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与“恨”——漫谈东亚三国传统文化
资深媒体人杨锦麟先生精辟地指出，在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中，以死来承担责任，洗刷耻辱，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这种传统的根源，据有关人士的研究，大概来自于儒家著作《中庸》中孔子的一句话：“知耻近乎勇”。
在中华文明的少年时期，人们大都是轻生死、重然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的《侠客行》中，无限向往的就是这种古风。
春秋战国时期，重义轻生的例子更不胜枚举。其中，最感人的就是聂政刺侠累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史学家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刺客列传》。刺客聂政行刺侠累后，怕连累自己的姐姐聂荣，自割面皮，刺瞎双眼剖腹而死。聂政的姐姐聂荣不忍弟弟的名声不为世人所知，挺身而出，既为弟弟收尸，更向围观百姓讲述宣扬聂政的事迹，痛哭自尽而亡。后世传有《聂政刺韩王曲》，就是《广陵散》。历史上《广陵散》弹得最好的就是聂政头号粉丝、大隐士嵇康。
到了唐宋时期，古风犹存。张巡、许远、南霁云率百姓守雎阳，万众一心，慷慨赴死；崖山陷落，南宋十万军民无畏蹈海，壮烈殉国。
只不过，当南宋十万军民在我的老家广东崖山蹈海而死，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分水岭，中国人的少年时期就此结束。此后到明清以降，八股取士，士人多是苟且偷生，以死谢罪雪耻，这种事情基本上就绝迹了。
原因何在呢？据杨锦麟先生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异化，鲜廉寡耻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恐怕是道德和耻辱的标准变更，公职人员只向权力的来源负责，所以官-员自尽者固然不少，但还是对权力的赋予者的交代，谢罪的对象是上级或者皇上，再也不用向升斗小民和社会公众谢罪了。
自明清之后，在我们中国，以死谢罪、“知耻近乎勇”的案例就物以稀为贵了，而因为工作失误、失责而愧疚自杀的更几乎绝迹，反倒是在其他“筷子文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古代那种轻生死、重然诺，以死谢罪雪耻的现象于今尤存。
比如说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她的研究岛国人民族性的名著《菊花与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的道德标准取决于一个“耻”字，因此，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文化”。
学者指出，日本的耻文化既受到中国儒家“知耻近乎勇”的影响，又结合岛国稻作文化所需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多神教等因素，这种文化的一大特征，表现在普通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的评论，怕被舆论影响本身声誉，由于“耻文化”认定所有错误为羞耻、耻辱，所以当蒙受了耻辱之后，日本人是一定要谢罪的。
当然，日本耻文化的“耻”和“谢”指向的都是外部的社会舆论，因为外部社会與论会造成日本人内心的不安，但倘若你偷偷做了坏事，却只有天知地知，别人一概不知，那也就根本谈不上耻辱和谢罪了。
日本人一旦确认自己真的犯错，内心就充满不安，因此，古代日本人当内心承载不了犯错带来的巨大压力时，就习惯选择自杀谢罪，以肉体的死亡换取“精神的永生”。武士如果打仗吃了败仗，或者做出违背自己跟主家关系的行为，通常会选择切腹自杀来谢罪，因为对于一个武士而言，“生命是小，失节是大”，“贪生怕死”是最怯弱的耻辱，而即使犯了再大的罪，只要切腹谢罪，就留全了武士的颜面。有时候并非武士身份的日本人也会切腹，比如丰臣秀吉曾经让日本茶道祖师千利休切腹，而千利休的身份就是个茶人、茶艺师。
在当代，日本的官员、企业、影视明星，一旦触发了丑闻，危机公关的第一步：召开记者会、谢罪记者见面会，发布的时候，成员齐刷刷深深的鞠躬，甚至下跪、削发，向公众谢罪，最极端就是自杀。时代不同了，当代剖腹基本没有了，毕竟现在日本人更文明也更怕疼了，所以跳楼、服毒、跳河的应有尽有。
2007年，日本农业大臣松冈立胜悬梁自尽，原因是他挪用了500万日元公款（相当于人民帀30万）被曝光了。松冈在遗书中写道：“由于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这样的风波，给大家添了麻烦，向大家表示歉意，谨以在下的这条性命来承担责任，向诸位道歉，恳请大家原谅。我死之后，部下和家人烦劳大家照顾。”不仅仅是公职人员，甚至演艺界的人员，日本的普通人也常常以死谢罪。1985年，日航一二三号航班空难，520个人不幸遇难，经调查是飞机维修导致的金属疲劳问题引起。日航的维修经理麻布富勇和工程师近田岛自杀，波音公司负责维修这个飞机的工程师，也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杀。
与日本大同小异，另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韩国，则将源自中国儒家的“知耻近乎勇”与自身的高丽本土文化结合，造就了一种独特文化——“恨文化。”
曾有学者形容，韩国人是一个心中有“恨”的民族，韩国文化之“恨”并不是仇恨的“恨”，而是既有耻感又有理想主义，有一种对尚未实现的梦想的悲情、憧憬和执着。受这种“阿里郎”式“恨文化”影响，韩国人尤其是韩国官员重视个人荣誉和国家尊严，也有自杀谢罪的传统。韩国官场的自杀者名单很长：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龙，釜山前市长安向英，国家情报院前次长李秀依，总统理事长金丙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韩国自杀者是前总统卢武铉。
2009年5月23日，因“贪污罪”受韩国检察机关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家乡青山的猫头鹰岩上纵身一跃，选择用最激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震惊世界。
卢武铉出身草根平民，投身政坛当选韩国总统后，对工人、农民、青年和弱势团体特别照顾，但他的亲民政策一直受到强大传统势力和大财团的重重抵制，导致其内政和经济最终一塌糊涂。而一向珍爱荣誉的卢武弦败选下台后，竟因贪污罪被调査，身败名裂，竟成“韩国人之耻”，在接受调査期间，卢武弦一直辩称自己对收钱的事不知情，声称韩媒的报道不公，但他也知道自己已无颜面对国人，不配再谈论公平正义，因不堪成为“韩国人之耻”，他在网上发信呼吁韩国民众抛弃他，为自证清白，他最终选择跳崖自尽、以死谢罪，或许卢武铉跳崖自杀仍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但他确实以死捍卫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卢武铉自尽后，韩国检方匆匆宣布结案，并宣布永远不会再调查此案，有意思的是韩国检方之前调査卢武铉的理由是他“参与亲友受-贿”，而非卢本人受-贿，而在之前之后卢的亲友都没有被追究……
在我们许多国人看来，日本的“耻文化”和韩国的“恨文化”或许不够理性，多少有些一根筋、不懂变通和妥协，甚至可能不够聪明智慧，但日本的“耻文化”使日本人会为工作失误失责而无限愧疚，日本官员甚至会因挪用公款被发现而羞耻自杀，而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同样会因被指贪-污的耻辱而断然自尽，以一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念。
事实上，正是“耻文化”维护和促进了日本人的团队荣誉感，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而韩国“恨文化”中对个人荣誉和国家尊严的追求，再辅之以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良政，也无疑为韩国在朝鲜战争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基础。
中国人的祖先才是“知耻近乎勇”理念的最早倡导者，我们中国人理应比日韩两国人更加聪明，但只有聪明是否就足够了呢？或许我们还需要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