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色&校对：HMS Hood；袁青日月郎；芳草进大门。

心灵的隔膜与话语的偏差，从人类发明文学开始，就被不断以戏剧性的角度和极富戏剧性的角度描写着。在阴暗之处常常舞动着的隐藏的念头，似乎与光明的现实有某种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冲突所产生的美妙矛盾则如同舞台上升华的云雾，环绕于人物乃至观看者之间。于是我们被这无法调和的矛盾漩涡而捕获——我们在作者的牢笼之中，我们只能是被桎梏住手脚的囚徒，纵然内心总有万般冲动也只能在冥冥幽暗的小道中无力恸哭。

于是我们被名为《声之形》的牢笼所擒获。是的，这作品是争议的。但这种争议不正是这擒获的有力证据吗？笼罩在剧中人和剧中人之间的迷雾，从我们开始观看作品之时，就已经扩散进你我的心头了。

这迷雾的笼罩和消散，大概是西宫硝子和石田将也之间关系的写照罢：小学时的西宫，因双耳失聪这一污名身份，被同龄人欺侮。出于怯懦或者说自卑，她以道歉和退让回应欺凌，却只能换来更为变本加厉的欺凌。石田是这一班欺凌者中的一员，但是在一次，哪怕是在这些顽童眼中也堪称过分的，事件后，石田把自己推上众矢之的。处境的变换使他觉醒了愧疚与自责，在这个深渊中孤立自己，断绝与其他所有人的往来。

这迷雾仍然笼罩着，等待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去拨云见日。石田和西宫在长大后重逢。石田，大概是出于赎罪的心理，希望和西宫成为朋友。随着一系列爱恨情仇，一系列事件的交织重叠，云雾终究被吹散。西宫和石田实现和解，石田也走出自己走进的那个深渊。

漫画作者大今良时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谈到：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人与人互通情意的困难”。之所以将作品名称定为“聲之形”，是想告诉读者“这个故事描写的就是沟通”。动画监督山田尚子则寄语：想要并尝试去了解他人——这份想法和意愿的表达方式形形色色，因人而异。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迷雾之驱散？或者说，人和人如何实现所谓的“沟通”？

我们不得不先去澄清人如何理解他人语词的意义。语言哲学家戴维森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给了一个不错的解释：意义必然具有公共性，因此需要解释者与说话者双方的努力，而为了避免双方的语言完全错置，说话者表达命题必须以他与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为前提。质言之，对于说话者而言，每一个命题的真值条件需要受到如下约束：与说话者本人其它信念间的联系，以及与外在世界间的关联。而解释者试图获知说话者所提供的命题是否为真，但他无法完全知道说话者持有的其它信念，于是，解释者一方面以自己的逻辑标准来理解说话者；另一方面对外在世界中与那些命题有关联的事物进行观察（这一点足以规避彻底的相对主义的后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解释者与说话者的视角相交叉，于是一个命题获得了可以被公共理解的真值条件，戴维森认为这足以被称之为该命题的意义。

而以上是对说话者与解释者的共同说明，但对于理解语词的意义来说，依然是不够的。解释者还必须预设宽容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而这又由两个方面组成：说话者的信念被认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使这个逻辑标准是由解释者所决定的（融贯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herence）；说话者的信念，尤其是他关于环境的信念，大体上都是真的（对应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rrespondence）。在这个宽容原则的基础之上，理解才是可能的，因而命题的意义才是可能的。在解释者理解说话者的过程中，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话者的反应与自己所料想的不同，那么解释者如何找出说话者的错误？如果回答是没有办法找出错误在哪里，那么就会滑向彻底的怀疑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成为了不可能。宽容原则的设立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植野一开始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硝子，她本身并不拒绝采纳宽容原则的前提，但是理解硝子这件事终究还是没能做到，问题依然存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解释是如何可能的，最好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全知解释者。为了成为一名解释者，该全知解释者显然不是宗教中的神明那样知道一切（世界上所发生的和人心中所想的）事情，那样的话“解释”根本无从谈起。他只是同被解释者享有相同的信念背景，并且不会犯那些琐碎的错误罢了。于是，这样的全知解释者在现实中至少是有可能存在的。换算到故事里，我们设想，有一个和硝子一样双耳失聪、一样善良却又一样备受欺凌的人，这样的人能否理解硝子的内心呢？答案相当明显。况且条件也不必如此严苛，石田将也在遭受欺凌之后，他就至少部分地开始理解硝子了。

西宫硝子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她无法正常地发出声音，虽然本质上，她依然可以通过手语成为一个说话者，但是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使用语言已经成为了一道阻碍。另一方面，说话者需要与世界关联，而后其语言才得以被理解，这里的世界并不仅仅包括物理世界，还包括由他人所构成的社群/共同体。于是，当共同体中的其他人也对她的行为感到不解的时候，试图去理解她的人又再一次地遇上了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全知解释者只是逻辑上的可能存在。但西宫硝子在小学时被欺凌的时候，需要的恰恰是当下的、现实的被理解，而非理论上的被理解的可能，而非石田将也未来在中学时的理解与悔过。迟到的正义不应该被视作正义，因为伤害已经发生，只有旁观者可以轻薄地述说将来所发生的事足以抹平过去的遗憾，而受害者感受到的是当下的、鲜活的痛苦，未来的道歉或许可以抚平伤口却不能使之不存在。

扶手椅上的哲学家们可以大谈逻辑上的可能性，并声称该理论足以为一些形而上学命题奠基。但困难在于，这些理论并不足以为生活在世间的人指引方向。当我们误将这些理论置入实践中时，表现出的就是来自“正常者”的傲慢，就像某些政治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宣称人人皆有进行合情推理的能力，人人都有在公共场域为自己的立场做出辩护的能力，进行辩护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得到了据称中立的二阶正义原则，并宣称只要共同体遵守该原则，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充分的尊重并完成自我实现的愿景。但是缺乏交流能力的人在确立正义原则过程中是失声的。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从普遍的“人”出发进行推理，得到的正义原则却只能落实在共同体的内部。疑问在此出现了，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人们只是想象了一个共同体却确实地感到了自己的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这是何以可能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当不存在硝子的时候，大家可能互相喜欢或者厌恶对方，这时候不存在共同体；当硝子作为插班生进入班级之后，随着大家对硝子的排斥，“正常人”这一个共同体建立了；随着大家对将也行为的反对，“不会去欺负别人的人”这一个共同体建立了。共同体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的排斥之上。

我们得见，在将也和硝子的努力下，世界以充满善意的姿态将他们接纳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不再，故事得到了圆满的结局。但是说到底，“理解”是两个人之间而非人与某个抽象共同体之间的事，植野、川井等人的态度并未有过改变。所谓“善意”，只是基于那一刻的身份认同而得到的谎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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