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了两遍，大概可以做一些发言了。 钱穆的学术定位，一般都是称他作史学大师，有的直接称他国学大师，不过以我目前所读过他的两部书（《国史大纲》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有若干零散的文字看，这两个称谓似乎都有些过誉。我之前看到过另一个对他的称谓“经学大师”或许会更合适些？ 《国史大纲》确实是部非常好的书，翻开书就看到如下一段话：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种仪式感便油然而生，其字里行间饱含故国酸楚，但又洋溢着自信。钱穆此处提到的“温情与敬意”，不仅仅是他写《国史大纲》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指导思想，甚至可能是他写所有史学著作的根本思想。余英时说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我想可能也是基于他的“温情与敬意”而言吧。 从《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所谓“温情与敬意”的具体论点，最主要的便是制度的创立不是偶然或者说凭空的，而是基于当时社会已有的各种情形之上，而这已有的各种情形，又来自于之前的历史。简而言之，即制度创立必有渊源。钱穆的这个观点，我觉着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他据此得出看待历史便非要用“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和心态，我便不是太赞同了，因为人一旦温情乃至怀着敬意做事，便很难客观。《国史大纲》虽然也“温情”，但是钱穆先生分寸把握的很好，《政治得失》可能由于是一部演讲稿整理的，立论偏颇处则很多。与《国史大纲》相比，《政治得失》实在只能算是通俗读物。 比如钱穆在书中讲到宋代宰相上朝的情形，“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其实这个情况说起来，就是皇权的加强，但是钱穆却认为“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原”，并说了一大摞的话进行开脱。这便已有不客观掺杂其中了。更甚者在于，后面讲到清代的时候，钱穆却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批评，甚至在文字的章节分配上，与他在《前言》中提到的“四大范围”也有大区别。特别让我觉着有意思的是，钱穆在论述清代制度时，对于他所认定的“私心的法术”一说三番五次强调，甚至多次用反问句的句式来表达。这种多次使用反问句表达观点的方式，我觉着实在不是一位学术大师做演讲时该有的，简直就像现在的传销人员在做演讲时一直向台下的听众问“对不对？！听懂掌声！！”一样了！ 温情对待历史的弊端，在一位读万卷书的学者身上都会出现，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人就更难以避免了，所以读历史时“温情与敬意”大可以不要。据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回忆，陈寅恪先生不研究晚清史，不是因为他对晚清掌故不熟，而是由于自己家人生活在晚清，怕自己研究时带感情进去，便难以客观了。陈先生所谓“理解之同情”，我认为就要比钱穆之“温情与敬意”要冷眼许多。历史总须冷眼相看才是正着。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以上是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整体的看法，在读的过程当中，有时也会做个小笔记，笔记无论对错，毕竟是自己所思所想，以下便把几段笔记列开，以作更多地理解。 （1）世袭的原因怀疑：商周国土也小，为何是世袭？——页7 （2）制度最初制定通常为好，经事变迁，愈来愈坏，以致无法再改。朝代兴亡亦当如此观。 （3）所谓宰相所领机构比皇室的多，并不能证明事权在宰相。因为实际上，宰相由皇帝任命。宰相只是皇帝的大管家。真正的法理来说，只有皇帝废立宰相的道理，而没有宰相废立皇帝。（霍光废刘贺，还要搬出太后的名义，且汇集各官评审。）皇权和政权完全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页10 （4）钱先生称九卿第一卿太常“不好算是朝廷公职”，正因为他先行分出皇室政府的概念。实际上，从此处即可看出，当时的政府皇室本来就是混在一起的。皇室和政府本就是后来的概念。推广开，钱先生在讨论“皇室，政府”时，似乎便没用他所谓的“历史意见”，而一味用的“时代意见”。——页12 （5）皇室一般来说只是不能随意用大司农的钱来处理皇室问题，但是却可以指使用做其它政府任意开支，且宰相只可以建议而不能最终否决。而皇室的钱，政府却休想用分毫。——页14 （6）刺史为小官，却可被派至地方监管大官；宰相为大官，却无权派人到中央监管所谓“中两千石”。此可谓二者之最大区别。——页16 （7）策问，似多由皇帝主持，而非所谓政府。——页19 （8）“卖田的和买田的……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页23 这段实在是意淫。 （9）“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拥戴……大家庭转变成政府”——页15 为何就转变了呢？此实大问题，钱穆却未作说明。实际上，应当是国家范围大了，一个人实在管不过来，于是便让更多人来协助自己，以致更多事放手让别人做。而所谓“政务”依旧没有，在当时只还是家务。 （10）“壮丁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页27 “原地方服兵役二十岁开始”——页28 这说法就很奇怪。钱穆说三种兵役，却又矛盾重重，不说二十三岁具体是哪种。 （11）霍光废帝，召群臣议，最终要有皇室的太后发旨意才作数，说明霍光以及所谓政府无最终决定权；高后召群臣议，是因为高后对当时功臣诸王尚有顾忌，不敢恣意妄为。此两项只可见人事，不是制度。——页33 （12）内廷私臣变为执政官，可看出他们的权力由皇室赋予。——页41 （13）“皇帝只同意画勅而止”——页43 似乎皇帝是政府附属了。实在不符合历史。 （14）“汉郡户口百万以上的不少”——页50 经查资料，可见钱穆所说“户口百万以上”之“户口”指的不是“户口数”，而是“人口数”。那么问题来了，他上面举得唐代都是户口数，说到汉朝突然又跳到了人口数，这是什么逻辑？ （15）提到赵普用人的故事，确实可以体现出一些宰相的“风度”，但这又实在是钱穆为了附和自己观点（本段第一句）而举的例子。举一两例对于论证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照此逻辑，我就不举钱穆说的比较强势的汉武帝的诸多例子了，只举周勃被文帝问的汗流浃背的事，即可证明汉代宰相很害怕皇帝。而因为此事不能证成钱说，他就没有举此例。——页81 （16）“中国政治太讲法”，钱穆已经矫枉过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这种结论都能得出！他前面批评的张居正，是讲法的么？——页125 （17）“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页111 “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页145 论张居正不当。 （18）“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页145 钱穆这说法据我所知就极有问题。别的时代我不太清楚，但看《南明史》时就会发现，弘光朝廷曾多次不经廷推便发出所谓“中旨”，直接任命那些朝臣本有异议的人为侍郎、尚书等。 （19）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勅。”（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其实则皇帝的诏勅，根本由中书拟撰。——页44、页45 刚读到“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勅”一句时，对立论毫无怀疑，但是后面紧接着说到了武则天，我就对为啥会有人说这句话产生疑问了。 这句话必须要先考察一下它的背景才好下结论，如果此话是说在武则天当政前期，尤其需要注意。因为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当时有不少人反对，说这话的人如果是反对武则天的，那这话所描述的真实情况就需要打折了。 所以目前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成文法的情况下考察立论，最好还是从大数据整理对比，以及不同立场人的类似表述来看，才会更有说服力。 ——20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