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年数据统计 1954年

1      官厅水库的建成 

位于北京郊区的永定河，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泛滥，水患不断。1951年10月初，在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官厅山峡动工修建水库（官厅水库也因此而得名）。水库于1954年5月13日竣工，可以控制永定河千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上游每秒8600立方米的最高洪峰，到这里也被征服，免除了永定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灾害。 

官厅水库是海河水系的重点水利工程，是一座蓄洪量达22.7亿立方米的巨型山谷水库，也是怀来盆地上的一个230平方公里的人造湖。

水库枢纽主要由拦河坝、溢洪道、输水洞和水电站等组成。拦河坝长290米，高45米，位于官厅山峡进口，切断了永定河洪水的去路。大坝的西侧是一座44米高的巨型进水塔，它和一条直径8米、长1华里的输水隧道相接，成为控制水库有计划蓄水的总枢纽。大坝东侧是一条长431米、宽20米的溢洪道，当洪水危及大坝或因进水塔闸门发生故障时，洪水就可从这里排出。溢洪道最大泄水量为1215秒立方米。输水洞最大泄水量为560秒立方米。

水库动工修建后，于1952年11月到1953年6月，分别完成了输水隧洞和静水池工程。953年国庆节前夕，拦河坝和溢洪道两大工程都比原计划提前5—6天完成。工程建设者们在最后一项进水塔工程冬季施工中，创造了蒸汽喷沙和推广苏联冬季施工的先进经验，因而战胜了塞外严寒，使工程顺利地在春汛前按照设计标准如期完成。 

这项工程的完成，不但使永定河的4.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受到水库的控制，免除了永定河对首都和天津一带的威胁，还可因拦洪而免除土地淹没，增加农产和减少下游河坝的年修开支，每年至少为国家增加1亿公斤小米的收入。水电站装有3台单机容量为1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9000万度，增加了附近地区工农业及生活的用电需要。而且因为水库的常年蓄水，也可使塞外的大陆性气候得到适当的调剂。 

2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1950年，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教徒吴耀宗等人发起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是中国基督教徒为了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人民自己教会的运动。

所谓自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由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团结起来治理教会。自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完全成为中国信徒自己负责的教会。自传就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残余思想，使中国各教会所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纯正福音。

1951年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普遍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使之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21日，出席会议的各教会代表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继续扩大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实现三自革新任务。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并决定成立名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选举出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 

3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全面推开 

1954年1月，批准《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份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使生产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丧失其对企业的原有支配地位：工人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则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并受到经常直接的教育和改造。产品分配除小部分利润外，脱离了资本家的掌握”。

《意见》认为“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点。需要多少年，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决定。各地区情况不同，时间长短也不同），积极而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入公私合营轨道（视国家需要、企业改造条件及资本家情况的不同，决定纳入步骤之先后，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都要经过公私合营的步骤），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1954年9月2日，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1954年底，公私合营工业户数增至1788户，占私营和公营工业产值的1/3。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生产关系起了变化，职工生产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在公股代表领导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主要是： 

第一，明确规定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宪法贯穿着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和农民，是我国人民中最大多数，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性质。我国的根本性质，是引导中国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而绝不会引导向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二，关于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都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这表明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也应尽公民义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年满18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有依照法律服兵役的义务。 

第四，明确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序言宣告：“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又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用和平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剥削制度，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改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五，明确规定国家的领导体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规定明确了最高权力机关同最高行政机关的关系，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加强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六，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宪法》总结了我国长期革命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人民享有同等的当家作主的权利。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的关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对促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加强民族间相互团结和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明确规定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我国还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宪法》序言写道：“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有关条文在肯定要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资本家作为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这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以及在联合中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家阶级的伟大战略思想。这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团结得越广泛，对社会主义事业就越有利。 

5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百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竟成了一种专门学问——“红学”。俞平伯，原名俞铬衡，1900年生。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又积极参加进步的民主运动，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

早在20年代初，俞平伯已开始研究《红楼梦》，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是“五四”以后形成的“新红学派”的权威作家之一。为更好地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有关部门在建国初期陆续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批古典文学作品，这一契机带来了建国后红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俞平伯便将1922年写的《红楼梦辨》修改重订，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等10余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俞平伯对《红楼梦》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

如他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首次弄清了前八十回与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的区别。对《红楼梦》各种版本进行了大量有益的考证等，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他发挥“新红学派”的“自传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二是作“情场忏悔”，“是为十二钗作本传”。他把《红楼梦》一书的基本观念概括为“色”与“空”二字，认为正是这两个观念把书中“现实的”、“批判的”、“理想的”三部分内容统一起来了。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风格是“怨而不怒”，对两个女子的态度是无所偏爱，“钗黛合一”等。总之，他忽视和否定了《红楼梦》一书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后来，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发表，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批评。文章指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依然受旧红学家思想的影响，“未能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离开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念出发，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文章以为，俞平伯把《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概括为“色与空”，这不仅否认了《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分析和评价《红楼梦》。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上李、蓝的文章，称“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批评《文艺报》、《人民日报》某些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指出，这种“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值得注意。并提出要批判俞平伯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另外毛泽东还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信，各报和有关部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有组织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这次批判主要在1954年10月至1955年1月期间进行。在此期间曾专门召开过两次较重要的会议。

一是1954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研究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会议指出，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是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

二是1954年10月至12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联席会议（共开了8次），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最后通过了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机构。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1955年出版的《（红楼梦）讨论集》4集中，共收入讨论文章129篇，近100万字。这些文章论证的中心思想是：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倾向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着重批评了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用繁琐的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 

这场批判运动主要是批判唯心主义，鼓励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和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不断清除学术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和方法，帮助读者特别是青年们提高对古典文学的阅读鉴赏能力。在整个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特别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清算，也成为“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 

这场批判运动的缺点和失误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俞平伯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否认和忽视了建国以后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性。应该说，俞平伯在解放后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修正了“自传说”，认为《红楼梦》是以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成为作品的人物典型。也初步认识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时代、意义和它的局限性。至于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考证和对高鹗续书的评说，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第二，把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背景相联系，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6       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 

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1910年留学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提倡白话文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传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解放前夕，胡适逃往美国，后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于台湾。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即提出要通过批判俞平伯的错误思想把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开展起来。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提出，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同该报记者的谈话，进一步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观点的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为指导这场批判能健康地进行，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3月1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通知和指示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指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

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的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一些从事政治思想理论工作的学者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历史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文学界人士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这次批判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它对胡适的一生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了全面清算。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认为，胡适思想的影响，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中，都还严重地存在着。这些旧的思想影响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阻碍作用。所以这次批判，不仅使很多人开始懂得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始同胡适思想划清界限。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清扫基地。这是其积极的方面。 

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不利于不同意见的申辩，不利于研究讨论问题。 

7      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 

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雅安至拉萨段）东起当时的西康省会雅安，西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2255公里。青藏公路东起青海省会西宁，西至拉萨，全长2100公里。康藏公路于1951年夏季开始修建，青藏公路于1953年春天开始动工。

修建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公路建筑史上少有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康藏公路要越过无数像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要跨过几十条深谷激流，其中包括澜沧江和怒江天险，还要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和深没及膝的湖沼地带，沿线有很多地方都是坚石陡壁，人烟稀少，有八百多公里根本看不到人迹。青藏公路也要跨过通天河的四大支流和其他十数条河流，要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等九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