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m）的代表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称冷战为一种“长和平”（The Long Peace），“冷战，连同其中的对抗、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创造了20世纪众所周知的大国关系中最长期的稳定，它现在可与整个现代史上最长的大国关系稳定期相媲美。”[ [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东方编译所译丛，2011年，第316页。]加迪斯在书中强调了美苏在冷战起源时的互动与共同作用。在苏东档案开放后，加迪斯更加强调苏联人应该对冲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被梅利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称为“放弃了后修正主义，回到了对冷战的更传统的解释。”[ Leffler, Melvyn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2): 501-524.]但在“后修正派”的解释之前，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所代表的冷战史“修正派”（Revisionism）更有话语地位，1967年第一次出版的《美国、俄国和冷战》也成为了阐明“修正派”在冷战起源上的观点的经典之作。

一、拉费伯尔与“修正派”

沃尔特·拉费伯尔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美国“威斯康辛学派”（Wisconsin School）的代表人物。本书成书于“修正派”的初创时期，它主要分析了美国在冷战起源中的外交行为对冷战爆发的推动作用。拉费伯尔认为，美国在俄国势力被逐出美洲后对俄国采取的往往是对抗性的政策，这种对抗一直持续到冷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有过“同床异梦”的短暂联盟（Grand Alliance）。“只有理解了美国和俄国之间斗争的根源，才能理解上面那些悲剧，也才有可能在未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引言”第1页。]因此，他更强调美国在推动冷战发生中的作用。

拉费伯尔于195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于1963年出版的《新帝国：对美国扩张的解释,1860-1898》（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是对他的博士论文的大幅扩展修订版，因此他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的“贝弗里奇奖”（Beveridge Award）；随后，他创作了《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66）》（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6）这部著作。他于1997年撰写的《冲突：贯穿历史的美日关系》（The Clash: 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两年后撰写的《迈克尔·乔丹和新的全球资本主义》（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研究了现代体育和美国传媒帝国的影响，这些重量级作品为他获得了“温和修正主义者”的标签。这是理解本书必不可少的要素。

拉费伯尔的学术研究在于从美国国内来寻求对外政策的动因，并且对美国外交持强烈的谴责和批评态度。正如他自己讲的那样：“美国国内的需求和信念（以及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及与美国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外交政策。”[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第十版序”，第4页。]这本书初版于1967年，那个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如今它已经是第10版了，其历史的叙述也已经延续到冷战结束，一直到2006年的小布什时代。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叙述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几个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之间利益纠缠和政治斗争的书籍，资料翔实、笔调冷峻。它其实不单纯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部国际关系学。透过它不仅能了解到众多冷战的历史细节，同时也能领略大国之间博弈的精彩瞬间。

二、本书对冷战起源的阐释

如上所述，拉费伯尔在引言中用“历史的重负”来描述二次大战之前的美俄（苏）关系，这是“两个敌对体系的对抗”，但明显，拉费伯尔倾向阐释美国国内因素和美国自身外交行为对推动冷战爆发所起的作用。本书的第一到五章就在重点阐释冷战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冷战起源要追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乃至整个19、20世纪的美俄（苏）关系的变化。他用五个章节分别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同盟”的分歧、战后初期美苏的行为对冷战爆发的推动作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走上冷战的道路以及朝鲜战争对冷战的加速作用。

在第一章，作者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间的裂痕和战后便出现的同盟间的分歧，而这些争论和分歧便是美苏“分道扬镳”的开始。作者开头便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在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食言，这增加了斯大林的不信任。在东欧问题上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态度也让斯大林非常不悦。美国人事实上创建了一套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的破坏只能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战时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使得美苏根本没有所谓“蜜月”，背后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精算。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罗斯福设想了世界“四警察”制度，这让斯大林比较满意，但是，哈里·杜鲁门进入白宫后，出于“不安全感”以及害怕“缓和”的帽子，转而对苏强硬，要求东欧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民主政府，这更加坚定了斯大林控制东欧的决心。斯大林并非“妄想狂”，而是具有“高超外交手腕的现实主义者”，他考虑的不是“世界革命”，而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斯大林的动作“冷酷而连贯”，而杜鲁门的显示“混乱”。例如，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暗示斯大林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而斯大林表现很平静，事实上他已经掌握了相关消息。日本投降后，美苏又在对日问题上争论不休，斯大林指责杜鲁门违反协定，而杜鲁门试图搬出原子弹来为自己撑腰，并指责斯大林违反“大西洋宪章”。这一次次“恶语相加”使得“巨大的锅炉即将发生爆炸”，是“美国人造了这些锅炉。”[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第25页。]

在第二章，作者认为1946年是冷战酝酿的关键年份。在中东地区，斯大林在伊朗石油问题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受挫，这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在1946年产生了两个“冷战宣言”，分别是斯大林的和丘吉尔的，“这对世界政治的两块试金石——德国问题和核武器控制权——有着剧烈的影响。”[ 同上，第37页。]与此同时，作者分析了“犹疑未决”的美国的矛盾与困境。杜鲁门面对的困难不再是应付斯大林控制的东欧，而是重建战后的西欧，西欧康米的实力战后迅速壮大，对民主制度造成了威胁——无论这些党是主张议会斗争还是暴力革命的。此外，“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Alliance）的分裂损害了杜鲁门的政治资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崛起产生了否定和强烈攻击共产主义的倾向，杜鲁门虽然还没有公开加入冷战，但1946年确实是总统的十字路口。

在第三章，作者阐述了美国向冷战的迅速转变以及苏联对此的回应，即“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出台、“马歇尔计划”（Marshal Plan）的实施、“X”文章的发表以及北约（NATO）的建立。在经过1946年的政策纠纷与讨论后，杜鲁门于1947年拿出了自己的“冷战宣言”（The Cold War Declaration），即“杜鲁门主义”，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和总统杜鲁门想要的是“谁都能懂、可以唤起行动的意识形态号召”。[ 同上，第49页。]“杜鲁门主义”表明，他“利用美国对国内和海外的共产主义恐惧，使得美国人确信他们必须采取一种冷战的对外政策，而这种共识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都曾未被打破。”此外，“国会正在给总统以巨大的权力去按照他的意志发动冷战”，[ 同上，第51页。]杜鲁门也成为了韩德（Michael Hunt）所讲的“帝王般的总统”的代表。最后，“杜鲁门用杜鲁门主义来给一个巨型的援助计划提供依据，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防止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崩溃。”[ 同上，第52页。]所以，美国人投入到冷战，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杜鲁门给了他们看上去很对的理由，“杜鲁门主义成为了意识形态的盾牌”。有了杜鲁门主义的指导，马歇尔计划成为了杜鲁门对外政策的“多用途武器”，“它标志着美国政府使用经济策略作为主要手段来团结西方的最后一个阶段。”[ 同上，第55页。]“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成为了“同一个胡桃的两半”，对共同军事安全的寻求也被迅速通过了。

在第四、五章，作者阐述了1948-1950年冷战爆发之初两大阵营间的冲突，其中特别强调了NSC-68文件的视角以及朝鲜战争。1950年2月，保罗·尼采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他认为“苏联已将其任务定为打败美国，所以针对削弱美国国际权力地位的简单考虑主导着苏联的政策。”[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第48页。]这就更加表明了将苏联定为威胁和遏制对象的战略决心。同年4月的NSC-68号文件标志着“遏制”战略的形成，它的目的主要是将凯南的理论系统化，上升到大战略层面，并寻找行之有效的手段实施遏制。文件对苏联的意图、目标与能力等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联把美国看作为主要敌人，在拥有足够核力量的情况下，苏联可能会对美国发动打击，美国与苏联的冲突根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政府实行的“遏制”战略需要大大加强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可以看到，这是充斥意识形态因素的冷战思维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的体现。在这之后，杜鲁门政府把“遏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扩展到了军事方面的遏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NSC-68号文件提出的原则受到了冲击，但是，直到杜鲁门政府下台仍然确认该文件所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及其原则是正确的，“朝鲜战争”事实上把政府救了。此外，柏林危机、希腊事件、“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的深层次蕴含着美国对“信誉”（Credibility）的追求，正如福莱斯特尔（Forrestal）所言：“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要么接受对欧洲的其他政策都失败的后果。”[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第68页。]

四、余论

对于本书的作者拉费伯尔来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的冷战，其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影响了国际局势，他更关注这复杂而漫长的岁月是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他这部著作更像是一部“战后美国外交史”。多数研究战后欧洲与北美历史的学者在涉及到冷战时，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即他们更注重冷战的“形成”，而并不像沃尔特·拉费伯尔的《冷战史》一样修订到9.11之后的美国外交和防卫策略的变化——作者显然是延续了对后冷战时代的思考。意识形态的国际之争在苏东剧变后出现了“冷战的遗产”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要谈论“冷战的遗产”，最好从冷战的起源开始，这也是本书开头五章所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