器物】

（甲骨文“羊”）

【羊（yang）：哺乳动物，反刍类，一般头上有一对角，品种很多】

（甲骨文“鸡”）

【鸡（ji）：家禽，品种很多，翅膀短，不能高飞；雄性能报晓，雌性能生蛋】

（甲骨文“犬”）

【犬（quan）：牧羊犬;猎犬;警犬;玩赏犬;挽曳犬;皮肉用犬;犬羊(狗和羊);犬马(狗和马);犬人(官名。周礼秋官之属。掌理犬牲的官员);犬服(古代车上用犬皮制成的兵器袋)】

（甲骨文“豕”）

【小雅傳曰：豕（shi），豬也。毛渾言之】

牛、马除食用外，广泛食用于驾车、作战等，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商民还饲养鸡、鹅等家畜食用，养蚕也是重要的饲养业之一。

商代农具

商朝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准，农业生产工具除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制作的农具外，青铜器农具开始使用，有青铜臿、铲、镰等，不仅农具种类齐全，而且使用地区广泛。青铜农具轻巧锋利，使用方便，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耒耜

在新时期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发现有保留于黄土上的耒痕。耒双齿之上有一横木，代表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

（金文“耒”）

【耒（lei）：古代称犁上的木把手耕曲木、耕、犁也】

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汉代学者以为耒耜为一物。如许慎以为耒为上部、耜为下部，但都属于木制。邓玄也认为上为耒、下为耜，所不同的是，耜为金属刃口的专称。

【耜（si）：耒下端铲土的部件。装在犁上，用以翻土。先以木为之，后改用金属掘土用的農具。即鐵鍬。古代多為木製。】

商代手工业

商代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制作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

器型有出炊器鼎、鬲等。

(甲骨文“鼎”)

【鼎（ding）：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

（甲骨文“鬲”）

【鬲（li）：古代炊具，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

食用器具有簋、豆、孟。

（甲骨文“簋或皀”）

[簋（gui）:古代盛食物器具，圆口，双耳]

(甲骨文“豆”)

【豆（dou）：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形状像高脚盘】

（甲骨文“孟簋”）

酒器有盉、觚、爵。

（西周早期金文“盉”）

【盉（he）：古代酒器，用青铜制成，多为圆口，腹部较大，三足或四足，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盛行于中国商代后期和西周初期】

【觚（gu）：中国古代盛行于商代和西周的一种酒器，用青铜制成，口作喇叭形，细腰，高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条棱角，容量3升，一说是2升】

(甲骨文“爵”)

【爵（jue）：古代饮酒的器皿，三足，以不同的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

储盛器有罐、盆、瓮、缸、大口樽等。

（西周中期金文“罐”）

【罐（guan）：盛东西或汲水用的瓦器】

（春秋时期金文“盆”）

【盆（pen）：盛放东西或洗涤的用具】

【瓮（weng）：一种盛水或酒等的陶器】

【缸（gang）：盛东西的器物，圆筒状，底小口大】

[樽（zun）：古代盛酒的器具]

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釉陶呈现青绿色，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骨器在商代广泛使用，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

（说文“铲”）

【铲（chan）：削平东西或把东西取上来器具】

（说文“锥”）

【锥（zhui）：一头尖锐，可以扎窟窿的工具】

（金文“刀”）

【刀（dao）：用来切、割、斩、削、砍、刺、铡的工具】

(说文“针”)

【针（zhen）：缝织衣物引线用的一种细长的工具】

(说文“钩”)

【钩（gou）：悬挂或探取东西用的器具，形状弯曲，头端尖锐】

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

（说文“簪”）

【簪（zan）：用来绾住头发的一种首饰，古代亦用以把帽子别在头发上】

（楚竹帛“梳”）

【梳（shu）：整理头发的用具】

（甲骨文“匕”）

【匕（bi）：古代指勺、匙之类的取食用具】

（说文“叉”）

【叉（cha）：一头分歧便于扎取的器具】

玉器均为软玉，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

（甲骨文“琮”）

【琮（cong）：古代一种玉器，外边八角，中间圆形，常用作祭地的礼器】

(金文“璧”)

【璧（bi）：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古代在典礼时用作礼器，亦可作饰物】

(甲骨文“圭”)

【圭（gui）：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或剑头形）下方】

（金文“璋”）

【璋（zhang）：古代的一种玉器，形状像半个圭】

（金文“璜”）

【璜（huang）：半璧形的玉】

（楚竹帛“琥”）

【琥（琥）：雕刻成虎形的玉器】

礼仪的樽、磬、矛、戈等。

(甲骨文“尊”)

【(尊)酒器也。凡酒必實於尊以待酌者】

（说文“磬”）

【磬（qing）：石樂也。石樂各本作樂石】

（说文“矛”）

【矛（mao）：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

（甲骨文“戈”）

【戈（ge）：古代的一种兵器，横刃，用青铜或铁制成，装有长柄】

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

（楚竹帛“杯”）

【杯（bei）：盛酒、水、茶等的器皿】

（金文“盘”）

【盘（pan）：盛放物品的扁而浅的用具】

（说文“臼”）

【臼（jiu）：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成，中间凹下】

(说文“杵”)

【杵（chu）：舂米或捶衣的木棒】

(说文“梳”)

【梳（shu）：整理头发的用具】

工艺装饰器有头饰、玉环、玉珠，及各种不同形状的玉佩、玉人。玉象、玉虎、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

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也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备相当水平。商代有麻布，也有了丝织物。商朝的建筑水平较高，殷墟的王宫遗址，已发现53座，建筑规模雄伟，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

商代青铜器

古代以铜、锡、铅合金铸造成器具。在我国仰韶文化的早期及马家窑文化时期已出现，到商代，品种、数量及其工艺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据粗略统计，历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达数千件之多，兵器、马车器和工具等更以万计。商周青铜器品种主要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造型生动奇特、刻镂精美见长、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堪称代表作

【四羊方尊：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一类以雄浑厚重，形体恢弘而取胜，如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鼎”）：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青铜之王”、“镇国之宝”美誉】

数量众多且工艺高超的青铜器时，需要很多工序，如制模、翻范、熔铸等，并需要大量人力密切配合。目前发现的商代熔铜坩埚，一次约能熔铜12.7千克，而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铸造这样一件大鼎，就需要70多个坩埚。若一个坩埚配备3-4人，就需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此外，还要汾别铸造好各个部件，再行合铸。商代青铜器作坊规模相当大，殷墟发现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西周青铜铸造技术在商代基础上又有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业的地位逐渐为新兴的冶铁业取代。

商代文化

商代的编钟乐器十分发达，演奏的乐器有陶埙、骨埙、石磬、铜铃、铜铙、鼓等。

(说文“埙”)

【埙（xun）：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圆形或椭圆形，有六孔。亦称“陶埙”】

（甲骨文“磬”）

【磬（qing）：古代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玉、石制成，可悬挂】

（金文“铃”）

【铃（ling）：用金属做成的响器】

(楚竹帛“铙”)

【铙（nao）：铜质圆形的打击乐器，比钹大】

（甲骨文“鼓”）

【鼓（gu）：打击乐器，圆柱形，中空，两头蒙皮】

殷墟武官村商墓出土的青白色的大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正面刻着张口龇牙的猛虎，纹饰流畅工整，为悬挂的敲击乐器，音韵清晰，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件大型乐器。商朝的编钟、编磬、编铙都是3枚1套，每套发3个音，能演奏简单的曲调。

天文历法

相传中国最早的历法是出于夏代的《夏小正》，是通过观察授时的方法进行编制的自然历 。到商代，大规模的祭祀周期，加之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更高需要，使得商代历法在夏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又1/4日为一回归年，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29或30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纪日，数字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数差，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关系。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 “鸟星” “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后世的二十八星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 “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商人对其后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卜辞记有许多自然现象，“启” “易日” 为天晴，“瞧”为阴天及浓云密布，“晕”为出现日晕。记录自然界变化的有风、云、雨、雪、雷、虹、霜、雹，风有大风、小风、飓风。

【风（feng）：空气流动的现象。气象学特指空气在水平方向的流动】

（甲骨文“云”）

【云（yun）：水气上升遇冷凝聚成微小的水珠，成团地在空中飘浮】

（甲骨文“雨”）

【 雨（yu）：从云层中降落的水滴】

（甲骨文“雪”）

【雪（xue）：天空中飘落的白色结晶体，多为六角形，是天空中的水蒸气冷至摄氏零度以下凝结而成】

（甲骨文“雷”）

【雷（lei）：由于下雨时带异性电的两块云相接，空中闪电发出的强大的声音】

（甲骨文“虹”）

【虹（hong）：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彩色圆弧，有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是大气中的小水珠经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出现在和太阳相对着的方向】

[霜（shuang）：附着在地面或植物上面的微细冰粒，是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冷至摄氏零度以下凝结而成的]

（甲骨文“雹”）

【雹（bao）：空中水蒸气遇冷结成的冰粒或冰块，常在夏季随暴雨下降】

商人不止对一日之内，而且对一旬、数旬及至数月的气象变化进行了连续的记录。

金文

殷商时期，一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金文不仅刻在青铜礼器上，而且还刻在青铜兵器上，最多的是青铜礼器中的钟和鼎，因而又称为钟鼎文。商代金文的文字结构比甲骨文简单，字体仍固定。金文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器物归谁所有和纪念先人的称号，还有的记载了制作青铜器的原因，并附记了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晚商记事文字，商代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鬲的“亘”字，其义当为氏族名号。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许多是属于氏族标记，妇好墓中的“司母辛”方鼎，就是祖甲或祖庚专门铸造出来祭祀其母的祭器，“母辛”是妇好的庙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专门于祭祀自己的母亲“母戊”而铸造的祭器。在商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商人在青铜器商铸造的金文，标志着汉字的发展历史和商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甲骨文

甲骨文是龟甲以及一般兽骨和骨角器商的文字，是商代通行的文字，又称“契文” “卜辞” “龟甲文字” “殷墟文字”等。商朝灭亡后，甲骨文鲜为认知，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代金石学家王懿荣才认识到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商的锲刻文字是一种比西周金文还要早的文字。

【大型涂朱红牛骨刻辞。商代，商朝的甲骨文是占卜时刻在龟甲或者兽类肩胛骨上锲刻的象形文字，也称为卜辞。河南安阳殷墟有大量出土】

20世纪以来，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活动，特别是1936年第13次发掘的127号坑，出土了甲骨17096片，称为甲骨出土最多的一次。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了15万片以上。甲骨文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文字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共有约5000多单字，已显示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种构字方法，而且“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已基本固定。甲骨文已有从一到十和百、千、万等13个记数单字，食用十位进制计数，出现了四位数，较大的数字是三万。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并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从甲骨文可知当时已有完整的六十甲子，用天干地支纪日;有一月至十二月，甚至十三月的历法。出现大量纪时用的专名：天明前称“妹” ;6时左右称“明” “旦”或“旦明”;下午2时左右是“昃”；4时左右是“小食”，“小食”以后是“郭兮”;黄昏称“小采” “莫”;黄昏以后是“昏” 或 “夕”，还有日食、月食、新星的名称。从书写的工具，书法技巧看，甲骨文已达到成熟的地步。文字大多用刀刻，表明刻写者对字形的掌握已非常精熟;其中有朱书、墨书，表明当时已有毛笔，或先书后刻，或刻后填朱墨，大多数都是直接刻成。甲骨文的笔画无论是粗是细，都显得遒劲，富有立体感，细而不轻、粗而不重，轻重疾徐表现得当，反映出锲刻人对字和刀的掌握相当熟练。在行款上，有左行，右行、直行、横行之别，文字结构自然灵活，布局参差错落;在风格上按时期、书写人的不同，或状伟宏放，或纤弱颓靡，都体现了很高的书法技巧。

日食记录

中国甲骨文中日食记录是世界天文学界公认的。《殷契佚存》第347片记载：“癸酉贞：日夕有蚀，佳若？癸酉贞：日夕有蚀，非若？”关于这次日食，虽然因推算方法的差异，所求得得发生日期不同，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早于古巴比伦得可靠日食记录。根据文献记载推算，最早得日食记录还要早得多。《尚书·胤征》篇记载夏代得一次月食，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

制陶

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的陶工已经使用轮制制作陶器，生产各式各样的器皿。虽然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已占优势，但在制作陶器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同时开始生产瓷土制造白陶。在此之前，在仰韶已经使用过白黏土，但是只作为陶衣或简单的表面装饰。此时的白瓷土没有铁一类的杂志，用于制造厚厚的手工容器。陶器在形状和装饰上与铜器一样。在陶坯完全硬化之前，白陶要刻上装饰图案。烧白陶所需温度大致在1038-1149℃之间。瓷土缺少塑性，只能生产厚的器皿。不过，这种土又相当易碎，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商朝结束以后就不再用它来制造器皿了。迄今为止最早上釉的器皿在河南安阳已有发现。这种使壶罐变得不透水的重要工艺，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达到完善的地步。

商代宗教

商代的宗教观念可以从殷墟出土的几十万片甲骨卜辞中得到反映。可见商人十分崇信上帝和祖先，形成了上帝与宗法血缘制度紧密结合的国家性宗教。从商问卜的对象及卜辞中可以看出来，商人相信有日、月、风、雨、雷等天空诸神

(甲骨文“日”)

【日（ri）：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亦称“太阳”）】

（甲骨文“月”）

【月（yue）：月球。地球的卫星】

土、地、山、川等地下诸神。

（甲骨文“土”）

【土（tu）：地之吐生萬物者也】

（楚竹帛“地”）

【地（di）：人類萬物棲息生長的場所】

（甲骨文“山”）

【有石而高。凡山之屬皆从山】

（甲骨文“川”）

【川（chuan）：貫穿通流水，凡川之屬皆从川】

上帝有巨大的威力，支配自然界，主宰人类祸福，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每逢战争，统治者便令巫师问上帝。商人对鬼神的崇信还表现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对于同属天空神的风、雨、云、雷诸神，多用火祭。祭山川等地上神祇则采用深埋法，如祭河就把牛羊、玉璧以及奴隶沉入河中。卜辞中祭地又写作祭土，这与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有关。卜辞中却没有明显祭祀上帝的记录。既然上帝是主宰，为什么会有没直接的祭祀活动？原来，在商代宗教，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也没有轮回转世之说，鬼魂永恒第留存于天地之间，商人祭祖先不仅隆重，而且极虔诚，频繁。根据卜辞记载，商人祖先都是以忌日天干为庙号，祭日与忌日相应。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敬畏，商人花费了大量的祭品，家畜有牛、马、羊、猪、鸡等，数量多时可达上百。商人甚至还用人做牺牲祭品来祭祀祖先或殉葬。在河南安阳西北冈商王大墓区发现了191座祭坑，其中所埋葬的无头尸体，全躯人骨、人头、祭器等物，证明是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被杀者除了少数亲属、随从，多数是奴隶和战俘。商王奉于祖庙的主神称为“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帝系先王。祭祀“大示”用牛牲，祭祀“小示”用羊牲。 早在1936年，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中就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如像大戊称为‘天戊’，大邑商称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字当为了大字的同意语。”“天字在初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卜辞既不称至上神为天，那么至上神称天的办法一定是后起的，至少当得在武丁以后。” 郭沫若的论述颇为精辟。确实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帝的命令如何如何而看不到天发号施令。

（甲骨文“帝”）

【帝（di）：王天下之號也，宗教徒或神话中称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甲骨文“天”）

【天（tian）：顚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贞：翌丁亥帝其令雨。”

“今二月帝不令雨。”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帝其降

“伐方，帝授我佑？”

“贞：勿伐 ，帝不予我其授佑。”

郭沫若是把 “帝”字都译为“天老爷”的。例如，“今二月帝不令雨”，被译为“在这二月里天老爷不会下雨”。郭沫若之所以把这类卜辞中的“帝”置换为“天”，更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天道观中“帝”与“天”具有了同一性。然而就卜辞本身而言，卜辞中的“帝”并不作“天”讲，卜辞中没有天与帝具有同一性这样的概念。卜辞中有“天”字，当作“大”字使用。在卜辞中也没有“天命”这样的概念，后来的所谓“天命”，卜辞中的“帝令”与之接近。一言以蔽之，在商代，商族人是不把“天”作为他们的至上神来崇拜的。

商代的商族人不但不尊崇天，《史记·殷本纪》还有商王武乙对天加以羞辱、杀戮和“射天”的记载：“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名曰‘射天’。” 对于这段文字，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天是周族等部族的至上神，在商王武乙时，周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周人尊崇天，称之为“天神”，武乙是知道的，但武乙不以为然，把天神制作成人偶，做出了羞辱、杀戮天、射天的举动。武乙羞辱、杀戮和射天的故事可以与甲骨文中天不神秘、商王不崇拜天相互印证，这样的“二重证据法”应该是能说明问题的。

到了周代，周人在继承商朝对帝崇拜的同时，又加去进了把天作为至上神的观念，并使“帝”与“天”在至上神的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天帝具有了同一性,天帝成为真正的至上神。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在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屡屡出现以天为至上神以及“天命”的概念。其中，有的是“天”与“帝”在同一铭文中并列，如《大丰簋》：“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监在上。”也有的只写作天命，如《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厥匿，匍（抚）有四方，畯正厥民。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成王），有四方。”

周初青铜器铭文所揭示的这些情形，在《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盘庚》等属于周初（前期）的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表现，使我们看到周人对天的崇敬和大谈“天命”的做法。其中，有的篇章是在一个语句中单说“天”“天命”“上帝”，如《大诰》有“格知天命”，“天降威用”，“予惟小子，不敢替（废）上帝命”，“天命不易”等；《康诰》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酒诰》说“惟天降命，肈我民，惟元祀”。也有的把“天”与“帝”相并列，如《召诰》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有）命，将天明威，致王罚勑，殷命终于帝。……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诰勑于帝”，等等。这样的“天命”，相当于商代甲骨文所说的“帝令”，亦即“帝命”。

解析周代的“天”“帝”“天命”诸概念，认为“帝”是继承商代而来，而“天”则是周人加进去的，周人把“天”与“帝”加以整合，实现了天帝的同一性和混合，并被此后的思想文化和天道观所继承。值得指出的是，有的周代成书的文献，如《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在讲到商王或先商时也出现“天”的字样，诚如郭沫若所指出，这种殷人尊天的字眼，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它体现了自周代开始的天帝混用之后的观念形态。例如，《尚书•盘庚》篇讲的是商王盘庚迁殷的事，但由于它是周初成书或周初整理的作品，因而文中出现了“天”和“天命”的概念，如《盘庚》上篇：“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当然，《盘庚》篇也保留有“帝”和“上帝”的概念，如《盘庚》下篇：“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盘庚》篇中的“天”和“天命”概念是该篇的作者或整理者在周初受周的影响，把商代的“帝”置换为周代的“天”的缘故。再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的“天命”放在甲骨文中就是“帝令”。学术界一般认为《诗经•商颂》是商的后裔宋国人所传颂的祭祀祖先的诗篇，“天命玄鸟”实为“帝令玄鸟”的表述，其原型应该是《诗经·商颂·长发》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篇中身处周代的商族后裔把“帝”置换为“天”，属于与时俱进。

“天”原本乃姬姓族最大的图腾和宗神

比较商周两部族，把“天”作为至上神的观念来自周人，周王也称为“天子”。那么，周人为什么对天有着特别的尊崇，其缘由何在？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就时间的推移而言，由商代的帝到西周的天帝所具有的同一性的转变，既是时代性的变化，也显示出商周两族族共同体的差异性。

周人乃姬姓，黄帝族十二姓中其主姓也是姬姓。《国语•周语》周人自己说：“我姬氏出自天鼋。”据此，郭沫若把青铜器中由“天”和“鼋”组成的族徽铭文“天鼋”释为轩辕黄帝之“轩辕”。邹衡进一步提出在天鼋的族徽之外还有天兽的族徽，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豹、虎，认为这些天兽类的族徽与黄帝族是有关系的。除了“天鼋”和“天兽”这两类族徽外，青铜器中还有一种是仅画一个“天”（或）的族徽，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说他曾找到有这样族徽的铜器50余件，并通过《天姬自作壶》的铭文，证明天族是姬姓。在郭、邹两位的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曾进一步指出：“天”这样的族徽是与“天鼋”、“天兽”族徽相关联的，很可能“天”的族徽是黄帝族中由尊称发展而来的总称，而“鼋”和熊、羆、虎之类则是黄帝族中重要的分支徽号，就像黄帝既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一样。再联系先秦文献中“黄帝”与“皇帝”相互通假的情形，笔者对“黄帝”一名的由来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黄帝”之“黄”并非因五行中黄土之“土德”而得名，而是来源于“天鼋”“天兽”之“天”，也即来源于“皇天上帝”之“天”，“黄帝”即“天帝”。这样的“天”曾经是远古黄帝族中最重要的图腾。

【“天鼋”与“天兽”族徽铭文】

说到图腾与祖先神和至上神的关系，其根源就在于：自远古时代起，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这种人名、氏族名和氏族图腾名同一的情形，也见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论述的美洲印第安人中。造成这样的情况，笔者以为是因为最初在氏族制还没有出现之前的图腾是个人图腾，这些个人图腾也就是当时的个人名称。后来随着氏族制度的出现，一些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换成了氏族图腾，使得氏族酋长的个人名字与氏族图腾的名称相同一。再后来，一些著名的氏族酋长死后上升为祖先神，乃至成为氏族部落和部族的宗神，使得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更加混为一体。以黄帝即天帝为例，作为人名，《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而作为图腾，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轩辕图腾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还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画有青蛙以及蛙和人相结合的“蛙人形纹”的彩陶纹样；有熊图腾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作为部族宗神乃至后来又上升为至上神，如上所述，黄帝即皇天上帝亦即天帝。

把姬姓的黄帝族以“天鼋”“天兽”为图腾和以“天”为徽号而称为“黄帝”（皇天上帝之“皇帝”即“天帝”）情形，与姬姓的周族说“我姬氏出自天鼋”、周王称“天子”情形，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姬姓和以天为图腾方面，周族与黄帝族属于一个系统，它们都以“天”为图腾，以“天”为本族的宗神。因此，周人以天为至上神的信仰以及周王称“天子”的观念，起因于他们以天为图腾、以天为宗神的缘故，其演变轨迹是：由图腾走向部族宗神，最后发展为至上神。

帝令与天命

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 》）孔子没有看到甲骨文，他感叹殷商的文献不足。在甲骨文中，帝可以命令下雨、左右一年的收成，帝可以降灾、降祸，帝也可以护佑征战，修筑城邑也要得到帝的允诺，诸如此类的“帝命”，郭沫若提出帝是商代的至上神。陈梦家在分析和总结殷墟卜辞中所具有的上帝诸多能力基础上，也得出“卜辞中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的结论，并且根据卜辞中殷人死去的祖先“宾于帝”（客居在上帝那里）以及帝有“五臣”“五工臣”的记载，说帝或上帝“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帝虽然有这么大的权威，但在甲骨文中却看不到对帝进行祭祀。甲骨文中最主要的祭祀对象是祖先神，也有对社、河、岳等其他神灵的祭祀，但对帝不进行祭祀。晁福林分析了有关“帝”的卜辞之后，提出“帝只是殷代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甲骨文中的帝不是至上神的观点。晁先生的独到见解是非常可贵的。卜辞中的帝比较特殊，说它是殷人的至上神，有些特征又不太完整，它处于正走向至上神的发展的途中。之所以这样说，也是考虑到与周代至上神的天相比，商代的帝还欠缺一些。准确地说，是周代使“天”“帝”具有了同一性才确立了天帝同为至上神的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同一性是指作为至上神的功能和作用上的同一性，是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而并非说“天”与“帝”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事物。无论是西周还是春秋战国，“天”“帝”除了作为至上神具有同一性之外，二者依旧是有个性差异的。这种差异与“天”“帝”二字有各不相同的起源和不同的具象所指，是密不可分的。

从商代的帝到周代的天，其内涵获有多方面的扩展。这种扩展也表现为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首先，在宗教思想体系中，周代祭天属于最高等级的祭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在周代还形成了以天为顶点的神灵体系和秩序。王充《论衡·祭意篇》说：“礼：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庙、社稷之祀，自天子达于庶人。《尚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皆法度之祀，礼之常制也。”王充所说的法度之祀、礼之常制，就包含着自周代以来的纳入礼制框架的以天为顶点的祭祀等级体系；王充所引的《尚书》，见于《尚书·尧典》篇。《尧典》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虽说包含许多远古素材，但鉴于即使是商代都不祭祀上帝，所以《尧典》所说的尧舜时“以类祭礼祭祀上帝，以禋祭礼祭祀六宗，以望祭礼祭祀名山大川，以各种祭礼遍祭群神”这样的祭祀体系，不属尧舜时代，也不属于于周代以前，而应属于周代以来的“法度之祀、礼之常制”。

周代以来对于皇天上帝的祭祀专属于天子，主要体现于每年春冬两次的郊祭。其中，春祭是播种祁谷之祭，如《礼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冬祭则既有冬至大报天之祭，也有祁来年收成的意思，如《礼记·月令》：“是月也，以立冬……大饮丞，天子乃祁来年于天宗。”自西周开始形成的天子每年冬春两次郊祭天帝，因其是例祭，当然就成为中国古代“礼之常制”的国之大事。

其次，从周初开始，特别是周公，在把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导致了从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发展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在把商代的“人神之礼”改造为周代的“人际之礼”的过程中，其最重要途经即抓手是引入了“德”的理念和规范，形成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这相较于商代的神权政治，显然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商代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没有“德”字，“德”字始见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但其词义尚需学者们分析阐发。而在《尚书》的《周书》和《诗经》的《周颂》等文献中讲到德的地方很多，用它们与西周金文对读，并对西周金文中“德”字用意加以阐释是很合适的。《尚书》中“德”的核心内容就是敬天保民。其义理逻辑是：

（一）周朝是受了天帝的命令，替代商朝的，这就是《尚书·康诰》所谓“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其意思是说天降大命给文王，要他灭掉殷朝，承受殷朝原有的天命和其土地与人民。《尚书·多士》周王对殷遗民说：“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有）命，将天明威，致王罚勑，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意思是说：是天给你们殷大大地降下了丧亡。我们周国帮助执行了天的命令，把天的显赫威严在周王的刑法和儆戒里表达出来，殷的天命就在天帝那边告终了。这也就是《尚书·召诰》所说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从周取代商的现实出发，得出了“天命”已改；从商朝被灭的教训出发，得出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认识。

（二）天帝为何能把天命从商移交了周呢？周公说：“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尚书·多士》）意思是说：上帝不愿意再给你们天命，这验之于我下民，下民所信守奉行的，就是天降的明威。周公还说：“天惟时求民主”，即天是为民求主的，只有能“保享于民”的，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天命”与“民情”联系在了一起，从天命出发而转入了德治；由“天命已改”导致的“天命靡常”的认识，并进而引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的理念。为此，冯友兰说得好：“有天命还要统治者自己的德去配合，所谓‘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自求多福’并不是否认‘福自天申’，而是说，统治者只有在自己的有德的条件下，才能与天命相配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殷商以来的天命观作了些修正，限制了天命的作用，强调了人为的力量。”将天命与德治相配合，这显然属于一个时代性的巨大进步。

（三）敬天保民要落实在德治上。其中，一是要“明德慎罚”（《尚书·康诰》）；二是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痛）”（《尚书·无逸》）。这些都属于“敬德”、勤政、爱民的德治范畴，从而才可达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

总括上述，从商到周，在至上神方面，随着由帝到天、由“帝令”到“天命”的演进，周人在继承商的上帝思想的同时，其天道观的变化也是巨大的。西周的统治者，特别是周公，把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法度之中，把“天命”、“敬德”、“保民”三者联系起来，“以‘敬德’为‘受命’”的根据，以‘保民’为‘天命’的体现；并把先王作为‘以德配天’的典范”。这种通过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在对原有上帝和天命论修正的同时，实现了天道观的升华。西周以后，继承周公思想的孔子，也是既讲天命，又讲德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并使二者相统一，孔子的“仁”与西周以来的天道观是相协调的。这种升华了的天道观，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基因性的因素之一，也是周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贡献。

商代服装

商代手工业颇为发达，已初具规模，使人们在装饰自身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穿着实行上衣下裳制，商代已能生产各种各样的麻丝制品，丝织品除绢外，还生产出世界商最早的提花织品绮。穿着也放映了社会阶层和风俗习惯。中国古代以“衣”作为各类服饰的统称，分为头衣、体衣、胫衣、足衣、寝衣。在春秋时期以前，没有裤子，男女都穿裙，所以当时的裳实际上就是裙。早在夏代，衣和裳就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夏、商、周时期的服饰，多为上衣下裳，如元瑞、袴褶、襦裙。

元瑞为国家法定服装。袴褶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种服式，襦裙指上襦下裙的女服，二者皆于东周以后流行。

商代学校

商代的学校分为序、庠、学、瞽宗

(金文“序”)

【序（xu）：古代幼童读书处】

(说文“庠”)

【庠（xiang）：国学之小学】

（甲骨文“学”）

【学（xue）：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使之觉悟 孩子们获得知识的场所是“学”】

(甲骨文“瞽”)

【瞽（gu）：古代大学、教授乐师，大学以乐教为主，乐师在学中祀其先祖为乐祖，学也就成为乐师的宗庙，故称瞽宗】

商代的序和夏代的序没有多少区别，都具有习射等职能，是讲武习礼的场所。学有“左学” “右学”之分。甲骨文表明了商代学校已有读、写、算教学，出现了教材的典籍，《尚书·多土》中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句子，说明商代学校具有读书写字的数学条件。由于几乎事事占卜，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数术称为商代教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