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农业分析

古埃及“用猪种田”农业，科学分析：尼罗河的盐碱地种植小麦？ 古埃及人用“猪来耕田”你敢信吗？稍微有常识的人都清楚农业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重要基础，人类要进行社会活动之前，稳定的食物来源是确保生命安全的基础，有了这层基础为前提，人类才有时间思索其他的社会活动。农业的出现标志食物来源的稳定，有了可持续的食物来源后，人类就能创造更多的时间与资源进行其他的活动，如贸易、政治、文化和科学等。 农业的生产又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中的土壤、水源、气候、生物群等资源会共同作用于农业之中，而自然环境有优劣的情况，良好自然环境可以让农作物更好的生长与丰收，反之自然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农作物的生长就有大影响。所以想要让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就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就是通常所说的农业技术。不过自然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工干预农业的技术重在调整，也就是技术会与作物和自然环境相匹配，但是在考究了古埃及文明后，该文明非不遵循这种发展规律。 在以往教科内容，大众都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母源之河是尼罗河，古埃及的一切繁荣都要归功于“尼罗河的馈赠”（Egypt is the gift of the Nile），因从当前西方输入的资料，都在描绘这条河因给予古埃及人带来的肥沃泥沙和水资源，进而让古埃及得到了丰富的农业和贸易资源，这种馈赠是让古埃及的农业发达的关键。 其中希罗多德《历史》（希波战争史）里就有对此相关的描述记载：“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尼罗河）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引洪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对于不事生产的人来说，这两段内容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并没有什么毛病，同时感觉古埃及人就是坐等上天送粮的国度。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古埃及的农业生产真是一朵奇葩。 首先，分析一下尼罗河大量肥沃的泥沙和水资源从什么地方来？根据西方考古的水文地质资料，非洲大陆的东非高原地区拥有丰富的降雨与雨林资源，每年雨季到来就有长达数月的强降雨，水量极为充沛。大量的雨水顺山坡流下汇聚成河流，最终形成尼罗河源头。同时这些河水在流向地中海过程中，会携带大量的泥沙和沉积物，顺道给尼罗河流域带来可用于肥沃的农业土地的淤泥。 所以处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流域，每年7月份就会准时迎到尼罗河的“泛滥”，10月达到洪峰。古埃及就是依靠这种定期泛滥的洪水，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好的农业泥土。然后11月份汛期结束后开始进行小麦的播种，该时间段也被古埃及人称为“小麦播种季节”。单独这些资料来看古埃及的农业，完全是违背了正常的“自然与生产”的关系，更像是臆想书写的内容！ 古埃及“驱猪种田”的先进农业技术 其中用“用猪种田打谷”的农业技术就相当离谱。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昆虫、小型动物等为食，并且生性难驯，其行为和习性非常难控制与预测。所以将猪赶到田中，古埃及人散在土地上的种子，猪不仅不会将那些种子踩进地里，反而会成为它们的食物。 然后用猪来打谷的创意想法也非常不可思议，打谷是将成熟的谷物从秸秆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猪作为活体动物其性可控差，无法进行有效的谷物分离和收集。如果将猪放到谷物堆中，它们只会将谷物当作食物，而不会进行有效的谷物分离和收集。同时猪在谷物堆中行走和栖息，容易破坏谷物和秸秆，影响谷物的质量和数量。 除以上文献，埃及的古壁画也有对的古埃及农耕技术记载，其中出现的耕牛是Sanga cattle是一种原始的非洲本土牛种，是2500年前由波斯原牛、阿拉伯牛等牛杂交的平洲，后经埃塞俄比亚传入非洲，现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马里、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Sanga cattle是一种适应热带气候的牛种，主要分布在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是位于北非古埃及，气候以热带沙漠气候为主，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因此在埃及这样的热带沙漠地区，需要特殊的饲养和管理条件才能确保Sanga cattle的健康和生产。 所以这种牛没办法正常在北非生存，而且还穿越到了4000年前的古埃及壁画之上作为耕牛使用。同时壁画中出现的“木犁”，从结构上观察就不合理，拿来作为农耕工具效率极低，还不如欧洲五百年前的“轮犁”，所以如此浮夸的农耕技术是如何成为古希腊的粮仓？ 尼罗河泛滥的恩赐：土壤盐碱化 接着是古埃及农业中的所谓的引洪灌溉，想要引洪灌溉就要先处理洪水所带来的问题。洪水从上游到下游的沿途中会携带大量泥沙，其中会有掺合大量杂草、细菌、有害重金属以及无机盐，有机成分的比例相对较少。所以在洪水灌溉到农田后，需要对农田中洪水带来的杂草、细菌、有害物质进行清理消杀，通常做法就是对洪水带来的淤泥与被洪水淹没过的土壤进行翻土，并且使用草木灰对其消杀和进行盐碱中和，然后将田地暴晒两周后，才能提高农田的肥力进行种植。不过这仅对短期洪水泛滥和水淹没的深度浅有用。 然而尼罗河埃及流域每年都会定时泛滥，古埃及人用于耕地的区域在埃及尼罗河中下游，这些耕地会因为汛期问题被水深3~4米的洪水全面覆盖长达四个月，地下水位持续拉高。另外，该区域的平均降水量为50~100毫米左右，每年蒸发量却达到2000~2500毫米之间。同时尼罗河流域存在大量的盐矿物质，比如天然硝石（NaNO3）、氯化钠（NaCl）、芒硝（Na2SO4）、碳酸钠（Na2CO3），尼罗河下游区域常年气候高温干燥、蒸发量大，加上养分来源的多种因素，导致尼罗河水的盐分含量较高，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该区域的土壤极易“盐碱化”，根本不利于任何的植物生长。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的古埃及农业能大量产粮食，肯定在尼罗河沿岸存在“大型洪水稀释灌溉系统”，还有超越时代的农业耕耘技术。但是西方考古至今没能在尼罗河沿岸挖掘出证明古埃及农业有解决土壤盐碱化的灌溉系统。 国内西方历史研究者更是经常以现代埃及农业盐碱化来回避古埃及农业问题，经常利用偷换概念手法，先将埃及现代农业的土壤盐碱化归结到化肥使用过渡，并诬陷水利工程阿斯旺水坝的作用，称水坝的修建阻断水流导致农业泥沙无法流动到下游导致土壤盐碱化，想以此诡辩来证明古埃及农业不存在土壤盐碱化，盐碱化只是近代埃及的问题。 古埃及的伪大“薛定谔的小麦” 另外，在根据相关数据，未被洪水洗礼过的尼罗河沿岸土壤的pH值介于7.5~8.5之间，属于碱性土壤。在尼罗河汛期河水的水质pH在7.0~8.5之间，而小麦生长最适宜的水质和土壤通常中性或略带酸性，pH值在6.0~7.5之间。 所以这三组pH值代表了什么？pH过高或过低均会影响小麦的生长与产量。当土壤pH值过低时，土壤中的铝、锰等元素会释放出来，对小麦的根系造成伤害；而土壤pH值过高时，会抑制土壤中某些元素的可溶性，影响小麦对这些元素的吸收和利用。很明显尼罗河土壤的pH是过高的情况，小麦的生长与产量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就算假设古埃及不存在“土壤盐碱化”问题，就尼罗河这种土壤的pH值小麦根本无法高产。同时小麦生长在发芽期需要在10~15℃之间，可古埃及在10~12月平均温度均超过16℃，也会降低小麦的产量。 另外，先不考虑土壤盐碱化问题，使用上述说过的古埃及农耕技术，直接在洪水泛滥结束后的田地直接耕种小麦，也会降低小麦发芽率，因为洪水过后导致的土壤通气性变差，小麦根系需要充足的氧气来进行呼吸作用，如果土壤通气性不好，根系就会缺氧，影响小麦的生长和发育。小麦生长所需的透气性应该在20%-30%左右，沙质土壤透气性较好，而粘土质土壤透气性较差，尼罗河泛滥之后的沿岸土壤本身就是粘土质土壤，小麦的烂根问题会相当严重。 古埃及文明的多米诺骨牌崩塌 如此一来古埃及想为古希腊提供粮食，古埃及就必须大面积开垦提高粮食产量，不然以这种自然条件想要高产小麦就是痴人说梦，连养活自己本国国民都是一件难事，就更别提贸易这种“生产剩余”的价值交换活动。 那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大面积开垦就需要大量人口，人口的数量与农业的粮食产量正相关，人口数量能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所以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现在古埃及的农业出现违背自然规律的矛盾，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解构了现有的西方考古对古埃及的各种吹捧，其中最致命就是“金字塔的建造”。 根据19世纪之前当时在埃及旅行和“考古”的欧洲人的描述，埃及存在上百座金字塔，结合希罗多德《历史》中对金字塔建造的介绍，说胡夫金字塔（吉萨金字塔）建造使用的劳工为100万人，并且三月进行一次轮班，耗时20年才建成。还有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Bibliotheca historica》中讲述的：“他估计建造大金字塔所需的工人数量为 36 万，建造时间为 20 年。”接着再根据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估计，古埃及时期开罗的人口可能在数10~100万之间。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的中王国时期，考古学家估计开罗的人口可能在30~50万之间。而在公元1千年左右的法蒂玛王朝时期，开罗的人口可能达到了100万人左右。 从这些西方学者给出的人口数据来看，古埃及文明是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文明。但是从上述分析了古埃及农业矛盾后，古埃及的农业生产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这种数据下人口量，同时该数据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调用去建造金字塔，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被消减，社会是出于一种极为不平衡的状态，完全是违背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爆发内乱，然而古埃及王表保持传承不变超4000年，在迭代依旧维持最原始文明特征不变，种种矛盾让人感觉古埃及文明伪造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