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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科幻:在“数据库模式”上,召唤出更天马行空的未来

2021-09-29 21:58 作者:未来事务管理局  |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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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热风学术(网刊)》(2017-2020)主编、当代文化研究网总编,Cultural Studies 编委,著有《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等。



人体打印机:从酸汤鱼到苗族朋克

命题作文不好写。对于科幻这一开脑洞的文类来说,更是如此。

2018年,未来事务管理局和贵州丹寨县万达小镇合作,举办“全球科幻工作坊”,邀请来自各国的15位科幻作家到丹寨采风,创作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土味科幻。于是,一边是逛苗寨,探废矿,品尝美食看表演,一边是在一颗颗大头脑中植入意象,酝酿出新的故事。2021年6月出版的《龙的呼吸阀》和《琥珀中的生命》,便是这一经历、酝酿和打印出来的最终果实。

在这些故事里,不难发现一些彼此共享的创作元素:苗族尤公和锦鸡的传说、巨大的鸟笼、神秘的银矿、造纸的技艺、无尽的碧绿梯田、酸汤鱼和小米糕、独特的蜡染工艺、漂亮的叮当作响的苗族服饰,一杯又一杯的香茶……就此而言,读者们大体可以想象,在这一段不长的采风之旅中,中外科幻作家们在“企业包县扶贫”模式之下出现的这座旅游小镇里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了什么。

这些创作元素的频频出现,也让人想到东浩纪的观点:在宏大叙事衰落之后,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以“数据库模式”取而代之。这一模式最早出现在游戏动漫之中,此后越来越多的文化产业由此模式展开。旅游文化产业,更是难以免俗。那就是,截取地方文化中最为突出且吸引人眼球的要素,组合排列,制成文化名片,达成一种奇异的效果,吸引远方来客。比如,去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中,就有这样一个混搭而成的贵州旅游村寨和所谓“外星人”的搞笑故事。

就此而言,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土味科幻,其中的难度,也就有了一层新的意思。它不光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描写一个业已被圈定了的对象,更是必须面对这个被组合呈现出来的苗族文化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召唤出有意味的叙事。毕竟,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如果仅仅将从未组合过的有趣元素或新奇技术堆砌到一起,并不一定就有推陈出新的效果。相反,在这一组装拼贴的过程中,相对陈旧的观念或命题,反而会经由看似新奇的组合,更加刺眼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大概是各类文化都在加速生产,通过各色意外的组合获得“新意”时,坚持文学创作的人们最最吃瘪或负气之处。而放眼望去,当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多地以“数据库模式”的方式被组织和呈现出来的时候,当AI被期待着创作出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的时候——这一期待的达成,既可能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可能是因为人的退化,发生在贵州的这一开脑洞之旅,以及科幻作家们所面对的这一创作的难题,也就别具意义。那就是,在一个越来越伫立于数据库模式之上的世界里,人——不仅是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和感情,也包括身体的各类感受——如何对既有的数据展开充分地加工与融合,抹除其模块化的生硬痕迹,重新建立完整叙事的过程。显然,这是一项越来越不被重视的技能,而科幻文学,这一负责探索未来的文学类型,恰恰处于不能放弃的前线。

因此,这两本故事集的焦点问题,并不在于组合纳入了多少苗族文化的要素,而是在于科幻作家们以何种方式尝试着他们的组合,在数据库的迷阵中探索出一条叙事的线索,这一探索的依据是什么?由此而来的线索,是否不仅对于现实具有意义,而且向未来敞开?特别是,在技术的卷裹之下,当越来越多的奇幻、穿越和科幻作品,纷纷陷入到“怀旧乌托邦”(鲍曼语)的旋涡之中时,与传统文化结合后向未来敞开,而非躲避到传统之中,这本身也就构成了一大看点。

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毕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而言,又存在着更大的难度。贵州的大地、苗族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完全的陌生,也不是那么熟悉;这意味着,他们在创造“新奇性”时必须摆脱掉的桎梏,远比大洋彼岸的同行们多得多。这是因为,中国作者们在这里感受到的,从来也不仅仅只是贵州和美丽乡村,是遥远的传说和繁复的银饰,而是站在整个贵州背后的中国社会,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日益固化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于是,在《龙的呼吸阀》这一册中,既弥漫着远方的大城市将人抽离故土、难以返回的悲伤(《魂归丹寨》、《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双重编码》),又掺杂着因身处大山,为环境所限无法离开的惶恐不安(《龙的呼吸闸》);既保留着由外来文化入侵而引发的焦躁忧虑(《短刀、水银、东湖镇》),又有着对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社会时空是否可能的眷恋和叹息(《纸闭》)。面对贵州和苗族文化,大部分中国科幻作者的创作,往往徘徊在“归去来兮”的边缘。深埋在国人意识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虽不断以这样的方式被叩问,却从未真正冲破。更多的,是作者对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心理结构的自问自答。其中,尤为优美的想象,来自靓灵的《纸闭》。在这篇小说中,苗族尤公的传说和造纸技术的神奇组合,构思出苗星人在地球上的生存之法。原来,苗星人和地球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体内存有解构传递信号的物质。这让他们造出的纸,可以和万事万物相通相化,记录和传递所有的信息。而与这样的记录与传递相比,地球人的记录形式,无论如何丰富,也总是显得古板而生硬,缺乏真正的生命活力。这一记忆/技艺,也成为苗星人在那些既不屑于与他人沟通的,又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傲慢自大的地球人中隐匿下来,绵延不绝的独家法门。

相比之下,来自海外的作者,没有上述社会文化的负累。面对数据库,一些事关人类命运和未来走向的核心命题更容易展开,也可以做更多自由的发挥。昆什肯的《苗寨县人工具使用源流考》便是其中的典型。在采风过程中,昆什肯曾表示,自己“以前的创作重点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天文领域,这次我将更多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他所创作的这篇故事,讲述了一段2020年到2095年苗县人的发展史,贡献了“苗族朋克公主”这个极为鲜明的苗族女性形象。她不仅为推进性别平等而构建AI系统,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道德的参与者,融入社会治理的过程,并最终成为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且将愤世嫉俗的朋克文化和苗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了全球女权的文化偶像。除了作为重要线索的性别议题,在这段不长的历史中,作者还给出了一个在苗寨的土地上,技术、国家和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美好相处的未来。在这里,不存在AI抢夺工人工作这样的问题,相反,“丰收金”——也就是“基本收入”——在此实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领取“丰收金”或工作或学习,自由生活;弃婴由AI机器人负责交给孤老照顾,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会被植入芯片,帮助他们自理自立;AI社工被派向全国各地,寻找早年因为贫困而外出打工、流落异乡的苗族人,将他们接回村寨,享受晚年……。显然,这一类的技术、国家与人共生的美好畅想,当科幻作者是基于自己所属社会构想作品时,往往会有重重现实问题跳出来加以阻拦。或许,也只有外来旅游者,在对一个文明古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展开美好的想象和期待之时,才可以组合起性别平等、社会信用系统、农民工、扶贫工程、AI系统国有化和基本收入这一系列今天中国社会内部乃至全球范围内仍评价不一的重大议题,据此展开富有意味的想象和叙事。

怀尔德的《今日镇长》则是另一篇关注当代工作议题,且充满幽默感的作品。应用程序GigTime为全球的零工们派发各种临时的工作,这一次“我”收到的是一份当一天苗寨县长的工作,且报酬颇丰。可等“我”兴冲冲前去赴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已经聚集起了几百个接受了任务、尚未上任,因此也无法结束任务的县长们。原来,之前某一天的县长零工,被程序派到了一个初到地球的外星人头上。它上任后,便不肯下岗,要展开星际外交,坐稳第一任外星人县长的宝座。后面的“一日县长”又被程序源源不断地派发出去,不能完成任务的县长们,因无法承受信用绩点的处罚而不愿离去。于是,县长们被困在程序中,苗寨也开始被困在这个原本用来推广自身的程序中。《流放终结》讨论的是不同的文化标准之下,对于保有物品的完全不同的看法。人是应该不断累积自身的劳动、知识和文化的果实,将它们囤积起来,还是应该每到一个时间,便将它们付之一炬,以便不断重新开始?而《三限律》则由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入手,借用外星人的视角,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之中因无法自给自足带来的黑暗不明。显然,所有这些讨论,都不局限于贵州和苗族文化,而是事关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的基本议题、资本主义系统,乃至人类文明走向的基本看法。

自上世纪80年代利奥塔宣告“宏大叙事”终结以来,这个“终结”带来的麻烦或弊端,正越发鲜明地呈现出来。其中之一,便是当人们越来越满足或拘泥于数据库模式,失去了属于自身的叙事能力之时,有待构想的或仍不确定的未来也就被数据化了的当下彻底偷走了。就此而言,贵州之旅,是一场有趣的思想实验。它的设定,是将具有想象力和文学叙述能力的人,空降到一个数据库之中,看看用他们各自的人体打印机,以自身所关注的社会重要议题为基本线索,如何分类和重构到手的数据,最终打印出什么样的有意味的充满奇想的故事。而经由这样的实验,我们需要继续了解和学习的,恰恰是如何在一个数据库和计算化的社会中,确立核心的社会关注,以便打印出更多天马行空的未来。


未来事务管理局“华夏科幻系列”

《龙的呼吸阀》《琥珀中的生命》现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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