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女性主义：哪种主义？谁的解放？

（特别感谢Rancho对视频文稿的整理）

在今天，女性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般的东西。突然之间，众多知名的、有影响力的、掌握财富的、受过精英教育的女性出现在大众视野，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样的女性主义主体通常会格外强调自己“经济独立”，强调自己是如何巧妙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过上了令人艳羡的“幸福完美的生活”。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书籍开始频频高居畅销书榜首，女性主义议题大量现身于时尚杂志，女性主义甚至成为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一个令人向往的身份和标签——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你将会在纽约购买女性主义商品，用印着“干翻父权制”的马克杯在巴黎喝咖啡，在伦敦街头参加女性主义社会运动。如果你是个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你会是个生活方式博主。如果你是个生活方式博主，你得声称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今天在讨论任何两性议题的时候，大家言必称“女性主义”，以至于“女性主义”这个词无所不包，几乎是一团乱麻。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或在主张女性主义时，TA谈论的究竟是哪种主义？TA主张的究竟是谁的解放？

在女性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上，女性主义思想主要有四个流派——分别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等流派相较于这四种主要流派显得更加边缘。本期视频我们将首先聊聊主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再聊聊对其作出根本质疑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其问题。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 17 和 18 世纪，代表人物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scraft）、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ahn Stuart Mill）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女性和男性地位的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路是平权思路——女权就是人权。他们认为社会既定的文化习俗和法律限制使得女性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工作，只能在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里待着，这导致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因此，自由主义女性要求获得政治权力、进入市场劳动的机会以及教育的机会。他们要求建立公平的制度和配套的法律，以保证女性能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机会。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开始至今，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有力地改善了妇女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与此同时，诸多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反思主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主要诉求是争取妇女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等抽象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

在经济层面，主流女性主义提倡的全球妇女应当通过【个人努力】而非政府领导的方式实现脱贫致富。

在政治层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心则转向了强调【身份政治】和差异，几乎完全回避了宏观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当中上阶层的女性进入学术界之后，开始致力于在高校体制内提升自身地位，带来的结果是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官僚化的倾向，而且愈发和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与需求脱节，日益丧失女性主义的革命性。

在微观的个体日常生活层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格外强调通过消费行为实现权利，这恰好迎合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对女性消费者的青睐——所有女性主义的憧憬都是一门好生意。

事实上，一步步放弃质疑资本主义体制和阶级议题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本质上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和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同流合污者。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消除某一阶层主体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对于底层男性和女性的剥削。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是“性别为女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关注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中的“性别盲点”的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出根本质疑：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根本不是】女性解放理论，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改良策略，根本无法解放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性别不平等不是由于偏见、无知等个人问题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女性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目标是一致的，想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推翻资本主义，重建经济结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近代社会领域被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大领域。马克思主义仅仅对公共领域——也就是【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作出了分析，没能对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这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作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像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那样，仅仅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父权制看作一种男性对于女性在【心理和意识】上进行的压迫，而是对性别压迫本身进行了唯物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具有【物质基础】的，而这一物质基础正是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的“无偿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先来看看市场-市场外部这个基本的二元分析结构。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市场并不囊括所有领域，市场外部存在其他领域，例如家庭和私人。其次，市场是依赖市场外部领域才能运转的。通常情况下，维持市场运转的是家庭，没有家务劳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不可能持续进行的。再次，市场，通过外部领域，尤其是家庭，成为了最大的获益方。最后，家务劳动，这无偿劳动。也就是说，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法外之地”。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尽管不直接身处于市场之中，也同样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的剥削。而身处于市场中的女性，通常又会沦为不如男性劳动力“值钱”的二流劳动力。因此，女性不论是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进入市场，都难逃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展开了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争论，并形成了两个基本共识：1、家务劳动也是劳动。2、家务劳动是无偿劳动。“家务劳动”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性统治是视而不见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殖”被定义为劳动者的再生产作为“本能”而存在，这样的再生产劳动不属于市场，不产生交换价值，所以被认为“没有价值”，那直接的结果就是“没有价格”。这导致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始终被看作一种无偿劳动（unpaid labor）。而市场和市场外部这一二元结构也强化了男性作为生产者、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性别分工。

上野千鹤子认为，“家务劳动”就是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支配，是近现代父权制家庭的物质基础。在父权制家庭里，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上完全不平等，家庭作为所谓“爱的共同体”，实际上不过是利用了“爱”的意识形态进行着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别压迫。家务劳动就是性别压迫的具体体现。

家务劳动商品化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基本共识是：家务劳动具有价值，而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他们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家务劳动商品化，二是家务劳动社会化。

先来看看家务劳动商品化的路径。

家务劳动商品化显然是各国中产及以上阶层才能获得的“出路”，常见于经济发达的香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新加坡等地。只有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的家庭，才能通过购买劳动力甚至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已经促成了一条全球照护产业链（Global Care Chain）的形成。对于普通双职工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根本承担不起市场上的家务劳动。对于经济收入更差的底层人民来说，购买家用电器来替代一部分家务劳动，可能都是奢侈。更进一步地，如果家庭开始育儿，对于中产及以上的阶层来说，他们可以把照护劳动转移给更底层的女性。因为一般从事照护工作的是移民劳工和农村年轻女性劳工。这样一来，底层女性不仅要为雇主提供照护劳动，还要承担自己家庭的照护劳动，她们根本无从转移。一个例子是陈传兴在《十三邀》中提到的他的奶妈的状况。陈传兴出生于台湾的大富之家，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奶妈的孩子跟他同龄，但奶妈的奶水只够用来喂他，奶妈自己的孩子却根本喝不上母乳。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回国的飞机上有遇到一位阿姨，她自己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她就在英国当地通过给当地的华人家庭提供照护服务来赚钱，同时可以照料她女儿的日常生活。而这位阿姨的父亲已经 80 多岁了，有基础病又感染了新冠，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她不得不辞掉工作，先回国去照顾自己的父亲。

这就是全球照护产业链（Global Care Chain）的问题，从事照料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无法照料自己的子女或老人，导致大批留守儿童和留守（空巢）老人的问题，而一旦子女和老人需要照料，女性劳动力又只能辞掉工作，毫无收入地去照料他们。

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批判资本主义，但家务劳动商品化的方案恰恰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中心思路。如果我们（完全）把家务劳动商品化，结果就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对“爱”的商品化。如果家庭也不能幸免于市场规则，那么一切关系都将成为一种商品关系，家庭将沦为纯粹的经济单位。今天关于爱的庸俗话语无处不在，爱几乎无处存在。而对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极有可能瓦解家庭这个伦理实体，蚕食掉最后一点爱的余地。

再考虑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问题——生育问题。如果我们把生育也完全归为一种“被剥削的无偿劳动”，那么我们自然会支持对于生育劳动的商业化——也就是商业化代孕。然而，这将是中产阶级精英女性对于底层女性实施的更为残忍的剥削和异化。中产阶级精英女性通过购买代孕服务来从生育劳动中解放，获得更多对生活的控制，更少为家庭做出“牺牲”以取得更大成就的同时，底层女性将被贬低为“器官工厂”。这种“将生育转嫁出去”，“将生育与母亲分离”，同时把待孕妈妈们从一个“人”缩减为一个“身体器官”的行为，会摧毁关于“母亲”的所有观念。底层女性将更彻底地被生命政治和技术市场所奴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案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公共化，该方案使家务劳动等照料劳动成为公共福利，并通过税收维持。

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要求普遍的男女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出现过再生产的社会化机构——也就是托儿所。而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托儿所已经被取缔。学费昂贵的幼儿园并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机构，而是家务劳动商品化的产物。【夫妇双职工+家务劳动公共化】的模式在今天的北欧依旧很常见，我们也知道这类国家的税率是非常高的，国民负担率并不低。另外，不管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是家务劳动商品化，关注“家务劳动的有偿化”问题还会带来一个危险，那就是使人忽视性别本身的压迫问题。所谓的精英女性、成功女性尽管幸运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但她们真的在性别上解放了吗？究竟有多少精英女性摆脱了作为同阶层男性的审美客体和生育工具的命运？令人艳羡的名媛们又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成为了某个场域的玩家，而不是摆设？具体案例可以参考全嘻嘻女士和晚晚女士。这个“晚学”我学的不好，就不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了。

女性主义的余地和未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生活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之下。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解放的余地在于这两个系统的断裂之处。市民社会中的互助模式是有希望的。日本已经有类似的市民社会组织发展起来，通过 NGO 来帮助女性建设一个女性共同体上，上野表示她信任的不是国家，也不是市场，而是人。海蒂·哈特曼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女性既不能等着男性来解放自己，也不是要搞分离主义，而是要有属于女性的组织机构和权力基础。同时，女性比男性更能意识到，人既不是完全独立的（independent），也不是依附于(dependent)他人的，而是互相依赖的(interdependent)。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不是羞耻而是解放。这样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否能为我们打开新思路？

需要格外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没有倡导任何女性与具体的男性为敌，尤其当我们意识到女性受到的是复杂的结构性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们就更该明白，要对抗的是生产出女性困境的这套社会秩序、结构秩序和符号秩序，而不是对抗某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无非是这套结构的牺牲品。对于“恨抽象的男性又对具体的男性疯狂迷恋”的案例，我只能说，要么你去认真地理解女性主义，要少喝点假酒。

结语

女性主义实践既不是从我们高谈阔论女性主义那一刻开始的，也未必是从我们走上街头参加社会运动那一刻开始的。女性主义实践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开始，从自己这里就可以开始。强调实践不意味着忽视理论或废弃理论。女性的解放需要理论，否则是反智主义。女性主义不仅需要理论，女性主义需要更好的理论，女性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也必定需要两性合作和共同参与。“鄙视异性恋、不结婚、不生育”不等于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异性恋、结婚、生育”也不等于你不是个女性主义者。谈过再多理论，举着女性主义旗帜在第一世界的街头走过再多圈，也不等于进行了女性主义的社会介入，符号、身份、姿态，到头来或许也不过是社会景观和赎罪券。

女性主义想有未来，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不需要不断地变化和进步，而这或许得从女性主义的自我批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