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邦、复杂酋邦和古国的关系

对于中国考古学派来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恩格斯的《国家、家庭和私有制》与苏联时期列宁和斯大林模式的阶级分析国家文明社会五种进化形式观一直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主流观点。西方相对着重人类学角度的新进化论观点，如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虽然在1980年代中后期被介绍与中国大陆学界，但是不被广泛认可。中国学派学者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提出符合中华文化文明观的文明国家论，即“古文化-古国-方国-帝国”之后，学界诸位方家不断补充。综合来看，窃以为，两种文明观的研究角度与处理文明和国家的定义不同，不一定能用绝对二元论来判断能否对应于各个区域文明起源模式。1970年代，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earle t.k.）通过对夏威夷土著社会的研究提出复杂酋邦的概念，这等于是对酋邦-国家理论上之间的补充。此外，新进化论派学者亦承认酋邦和复杂酋邦亦会产生不同于国家的文明社会，主要在于社会分化的复杂化程度。但是，对于其他模式文明进化过程，复杂酋邦的概念可能显得过于模糊。如复杂酋邦超越三级或四级社会阶层，其中心大型建筑聚落可能有政权都邑性质功能甚至相关建筑，有可能出现城邑或城墙城垣，有集中性或组织性宗教，类似王权或王一级首脑出现。例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良渚文化的良渚古城仰韶晚期南佐遗址均有以上性质，其与典型复杂酋邦相比如恰塔霍玉克遗址和夏威夷王国酋邦以及英国巨石阵遗址酋邦相比，其规模与社会复杂化程度远超于复杂酋邦。因此，苏秉琦先生指出古国“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已然凌驾于酋邦与复杂酋邦。

要之，明确区分古国与复杂酋邦的定义十分关键。

酋邦在英文中是Chieftain-state。traɪb是一伙(人)，一帮(人)，一类(人); (动物或植物的)群，族;chieftain就是头子、首领，对于一个部落来说，就是酋长,不一定是军事的。warchief其实还是酋长,不过是部落交火时军事上的领袖。

1962年，塞维斯定义酋邦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1972年，肯特·佛兰纳利（FlanneryK.V.）利用民族学和考古资料论证酋邦与国家的区别。他认为酋邦标志世袭不平等的出现。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结构，但大部分被上层人物控制，他们也是高官产生的阶层。国家可以发动战争、招募士兵、征收赋税、强索供品。他把酋邦置于平均主义社会和强制性国家之间，世袭制使其具有一种贵族社会性质，但还没有出现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也缺乏由国家行使权力的垄断和制裁能力。酋邦社会依赖宗教管理，属于神权型社会，酋长具有调定权而非统治权，通过宗教仪式行使权力。

1981年，罗伯特·卡内罗（CarneiroR.L.）将酋邦定义为：“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

塞维斯提出：酋邦缺少镇压的暴力,酋邦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四个特点：“集中的管理”、“世袭等级制”这两个特点使得酋邦社会与前此阶段分散与平等的游团社会和部落社会根本地区别开来，神权权威、“非暴力的组织”。但是，中国石峁古城城防坚固又有充足而且先进的武备(青铜兵器)，显然是具有镇压的暴力，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也常见大规模城防、兵器、用外族人祭祀的乱葬祭祀坑，很难找到一处符合塞维斯酋邦全部特点的实例。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大多数文化发展阶段已经是苏秉琦所说的古国阶段，也并不排除有酋邦的存在，如郑建明、陈淳所论，宁绍平原到了相当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仍旧没有发现仪式性建筑和显赫物品，可能进入了初步等级化的简单酋邦社会。在中国大地上可能有过古国王国甚至帝国与酋邦并存的情况。

那么，跳跃出东亚大陆，世界其他文明是否存在古国现象，这已然成为古国理论是否普世性的标准。笔者于2020年整合鄙人自作著作《文明的二次元》一书，其中明确提出苏公的古国理论亦可以应用于世界其他文明，但不是所有文明，如：古埃及古王朝之前的涅伽达二期文明，即可为古国文明；津巴布韦地区的津巴布韦遗址，可以作为古国文明；南美印加文明之前的文明化社会从查文文化伊始便进入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类似渐进式发展的文明。

部分复杂酋邦范例

英国巨石阵

巨石阵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它又称索尔兹伯里石环、环状列石、太阳神庙、史前石桌、斯通亨治石栏等名，被认为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约建于公元前4000到2000年，属新

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巨石阵的外围是直径约90米的环形土沟与土岗，内侧紧挨着的是56个圆形坑。由于这一些坑是由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奥布里发现的，因此又叫“奥布里坑”。

巨石阵中心巨石，最高的有8米，平均重量近30吨，横架在两根树着的石柱上的巨石也重达7吨左右。现在所剩下的石头大大小小约有38个。据考古学家称，这儿的石块是一种产自威尔斯南部皮利斯里山的青石，距离石阵现在地点有240英里，是在冰河时期藉由冰河运送至此。因为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石块表面产生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凹洞。

巨石阵旁发现新石器时代村落

英国考古学家日前发布报告称，他们在距离索尔兹伯里巨石阵3.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它坐落在著名的杜灵顿垣墙附近。这个村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正是巨石阵修建的时间。考古学家认为，当时居住在那里的村民很可能就是巨石阵的修建者。此外，前往巨石阵朝圣的人也可能在这里居住过。

据分析，当时这个村庄可能居住了数百人。考古人员目前已经挖掘出了8处房屋，预计一共能发掘出25所。考古人员在村庄遗址上还发现了动物骨头、弓箭箭头和其他人工制品。在已经发掘的房屋中，有的房间显得很凌乱，有的则很整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考古学家朱利安·托马斯认为，那些较为整洁的房间可能是村落首领居住的地方。

研究人员推测，杜灵顿垣墙是村民生活的地方，而巨石阵则是他们举行某些仪式的场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帕克·皮尔森更进一步指出，巨石阵可能是举行葬礼以及死者长眠的地方。

此前，英国考古专家曾在巨石阵附近发掘出青铜器时代早期一位弓箭手的坟墓。研究发现，此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2300年，和巨石阵建立时间吻合。从坟墓中丰富和珍贵的陪葬品来看，这个人是当时巨石阵附近地区的一位显赫人物，一些考古学家因此猜测他参与主持建造了巨石阵。

英国考古专家团队2022年6月22日对外界公布，在人类史上著名史前遗址之一英国“巨石阵”遗迹附近，发现20个以上的巨大坑洞。考古专家称，这是英国发现的迄今为止最大史前遗址。

在当日举行的“巨石阵”一年一度“夏至”活动上，考古专家团队宣布这一“了不起的发现”：坑洞大多直径达到10米、深5米，大大小小有20多个，呈环状排列，形成一个长达2公里巨大圆环，将“杜灵顿垣墙”和“巨木阵遗址”包围在其中心。它们被命名为“杜灵顿石坑”，距离“巨石阵”遗迹3公里。

考古专家团队由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伯明翰大学、华威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1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使用了最前沿的考古手段，也结合了最传统的探测方式，勘测出“杜灵顿石坑”建成时间，可追溯到“巨石阵”出现之前的4500年新石器时代，“这将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写下最新一章。”

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推断，巨石阵至少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考古证明，巨石阵的修建是分几个不同阶段完成的。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开始了巨石阵的第一阶段的修建。人们先挖了一道环形旱沟，在沟的外侧斜置了一块石块，在环沟内侧，修建了一些土坛，坛中有56个土坑。蓝砂岩派成的两个圆圈，是巨石阵的雏形。

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900年，人们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又建成了规模庞大的巨石阵，形成了夏至观日出的轴线。人们以巨石作柱，上卧一巨石作楣，构成直径30米左右的圆圈。圆圈内是呈马蹄形的巨石牌坊。

其后的500年间，人们不厌其烦地多次重新排列这些巨石的位置，形成了今天大致能看出的格局。从现存的遗址看，这个环形石柱群被直径达120米的土堤围绕着，其石高6米，单块重30吨~50吨。

石柱上面是厚重的石楣梁，紧密相连，形成柱廊形状；石环外侧土墙的东部有一巨大的石拱门，整个结构呈马蹄形。石环内有5座门状石塔，总高约7米，呈向心圆状排列。

特里波利-库库特尼大型遗址

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 Tripolye-Cucuteni Culture 东欧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乌克兰境内的特里波利耶遗址和罗马尼亚境内的库库泰尼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罗马尼亚东喀尔巴阡山至乌克兰第聂伯河中游一带。年代约从公元前4000年～前2250年，可分早、中、晚3期。已组成较大的农业村落，种植小麦、大麦及黍、豆，并饲养猪、狗、牛、羊，同时也从事渔猎。工具以石器为大宗，有刀、镰、镞、矢和斧、凿、磨盘之类，还有骨制的针、锥和鱼钩等。

居住区建在河流附近。布局往往作同心圆形。面积常在5公顷以下，中、晚期屡见10公顷以至数百公顷的大遗址。部分村落建有壕沟土墙。住房多为三、四十至八、九十平方米的长方形地面草泥建筑,有的达300平方米。个别地区流行2～3层楼房。房内常设灶、碾谷草泥台和贮藏窖。在房内外发现有用作厨房和劳动场所的椭圆形地穴或半地穴。此外也有圆形半地穴住所。在中、晚期的若干遗址边沿，见有两层陶窑的遗迹。晚期后段，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区和产品远销第聂伯河的大型燧石开采加工场。

墓葬中较有代表性的多属晚期。墓穴为长方形土圹，地表标以石板或石环，间或还有坟丘。死者屈肢向左侧身，头向北或东北。墓里撒白粘土和赭石粉，并有少量随葬品。在第聂伯河中游发现火葬。晚期男墓随葬品较多，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阶段。个别坟丘规模宏大并以2人殉葬的墓，应属部落上层人物,土圹墓则属普通公社成员。

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有非常大型的聚落，有的聚落达到400万平方米，有两千间的房屋。这种文化的主要作物是小麦，还有黍类，这个跟中国早期的农业有没有交流，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大量的饲养牛，可能有牛耕，他们有非常发达的农业来支撑大型的聚落和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在很早，距今7000年左右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金属器，主要是红铜器，说明他们很早就有了金属工业。他们也有丰富的仪式活动和丰富的宗教思想，这也说明了河套地区和洮河流域文化的兴盛。

李新伟说，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欧亚草原两大农业文明同时发生了巨变，造成了人口的流动。考古学家推测，庙底沟文化核心地区的社会也许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巨变造成了人口的扩散和迁移，大的扩散迁移活动造成了整个西北地区的动荡组合，造成了人群向北方和西部的移动，洮河流域也有了最初的史前文化，仰韶马家窑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几乎在一个时期也发生了衰落，他们的大型聚落也全都解体，遗址也大量减少，也造成了人群向北但是向西的扩散。我们中国的文化造成人群向西的移动，库库特尼文化造成人群向东的移动，也许在这样的人群移动中造成了连锁反应，这两个史前文化发在聚落规模上，库库特尼-特里波耶文化也和仰韶文化一样产生了大量大型聚落。目前该文化发现了1300多个聚落和墓地。其中有20多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至少五处遗址超过200万平方米。如塔尔彦基达到305-341万平方米（与著名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相当），马达内斯克耶达200-250万平方米，内比里夫卡220万平方米，多布罗沃迪200-250万平方米。

拥有20多个超过100万平方米，四五个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库库特尼-特里波耶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城镇化现象，可能是这一时期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社会，发生了某种交流。

在内比里夫卡发现过一处大型建筑，建筑包括左边的神庙和右边的庭院或广场。神庙长38米宽20米，面积达760平方米，推测为双层建筑，规模罕见。

基克拉泽斯文化

基克拉泽斯文明（或称为基克拉泽斯文化、基克拉泽斯时期，又译锡克拉底斯文明）是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Early Bronze Age）文化，它大致从前29世纪延续到前21世纪。

1898—1899年，希腊考古学家赫里斯托斯·丛塔斯(Christos D.Tsountas)在雅典考古学协会(Archaeological Society at Athens)的支持下，对阿莫尔戈斯(Amorgos)、帕罗斯(Paros)、安提帕罗斯、泽斯波蒂科(Despotiko)、锡夫诺斯(Siphnos)、锡罗斯(Syro)诸岛屿上早期基克拉底文化的几百座坟墓进行了发掘。他率先提出了“基克拉底文明”(Kykladikos politismos)的概念。

基克拉底艺术博物馆第724号藏品，高约1.4米的大理石人像

早期基克拉底文化的年代分期

基克拉底文化主要依据聚落与工艺的变化而分为三期：早期(Early Cycladic，简称EC，约公元前3200—前2000年)，中期(Middle Cycladic，简称MC，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与晚期(Late Cycladic，简称LC，约公元前1600—前1100年)。文化上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早期一般又分为三个阶段：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2800年为第一阶段（ECⅠ），约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为第二阶段（ECⅡ），约公元前200年至前2000年为第三阶段（ECⅢ）。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分期，考古学家们对具体的年代界定仍存在争议。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第3908号藏品，克洛斯岛的音乐家像

通常，早期基克拉底文化的三个阶段被认为对应三个文化期：第一阶段为格罗塔-佩洛斯文化，第二阶段为克洛斯-锡罗斯文化(Keros-Syros Culture)，第三阶段为菲拉科皮Ⅰ期文化(Phylakopi Ⅰ Culture)。而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及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分别有一个过渡期：冈波斯时期(Kampos Phase)和卡斯特里时期(Kastri Phase)。不过这只是群岛的总体情况，在不同岛屿内这一发展顺序并不都适用。

1格罗塔-佩洛斯文化

主要遗址有纳克索斯岛的拉库德斯与格罗塔(Lakkoudes and Grotta on Naxos)、米洛斯岛的佩洛斯(Pelos on Melos)、帕罗斯岛的普拉斯蒂拉斯(Plastiras on Paros)等。这是基克拉底青铜文化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聚落通常较小且不设防。这一时期的大理石人雕像以示意型(Shematic type)居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小提琴型(Violin-shaped type)。但写实风格的人像也不少，甚至出现了戴帽子的女性形象（例如，基克拉底艺术博物馆第1111号藏品）。

2.冈波斯时期

发现地点为帕罗斯岛的冈波斯(Kampos on Paros)墓葬区，其余重要的遗址还有阿莫尔戈斯岛的马尔基亚尼(Markiani on Amorgos)与上库福尼西岛的阿格瑞利亚(Agrilia on Ano Kouphonisi)等。在这一过渡期，陶器中出现了富于基克拉底文化特色的“煎锅”(“frying pan”，如基克拉底艺术博物馆第98、99号藏品)。此外克里特岛北部不少地区出土了与基克拉泽斯群岛同一时期类型相似的文物，证明了基克拉底文化此时已对克里特岛产生影响。

3.克洛斯-锡罗斯文化

主要遗址有克洛斯岛的卡沃斯(Kavos on Keros)与锡罗斯岛的哈兰泽瑞阿尼(Chalandriani on Syros)，其余还有阿莫尔戈斯岛的佐卡提斯玛塔(Dokathismata on Amorgos)、纳克索斯岛的阿普洛玛塔和斯派多斯(Aplomata and Spedos on Naxos)及小岛泽斯波蒂科等。这是早期基克拉底文化中最为繁荣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冶金技术得到明显进步，出现了一系列铜制与银制的首饰。陶土与大理石所制作的器物与人像具有丰富的形态。“煎锅”陶器在这一时期尤其流行。“示意型”人像虽然仍被制作，但两手交叉的“标准型”(canonical type)女性人像成为主流，还有许多特殊的造型，如演奏乐器者与举杯者。这些都表明了工艺的进步。此时，基克拉底文化不仅在整个基克拉泽斯群岛流行，而且还影响到了克里特岛与伯罗奔尼撒等地。

4.卡斯特里时期

得名于丛塔斯在锡罗斯岛哈兰泽瑞阿尼附近发掘的卡斯特里，其余重要的遗址还有纳克索斯岛的帕诺尔莫斯(Panormos on Naxos)等。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遗址都是设防聚落。从这些遗址的情况来看，它们是克洛斯-锡罗斯文化的延续，而非断裂。陶器与大理石人像在制作上虽有所创新，但技术总体上已开始衰落。另外，卡斯特里时期与同一时期流行于优卑亚岛、阿提卡东部与波奥体亚一带的勒夫坎第Ⅰ期文化(Lefkandi Ⅰ Culture)关系密切，两者往往并称。而且，这些区域都出土了与安纳托利亚西部所产风格相似的陶器，表明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5.菲拉科皮Ⅰ期文化

最主要的遗址是米洛斯岛北部的菲拉科皮遗址Ⅰ期遗存。其余重要的还有帕罗斯岛的帕罗基亚(Paroikia on Paros)、基亚岛的圣伊瑞尼(Ayia Irini on Kea)与锡拉岛的阿科罗蒂里等。这一时期，大量小型的聚落被放弃，岛民们集中到较大的海边聚落（如菲拉科皮和圣伊瑞尼）去生活，这些聚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海港城镇。与第二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大理石人像与陶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制作技术上都明显下降，呈现出文化衰落的趋势。整个地区出现重大的社会变化。

基克拉泽斯的岛民们沿海而居，主要靠捕鱼为生，在海岸附近的平原上和一些土壤较肥沃的山谷间种植一些农作物。不过，基克拉泽斯群岛夏季干旱少雨，冬季阴冷风大，大多数岛上主要是光秃的岩石和丘陵，淡水也往往不足，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即使大岛上的人口在当时有一千余人，当时整个群岛上的人口大概仍少于一万人。生产资料的积累不可能太多。在这里产生的早期基克拉底文化缺少强大王权与等级森严的特征，遗址与大量文物都反映出较为和平安逸的小型海岛韵味。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人们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所以许多社会情况至今仍然是谜。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第6176号藏品，刺猬造型的陶器

卡霍基亚遗址

卡霍基亚位于北美洲，大约在公元1100年，是古印第安人遗址。卡霍基亚的居民达到了3万人。在18世纪末北美东北部人口开始爆炸之前，伊利诺斯州的卡霍基亚曾是北美最大的城市。这个有着密西西比河文化的城市，有发达的商业，有先进的建筑。

这座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文化中心曾经出现过井然有序的社会、繁荣的商业并修建堤坝。其中的僧侣堤坝高100英尺，在城中居高临下，它很可能曾被掌权者用来作为建造居所的地基。

已知卡霍基亚遗址坐落着公元1000-1400年间的110座的土丘建筑，代表土丘建筑的顶峰，成为北美原住民的第一座城址。种种考古学证据表明，卡霍基亚是整个北美原住民文化交流的中心。

考古发掘显示，那时候这里物产丰富，以“三姐妹”著称的冬春笋瓜、夏季玉米和夏秋藤豆不仅足够食用，而且被用来与南来北往的其他印第安部落进行物物交换。

当时古印第安人的居屋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各种证据表明，他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酋长和祭司居住在金字塔形土木建筑之上或近旁，其他人则住在周围成百上千的茅草房屋。他们还有类似于英格兰巨石阵（Stonehenge）那样的巨木构成的圆环，至于是用于防御外敌、节日祭祀还是其他目的则未有定论。

土墩建筑开始于约公元9世纪新兴的密西西比文化。居住者没有留下文字，只在陶器、贝壳、铜器、木头、石器上留下一些符号，但这些精心规划的社区，“伍德亨奇”（一种圆圈型木构建筑），土墩和墓葬揭示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但直到今天，依然无人确知卡霍基亚人的种族和语言，甚至不知道他们怎样称呼自己。

“卡霍基亚”这个名字，来源于17世纪法国人到达这里时，附近居住的伊利尼维克人（Illiniwek）的卡霍基亚部落（英语：Cahokia tribe）。由于卡霍基亚被欧洲人发现时已被遗弃数百年，而且美洲原住民时常因为环境等原因而迁徙，所以当时的卡霍基亚部落（英语：Cahokia tribe）并不一定是最初密西西比时代的居民的后代，并且该遗址在鼎盛时期可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

据美国考古学家丹尼尔·里克特（英语：Daniel K. Richter），该城市发展的巅峰出现在中世纪温暖时期，而这一时期北美北部似乎孕育了一场农业革命，包括玉米、豆子（荚果）和葫芦（美洲南瓜）在内的三种原产于中美洲的作物被引进北部温带地区并开发种植。里克特还注意到，在卡霍基亚社会发展的同时，美国西南部的查科文化也恰巧处于发展期，拥有了一个明显阶层化的社会，并且建造了许多大型建筑。虽然后期，上述三种作物在北美温带地区的种植已经成熟， 然而在小冰期到来的同时，卡霍基亚城市开始衰落。

美国东部的筑丘人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目前早期筑丘人发现的大约由两个主要的文化组成，分别是阿德纳文化（Adena culture，约公元前800年—公元100年）、霍普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约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这两个文化大约处于今天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境内。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建造的土丘大部分是墓葬，被称为“墓丘”。早期的“墓丘”为单人墓地，但随着发展“墓丘”逐渐发展为集体墓葬，随着人们不断地葬入“墓丘”，并不断在丘上加盖新的墓室，土丘的体积会变得越来越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葬入“墓丘”之中，当时也流行火葬，据判断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进行土葬，因此有学者认为“墓丘”实际上是贵族的家族墓地。如果此判断正确，那么显然阿德纳文化和霍普韦尔文化都是产生了社会分层的复杂社会。而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则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其中霍普韦尔文化的艺术制品比较令人难忘，其中包括精美的贝壳雕、石板浮雕、陶器、云母制作的饰品、铜制品、大量的珍珠、以及烟斗。

上述出土物的清单中有几个东西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珍珠。关于“墓丘”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量最为庞大的恐怕就是淡水珍珠，例如在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县的Turner mound中出土的珍珠居然多达4.8万颗。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烟斗，霍普韦尔人喜爱吸烟，它们制作各种精美的石头烟斗，如带有人物与动物雕像的烟斗。这些烟斗工艺精湛，恐怕更多属于奢侈品的范畴，所以烟斗往往作为陪葬品出现，在一些高级人物的墓葬中还有出现十余个烟斗的情况。这些迹象可以表明，当时社会明显已经出现了分化，所以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丧葬浪费现象。而珍珠和烟斗可能都代表了尊贵的身份，才被大量用于陪葬。

乌鸦烟斗

不过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铜制品的出现，实际上在一般传统的观点上，北美地区的原住民是不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如在北美就见不到中美和安第斯地区常见的金银器，但现实是确实的出现了铜制品，如下图这个铜制飞鸟就是北美最为著名的铜质艺术品之一。关于铜制品等问题，学者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目前主流学界认为北美原住民没有独立的冶铜技术，他们使用的是通过冷处理加工（切割、印压等方式）的天然铜矿，来自北方得五大湖地区，目前考古发现也比较支持这一观点，但与之相反一直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北美原住民确实掌握了冶铜技术。

铜鸟

值得注意的作品就是云母制品。出土云母制品虽少，但可能是工艺水平最高，因为云母作为一种矿物结晶，其加工难度极高。霍普韦尔人把云母制成薄片，形成各种不同的图案，其中包括手掌、鸟爪、人脸、人的身体、蛇等相当复杂的图形，下面展示的是最著名的手掌与鸟爪的案例。

云母手

云母鸟爪

“墓丘”文化的社会构成

那么阿德纳文化与霍普韦尔文化的社会构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从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北美原住民都过着渔猎采集生活，但从考古发现来砍阿德纳文化和霍普韦尔文化至少有自己的农业。目前可以确定的作物有南瓜、向日葵、豆类作物以及棉花，虽然学界目前认为美洲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还没有传入美国，但豆类与南瓜的淀粉含量较高，是可以替代粮食作物为主食的重要食品。大家熟悉的向日葵应该是美国原住民献给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们很可能是美国原住民独立驯化而来的一种作物，向日葵籽如今演变为世界上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也成为我们国人喜爱的零食之一。不过虽然由农业生产，但当时人们依然从事采集和狩猎作为食物的补充，至少目前来看阿德纳文化与霍普韦尔文化的社会结构还比较简单，由血亲大家族组成十余人的大家庭，再由几个家庭组成小村落。当然这种村落社会如果是相互孤立的，显然是不可能建造这些大型土丘和精美艺术品的，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些土丘是许多小村落共享的文化和宗教中心。这些土丘中埋葬的人很可能就是这些宗教中心的管理者，至于这些管理者的身份与起源我们则一无所知。

更复杂的“庙丘”社会

公元1世纪和6世纪阿德纳文化与霍普韦尔文化的终止原因至今成谜，但北美的复杂社会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在东南地区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诞生了更加复杂和繁荣的密西西比文化（约公元800年—公元1500年）。密西西比人依然是“筑丘人”，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的土丘的功用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墓丘”依然存在，但是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土丘，土丘顶部往往用于建造神庙，被称为“庙丘”，但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部分大型土丘顶部也用于建造统治者和贵族的居所。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密西西比人同之前的“墓丘”建造者一样，他们的土丘是逐渐扩大的，通过历代人在土丘顶部不断修建新的神庙和居所，不断扩大他们的土丘。另外一个更加显著的区别就是密西西比人的艺术更加精湛了，尤其是在雕刻方面，远远超越了早期的“墓丘”建造者。但烟斗作为尊贵的象征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保留，下图是来自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可能是是目前发现的北美最精致的石雕作品，他是一个被塑造成男性形象的烟斗。这时期的烟斗规模越来越大，很多明显已经不适合随身携带，这可能显示了社会权力的膨胀，当然这并不代表烟斗不具有使用价值了，只是这些烟斗可能往往摆在固定的位置，必须要使用者主动去靠近。

男性形象烟斗

当然除了烟斗，密西西比也有各种精致的艺术品，比如精美的陶器、小陶像、岩石小雕像、贝壳雕和铜雕，下面也为大家提供一些密西西比文化优秀艺术品的展示。 

女性小陶像

螺旋花纹彩陶器皿

带有半人半鸟形象（可能是战士）铜板浮雕

这个贝壳雕上反映了一名提着人祭头颅的祭司

密西西比的社会

关于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的原因，学者们往往把它归功于玉米的传入。玉米作为高产的粮食作物，传入美国东部后当地农人的剩余粮食可能迅速的积累起来，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剩余，有了构建大型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密西西比文化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国家，当然某种程度上或称为酋邦，酋长拥有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公共权力。

在密西西比人的观念中，世界分为诸神生活的上界、人类生活的本界和充满黑暗和混乱的下界。上界的代表是火和鸟类，下界代表是水和各种爬行动物与两栖动物。密西西比的统治者往往以太阳神自居，因此他们往往居住在高台之上，以表示他们与天空更加接近，同时也把神庙修建在高台上。统治者们可能会利用他们所了解的天文知识来哄骗民众，或指导他们进行正确的农耕活动。但总体来说密西西比的“国家”普遍还处于比较不完善的状态，因为统治者没有相应的制度去管理国家，没有相应的官僚体制，很多时候统治者可能需要亲力亲为的统治他的领土。由于条件限制，密西西比的酋邦面积必然不会太大，一般的控制范围是在首都一天路程之内的范围，但古美洲没有马，人徒步的移动力很有限，相比之下毗邻河流有发达水运交通的国家的国土会更大一些。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国家的组织还比较原始，不够成熟，学者们也更倾向于把这样的组织划定为酋邦。这样的环境造成了密西西比文化的小国林立的状况，军队与战争也成为了密西西比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普通人或许可以通过战争升迁为贵族，铜板浮雕上出现的半人半鸟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密西西比的战士。

来自铜板浮雕的战士形象

古美国的大都会

如果密西西比文化仅仅出于酋邦社会，可能不会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实际上密西西比文化也发展出了更加大型的复杂社会。密西西比文化最著名的遗址就是位于今天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卡霍基亚，他是密西西比文化最大的遗址，存续时间从11世纪到14世纪，遗址中共有土丘120座，其中不乏规模宏大者，最大的Monks Mound高达30米，底边长291米×236米 。卡霍基亚的在古代人口稠密，巅峰时人口可能达到1.5万至2万人，如果从古代社会的角度完全可以称之为城市（其规模超过同时期很多欧洲城市）。有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显然当时卡霍基亚已经出现了超越酋邦制度的新社会，如果我们根据殖民者早期接触美国东部原住民的资料和考古遗址入手或许可以重新再现这一社会体系。下图是卡霍基亚遗址的复原图，从图上我们看到，城市中心被一道围墙围了起来，普通民众可能生活在墙外，围墙中是贵族的生活区，以及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大广场是密西西比人进行“长击”游戏的场地，这种活动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运动，围墙中最高大的土丘是“国王”的居所。国王统治的区域可能不仅仅是卡霍基亚，他们可能通过分派统治者的方式对周边进行统治。在卡霍基亚周边更小的居民点中心，也会有一个类似围墙围起来的区域，形成次级行政中心，这些区域的中心土丘上居住的是国王分派出去的亲属（血缘关系较近），这些国王的亲属会分派他们的亲属（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远）去更小的居民点进行统治。国王可以通过对统治周边次级中心的亲属发号施令，以此来达到对周边地区进行控制，次级中心的统治者再将国王的命令进一步传递到更远的小中心统治者那里。如果对中国先秦古代社会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很快反应到，这种统治形式与古代中国的“邑制国家”有很高的相似性，都是以居民点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网络。这可能表明，密西西比文化的发展与古代中国有相似性，即王权皆是从血亲家族的族长演变而来的。但必须强调的是，密西西比文化的王权与中国父系家族组长不同，因为从早期殖民者的记录来看，密西西比文化的一些后裔虽然是由男性掌权，但一直持续着母系传承的传统，即酋长是由酋长母亲的亲族继承。

卡霍基亚复原图

复杂社会的崩塌

人们往往把古代美洲的文明消亡归咎于西方殖民者的道来，但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卡霍基亚的繁荣仅仅延续了300年，在殖民者到来前的14世纪中叶左右卡霍基亚就已经衰落了，到15世纪几乎完全荒废。此后密西西比文化逐渐消亡，到16世纪西方殖民者到达美国东部时，古代北美的复杂社会几经基本没落，繁荣的农业国家再次退化为从事渔猎采集的部落。

今天的卡霍基亚遗址

阿德纳文化、霍普韦尔文化、密西西比文化的先后衰落似乎见证了北美地区古代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为什么这些古代复杂社会一个接一个的陨落，答案依然众说纷纭，但问题很可能在于当地的气候环境上。北美地区突发的气候异常可能是美国东部地区复杂社会反复崩溃的主要原因。北美大陆是一个几乎没有东西走向山脉的大陆，因此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几乎可以毫无阻碍的直达南部的亚热带地区，这也就造就了北美地区气候不稳定的因素。密西西比文化衰落时期正好处于全球小冰期的开始阶段，北美本身作为气候不稳定的地区，其结果可能会很快显现。当时密西西比社会还处于文明起步阶段，或许因为其农业难以支撑这样的打击，粮食大量减产，人们失去了对于国王神性的信仰，导致了社会的崩溃。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只是猜测，关于北美古代农业社会崩溃真正的原因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得知。 

最后的筑丘人

虽然西方殖民者到达前，绝大部分有发达文化的筑丘人都消失了，但依然有一小部分筑丘人一直存续到西方殖民者到来，且实际的与西方人接触过，这群人就是起源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古堡文化（Fort Ancient Culture）。古堡文化是密西西比文化的姊妹文化，是出现在美国东北部阿德纳文化和霍普韦尔文化故地的一个“庙丘”文化，虽然地理位置上与“墓丘”文化重合，但一般认为他们并不是“墓丘”文化——阿德纳文化和霍普韦尔文化的继承者。从艺术制作水平上来看，古堡文化不但比不上繁荣的密西西比文化，也不如更早的“墓丘”文化，他们的制品大多是较为粗糙的陶器、骨雕，聚落规模也不大。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简单的社会结构，它们能够抵御过气候变化带来的异变。古堡人最杰出的作品是建造了俄亥俄州著名的土丘——大蛇丘（Serpent Mound），是一个长达411米的大型动物形象的土丘，表现了一条蛇吞食蛋的形象，大约建造于公元11世纪，不过关于这个象形土丘的含义学者们则莫衷一是，不过这个图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密西西比文化中代表地下世界的爬行动物。

航拍大蛇丘

古堡文化一直存续到18世纪，并一度与当时前来的法国人有所接触。法国人对其相关习俗的记载成为了后来研究古代美洲东部社会的重要依据，如他们的政治结构、土丘的建造、丧葬活动与宗教习俗等。古堡人当时似乎还残留有对于古代辉煌时代的记忆，如他们的酋长曾提及在更古老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控制着东西12天路程，南北15天路程的土地，按一个人徒步一天8公里，如果以矩形计算那么大约是一个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纪录，实际情况并不能如此计算，但这个面积作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模糊的概念，古堡文化从没密西西比文化那般辉煌，他们酋长居住的中心村落也并不会比其他从属的村落更大，因此卡霍基亚作为美国东部最大的中心城市可能控制着数倍于古堡文化酋邦的领土。

土著美国印第安民众与西方殖民者的接触并被殖民，殖民者给古堡人带去了新的工艺，如在后期古堡文化中出现了大量的玻璃和金属制品，显然来自西方人，他们把这些器物融化后再加工。但很可惜除了新的技术和物品外西方人也带来了大规模瘟疫，这对当时已经趋于没落的筑丘人文化来説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法国殖民者也加紧了对北美的殖民进程，导致了与原住民的直接战争，在瘟疫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18世纪中叶最后的筑丘人也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古堡文化的聚落复原图，可以看到其规模并不大

凌家滩

凌家滩遗址位于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是一处距今5800年—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

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

2020年—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开展主动性发掘，地点均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此外，因遗址公园建设，2021年还对墓地西侧和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对遗址保护范围外的考古研学小镇建设工地、博物馆项目工地进行了发掘。

墓葬祭祀区西侧休息广场区域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2个、祭祀坑1个、石头遗迹1处及汉代墓葬5座。祭祀坑出土器物260余件，包括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一件石钺长38.3厘米、上宽24.3、下宽28.5厘米，一件宽体玉璜外径23.6厘米，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最大的玉璜。其中一件龙首形玉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为中国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凌家滩遗址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此次发掘，初步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距今5500年—5350年）。考古学家认为，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的公共礼仪建筑，并且存在明确的祭祀功能。同时，这为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的存在，寻找到了相匹配的高等级的生活遗存。

此次发掘揭露外壕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发现外壕能起到积极的防御功能以及蓄水和垃圾倾倒场所的功能。

古代社会演化研究

凌家滩遗址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势分层次建筑的聚落遗址，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化，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具有突出地位。对研究古代宗教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原始哲学思想的起源，历法制度的起源，以及制造技术、工艺美学、城市建设、龙凤文化等等都有重要意义。

早起城市元素研究

凌家滩遗址文化证明它的城市内涵，如出土的玉器，玉人戴的帽子上有方格纹，腰带上的斜纹上运用了挑花工艺，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的成熟，在其穿着上体现出了城乡差别，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

凌家滩遗址是中国第一个以地势分层次建筑的聚落遗址，它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化，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位。凌家滩祭坛、红陶块遗迹和玉礼器的出现，对研究古代宗教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原始哲学思想的起源，历法制度的起源，金属冶炼技术的起源，龙凤文化的起源，以及建筑史、工艺美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溪

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南侧，1959～1975年曾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总发掘面积达57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08座。此后在长江中游及其支流的沿岸也发现有同类型的文化遗存，所以考古学界将其统称为“大溪文化”。大溪遗址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至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期阶段。遗址内发现有为数众多的房址、墓葬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长江中.上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大溪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都是新石器时期不同类型的重要文化遗存，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的因素。

城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总占地面积约15.2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1979年湖南省文物普查时，澧县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城头山遗址。1991年至2011年，由湖南省考古所主持，澧县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先后出土有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大批珍贵文物。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古城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在高出四周平原2—4米的矮岗上，发掘表明，距今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个岗地上居住和从事生产等活动。大约5000年前，人们即筑恒为城，作为防御，现存墙体宽25—37米，城高2—4米。城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占地76000多平方米（不包括护城河）。

城头山西南城墙，发现有四次大规模筑城的过程，形成相应的四期城墙，从下到上累次加高，每期城墙都有内外坡的堆积层。其中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距今6000年左右，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未见明显的夯筑痕迹。

南门为古城早期的陆地通道，发掘有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壕沟外坡发现有用竖立木桩，芦席，横木条和子篾扎紧成篱笆状的相当坚实的护坡设施，保存十分完整。壕沟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非常精致且保存完整的木浆、艄及壕沟上架设的木桥（已垮塌）。

民宅

保存较好，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的有三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址，集中分布在城址中心附近。它们均筑有四面坡下的黄土台基，而后再在台基面上挖基槽，修整居住面，然后起建，平面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

一座是小型排房，中间为走廊，两边对称分布小房间，单个居室面积仅3～5平方米，表明已有分室而居的现象；一座是套房，前为餐厅，后为有四个连体灶的厨房；另一座是大型殿堂式建筑，室内面积达到63平方米，专家推定或为祖庙。房屋因使用功能不同而出现结构上的分化，是这一时期房屋建筑的一大特点。

稻田

在城南壕沟淤泥中，出土了稻、瓜等170多种人工种植和野生植物籽及猪、羊、狗、鹿等20多种家养和野生动物骨骸，其时间超过了1974年在浙江发现的河姆渡遗址。距离城头山遗址1公里处，还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距离城头山遗址10多公里处，则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是现存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陶窑 

在城头山遗址，已发掘10座陶窑, 其中7座位于城址中部，有红烧土块、灰坑和灰沟，专家推测为砖的前身。另外，邻近还有多座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仅见柱洞，不见基槽，它们与邻近陶窑一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陶区，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保存完整。这些陶窑、灰坑、灰沟和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都属于同一时期，即大溪文化第三期。

此外，还发现有斟酒器陶鬶和贮酒器陶瓮，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5000年前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陶温锅的发现，证明在城头山已出现了酒肆（酒店或酿酒手工作坊），从而将卖酒行业的出现大大提前。

祭坛

在城头山遗址东门豁口角城内，现存一个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的建筑基址，黄土台略呈椭圆形，面积约250平方米，在平地堆筑夯打而成，中间高，向边沿倾斜，在较高部位有五个圆坑，坑中置放大块卵石。在土台至高点有一个径近1米，深0.2米，底部平整、圆边极规则的坑，在坑中，平放着一块椭园形的大卵石。东缘发现数量甚多的大溪文化早期墓葬，墓坑四角之外各有一座没有随葬品的屈肢葬墓。其中一座墓的骨架葬于一大圆坑中，坑内随葬有牛的下颚骨和鹿牙，但没有陶、石器。

城头山发现和揭露的是一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是大溪文化早期从事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大型祭坛。在同时期的各地发现中，它是最大、最完整也是揭露得最清楚的一处。

崧泽

2008年至2010年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在东山村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工作，揭示了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诸多遗存，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

上承马家浜，下继良渚，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至5300年，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阶段。以往在青浦崧泽、吴县草鞋山、江阴南楼、常州新岗、吴兴邱城等多处含崧泽文化的遗址里，诸多迹象表明了作为良渚文化前身的它，虽然也存在分化现象，但总体上显得比较平等，仍尚处于“积蓄”“萌芽”阶段。

东山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却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东山村主要发掘的三片区域，自西向东分为了大型墓葬区、居住区和小型墓葬区。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周润垦介绍：“崧泽文化流行氏族公共墓地，即使墓地内部有分组，随葬品也有着多或少或无的区别，但基本还是在同一处墓地里。”而在东山村，同一个聚落内部，富裕权势氏族的墓地和平民氏族墓地两不干涉。二者以居住区为中心，一西一东，泾渭分明。

在中间的居住区，揭示了包括2处红烧土倒塌堆积的5座房址，其中最大一间红烧土堆积房址及其附属建筑的面积约达97.5平方米。“在当时来看，这很显然不是普通的居民能够拥有的居住面积。”周润垦说，房址的面积之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化的情形。

社会分层是文明开启的第一步，东山村遗址的出现，正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先声。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指出，东山村遗址的发现“不仅表明距今5800年前长江下游早于其他地区已率先出现社会分级，而且表明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已露端倪”。近来，李伯谦更进一步指出，东山村崧泽文化时期已进入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的“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研判的距今5500年—4500年，中国古代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过渡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期，提前到距今6000年开始重新审视。

5800年前的东山村，生活着一位“崧泽王”。

遗址西区的高等级大墓区，共清理出8座贵族墓葬，它们次序井然，呈东西向排列。其中，编号为M90的大墓内随葬品的数量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最多的一座，共有65件（套）器物。

崧泽文化其他地区发掘的墓葬最长不超过2.8米，而这里有7座大墓长在3米以上。“这些墓的墓坑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发现的任何一处崧泽文化墓葬。”周润垦说。

“崧泽王”墓中，一件通体紫红的石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件石锥出土时就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旁边还散布着一件砺石和许多石英砂。考古队推测，这是一套琢玉工具，而这些文物的出土，也表明“崧泽王”拥有治玉权。在松泽文化时期，这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一般来说，钺被认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崧泽王”墓内出土5件大型石钺、1件大型石锛、1件中型石凿。这些发现，将以石钺、石锛和石凿为代表的军权或王权出现时间从崧泽文化中晚期提早到了崧泽文化早期。在那时，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已经有所体现。

东山村遗址发掘出的多座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遗址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在江浙皖地区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填补了崧泽文化早中期该方面的空白。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曾表示，如果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那么东山村遗址好比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双槐树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作为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某些专家学者称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

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环壕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居住区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

围墙

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墓葬区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三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夯土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版筑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

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大地湾遗址四期

大地湾四期遗址聚落处于父系氏族和父权社会形成转变期，出现男性生殖器崇拜和原始家庭组合体。晚期房址以平地起建为主，半地穴式已很少见。遗址出土陶器1926件，有泥质和夹砂红、灰陶，泥质红陶呈橙黄色，泥质灰陶多磨光。器形主要有碗、罐、盆、钵。

大地湾四期房址以平地起建为主，一般有墙、居住面、门道、 灶坑、 柱洞等，墙分垛泥墙和木骨泥墙两种，半地穴式已很少见。它标志着人类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平地起建式的迈进； 由于房屋内居住面的逐渐提高，平面布局也经历了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长方形多室的发展变化，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时的聚落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大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分布着数座大型会堂式建筑，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大地湾遗址的房屋建筑，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发展的“活化石”，编号为F901的建筑，总面积420平方米，是大地湾遗址的标志建筑，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史前房屋。其主室面积达130多平方米，由一种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混凝土铺就而成；混凝土地面之下，还用了一种可防潮保暖、坚固地基的建筑材料，类似现代的“人工合成轻骨料”雏形。这座建筑用于举行公共集会和宗教仪式，疑似为马家窑类型初期的复杂酋邦中心聚落。

灵宝西坡-北阳平庙底沟期大型建筑群

北阳平遗址群位于黄帝铸鼎原及其周围，距今约4000-8000年，是新石器中、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遗址总面积为33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焦村、西阎、阳平、函谷关四个乡镇境内，共计33处，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北阳平遗址。2022年，发现250平方米，类似西坡遗址的大型半地穴会议性质房屋F5。南北延续约2000米，东西宽300-500米，现存面积约70余万平方米，有“十里长街”之称。

北阳平遗址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地位的特点，是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面积最大、跨度最长的遗址，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仰韶时期大型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更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北阳平遗址群遗址分布图

北阳平遗址发掘现场

西坡遗址位于阳平镇南涧村和西坡村之间，东西约690米，南北约85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00年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八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揭露了几座大型和中型建筑基址，清理了数十座墓葬和数百座灰坑，解剖了遗址南侧和北侧两段壕沟，初步弄清了聚落的基本布局和文化内涵，为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心聚落及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材料。

经过数次发掘，西坡遗址发现5座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常见的大型半地穴房基。建筑结构复杂，普遍采用夯筑技术，居住面及墙壁加工考究，表面光滑规整，有门道、火膛、柱洞等设施。其中F105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室内的净面积约204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规模最大的回廊式建筑。

西坡遗址F105房基

西坡遗址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宫殿基址和缺少奢侈品大墓等的出现，构成了仰韶文化中晚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它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色，对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在中原的产生引起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