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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性骚扰话题变成一言堂,否则只会迎来对性的全景式监控与规训

2023-08-16 15:01 作者:sp001002  | 我要投稿

我发现由于互联网空间对于欧美女权的观点与论战,资料相当匮乏,在互联网空间中,也少有自称女权主义者所知,所以不得不用大篇幅介绍一下背景。

背景介绍:

1982年春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召开的“第九届学者与女权主义者年度会议”,这次会议涵盖了相当多的性议题,以及女权主义在这些议题上的不同论述——从反堕胎、健康话题到各种身体愉悦的讨论,触及了阶层、年龄、肤色、种族、性偏好、性角色、性取向以及不同的生理特点等因素。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女学者们把快乐与情欲,这一让主流规范与道德保守主义恐慌的声音,明目张胆地带到了台前,且不乏赞赏,会议的“多样而复杂”随即被批评者有选择地过滤掉,并被质疑为忽略了性暴力、性压迫等女性所遭遇的更为迫切的“危险”议题,甚至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父权结构同谋以支持色情,从而遭到“恶心”“狗屎”,甚至“反女权”的抗议。以万斯为代表的一派随即反击,指出反色情女权主义对于女性性快乐论述的排斥,以及认为“性的危险”更加重要而急迫、应该先解决“危险”再来谈“快乐”的说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问题的。

这导致的女权主义的大分裂,产生了以卢宾(Gayle Rubin)、卡罗·万斯(Carole Vance)、斯尼托(Ann Snitow)等为主力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sex radical feminism,与大陆常见的“激进女权主义”不是一回事,两者在性议题上的看法甚至可能非常不同。),以及以道金(Andrea Dworkin)、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等为主力的反色情女权主义(也经常被称为“支配论女权主义”,dominance feminism)。

双方的争论点主要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的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展开。当时有女权主 义者认为专一而长期关系的女同性恋是最好的实践方式,但是这不包括那些模仿男女角色(被认为屈服于 异性恋男权结构)或关系多角而复杂的女同性恋;S/M的性实践(即使是女同性恋)也被认为是性暴力或者 变态。这些,就如会议现场的抗议者们T恤上所写的,都不是“女权主义者的性”。这样的论述当然受到性激进女权主义的积极回击,随着若干“反色情”社会事件与立法政策的推动,双方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色情”问题上,也因此触发了文化表征与生活现实、主体性与屈从性、表达自由与审查管制等议题的争锋相对的论战。 抛开争论的细节与推动争论的美国社会的现实案例,概括而言,反色情女权主义认为性别压迫源自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而色情品恰恰彰显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性)压迫,与资本主义发展携手并进的色情产业就是生产这种性别支配与屈从关系的典型场域,因此反对一切形式的色情(包括小说、电影、报纸杂志、图像、绘画展览等等文化表征),并以实际行动冲击有关活动现场,且积极推动反色情的法律政策的制定。性激进派女权主义则抗拒对于色情这种绝对且简化的定义与认识, 不同意将文化表征直接等同于现实,更反对在此基础上呼吁法律管制,认为反色情派与政治右派保守力量的进一步联手,限制了性表达的自由;作为积极的响应,她们强调女性的情欲主体与能动性,以及对于女性性经验更为复杂而现实的认识。这两派以色情为核心,围绕着“快乐与危险” 的势均力敌的性论战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核心,影响至今。

到中国大陆的背景,在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中,美国输出的支配论女权主义的逻辑无疑是占优势的,而性激进派的论述则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忽略或者排斥,或者更多地出现在被归为“性权”的一派论述里;甚至,对于女权主义内部在性议题上的分野,很多人只字不提。美国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其在反色情以及后来反性骚扰的议题上的正当性,也从来不乏内部的质疑(程度不同)。这点,在别的语境中或许是常识,但在中国大陆的当下,尤其是互联网空间,这方面的话题却变成了铁板一块,不容置疑的一言堂。

正文:

在缺乏更加明确的关于性的激进理论的情况下,大多数进步主义者转向女权主义,希望它能指点迷津。然而,女权主义与性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由于性是两性之间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大量对女性的压迫由性中产生,在性中斡旋,在性中构成。女权主义一向对性极为感兴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

第一种认为,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种种限制,谴责强加在那些性方面比较活跃的女性身上的高额代价。这一传统提倡性解放,认为它不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

第二种认为,性解放本质上仅仅是男性特权的扩大。这一传统与保守的反性话语产生共鸣。在反色情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思想在女权主义分析中称霸一时。

反色情运动及其论述一向是这种思想最强烈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实际上谴责所有的异常的性表达,斥之为反女权。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处于长期亲密关系中的不包括男女角色扮演的一对一的女同性恋关系,处于性等级的顶端,异性恋则被降低到中等地位。除了这一变化之外,一切都或多或少女权主义的性论述保持不变。最底层仍然被下列群体和行为所占据:卖淫、易性、虐恋和跨代性活动。绝大多数的男同性恋性行为、所有偶然的性关系、滥交,包括角色扮演或怪异方式或非一对一关系的女同性恋行为,全都受到指责。就连手淫过程中的性想象也被谴责为阴茎中心主义的延续……最后,这种所谓的女权主义话语重新创造了一种极为保守的性道德。

                                                              —— 卢宾《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激进理论的笔记》

卢宾对于女权主义内部两类性话语的分析,尤其是创造“性等级”概念对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色情女权(支配论女权)论述的观察与批判,睿智而犀利。

看过上面的背景解释,就差不多知道了,欧美女权一直围绕这性的“快乐”与“危险”争论。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相关话题被道德保守主义者长期把持,导致性话题长期单方面向“危险”一路狂奔。

最近,以前主持人梁田自曝被性骚扰为代表,产生了多个围绕“奸视”概念而产生的热点,把性骚扰的定义试图扩大化的事件,这种现象就是我国互联网空间的相关议题,几乎被保守立场的,支配论女权主义长期占据产生的必然后果。

麦金农在1979年撰写的《职场性骚扰:一个性别歧视的案例》将性骚扰定义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施加违背意愿的性要求;是男性迫使女性屈从的一个工具;在《迈向国家主义的女权理论》一书中,麦金农就论证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妇女很难区分“同意”与强奸这两者;结构性压迫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这可能就是,某些人与不完美的受害女主角赵寻共情的依据吧)

虽然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绝大多数女权主义可能都不知道有,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这一号人,但是却不影响“性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工具”、“不平等的结构制约之下,女性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与自愿”、 “在整体的男女不平等系统里,女性的脆弱性与受害者地位毋庸置疑”等典型的支配论观点正在中国大陆当下的“反性骚扰”论述中流行。

当下的中国互联网空间,麦金农这套“反性骚扰”的论述话语以及建制,已经变成中国大陆互联网空间反性骚扰的绝对正确。因为性所带有的极强的道德色彩与煽动性,性的“危险”逻辑一旦被政治权力找到契合点,更可能的后果恰是支配论女权所导向的对性的全景式监控与规训(Carceral feminism)。


与中国的一言堂不同,在美国,麦金农除了遭到早期性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抗议外,另一与之争锋相对的人则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僚,法学女权主义的珍妮·哈莉(Janet Halley)。在麦金农的支配论女权主义里,一如既往的,性骚扰与色情、卖淫、儿童性虐待、家庭暴力和强奸是男性统治的核心因素。与麦金农以及一些学生团体积极推动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相比,哈莉对“反性骚扰”保持着一贯的警惕,认为现在的机制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过于宽泛,尤其是担心哈佛大学越来越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做法,对被告不公平。她经常提到的一个案例是:一名军人被解雇,因为另一名军人抱怨这名军人在邮件室盯着他看太久了(是不是与梁田有异曲同工之妙)哈莉在她的整个法律职业生涯中,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将性完全视为妇女应该寻求当局保护的“危险”因素。作为一名法学女权主义教授,她建议女性不要过于依赖法律保护;呼吁在“女权主义思想”之外探索其他关于性的理论,尽可能多地考虑到与性有关的利益勾连、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她还提醒女权主义者要意识到,权力以及性别本身并不总是按照男性和女性的这条思路运作的。

麦金农就论证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妇女很难区分“同意”与强奸这两者;结构性压迫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同意。哈莉对于“同意”显然有着更加复杂 的认识,“拿着刀的”逼迫与男性主导的更为泛化的文化“被迫”不能同日而语,而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进步组织提倡的“积极同意”,哈莉也认为不是那么简单,推到极致会变得荒谬,因为生活毕竟不是按照法律概 念上的明确的“同意”“不同意”一步一步操作的

左派女权主义者劳拉·吉普妮斯(Laura Kipnis)因为一篇质疑校园性政治的文章而遭遇学生“反性骚扰”性质的游行抗议,并受到校方调查。吉普妮斯为此撰写了此事的详细经过,并对学生团体参与推动、不断滑向“危险”的校 园性政治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述,出版了《不想要的追求》(Unwanted Advances)这本同样极可能被视为背离女权主义的著作,封面上写着:“如果这是女权主义,那么就是被闹剧所绑架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者积极推动从美国震荡而来的反性骚扰的运动与论述之时,当下大部分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对于美国(扩至全球)女权内部在性议题上的差异与争议缺乏更为完整的认识或介绍,更缺乏批判的分析, 给人以“女权主义不会质疑反性骚扰”的错觉。为什么近期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性论述更多地承接了反色情、反性骚扰的支配论女权主义立场,而几乎从不提及性激进派的论述?这种承接是自觉还是盲目? 这种承接的基础是什么?这种承接本身又说明了什么?

这种问题恐怕就是,绝对不能碰触的滑梯了。


最后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对性的全景式监控与规训(Carceral feminism又被翻译为“监狱式女权主义”),由于支配论女权,认为性别压迫源自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偶然的性关系、滥交,包括角色扮演或怪异方式或非一对一关系的女同性恋行为全都应该受到责。连手淫过程中的性想象也被谴责为阴茎中心主义的延续,所以建立了一套及其严格的性道德标准,就连穿着性感都应该被批判。

简单来说,女权版的纳粹,对男性来说就是无底线降低男性性犯罪的标准,要求立法严打,有点类似流氓罪。对女性来说,对性道德与穿着,提出了极端保守的要求。井川里予被一群女权批判侮辱穿衣自由,实际上就是就是这种Carceral feminism体现,在她们那可没有什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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