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

（一）一二·九运动 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红军北上抗日，促进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抗战的思想，准备抗战的人心，准备抗战的干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二）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动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党团，彭涛为书记。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传来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

（三）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军警，挥舞皮鞭、木棍，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古都北平，很快传遍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日凌晨1万余名北平爱国学生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

（四）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下午4时黄敬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后来几经交涉后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2月18日全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五）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来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锻炼和教育，1936年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大会通过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会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中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

（六）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党给学生运动指明方向。它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红军北上抗日，促进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抗战的思想，准备抗战的人心，准备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和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两广事变

（一）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是1936年广东实力派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白崇禧等（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1932年以来两广军阀势力一直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割据一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蒋介石欲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遂委派王宠惠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中央。陈济棠不肯接受，决定先发制人，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1936年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求准予抗日。4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宣布抗日救国，组成军事委员会，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两广军队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两个军阻截，内战一触即发。同时蒋介石加紧对广东内部的收买与分化，至7月初广东空军部分飞机投蒋，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亦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广东内部开始四分五裂。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委会，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18日亡命香港。此后蒋介石又派大军讨伐广西，企图武力统一广西，经过各方调解后蒋、桂双方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就此结束。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导火线是蒋介石欲利用胡汉民之死来消除两广割据的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28日发生汤山事件，再造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介石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事件后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国民政府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二）汤山事件是指1931年2月2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拘禁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并于次日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的历史事件，该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造成宁粤对立的局面。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长期以来将中国革命划为三步，1906年他撰写的《革命方略》中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训政阶段不再提“约法”，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其完全责任，即以党治国。孙中山接受苏俄体制改组国民党后在《建国大纲》更是明确训政阶段以党治国的方针，但也没明说不制订约法，因此为日后纷争埋下伏笔。国民党内最忠实于孙中山党治方针的是胡汉民，他主张一切以孙中山生前所定方针执行，不需要另外制订一个约法。1928年2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重掌大权后由于在党内根基不稳，仍被视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便积极拉拢胡汉民展开合作。1928年9月出洋考察的胡汉民回国同意与蒋介石合作，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孙科提出的《训政纲领》，该纲领规定：训政期间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平日则将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中的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施行重大国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以上即所谓“总理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则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此后两年间在蒋介石对付各军阀的战争中胡汉民始终站在蒋介石一边，通电声讨反蒋势力，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则在后方主持党务、政务，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1930年9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蒋介石又兼任行政院长，权力更加膨胀。不久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告终，地位也空前巩固，蒋、胡矛盾便逐渐凸显。

（三）蒋、胡矛盾集中于约法之争上，除了约法之争外还有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对张学良封官许愿、质疑《中日关税协定》、搁置《邮政储金法》等。原本胡汉民回国前的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制订约法的提案，主张以党治国、不赞成约法的胡汉民回国后约法问题也就搁置了。但是社会舆论强烈主张制订约法，如胡适于1929年4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著名的《人权与约法》一文造成很大的影响，蒋介石亦欲借制订约法而踢开胡汉民，实现自己的独裁。1930年10月3日在中原大战中取胜的蒋介石从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蒋介石此电（“江电”）一出虽受舆论欢迎，却为胡汉民坚决反对。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两人关系顿时剑拔弩张。胡汉民后来表示他并非反对约法本身，而是反对蒋介石制订约法，认为他提出制订约法是为个人独裁起见。他说：“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而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指蒋介石）计。”

（四）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并制订约法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的抵制，经过两派的激烈争执后最后仅决议在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而不提制订约法。蒋介石的意图被挫败后对胡汉民的恶感与日俱增，在日记中时常予以咒骂，称他为“小人之尤”。当时支持胡汉民的人还相当多，1931年初国民党各省区重新改选，改选结果是胡汉民系占优势。陈立夫也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2月24日蒋介石约集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同胡汉民再次商讨约法问题，希望做最后的妥协和努力，但胡汉民在谈话中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并不无傲慢地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当晚蒋介石开始考虑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他自叹道：“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之机，而保全其身可也。”胡汉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2月25日他公开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更是倚老卖老地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 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力图保持“党权”高于“国府主席”这一政体形式。2月26日蒋介石送请柬邀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28日到总司令官邸晚餐，2月28日晚8时所有人到齐，胡汉民来了后蒋介石单独命令秘书长高凌百把他带到别室，警厅长吴思豫坐在别室里负责监视他。随后高、吴两日向胡汉民出示一件蒋介石《致展堂函》，其中历数胡汉民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蒋介石亲自签名。胡汉民自知情况不妙后便破口大骂，要蒋介石出来见他。

（五）蒋介石派邵元冲去询问胡汉民对此的意见，胡汉民骂得更厉害，并表示：“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惟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邵元冲便离开别室赴宴了。在晚宴时蒋介石将此函出示给出席晚宴的戴季陶、朱培德、吴稚晖、王宠惠、何应钦、叶楚伧等中央委员，众人传阅浏览后都默不作声，接着蒋介石又谈约法问题，众人都表示赞成。胡汉民对于蒋介石所罗列的罪状自然很不服气，等晚宴结束、蒋介石姗姗来迟之时胡汉民对函件内容予以驳斥，蒋介石则唾面自干并未作过多解释。吵了两个多小时后胡汉民表示不干了，并警告蒋介石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声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进一步说你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举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为快。”这一夜胡汉民被扣押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仅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记下一句：“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3月1日胡汉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声明辞职的，称：“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另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称：“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1930）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1930）与组庵（谭延闿）、湘勤（古应芬）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胡在信尾还附上一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这两封信被蒋介石再度利用，借以表明蒋并未监禁胡汉民，胡汉民的迁居要求自然得到满足。3月1日上午9时胡汉民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软禁，是为汤山事件。胡汉民被扣押时陈立夫建议蒋介石就此收手，蒋介石表示：“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一周后蒋介石下令将胡汉民转移到南京双龙巷胡汉民寓所软禁。

（六）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如愿在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随后又根据约法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立以国府主席为中心的集权体制，从法理上确保蒋介石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由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强大的拥护势力，而且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势力依旧存在，所以汤山事件的发生表面上使蒋介石除去绊脚石，实际上却让他陷入更大的困境。胡汉民被扣押之后蒋介石在3月9日发表声明说：“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他如此。”并宣称：“党员无自由。”但社会舆论已经沸腾，对蒋介石的专横多有指责，国民党内反蒋各派也在酝酿新一轮反蒋高潮。胡汉民本人也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请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然后通过邓与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让他们在两广形成反蒋局面。胡汉民的另一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来到广州，力劝驻扎广东的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司令陈济棠反蒋。其后陈济棠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握手言和，共同反蒋，而胡汉民的再造派也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暂时化敌为友。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监委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谴责他起用政学系、陷害许崇智和扣押胡汉民三大罪行，并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为缓和局面邀请胡汉民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为胡汉民严词拒绝。1931年5月27日各路反蒋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次日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宁粤对立的局面。北方失势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蠢蠢欲动，石友三更在7月下旬在河北举兵反蒋，但被张学良的部下于学忠镇压。9月广州国民政府也出师讨蒋，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中断，粤方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之后方能正式谈判。

（七）1931年10月12日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和陈铭枢的建议下结束对胡汉民的软禁，10月13日胡汉民会见蒋介石，10月14日胡汉民离开南京，前赴上海，汤山事件才告终结。从此以后胡汉民再也没回过南京，而蒋介石也迫于压力在12月15日第二次通电下野，翌年与汪精卫联合，卷土重来。汪精卫被刺事件是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南京枪击亲日派汪精卫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因推行亲日、媚日政策激起公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乘与会者集中在会场门口摄影留念之机向汪精卫连发数枪，汪精卫身负重伤，孙凤鸣当场被警卫击倒，后伤重身亡。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南天王”的宝座，并借助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胡汉民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介石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1936年1月继染指川、黔、滇之后蒋介石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蒋介石要解决两广割据的首要步骤是拉拢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借国民政府之名诱胡北上，胡汉民未为所动。次年底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名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以拉胡汉民入京，又为胡汉民所拒。当时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介石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月7日蒋介石又特派魏道明为其私人代表，持蒋介石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汉民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则先派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

（八）陈济棠为稳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胡汉民居住广州期间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并发表谈话，以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屈辱外交政策，胡汉民痛斥：“当下进行的‘中日关系调整会议’尤属乖谬，政府直自置中国于朝鲜、台湾之列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蒋介石对胡汉民之不来京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在日记中写道：“闻汉民诋中央政治，表示不来南京，人以为忧，我无所谓，或以为慰乎？”此时蒋处理两广问题之方针发生转向，从偏重政治之“团结”转向侧重武力之“统制”。他在2月中旬的日记中反复思考两广问题，忧虑：“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认定：“两广终久必为祸患，非统制不可也。”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与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因棋局不利而构思过度，竟突发脑溢血而暴亡。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介石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维周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彻底解决广西的李宗仁、白崇喜，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对此面有难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后广东将步其后尘，遂萌生联合广西一起反蒋之意。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吊唁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统一币制。

（九）这五条实际上是要求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天王”宝座上退下来，同时表明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逼蒋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后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介石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已到。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十）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3个军，军长为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副军长为李振球、张达、黄廷祯。每军三个师，师长为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独立师，师长为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为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为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为陈汉光，还有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70个团，共计20万左右的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2个军，第七军军长为廖磊，第十军军长为夏威。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99个大队，共计有十多万兵力。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30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6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3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除此之外陈济棠等还积极联络日本以作为外援，日本给他们提供步枪、平射炮及机关枪，继运到军械零件。又运到两批飞机共60架，随来两批飞行员共60余人。随后又来日本军事顾问100余人，当时分住广州西堤各大酒店。他们分赴东江及北江视察工事，还有二三十人视察天河机场。当时机场人员不知底细，误为日本人来接收飞机场而不禁哗然，引起一场虚惊。在起兵前的会议上陈维周向与会人员介绍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两广方面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两广的行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即“冬电”）。

（十一）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并拥护“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万至二十万。

（十二）蒋介石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伺机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此时蒋介石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介石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来笼络人心。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6月7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9日蒋电陈济棠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蒋介石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衡阳，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关，令其转饬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10日蒋再电陈济棠谓：“我全国军人听命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速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同时指出：“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蒋某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

（十三）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复电蒋介石，申明西南当局无意对中央作兵谏行动，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并请中央指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与供应军辎、军火接济。同日西南执行部发出真电，对蒋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其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用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粤、桂压迫，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之内战政策。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哲元、韩复榘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意在争取宋哲元、韩复榘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作出一举下长沙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并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介石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时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蒋介石舒了一口气，在日记中感叹：“幸派兵入衡迅速，辞修（陈诚）入湘。竟得转危回安，此实国家治乱惟一之关键也。”

（十四）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怏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介石：“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一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特殊作用。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得军统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与陈济棠有隙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和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分别从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从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北飞南昌投蒋，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志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2万元。针对上述情况时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济棠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汉魂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来危害国家，劝陈济棠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十五）在“两广事变”中将陈济棠置于绝境的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倒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汉谋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长之职。余部对此不满，这是余倒陈拥蒋的潜因；二是蒋介石对陈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南剿共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所以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介石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余汉谋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荦、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亲信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待命。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达成两项协议：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15日西南政治委员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

（十六）是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最近两粤运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广东军事当局即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摇动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7月13日蒋介石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也要有整饬纪纲，维持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负起责任来，弭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的工作，决不可因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地方军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当天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一、四两个集团军，并对陈济棠、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是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指责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余汉谋通电说：“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听命中央，释兵入京。次日余汉谋命令莫希德第一师回师广东，向韶关、翁源等地进发，因驻防韶关第二军军长张达已被余汉谋收买而不战而退。16日莫希德的先头部队顺利进驻韶关，接着莫希德又以20万元的“伙食费”买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剑虹，巫部后撤至广州近郊江村。余汉谋兵不血刃，顺利推进，把主力部队集结在英德、军田一带，准备向广州发起攻击。巫剑虹是陈济棠的亲信，巫的倒戈对陈又是一个重大打击，北线失去防御屏障，使广州暴露于余汉谋的直接威胁之下。

（十七）在这期间直接发生第三军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另一团长率队响应。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离穗，转入香港，萧佛成也离穗赴港。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此时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在陈济棠身上，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遣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飞行员官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朱家骅来穗祭奠胡汉民时已经通过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的关系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秘密联系，获得率机投蒋的许诺，此后两人在广东空军内策动倒陈投蒋。7月上旬有几架蒋介石方面的侦察机来广东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进言：“加强空防，迎击蒋机。”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18日清晨广州天河机场大批飞机起飞，其中黄光锐、陈卓林乘飞机飞至香港新界降落，大部分北飞韶关、南雄。黄光锐、陈卓林飞抵港后发出团结御侮通电，表示倒陈投蒋。这次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及150名飞行员、机械员，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20日飞赴南昌。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南京政府，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宗仁回桂处理善后。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同日致电余汉谋：“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至此陈济棠失去“南天王”的宝座，结束他对广东的统治。

（十八）陈济棠出走香港后两广联盟解体，西南变局的重心移至广西。李宗仁派靠广西约十余万兵力处内线作战之势，内部比广东团结，蒋介石一时无隙可乘，局面尚可维持。广东已失，唇亡齿寒，广西已成孤立势态。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后也无进一步动作的良策，于是借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于7月20日分电致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请他们代为转达广西的态度。广西的这番表态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反应，蒋介石反而改变原先准备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的打算，决定兵锋直指广西，企图一举了却多年的心腹之患。7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特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同时蒋介石命主力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八步方向进逼；又以陈诚的第十八军由广东肇庆循西江而上，向广西梧州逼近；并以甘丽初部由湖南威胁桂林；令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压迫广西西北的宜山；再令余汉谋一部由广东高州一带围逼广西南部。一时大军云集，从四面压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万。同时以空军对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连续威胁扰乱，企图从军政两方面威逼李宗仁、白崇禧就范。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擅自改变二中全会决定，派大兵压境已将他们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见不可，当即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韦云淞、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蒋介石如悍然进犯，即将武力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十九）并复电中央以指出蒋介石更调李宗仁、白崇禧原来广西绥靖署主任的职务是别有用心的，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任命殊难遵令。同时在广西下达全民动员令，迅速扩编退役军人组成战斗部队，将民团改编为“别动队”，数天之内就编组二十一个师。7月下旬桂系驻梧军政干部举行“效忠宣誓大会”，发表《告军民书》，期望全部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介石奋战到底，南宁等地还举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对外发表讲话，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宗仁、白崇禧还派特使黄旭初赴香港邀请李济深，告以“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同时函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入桂重组十九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陆续入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中国青年党均有代表到南宁，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邓龙光、张文、翁照垣等也应邀来桂。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广西全省各界都发动起来，学生纷纷入伍，老百姓订立《抗日公约》，民众抗日激情持续高涨。广西当局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号召各方抗日力量，摆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蒋介石看到用强硬压力不能逼广西就范，又闻广西将于8月1日组织独立抗日政府，担心局面再度恶化将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见广西就组府采取行动，遂于是日以东电向李宗仁、白崇喜解释两点：调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职是为了摆脱他们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难境地，并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攻击他违反二中全会决议问题，辩称二中全会决议发表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绥署职务后未见他们正式就职，以为他们一定有现实的困难，所以另调新职作为转圜。只要真心想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则任何命令都应该是乐于接受的。至于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职权，全会也并没有不能变更的限制，断不能看作是违反决议、违法失信。

（二十）蒋介石还在电文中警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可攻粤犯湘，如无视中央爱惜国力，企望和平。也决不容对内有用兵自残的举动，如果他们竟出兵邻省，只有自陷于绝境。实际上当时整个局势不利于蒋介石对广西战事旷日持久，同日黄绍竑到广州找程潜面见蒋介石，提出反对以军事解决广西问题的意见。黄绍竑说：“对广西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问题，当前日军集中多伦，绥东吃紧。西北国共两党对抗，形势亦未可乐观、似宜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以保全国家元气。” 蒋介石亦看到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后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劝蒋介石毋斫丧国家元气。在冯玉祥缓颊之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被广西长时间拖住，答应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以广西方面来讲摆出欲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就是抓住蒋介石怕被拖进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这一个弱点上，逼蒋介石知难而退，以图保持广西割据一方之目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单凭广西一省人力、财力去与蒋介石之中央军火并时弊多利少，对抗日也无利可言，因而也谋求“避免”战事之良策。蒋桂双方表面上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私下都在寻找转机。自7月底至9月初这一个多月期间蒋桂双方派出的使者开始频繁往来，一触即发的战局有了转机。7月30日起蒋介石先后派香翰屏、邓世增、程潜、何应钦、陈诚、张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宁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疏导，以试探广西态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托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蒋介石之真实意图。蒋介石在黄埔立即见刘斐，刘斐转达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蒋介石与刘斐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刘斐最后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介石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刘斐回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汇报并商定和平的具体办法。

（二十一）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征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宗仁、白崇禧：“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此时中共方面赶抵广西的代表云广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两广事件”后依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对中国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诉李宗仁、白崇禧说：“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国际抗日形势的发展，宜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中共希望蒋、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意见，希望看到广西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见，同意在蒋介石真正领导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谈要求，并提出议和方案六条：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中央收回以前调李宗仁、白崇禧职务的决定，重新协调职务；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和谈告成后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服从中央领导。8月21日邓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广西斡旋和平，带回广西方面和平谈判条款。李宗仁、白崇禧获悉蒋介石基本接受和平条款后于8月23日再次派刘斐以正式和谈代表身份赴广州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刘斐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8月25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举行和平谈判，9月2日程潜、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并携带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的亲笔信开始正式和谈。根据六条原则达成以下各条协议：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

（二十二）程潜等三人于9月4日回广州向蒋介石复命，9月6日刘斐致电李宗仁、白崇喜：“蒋介石于5日在程潜寓所与居正、程潜、朱培德以及辞修、季宽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6月发表。”是日南京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宗仁、白崇禧遂于9月10日电程潜等，表示愿意接受新命，请中央派员监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崇禧前往广州。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介石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割据五年之久的两广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广东更是被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充实蒋介石的军事、经济实力，提升他的政治威信。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得意忘形，他成功迫使多年来的死对头李宗仁、白崇禧乖乖就范，因此对于曾是结拜兄弟的张学良也就更加大意、放松警惕，自以为能操控一切，间接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

（一）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二）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拒绝，两人大吵。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介石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介石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后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介石拒绝。

（三）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后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四）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后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同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同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同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五）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23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子文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学良、杨虎城也推荐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

（六）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介石再回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介石。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介石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介石回南京。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后达成九项协议：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蒋介石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宋子文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介石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外交政策是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蒋介石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也承认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子文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七）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介石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后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介石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而有点紧张，立即对张学良、杨虎城又重申“六项承诺”。

（八）蒋介石还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虎城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介石、宋子文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时飞机已起飞。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张学良于12月26日到南京后不幸被扣，由大陆到台湾，失去自由。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九）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领导地位。”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重大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战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两党关系始终没有破裂，统一战线得到维持，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

（十）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抗战期间三次反共高潮的第一次，指的是1939年春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迅速扩大反共活动的事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敌后战场加紧反共及投降活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春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逼迫中共山东分局取消胶东北海行政公署，逼迫八路军部队撤出滨海地区泊儿镇一带。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直接下令，驱逐八路军山东纵队出山东到北宁路作战，但其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并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反列（列宁主义）大队”，积极反共。于学忠部到山东后沈鸿烈伙同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缪徵流等人一起继续策划限制共产党的办法，规定山东纵队在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鲁南、胶济路以北八路军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点集结，这些规定、命令被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所拒绝。山东顽固派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据统计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仅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就进攻90多次，杀害抗日军民1350多人，扣押抗日干部、战士近1000人。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5个县城和16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而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来犯之敌，恢复陇东大部地区。

（十一）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129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2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强令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共九千余人在达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袭击，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还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整并扩大新四军。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重庆展开各种抗议活动，揭发和抨击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孤立。

（十二）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进行剿共，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便告结束。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关于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借机大造反共舆论。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叫他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迫使德军全面转向守势，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倒台，日本在亚太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国民党当局不是运筹如何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想如何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便战后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为此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1943年3月蒋介石撰写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恰在此时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并给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以高度评价。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重兵闪击延安。部署从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撤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沿宜川、洛川、淳化、固原线，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第三次掀起反共高潮。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袭扰边区境内。为击退国民党的反共活动，6月14日中国共产党组织3万人的群众大会，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日。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磨擦，中国共产党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十三）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强调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须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斗争，并将此种宣传散布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呼吁团结，停止内战。接着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系统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径，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1943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各抗日根据地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坚决地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使国民党在军事上也无机可乘。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不仅受到中共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受到国统区人民的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报刊认为国民党政府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9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边区，这样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磨擦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了。

绥远抗战

（一）绥远抗战是1936年在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推动支持下中国绥远地方当局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争，以中国晋绥军、中央军全胜而告终，这次胜利有力的推动中国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侵占中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察东事件。1935年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方针。1935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远，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绥远就构成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日本通过1936年5月建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控制察北和察东地区，直接威胁着平绥铁路和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的包头。

（二）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作义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王英率部离开商都向西移动；李守信率第1军从张北移至商都，作为第二线；德王的第2军主力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为后援，其第7师绕经后草地进驻百灵庙，为北线作战的主力。同月中旬伪蒙军和王英的“大汉义军”在察绥边境和绥北集结，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东北四省，建立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11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在未得东京军部同意的情况下指挥伪蒙军和其他伪军发起对绥远的进攻，攻绥军以德王和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为主力的两个军7个师组成，另外还有以王英为总司令的“大汉义军”4个旅，总兵力2万余人。其作战部署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绥军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攻取包头、固阳，西攫五原、临河，迫使绥军退守山西。

（三）1936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已有变化，蒋介石调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进攻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支援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5月2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增兵援助绥远傅作义。但阎锡山畏惧日军进攻山西及红军再度渡黄河东征而犹豫不决，请求中央军支援。7月中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7月31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阐明局势，令其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8月10日蒋介石又电阎锡山，命令对进犯绥远的伪蒙军采取攻势在蒋介石的极力推动下和在日军欲取绥、晋的情况下阎锡山也提出“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料敌必将大举侵绥，一面加紧准备抗击，一面向蒋介石、阎锡山报告。阎对绥远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4个团在绥）及第68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抗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部队，全数入绥抗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要。”1936年8月9日第68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警戒，1936年9月18日中央军炮兵1个大队抵绥。1936年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已调汤恩伯第13军（2个师）和门炳岳部骑兵第7师增援绥远。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电告阎锡山：“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并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经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之连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

（四）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第211旅下辖第419、421、422团；第218旅下辖第420、435、436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阳高、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向绥远开拔（绥战开始后该部还在途中，未参战） 。1936年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对绥远的进攻。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936年11月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936年11月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后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936年11月16日、17日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傅作义、赵承绶于1936年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

（五）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其“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1936年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克，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936年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拳。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

（六）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50人，总计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三万袋。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对百灵庙发起进攻。1936年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1936年11月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同时发布作战命令：“骑2师孙师长长胜为指挥，步211旅孙旅长兰峰为副指挥，旅参谋长袁庆荣为参谋长，指挥步兵419团（欠1营）、421团（欠1连）、第70师315旅补充第1团（欠1连）、骑兵第8团及特务3个连、炮21团第3营及第6连小炮2门、无线电3台、汽车1队（计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迅捷之手段袭占百灵庙。” 1936年11月22日晚10时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1936年11月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

（七）经过反复搏斗后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1936年11月24日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百灵庙。百灵庙一役中毙伤伪军800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还缴获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在百灵庙惨败的日、伪军退到锡拉木楞庙。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1936年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1936年11月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锡拉木楞庙位于百灵庙东35公里处，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以骑兵第2师孙长胜师长率该师（3个团）附炮2门进击乌兰花，另以420团附炮1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以211旅孙兰峰旅长指挥421团、补充第1团、炮兵2连、小炮4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421团现在庙内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以419团附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以独立第7旅之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1个团。这样使锡拉木楞庙之敌不能单独反攻百灵庙，而又迫使该敌离开，晋绥军则相机占领之。自1936年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

（八）至1936年12月4日9时彻底粉碎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骑兵第2师在乌兰花东北15公里处的南厢村、红房子与王英部激战，将其包围于乌兰花西北七八十里处的黄陶瓦。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1936年12月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1936年12月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华亭、王子修反正后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绥远抗战沉重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既收复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绥远抗战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三战三捷，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师又四个旅，击毙操纵伪军的日本顾问30余名，收复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绥远境内的全部伪军，挫败日军西侵绥远的计划。其次激发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后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九）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专门配发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杰作《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表彰骑兵师长彭毓斌、旅长董其武、团长张培勋、团长苏开元、副团长张著。绥远抗战增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他的爱国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援绥请缨抗敌书》，1936年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学良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十）蒙古军政府是1936年至1937年日本在中华民国察哈尔省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侵入中华民国热河省，4月占领中华民国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7月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人称“德王”）集合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向南京国民政府通电请求自治，8月再次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蒋介石为防止德王（1902年2月8日—1966年5月23日）投靠日本乃同意成立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由于委员长云端旺楚克年老多病，副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索诺木喇布坦未到任，蒙政会的大权从一开始就落入德王手中。蒙政会成立后不久德王不满足于现状，又兼日本关东军的策动及提供枪弹与经费支持，德王乃同关东军密切接触，商议成立“蒙古国”事宜。为了防止西蒙全境被德王交给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乃于1936年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分为两部分，分别组织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德王管辖的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并作为成吉思汗30世子孙宣读誓词，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祝贺，并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1936年4月20日在日本操纵下第一次蒙古大会召开，5月1日通过《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同德王商定，共同发动军队进攻绥远省，但傅作义部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使德王领导的蒙古军遭到重创。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奉命进攻德化，德王逃回苏尼特旗的王府，并再次挂出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招牌，作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由此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