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1776年）（英）亚当·斯密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论地租 （八）

0.1

在一个已经把金银作为通行货币的地区范围内，所有劳动产品的产量不变，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大量增加或者大量减少，产品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情况，只有一种产品时，价格会如何变动。

仍然假设300斤小麦，300元金币。两者都没有改变时，1斤小麦＝1元。

那么，金币突然增加到600元，会怎么样呢？

之前提到过，“人们出售产品获得货币，并不是消耗货币用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再用货币购买其他产品”。因此，获得货币的本质，仍然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

但是，现在仅有小麦这一种产品时，要保证交易完成，则出售小麦的卖家，也必然需要得到金币。至于得到金币后做什么，这倒无关紧要。

因此，在这里，就是两种需求的彼此交换。

作为需求的交换，总是要满足于“尽可能多地获取产品”，这里当然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获取货币。

因此，对拥有小麦的卖家来说，他需要尽可能多的金币。对拥有货币的买家来说，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小麦。

另一方面，用于交换的产品总是“剩余产品”，就是说，300斤小麦对于卖家来说是“剩余产品”，300元金币对于买家来说也是“剩余产品”，他们都没必要留着。

因此，彼此想要需求的满足最大化，同时又能够接受付出剩余产品的最大化，所以最终就形成了全部的300斤小麦交换全部的300元金币。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小麦仍然保持300斤不变，而金币增加到600元时，最终只会达成300斤小麦＝600元，1斤小麦＝2元。也就是全部小麦总是与全部货币等价对应。

0.2

再看有两种产品时的情况。

假设仍然是300斤小麦，一件衣服，300元金币。

如果小麦与金币仍然是各自所需，那么在交换完成之后，就不会再拿出来了，也就没衣服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假定，小麦所有者需要衣服，衣服所有者需要金币，金币所有者需要小麦。

这里就会发现，并非谁都能够发起交易的。交易必须在“双方各取所需”时，才会彼此接洽。所以，小麦所有者不可能与衣服所有者交换。同理，小麦所有者也应该无法跟金币所有者交换。

但是在这里，金币就发挥了它作为“货币”的作用。货币可以与任何其他产品形成一个“等价”关系，因而具有“购买力”。所以，小麦可以和金币交换，衣服也可以和金币交换。

金币所有者换来衣服后，他有衣服而需求小麦，而小麦所有者需求衣服，所以他们就可以彼此交换了。

步骤是，300元金币交换1件衣服，1件衣服交换300斤小麦。

当然，我们也可以先用小麦交换金币，步骤就是，300斤小麦交换300元金币，300元金币交换1件衣服。

但是，物与物的交换总是很不容易完成的，所以人们渐渐地不再接受第一个步骤的交换方式，而只采用第二个步骤。这就是，

300斤小麦＝300元金币，300元金币＝1件衣服。

就是说，货币必须作为两个需要彼此交换的产品的中间环节。

货币既然把这两个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产品交换货币”的过程，那么它就像在第一部分所讲到的那样，全部产品必须与全部货币等价对应。

因此，如果金币增加到600元，结果就是，

300斤小麦＝600元，600元＝1件衣服。

就是说，小麦与衣服都会涨价。

同样的，即使有更多的产品种类需要彼此交换 只要它们自身产量不变，那么货币的增加，只会导致所有的产品“等量”的上涨，这就称为“通货膨胀”。

0.3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产品的产量增加，货币却没有增长，这就必然导致所有产品的价格等量下跌。

如果产品的产量急剧放大，产品价格下跌过快，用少量的货币就可以满足需求甚至储备大量产品，就会出现“交易空白期”，没有人再花钱买这种产品。

这种情况下，大量卖不出去的产品反倒成了负担。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石油期货买卖中的石油价格竟然能够是“负数”，就是说，你买这个石油期货，卖家还要反过来给你钱。

1

第三类 

第三类即最后一类天然产物的价格。

它随着改良程度的推进而自然地上涨。人类的辛勤劳动对增加此等产物所收的实效，或为有限，或为不确定。

因此，这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虽有随改良的进步而上升的自然趋势，但有时也会下降。在不同的时代，偶然事件发生的不同，会造成人类的辛勤劳动在该产物的增产上所取得的成就大小不同，而这就会影响价格是否会继续同一状态，还是在同一时期里上升或下降。

某些天然产物的生产，视其他产物的生产为转移。因为一国所能提供的前一类产物量，必然受它所能提供的后一类产物量的支配。例如，一国的羊毛或皮革的产量，必然该国所维持的牛羊头数的支配；它所能维持的牛羊头数，又必然受该国改良状况及农业性质的支配。 

可以设想，在改进的过程中使牛羊肉价格逐渐提高的原因，对羊毛和皮革的价格也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并使其价格按大致相同的比例提高。在进行改良的初期，如果羊毛和皮革市场也像鲜肉市场那样局限于一个狭窄范围，则上面所说的情形也许会成为事实。可是，这两者的市场范围通常是极不相同的。

鲜肉市场几乎到处都局限于生产鲜肉的国家内。

的确，爱尔兰和英属美洲的某地经营着大规模的盐腌食物贸易，但我们相信，它们是商界中唯一从事这种贸易的国家，将本国大部分鲜肉出口到其他国家。

反之，羊毛和皮革市场在开始进行改良时就很少局限在其生产国。羊毛不经任何加工，生皮仅需稍稍加工，就可以容易地运往遥远国家；因为这些产物是多种制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其出产国的产业对它没有需求，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可能对它有需求。

2

在耕作不良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羊毛和皮革的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部分，总是比在耕作较好人口较密而家畜肉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大得多。

休谟先生说，撒克逊时代的羊毛价格约占一头羊的价值的五分之二。这一比例比现在羊毛价格在全羊价值中所占比例大得多。

据我所得到的确实信息，在西班牙的某些省份，宰羊往往只是为了得到羊毛和羊脂，而羊肉则常常丢弃在地上任其腐烂，或让野兽和肉食鸟类吞噬。

如果这种事情在西班牙也时有发生，那在智利、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所属的美洲的其他许多地方就几乎是经常发生的了。这些地方，人们往往仅为获取兽皮和兽脂而宰杀有角牲畜。

这种事情也几乎经常发生在希斯盘纽拉岛，当海盗侵扰它的时候。而法国人的种植园（现已延伸到该岛的全部西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状况使该岛西班牙人的家畜具有若干价值的时候，那里也经常专为兽皮和兽脂而宰杀牲畜。西班牙现今不但继续占有该岛的东部海岸，而且还拥有整个岛屿与该国的山区。

3

随着改良的推进和人口增加，牲畜的价格必定会上涨。不过，这种上涨对兽肉价格的影响比对羊毛和皮革的价格的影响大得多。

在社会原始状态下，兽肉市场总是局限于生产国内，所以它必定随该国的改良和人口的增加而有比例地扩大。

但是，即使是一个野蛮国家的产物，其羊毛和皮革市场也往往扩展到整个商业世界，它很少能因该国的改良与人口增加而有比例地扩大。整个世界商业的状况不会因一国的改良而受到显著的影响，在社会改良之后，这类商品的市场可能仍与以前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

不过，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总的来说，随着社会改良，这种市场也会有所扩展。特别地，假如以这类商品为原料的制造业在某个国家发达起来，那么这类商品的市场虽然不会扩大许多，但至少可以比以前更接近于其产地，而它们的价格至少会因节省运往遥远国家的费用而提高。因此，兽毛和兽皮价格即使不能按兽肉价格比例提高，但自然会上升若干，绝不至于下降。

4

不过，虽然英格兰的毛织业非常发达，但其羊毛价格自爱德华三世以来却已经大大下降。许多可靠记录表明，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十四世纪中叶或1339年前后），一托德（tod）羊毛或八十磅英格兰羊毛的适中，合理价格不下于当时货币十先令。

当时货币十先令，含有陶衡六盎司白银，以每盎司合二十便士计算，约等于今币三十先令。现在英国最优质羊毛的好价格却不过每托德二十一先令。于是，爱德华三世时代的羊毛货币价格对现在羊毛的货币价格的比例为十比七。

按真实价格说，则前者的优越性更大。按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的麦价计算，十先令在当时只是十二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按每夸特二十八先令的麦价计算，二十一先令在现在只是六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因此，当时与现在羊毛的价格比例为十二比六，即二比一。

在古代，一托德羊毛所购得的食品数量两倍于现在一托德羊毛所购得的食品数量，也就是劳动数量的两倍，前提是劳动的真实报酬在两个时期完全相同。

羊毛的真实价值及名义价值的下降，绝不是事物自然发展趋势造成的结果，而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

第一，绝对禁止英格兰羊毛输出；

第二，准许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

第三，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国家输出羊毛。

由于这些规定，英格兰的羊毛市场不但没有随着英格兰的改良而有所扩大，反而局限于国内市场。在英格兰市场上，它允许几个外国的羊毛与本国羊毛进行竞争，并迫使爱尔兰羊毛来参与竞争。

由于爱尔兰的毛织业遭受这种不公平不公正对待的影响，爱尔兰人在自己境内只能利用一小部分自产羊毛，不得不把大部分羊毛运往大不列颠这个唯一容许进入的市场。

5

关于古代生皮的价格，我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记录。羊毛通常被作为输纳国王的贡品，献贡时，根据其估价，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它的普通价格。生皮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不过，弗利特伍德根据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与他的一位牧师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生皮在那一特殊场合的价格：公牛皮五张，价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张，价七先令三便士；二龄羊皮三十六张，价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张，价二先令。

在1425年时，十二先令所含的白银约等于今日英镑二十四先令。因此，一张公牛皮的价值折合银量等于今币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义价格比现在低得多，但当时十二先令，按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计算，可购小麦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麦，在现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计算，却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当时公牛皮一张，所能购得的小麦量，现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购得，即其真实价值等于今币十先令三便士。

在冬季的大部分时间，家畜不免陷于半饥饿状态，我们不能设想其躯体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张的公牛皮，在今日视为中等牛皮，在当时恐要视为上等牛皮。每石半克朗，实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价格，按这价格，这重四石的牛皮一张，不过值今币十先令。

因此，就公牛皮的名义价格而言，今日较当时为高，但就真实价格而言，即就所能购买或支配的食品真实量而言，今日实较古时为低。

如上述账单所示，母牛皮价格对公牛皮价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价格大大超过这普通比例。羊皮也许和羊毛一起卖掉。反之，小牛皮价格大大低于这一比例。

在家畜价格非常便宜的国家中，不是为着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时扑杀。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就是这样。小牛价格通常不够偿还它所消费的牛乳价格。所以，小牛皮的价格因此很低。

6

现在的生皮价格比几年前便宜很多，这或许是因为对海豹皮不再征税，并于1769年准许在规定时间内从爱尔兰及其他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

不过，就本世纪平均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或许比古时略高。与羊毛相比，这类商品的性质就不宜于送往远方市场。保存时蒙受的损害也较羊毛大。用盐腌制的皮革被认为不如新鲜生皮，其售价更低。

这种情形必定会使生皮的价格在能自行制造的生产国高，不能自行制造而只能出口的生产国低。在野蛮国家低，在进步的工业国高。在现代高，在古代低。

此外，我们的制革商不像呢绒商那样，能说服国家的贤明人士并使其相信这类制造业的繁荣为国家安全所系。因此，它们很少受到重视。

的确，生皮的出口被禁止了，且被宣告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事情；但从海外进口的生皮，却已课税；虽对从爱尔兰及各殖民地进口的生皮免税（仅限五年），可是，爱尔兰剩余的生皮，即不在爱尔兰自己境内加工的生皮，却不一定要在大不列颠市场销售。在这几年中，普通牲畜的皮革被列入殖民地不能运往别处只运往母国的商品名单。在这一方面，爱尔兰的商业迄今不曾因支持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被压制。

7

在改良和耕种发达的国家，任何使羊毛或皮革价格降至自然趋势以下的规定，都有抬高鲜肉价格的趋势。

农民在改良的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付给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到改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给农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到这种土地的普通利润，否则他们就将不再饲养。

因此，这一价格中羊毛和皮革没有支付的部分，必须由兽肉来支付。一方面支付得少，另一方面就必须支付得多。这个价格在牲畜的各个部分如何分摊，地主和农场主是不关心的，只要全额付给他们就行。在改良及耕种发达的国家，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不可能因这类规定而受到大的影响，虽然他们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可能因食物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

在未改良和耕种不发达的国家，情形则完全不同：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除了饲养牲畜外，无其他任何用途；而牲畜价值的主要部分由羊毛和皮革构成。作为地主和农场主，他们的利益受到这类规定的极大影响，而作为消费者，其受到的影响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羊毛和皮革价格的下降并不会招致兽肉价格的提高，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只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相同数量的牲畜继续被饲养。鲜肉仍将以同一数量供应市场，而且鲜肉的需求不比以前更大。因此，价格也一定和以前一样。整个一头牲畜的价格就会下跌，接着，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所有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也因此而下跌。

8

永久禁止羊毛输出普遍（但非常错误地）归咎于爱德华三世。在当时的情形下，该禁令是所能想到的最具破坏性的规定。其实施不但使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值降低，而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下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土地的进一步改良。

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的结果是苏格兰羊毛价格的显著下降，因为苏格兰羊毛被排除在与欧洲大市场之外，而局限于大不列颠这个小市场。

如果不是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充分补偿了羊毛价格的下降，那么，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业的大部分土地的价格必深受这次合并的影响。

人类劳动在增加羊毛或皮革数量方面的努力，其实效一方面受到限制，因为它依靠本国牲畜的产量；另一方面不能确定，因为它依靠他国牲畜的产量。

就后者而言，与其说是依靠他国出产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倒不如说是依靠他国是否自己加工或是否认为应当限制这类天然产物的出口。这些情况是与本国的劳动毫不相干的，所以必然使本国劳动所作努力的实效或多或少不能确定。因此，在增加这类产品的过程中，人类劳动的实效不但受到限制，而且不确定。

9

人类劳动在增加另一种重要天然产物（即上市鱼类）的数量中，人类劳动的实效也是受到限制和不确定的。

这方面的努力，势必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离海洋的远近，内地江河湖沼的多少，海洋江河湖沼产鱼量是否丰富，这些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人口增加时，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变得越来越大时，鱼的购买者势必增多。而且，这些购买者拥有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其他货物或较大数量和较多这类的其他货物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

但是，为供应扩大了的市场，所投入的劳动量，如不增多到超过市场扩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满足扩大的需要。当每年原来只需要一千吨鱼的市场扩大到需要一万吨鱼时，为供给该市场而增加的劳动量，如不超过十倍，就不能满足这一需要。

鱼大都要取自较远的地方，需使用较大的渔船和各种费钱的机械。因此，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随改良的推进而上升。我相信，各国发生的情况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尽管每天的捕鱼量难以确定，但是，假设一国的地方情况不变，那么，人类劳动在把一定数量的鱼投入市场的一般努力，就一年或数年来说，或许可以设想为相当确定的；这种效力无疑事实上也是如此。

可是，由于这功效取决于一国的地方情况而不是该国的财富及劳动状况，所以，它在不同的国家，在非常不同的改良时期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在同一时期则非常不同；它与改良状况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10

人类要增加从地下开采的各种矿物和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其劳动功效似乎没有限制，但完全是不确定的。

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贵金属数量的多少，不受它的地方情况中任何事情的限制，例如它的自有矿山产量的丰富与贫瘠。在没有矿山的国家，这种金属往往很丰富。

无论什么国家，其拥有的贵金属数量，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该国的购买力，其产业状态以及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因为这些因素决定它所能用以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这一类非必要品的劳动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是多还是少；

第二，在一定时间内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矿山的丰富和贫瘠程度。因为金银运输容易，运费便宜，而且体积小价值大，所以，即使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金银量或多或少受到矿山产量的丰富和贫瘠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和印度的金银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矿山丰饶的影响。

就一国金银量取决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前一种情况（购买力）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像所有其他奢侈品和非必要品的真实价格一样，可能随该国财富及改良的推进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衰退而下降。

有大量剩余劳动与生活资料的国家，与只有少量剩余劳动与生活资料的国家相比，在购买一定数量的金银时，一定能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与生活资料。

就一国金银量取决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后一种情况（供给商业世界的矿山的丰富或贫瘠情况）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它们所能购买或交换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真实数量，必将随产量的丰富而或多或少下降，随产量的贫瘠而或多或少上升。

11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以金银供给世界的矿山，究竟是丰饶还是贫瘠，与同一国家的劳动状态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它似乎与一般世界的劳动状态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诚然，当技艺与商业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区扩展，矿山的探索也随之在更广的地区扩大时，发现新矿山的机会定会比在狭小范围内进行探索大得多。但是，在旧矿山逐渐掘尽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极无把握的事，绝非人类技巧或劳动所能保证的。大家承认，所有迹象都是可疑的，只有新矿山的实际发现和成功采掘，才能确定它的实际价值，甚至它的存在的真实性。

在寻找新矿山的过程中，人类劳动的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都是没有一定限度的。在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比任何已知矿山更为丰饶的新矿山；而那时候最丰富的矿山可能比美洲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还要贫瘠，这也是可能有的事。

无论发生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对于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荣，换言之，对于土地和人类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是无关紧要的。

它的名义价值，换言之，表明或代表这种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会有极大的差异，可是，其真实价值，换言之，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

在前一种情况下，一先令所代表的劳动可能不超过现时一便士所代表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便士所代表的劳动可能和现时一先令所代表的劳动相同。

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口袋里有一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现时有一便士的人富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便士的人也与现时有一先令的人一样富有。

世界从前一种情况所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金银器皿的便宜与繁多；从后一种情况所蒙受的唯一不便，只是这类东西的昂贵与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