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儒家的“松”-“紧”谱系
从形成原理上来说，“儒家思想”其实是古代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下，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影响下演化的复杂聚合体。历朝历代的儒家不尽相同，而是呈现出一个从“松”到“紧”的社会文化谱系。
如果中原地区和平少灾，北方游牧被安抚，西域被良好经营，通过中亚联通世界，物质繁荣，儒家会出现文化昌明的很“松”的情况。
如果中原多灾，北方游牧侵扰，西域经营不当，与世界脱钩，社会经济就会“存量博弈”，儒家文化中呈现出很“紧”的压抑人性的情况也就成了必然。
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博弈的历史，也呈现出了思想的原理和技能的实效的复杂关系。
思想原理异常重要，但是对上层和底层都不友好，需要与实用技能结合。
从上层来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故事告诉我们，名臣贾谊要和明君汉文帝探讨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前，还必须先要用求神问卜做铺垫来缓解文帝内心的焦虑。
从底层来说，农业时代的老百姓对儒家的“仁爱”思想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是“有差别的爱”和“宗族对碎片化个体以及代际的整合”所带来的收益会让质朴的老百姓欲罢不能。
儒家教会人德行，并用“子不语乱神怪力”的设计来杜绝思想界的骗子和疯子，但这种状况到了东汉这个秩序大崩坏的历史后发生了变化。因为佛教传入并开始逐渐兴盛了。
作为外来思想的佛教和儒家一样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并且在秩序大崩坏的模式背景下，体现出了处理乱世中的破灭和虚无的技术实效性。
在多次博弈后，儒家逐渐发现“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于是“乱神怪力”的设计松动了，道教这一具有实效性的“魔法”诞生。
作为儒家末期的宋明理学处在一个极特殊的时代，几乎接近了儒家和佛教博弈的终局，宋明理学的思想演化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极端“紧”的文化教条，可以看成是儒家在古代赌命的最后一搏了。
很有意思的是，工业革命在带来了技术大革新的同时，也带来无法化解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比如马克思·韦伯著名的科层理论中，强调大组织高效运行重要一点是要让组织中的行政人员“去个人化”，和“灭人欲”巧妙的不谋而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