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章 干燥的阿尔塔格拉西亚

第二章 干燥的阿尔塔格拉西亚

20 世纪 30年代初，阿尔塔格拉西亚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小型山区度假胜地，有几千人口，周围环绕着农田和未受污染的乡村。空气中带着大山的味道，新鲜，纯净，生机勃勃。

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埃内斯托的哮喘有所改善，但还是会发作。最初，格瓦拉一家住在“岩洞”旅馆，这是一家德国人经营的疗养院，位于阿尔塔格拉西亚郊区的山地。旅馆的很多顾客都是肺病患者，旅馆的名字来源于附近用于供奉路德圣母的礼拜堂和岩洞，那里是寻找神迹的信徒朝拜的圣地。

在一派田园风光之中，对于塞莉亚和孩子们来说，这里的生活就是延长了的假期。她带着孩子们远足，游泳，骑骡子，拜访当地人。但是格瓦拉·林奇没有和他们一起。他们的储蓄开始变少，无法工作的挫败感加深了他的绝望。他认为被隔绝了，被周围的大山困住了，饱受失眠的困扰。一个个不眠之夜让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格瓦拉夫妇对埃内斯托健康的担心让他们来到阿尔塔格拉西亚，而这种担心也会继续引领他们未来的道路，主宰他们的生活。不久以后，他们决定无限期地在阿尔塔格拉西亚住下去，因为在“岩洞”旅馆住了几个月后，他们发现埃内斯托的状况有所好转。干燥的山区气候确实让他的病情稳定了。在这里，他的哮喘只是间歇性地发作，不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那样一直折磨着他。如果不考虑他的哮喘，埃内斯托现在就是一个活泼、任性的5岁男孩。他和当地的一帮孩子玩到了一起，玩战壕战和警察打强盗的游戏，骑着自行车在阿尔塔格拉西亚街道上横冲直撞。

格瓦拉·林奇在阿韦亚内达街租下了一座空别墅，只需5分钟，就可以从这里步行到富丽堂皇的山峦酒店——阿尔塔格拉西亚的社交中心。他们租住的这座别墅叫“齐齐塔别墅”，是一个两层的哥特式建筑，格瓦拉·林奇把它比作灯塔。实际上，这座别墅周围蔓草丛生，从别墅的一侧望出去是山峦，在别墅的另一侧是平原。

1934年1月，塞莉亚生下了第四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他们用她祖母的名字为她命名，把她叫做安娜·玛丽亚。埃内斯托常常跟塞莉亚和罗伯托打架，但他非常关心这个最小的妹妹，在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带她出去散步，还给她讲故事。在他呼吸困难的时候，他会靠在妹妹的肩膀上休息。

从家庭照片上看，埃内斯托·格瓦拉是一个圆脸、结实的矮个子5岁男孩，皮肤苍白，一头乱乱的深色头发。他总是穿着短裤、袜子和凉鞋，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遮挡山区的烈日；照片里，他的表情紧张，显然相机很难捕捉到他的情绪。两年后，他就变瘦了，但是他的脸还是紧绷、发黄，这显然是与哮喘长期抗争的结果。
在埃内斯托7岁的时候，格瓦拉一家从齐齐塔别墅搬到了街对面一个更加舒适的新家——尼迪亚别墅。尼迪亚别墅是一座单层建筑，坐落在一棵高大松树的树阴之中，内部有三个卧室，一间书房，还有佣人房，占地约一公顷。租金虽然不像齐齐塔别墅那么便宜，但是也不高，一个月只要70比索，相当于20美元，房主是叫洛札达，是阿尔塔格拉西亚教堂和宣教中心的主人。

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居住期间，他们还搬了几次家，住在几个不同的按季度支付租金的别墅里。但是尼迪亚别墅是格瓦拉一家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他们认为最像家的地方。虽然这里的租金很便宜，但是格瓦拉·林奇还是经常交不上租金，大多数时候他都缺钱用。

格瓦拉·林奇被牢牢束缚住了。为了埃内斯托的健康，他不能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也无法在本地找到工作。他收入的最大希望来自米西奥内斯的种植园，但是马黛茶的市场价格暴跌，由于持续干旱，塞莉亚在科尔多瓦南部的庄园的收入也缩了水。在阿尔塔格拉西亚，至少生活费用相对较低，孩子们也很健康。

在之后的几年中，格瓦拉一家继续依靠他们农场庄园的收入过活，但是受到气候和市场状况波动的影响，他们每年的收入很不稳定，而且通常不多。据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说，是塞莉亚的钱，很可能是她剩下的现金债券，让一家人撑过了20世纪30年代。“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真是艰难的日子。”格瓦拉·林奇说，“……家里经济困难。孩子们在长大，埃内斯托还有哮喘。我们花了很多钱请医生、买药；我们不得不花钱请佣人帮忙，因为塞莉亚自己一个人没办法照顾孩子们。学费、租金、衣服、食品、出行，全都要花钱，可是收入却很微薄。”

他们经济上的困境部分是由于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不善理财造成的，他们执意维持着让他们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办晚餐聚会，买了一辆马车和一辆汽车，夏季外出度假，还雇了三个佣人。每到夏天，他们会根据经济情况，决定是在位于大西洋岸边富人云集的避暑胜地马德普拉塔度假，还是在祖母安娜·伊莎贝尔位于桑塔安娜德伊利尼奥波特拉的乡间庄园度假。

格瓦拉夫妇总是出现在山峦酒店上流社会圈子的活动中。他们可能没有钱，但是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姓氏，他们属于上流社会。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认为格瓦拉夫妇很有“做派”。他们似乎被赋予了富家子弟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们身边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解决 通常情况的确如此。在他们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家人和朋友也会伸出援手。

格瓦拉·林奇花了些时间才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而且找到了能赚到钱的工作。1941年，凭着他兄弟费德里科的建筑师证书以及他自己的承包商证书，他拿到了山峦高尔夫球场的扩建改造合同。只要有工作，就会有收入。但是除了这笔买卖，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居住期间，格瓦拉·林奇就没再有过其他工作了。

因为哮喘，埃内斯托在9岁以前都不能正常上学，因此塞莉亚自己在家里耐心地辅导他，教他读书写字。这段时间无疑让他们密切的母子关系更加巩固。

直到1965年塞莉亚去世，母子俩一直通过心灵上的交流维系着牢固的母子关系。的确，在埃内斯托5岁的时候，就开始显现出很多和母亲一样的人格特质。两个人都喜欢追逐危险，天生反叛，坚定果断，固执己见，而且按照直觉和别人交朋友。除了母亲，埃内斯托最爱的人还有他的舅妈贝亚特里斯和祖母安娜·伊莎贝尔。

贝亚特里斯没有孩子，她特别喜欢埃内斯托，总是给他买礼物，把他给宠坏了。在埃内斯托给贝亚特里斯舅妈写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的哮喘好多了。这封信是1933年写的，很明显是埃内斯托的父母之一执笔的，最后的签名“特特”是一个5岁孩子的潦草笔迹，看上去是费力书写的。“特特”是贝亚特里斯给埃内斯托起的小名，后来全家人一直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埃内斯托的哮喘仍然让他的父母焦虑不已。为了将埃内斯托与可能让他发病的东西完全隔绝，他们记录下埃内斯托一天的所有活动，监控空气湿度以及他的穿衣吃饭。他父亲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周三，15日：上午，阴天——空气干燥——他醒来的时候很好。开着窗睡觉。没有去游泳池。吃饭时胃口很好，和前些日子一样。到下午5点之前他一直很好。”这篇日记是1938年11月的某天写的，记录了10岁的埃内斯托当天的情况。

格瓦拉夫妇给埃内斯托更换床上用品，更换枕头和床垫的填充物，撤走他房间的地毯和窗帘，掸掉墙上的灰尘，禁止任何宠物在房子和花园里出现。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一度求助于江湖游医。有人告诉他，晚上在孩子的床上放一只活猫可以防止哮喘发作，可是他的哮喘症状并没有减轻，猫反而死了，显然是在晚上被睡着的孩子压在身下憋死的。

最后，格瓦拉夫妇意识到，埃内斯托哮喘发作没有固定的模式。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想办法控制。在发现埃内斯托的哮喘有所缓解后，他们加入了山峦酒店的游泳俱乐部。他们给他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永远不准吃会让他哮喘发作的食物，比如鱼。而且在他哮喘发作后，会更加严格控制他的食谱。这些限制很快让埃内斯托有了起色。虽然还是孩子，但在遵守哮喘食谱时，埃内斯托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自律，可是一旦哮喘发作平息后，他又会狼吞虎咽，一落座就能吃下一大堆东西。

埃内斯托常常被要求卧床，不能走动，在这些孤单的时光里，他要么看书，要么跟父亲学下国际象棋。这些爱好也陪伴了他一生，后来，他把对自己读书的热爱归功于儿童时期这段孤立隔绝的生活。

在哮喘不发作的时候，埃内斯托会迫不及待地考验自己的身体极限，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上，他初次感受到竞争的渴望。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踢足球，打乒乓，玩高尔夫。他学会了骑马，在当地的靶场练习射击，到山峦酒店或当地河坝拦起的水池里游泳，到山上远足，和当地孩子一起打群架。

塞莉亚不顾丈夫的反对，鼓励埃内斯托进行这些户外活动，认为他们的儿子应该尽可能和正常孩子一样长大。但是有时埃内斯托会因为呼吸困难而倒下，被他的朋友带回家。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再次出去做同样的事，而且这渐渐成了家常便饭，最终格瓦拉·林奇放开了对他的所有限制。

格瓦拉·林奇从来没能约束住他的大儿子，而塞莉亚从来没想过要约束他。结果埃内斯托越玩越野，越来越叛逆。为了逃避惩罚，埃内斯托会逃到丛林野地里，只有在他的父母消了气、开始担心他的安全时，他才会回家。但是据埃内斯托的朋友卡洛斯·菲格罗亚说，埃内斯托逃到丛林中是为了逃避父母的争吵，他们的争吵很“可怕”。

他们长期的经济困窘当然部分要归咎于埃内斯托的哮喘，还有就是因为格瓦拉·林奇总是找不到工作。但是在格瓦拉·林奇看来，这都是塞莉亚的“鲁莽举动”和她在圣伊斯德罗的游泳意外直接造成的。不过据塞莉亚最亲密的朋友说，夫妻俩感情裂痕的真正源头是因为格瓦拉·林奇和其他女人有染。在阿尔塔格拉西亚这个小地方，事情是瞒不住的。那时，离婚在阿根廷还是不合法的，也或许是看在孩子的面上，两个人没有分开。

埃内斯托的哈克贝利·费恩式的自由生活终于结束了，阿尔塔格拉西亚的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他的父母，命令他们送他去上学。埃内斯托现在快9岁了，塞莉亚没得选择，只能放开他。在她的辅导下，埃内斯托已经会读会写，因此他跳过了小学一年级，直接读二年级。1937年3月，埃内斯托进入圣马丁学校就读，他的年纪比同班同学要大将近一岁。

从成绩记录卡上看，埃内斯托三年级的成绩“令人满意”，记录显示他的历史课成绩很好，阅读、写作、地理、几何、道德、公民和自然课的成绩都有“稳步提高”，而在绘画、体育、音乐和舞蹈方面，他似乎没表现出什么兴趣。在这一年中，他的行为表现“良好”，但是第三学期表现“欠住”。他的学校表现的变化和出勤率的变化是一致的。前两个学期中，他只缺勤4天，但是第三个学期他有21天缺勤，这很可能是哮喘发作造成的。

艾尔娃·罗西·德·欧维亚多·泽拉雅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埃内斯托的三年级老师，她回忆说，埃内斯托是个“淘气、聪明的男孩，在班里不突出，但是在运动场上却显示出领导才能”。回想起早年的学校生活，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后来对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说，艾尔娃·罗西是个严厉的纪律狂人，总是打他的屁股。一天，他又一次挨罚了，不过他在短裤里放了块砖头，所以她打他的时候，反而伤了自己的手。

在上小学的时候，埃内斯托是个不可救药的“出位小子”。不管是不是对哮喘折磨的一种反抗，他发展出一种强烈的竞争型人格，总是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恶作剧，让大人头疼，让同辈敬畏：喝墨水瓶里的墨水，上课的时候吃粉笔，在操场上爬树；两手勾住横跨峡谷的铁路支架悬挂在空中；爬进危险的废弃矿井通道探险；和愤怒的公羊玩“斗牛”游戏。

其他时候，他和一帮哥们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城里四处游荡，用弹弓打路灯。一次，他把点着的鞭炮从开着的窗口扔进邻居家，那时邻居家正在举办一场正式的晚宴，结果吓得宾客四散奔逃。

埃内斯托的荒唐举动让格瓦拉夫妇在当地恶名远播，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很出名。“无拘无束”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他们轻松活泼、不受拘束的家庭生活。他们很少在家里严格遵循社会规范：邻居家的孩子在下午茶的时间或者晚饭时间到他们家，会被邀请留下一同喝茶和用餐，在晚餐桌上总是会多出几个人。格瓦拉家的孩子可以随便交朋友，和做高尔夫球童的孩子一起玩，也和那些家住阿尔塔格拉西亚城贫民区的孩子一起玩。

塞莉亚妈妈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学校校长艾尔娃·罗西回忆说，在社会阶层分明的当地社区，塞莉亚在女性中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比如开车、穿长裤等等。其他人还说，塞莉亚抽烟，这简直就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直接挑衅。

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和她的慷慨，塞莉亚没有因为这些看似激进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责难。她总是开着自家的车送孩子和孩子的朋友们上下学。她自掏腰包，在学校开创了“每日一杯奶”的活动，后来当地教育局采纳了这种做法，确保穷人家的孩子在上学期间也能够保证营养。

格瓦拉夫妇和很多其他偏离信仰的天主教徒一样，在信仰和行为之间维持一种矛盾，并不彻底摒弃传统礼教，这样在保守的社会中他们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后来格瓦拉夫妇虽然不再参加教会活动了，但是他们还是根据天主教徒的习俗为他们的孩子举行了受洗仪式。埃内斯托的教父是富翁佩德罗·里昂·艾沙奇，塞莉亚和格瓦拉·林奇是通过他互相认识的，也是他说服格瓦拉·林奇到米西奥内斯寻觅财富的。

埃内斯托上学的时候，塞莉亚已经不去参加弥撒了，格瓦拉夫妇要求他们的孩子免上宗教课程。罗伯托回忆说，放学后踢球的时候，比赛双方的两支队伍由两拨孩子组成：信上帝的和不信上帝的。不信上帝的总是输球，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了。

尽管埃内斯托的同学们很少看到他学习，但是都说他上课时思维敏捷。可是他对得高分似乎没什么兴趣，所以总是成绩平平。这让他的父亲感到困扰。他的父亲似乎从来没有搞懂他的大儿子，就像他从来没有完全搞懂他的妻子塞莉亚一样。对他来说，塞莉亚“天生鲁莽”，“总是被危险吸引”，而她把这些特质遗传给了他们的大儿子，这完全是她的过错。同时，格瓦拉·林奇也承认自己“过分谨慎”，总是沮丧焦躁，总是担心各种潜伏的危险。从某种角度看，作为孩子的父母，他更多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而塞莉亚则更像她儿子的知己和伙伴。格瓦拉·林奇同时也有着“爱尔兰”人的火爆脾气，他们在阿尔塔格拉西亚的朋友都记得他的坏脾气，特别是在他认为家庭成员受到侮辱的时候。格瓦拉·林奇出了名的脾气多多少少遗传到了他的大儿子身上。埃内斯托如果觉得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或者惩罚，就会变得“怒不可遏”，他还经常和对头帮派的小孩打架。他从来没有丢掉过自己的坏脾气，不过上大学的时候，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学会了用他出了名的尖刻舌头代替身体的暴力威胁。但是偶尔他还是会拳脚相加。

格瓦拉·林奇喜欢探险和历史类书籍，他想让儿子也喜欢上这些书，可是他在教导儿子的时候完全没有耐心。塞莉亚热衷于阅读小说、哲学和诗歌，她最终引导埃内斯托对这些书籍的兴趣。

埃内斯托·格瓦拉成年后的人格特质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无所畏惧，喜欢领导别人，固执，竞争精神，自律——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显现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年幼的“格瓦拉”身上，而就是这些特质最终让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

从1932年到1935年，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战斗和流血冲突，争夺两国毗连的查科荒原地区的控制权。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密切地关注报纸上关于“查科战争”的消息，因为他在巴拉圭的米西奥内斯待过，所以站在巴拉圭一边。他甚至宣称“愿意拿起武器”，帮助保卫巴拉圭。他的大儿子沾染了父亲的热情，也开始关注战争的进程。格瓦拉·林奇说，不久以后，当地孩子们开始玩战争游戏，一方扮演巴拉圭人，另一方扮演玻利维亚人。

格瓦拉·林奇后来曾说，他儿子对这场战争的兴趣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形成。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在战争结束时，埃内斯托只有7岁。但是成年后的切确实回忆说他父亲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西班牙内战从1936年持续到1939年，这可能是第一个对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它的影响确实是不可避免的。1938年，西班牙的战争开始有利于弗朗哥的法西斯党人，一群西班牙共和党开始流亡到阿尔塔格拉西亚。

冈萨雷斯·阿奎拉尔家的4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就是跟着这些流亡者一起来到阿尔塔格拉西亚的。他们的父亲胡安·冈萨雷斯·阿奎拉尔是共和党的海军军医长，当时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1939年1月巴塞罗那被攻陷后，才来到这里与他的家人会合。这些孩子和格瓦拉家的孩子年纪相仿，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两个家庭很快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

格瓦拉夫妇发现他们在感情上支持被动防御的共和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阿根廷的国内政治很少能够吸引信奉自由主义的格瓦拉夫妇的关注。保守派的军事政权接连统治着阿根廷，而中间曾经断断续续与传统“自由”党派“激进公民联盟”的部分派系联合统治。1930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的政权被推翻后，激进公民联盟就分裂瓦解了。西班牙共和国战争象征着对不断升级的国际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抵抗，这激发了人们的热情。

身边围绕着这么多热情参与西班牙共和进程的人，10岁的埃内斯托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给他们家的宠物狗取名为内格林娜——为了向西班牙共和国的总理胡安·内格林致敬。在战争持续期间，埃内斯托根据战争的发展情势在地图上用小旗子标注共和党军队和法西斯军队的位置。
西班牙共和国军刚战败，欧洲战事就正式开始了。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阿道夫·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公约》，在公约掩护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参与到反抗轴心国同盟的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其他地方一样，阿尔塔格拉西亚的人们开始选择支持战争的哪一方。

现在，格瓦拉·林奇把全副精力投给了“阿根廷行动党”，这是一个亲同盟国的团体，他在阿尔塔格拉西亚建立了这个组织的分支。他从洛札达那里租来了一间小办公室。埃内斯托现在11岁了，加入了阿根廷行动党的“青年团”，而且拥有他自己的团员证，据他的父亲说，他“曾经很骄傲地展示他的团员证”。

格瓦拉·林奇在省内游历，在公开会议上发言，追踪潜在的“纳粹渗透”的消息。他的团队成员担心纳粹最终会入侵阿根廷，他们监视着科尔多瓦省大型德国团体的所有可疑行动。对年轻的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是这样说的：“在他娱乐和学习以外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和我们在一起。”

在科尔多瓦，人们关注的目标之一是阿尔塔格拉西亚附近加拉木齐达山谷内的德国居住区。1939年年末，在与大西洋上的英国军舰交战后，失去战斗力的德国战舰被追击，驶入拉普拉塔河，战舰舰长将战舰沉入蒙得维的亚外的水域。阿根廷政府将德国战舰上的军官和船员“扣留”在科尔多瓦。

格瓦拉·林奇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他们发现了活跃在科尔多瓦的纳粹地下网络的证据，他们向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行动党总部发送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希望亲同盟国的罗伯托·欧提兹总统政权能够立刻采取行动。但是，1940年，欧提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由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承担，而拉蒙·卡斯蒂略是个老谋深算的贪官污吏。卡斯蒂略政权展现出强烈的亲轴心国倾向，据格瓦拉·林奇所说，卡斯蒂略政权从未对纳粹网络采取过什么实质性的措施。

阿根廷在整个战争中的立场模糊，在1945年德国战败前夕以前，阿根廷在官方上一直保持中立，因为阿根廷担心经济受到影响，同时阿根廷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中也存在相当多的亲轴心国情绪。从历史上看，阿根廷一直依赖于欧洲，特别是英国，英国是阿根廷主要的牛肉、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市场，由于欧洲同盟国的封锁，阿根廷也受到波及。作为对同盟国提供支持的回报，欧提兹政府获得了同盟国的承诺，确保阿根廷能获得美国的剩余出口物资——阿根廷大部分的制造产品是美国提供的。但是在亲轴心国的卡斯蒂略政权下，欧提兹政府无力推动这个“公平交易”，卡斯蒂略政权中的阿根廷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把正不断占据优势的德国看成阿根廷新的潜在出口市场，而且把它当成了阿根廷军队的军事供应商。

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席卷欧洲大陆，阿根廷的国内政局也越来越不稳定。埃内斯托·格瓦拉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了。尽管他的身体发育比较缓慢——几年来，他一直不高，直到16岁才开始长个子——但是他有很强的求知欲，喜欢提问题，爱跟长辈顶嘴。他最喜欢的书大部分讲述的是经典的“男孩历险故事”：埃米里奥·萨格瑞、儒勒·凡尔纳和大仲马的探险小说。

1942年3月，在14岁生日之前，埃内斯托上了中学。阿尔塔格拉西亚的学校只提供小学教育，埃内斯托开始每天乘坐巴士到科尔多瓦，到23英里以外的迪安福内斯国立学校上学，除私立学校之外，这所国立学校被公认为这个城市最好的学校。

一天，有人为搭乘科尔多瓦早间巴士的埃内斯托和其他的乘客照了张像。相片上的埃内斯托冲镜头顽皮地咧嘴笑着，上身穿着夹克，戴着领带，可是下身还是穿着短裤和长度到达膝盖的袜子，袜子皱皱巴巴的。他坐在巴士的前挡泥板上，身边是年长一点的学生，他们穿着西服和长裤、打着领带。

1943年的暑假，格瓦拉一家搬到了科尔多瓦，格瓦拉·林奇终于在这个城市找到了一个合伙人，合伙经营一家建筑公司。埃内斯托开始搭班车上学了，他的妹妹塞莉亚也马上要进入科尔多瓦的一家女子中学就读。从阿尔塔格拉西亚搬到科尔多瓦似乎是个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