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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著

2023-05-25 16:30 作者:白乐楽乐天  | 我要投稿

新版前言 : 观念的便秘


        一个学科身处危机之时,要么致力于洗心革面,要么在其基本框架内补充其论点。后者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勒密化”的过程。之所以称之为托勒密化,是因为,一旦大量消人的数据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学发生抵触,他的支持者就会引人和额外的说辞,对异常现象作出解释。但是,不引入额外的说辞,不改变微小的前提,而是彻底转换基本框架,这时,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就会降临。所以,每当面对自调的“科学革命",我们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还是只是陈旧范式的托勒密化?

        托勒密化有两大例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声称要为统一性理论(unified theory)一一用来描述亚原子粒子的四种基本互动的单一理论框架,在此之前,亚原子粒子的四种基本互动分别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解释一一莫定根基的“弦理论”(string theory),依然致力于托勒密化。我们还在等待新起点,它要求基本预设(basic presuppositions)发生更为彻底的变化,诸如不再把时间和空间视为现实的基本构成元素,等等。和同样,在社会理论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有关当代世界的性质一一我们正在步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等等一一的全部“新范式”提议(“new paradigm”proposals),依然是古典社会学模型的“旧范式”的托勒密化。     

        因此,问题是:精神分析的状况如何?尽管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发现视同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认知科学的基本前提是,精神分析依然是古典心理学的“托勒密化”,它没能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前提。附带说一句,后古典经济学家(post-classical economists)也声称马克思的发现如同哥白尼式的革命,但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李喜图的批判实际上也是托勒密化。《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想通过复原精神分析的哲学内核来回答这个问题。精神分析理论蒙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只有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背景才具有可读性。或许,这不得不成为最糟糕的步骤:努力拯救精神分析这套名誉扫地的理论(与实践),却要引证更为声名狼藉的理论,引证最糟糕的思辨哲学,而现代科学的进步早已使这种思辨哲学形同废物。

        不过,正如拉康曾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当我们面对表面看来清晰无误的选择时,要做出的正确事情有时是挑选那个最糟糕的选项。因此我要押的赌注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我相信,通过它们的互动,即通过拉康解读黑格尔和通过黑格尔解读拉康,精神分析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同时自我救赎,退去旧皮,以新的、出人意料的形态再世。

        且以黑格尔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辩证法为例,即以扬弃(sublation,Aufhebung)这一概念为例。在这里,扬弃是对全部“直接的—物质的现实” (immediate-material reality) 的杨弃。扬弃的基本运作是化约:被扬弃之物幸存下来,但它是以“节本”的形式幸存下来的,它被剥离了其自身的生命一世界的语境(life-world context),只剩下它自身的基本特征,生命的全部运动和财富都被化约为固定的标记。仿佛在理性之抽象(abstraction of Reason)以其固定范畴或概念决断(notional determination)完成自身的盖辱性使命(mortifying job)后,思辩性的“具体普遍性”会莫名其妙地使我们获得鲜艳的生命之绿。情形并非如此。相反,一且我们从经验性现实(empirical reality)走向概念性扬弃(notional Aufhebung),生命的直接性(immediacy of  Life)就会永远丧失。当我们对现实进行概念性的把握时,现实的丰富性就会销声匿迹,因此悲伤,为此哀叹,都与黑格尔的本意相去甚远。

不妨回忆一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是如何训不含糊地对知性(Understanding)的绝对力量大加赞美的:“把各种因素分割开来,如此行动是知性力量(force of  Understanding)的实施。在所有的力量中,知性力量是最惊人和最伟大的力量,或者说是绝对的力量(absolute power)"这种赞美绝不合格。也就是说,黑格尔要表明的并不是,这种力量终将通过“扬弃”,变成具有统一化功能的理性整体(unifying totality of Reason)的次要时刻(subordinate moment)。知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始终释放这种力量,它把这种力量视为事物本身的外在之物。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以想象的方式把“现实”中本为一体的东西分割开来的,只是我们的知性,因此知性的“绝对力量”只是我们想象的力量,它并不涉及被分解的事物之现实(reality of the thing)。我们从知性走向理性,并不发生于下列之时:在使我们重返现实之财富的综合(synthesis that brings us back to the wealth of reality)中,这种分解或斯裂被克服。我们从知性走向理性,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作为否定性(negativity)本身固有的力量,这种“撕裂”之力从“纯粹在我们心中”的存在走向事物自身。

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崇尚“进步”的教育理论家拨动了众人的心弦。他那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布了一个简单实验的结果:他让一群五岁的孩子画出他们在家玩现时的情形,两年之后,这和群孩子已经读了一年半的小学,他让他们再次画出同样的场景。两者间的差异令人震惊:五岁时,他们的自画像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色彩丰富,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顽皮情趣;两年后,他们变得僵硬死板、低眉顺目,而且绝大多数孩子自然地选择了灰色,尽管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其他颜色。可以顶见,人们把这个实验视作证据,以此证明学校这类国家机器的“压制性",证明学校的训练和纪律如何毁灭了儿童天生的创造力,云云。不过,从黑格尔的视角看,我们理应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转移视为决定性的精神进步(crucial spiritual progress)之迹象,并对之大加赞美:把生气勃勃的五颜六色化约为灰色的规训,这并未给他们造成任何损失,相反,他们由此获得的收益却不胜枚举,因为精神的力量恰恰在于从“绿色”的生命直接性(immediacy of life)迈向“灰色”的概念性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并借助于这种被化约的中介(reduced medium)重现本质性决断〈essential determinations),而我们直接的经验是无法看到这种本质性决断的。

        同样的羞辱(mortification)还发生在历史的记忆和过去的遗迹中。在那里,幸存下来的都是被剥夺了活的灵魂的东西。谈及古希腊,黑格尔这样说道:“雕像现在只是石头,石头里的活的灵魂已经束然而逝,就像赞美诗只剩下了言词,言词里的信仰已经销声匿迹。”G如同从圣父(substantial God)向圣灵(Holy Spirit)过渡,要在“灰色”的概念决断中寻找正确的辩证性复苏(dialectical reanimation):

                           

        借助于抽象的普遍性这种形式,知性的确[为形形色色的感官之物]提供了存在的刻板性。……但是,与此同时,通过简单化,知性又用精神使之复活,使之变得敏捷。

        这种简单化,正是拉康在提到弗洛伊德时把某个事物化约为一元属性之物。我们在此面对的是某种缩影(epitomization),借助于这种缩影,众多属性被化约为某个单一的支配性的特征。如此一来,我们便得到了“一个具体形态,在那里,一个决断居于主宰性的地位,其他决断只以模糊的轮廓呈现出来”:“内容变成了已被化约为一种可能性的现实性,其直接性已被克服,具体的形态已被化约为缩略的、简单的思想决断。”

        辩证的方法(dialectical approach)通常被视为这样一种尝试要在整体(它本身即从属于这一整体)中锁定即将分析的现象,发现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笔财富),进而打破咒语,不再对抽象(abstraction)盲目崇拜。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不仅要看到有眼前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被嵌入其具体历史语境之全部财富(embedded in all the  wealth of its concrete historical context)的那一面。然而,这是我们要竭力躲避的最危险的陷阱。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在观察某物时,在它身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仿佛中邪一般,一味关注经验细节之财富,如此经验细节之财富阻止我们对概念决断进行清晰的领悟,而如此清晰的领悟则构成了该物的核心。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决断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of determinations),而在于如何从这些决断中提取精华,在于如何约束我们的凝视,使之仅仅把握概念决断。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概括至为精确:将某物化约为符指化的“一元属性”(signifying “unary feature”),就是将现实性(actuality)减化为可能性(possibility)。这话是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说的。在柏拉图那里,某物之概念一一理念一一总是将某个道义维度(deontological   dimension)赋予该物,总是指定:为了使之充分实现自身,该物应该成为怎样之物。职是之故,“潜在性”(potentiality)并不只是以众多的经验之物(empirical things)实现自身的某物的本质的称谓,如椅子之理念即某种潜在性,该潜在性以经验的和子(empirical chairs)实现了自己。某物的众多的实际属性(actual properties),不仅被化约成了该物的“真正现实”(true reality)之内核,更重要的是,符指化的化约(signifying reduction)强调或凸显了事物的内在潜力(inner  potential)。在称某人为“我的老师”时,我实际上勾勒出了“我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这一视域。在把某物称为“椅子”时,我特别强调,我以后会以何种方式使用它。在透过语言这面镜子观察周围的世界时,我是通过隐藏在语言中的众多潜在性之镜(lenses of the  potentialities)领悟周围世界的现实性(actuality)的。这样说意味着,潜在性(potentiality)就是“照此”显现出来的,它只是通过语言实现了潜在性:正是对某物的称谓,展示(“设置”)了它的潜力。

        一旦以这种方式把握扬弃,我们会迅速看到那个重要话题即对黑格尔采取伪弗洛伊德式拒斥一一的问题之所在,即下列观念的问题之所在:黑格尔的体系是对口腔构造(oral  economy)的最高级和最强劲的表述。实际上,黑格尔的理念(Hegelian Idea)不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哄履之徒吗?遇到的每个物体,它都要“狼吞虎咽"。难怪黑格尔把自己视为基督徒。对他而言,知食已经变为基督血肉的面包,这个仪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基督教主体能够丝毫不剩地知人和消化上帝。因此,黑格尔式的构想/把握不就是崇高版的消化(sublimated version of digestion)吗?黑格尔写道:


        如果某人要做什么,完成什么,达到某个目的,那么这个行为必须以事物自身的样子为根基,以该事物之概念、行为和举止为根基。如果我吃苹果,那我就毁灭了它有机的自我同一性(organic self-identity),把它同化我。我能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在我拿到这个苹果之前,就其根本性而言,这个苹果已经事先拥有了决断(determination)屈从于被毁灭,本身具有与我的消化器官一致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样我才能使它与我保持同质。


        黑格尔提供给我们的,不就是低版本的认知过程吗?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正如他热衷于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此物体已经“想与我们共处”时,我们才能把握它。我们应该把这个隐喻推向极致:对黑格尔做的标准的批判性解读,把黑格尔所谓绝对的实体一主体(absolute   Substance-Subject)作这样的建构,即认为实体一主体患了严重便秘,因为在它内部保留着被吞咽的内容。或者如同阿多诺在一则辛辣评论中所言(他没有击中要害,这是阿多诺的老毛病),黑格尔体系“变成了精神的腹部””",它假装自己吞下了整个无法消化的异己性(Other mess)。……但是反运动(counter-movement)——黑格尔式的排便呢?掌握了黑格尔所谓“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的主体,不也是被彻底掏空了的主体吗?如此主体不是被化约成了内容自我运动(self-movement of the content)的纯粹观察者或记录者了吗?

 

        因此,最丰富的也是最具体和最主观的,那些使自己一味撤退,直至最后只有最简单深度(simplest depth)的,也是最强大和最能党括一切的。最高级的观点,最集中的至高之点,用是纯粹的个性(pure personality)。仅仅通过绝对的辨证(absolute dialectic)——绝对的辨证乃其品性——它仍旧能够在其自身之内容纳和保持一切。

 

        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讲,主体是被废止/被净化的实体(abrogated/cleansed substance)。这样的实体被化约成为自我相关的否定性(self-relating negativity)这种空洞形式,被掏空了“个性”(personality)的全部财富。用拉康的术语讲,从实体到主体,就是从S(Substance)走向S(Subject)。也就是说,主体是被禁的实体(barred substance)。阿多诺和答克海默在《启蒙之辩证》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醉心于纯粹求生的自我(Self)必须牺牲其全部内容,才能求生;而正是其全部内容,才使得如此求生具有价值。与此相反,黑格尔以上青定的态度审视这一构成性的牺牲(constitutive sacrifice)谢林把这一步骤称为收缩(contraction):主体即收缩了的实体(contracted substance)。同样收缩需要借助于自发地挤出便、排出便这一行为具有的排泄内涵(excremental connotation)

        如此说来,难道黑格尔体系的终极主体立场(final subjective position)没有强迫我们把这个有关消化的隐喻颠倒过来?关于反运动,至高无上——在许多人看来也是最成问题的个案,出现在《辑学》(Logic)的结尾处。在那里,在完成了概念的部署(notional deployment)后,在实现了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的循环后,理念以其决心/决定(resolve decision)“将自己随心所欲地放进”大自然,让大自然走开,让大自然离去,弃它,推开它,并因此解放了它。这也是为什么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哲学并非对这种外在性(externality)的再次占用;相反,它涉及观察者的被动态度:如同他在《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中所言,“可以说,哲学只是需要观察,看自然是如何扬弃其外在性的”

        同样的步骤是由上帝本人完成的。上帝在基督这个有限凡人(finite mortal)的掩护下,同样“将自己随心所欲地放进”暂时的存在(temporal existence)之内。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早期现代艺术黑。格尔在解释以“死亡自然”(dead nature)为题材——不仅包括风景和鲜花等,也包括食物或死去的动物的画作时,认为此类画作恰恰是由下列事实所致:在艺术的发展中,主体性(subjectivity)不再需要以视觉中介(visual medium)为其主要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重心已经转向能够较为直接地呈现主体内心生活的诗歌,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s)已从表现主体性这一重负下“释放”出来,因而获得了自由,能够独立地张扬自己。此外,正如黑格尔著作的某些心如明镜的读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哲学科学(philosophical sciences)中扬弃艺术,即在概念性的思想(conceptual thought)中扬弃艺术,即艺术不再被迫充当精神(spirit)的主要表现中介,这种做法解放了艺术,使艺术获得自治性和独立性。这不正是“现代艺术诞生”(birth of modern art)的定义吗?这时艺术不再被迫承担再现精神现实(spiritual reality)的使命。

        废除(abrogation)与扬弃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续或外部对立,并非“先吃饭,后排便”。排便是整个过程内在的终结,没有它,我们就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扬弃过程这个“伪无穷大”(spurious infinity)。只有通过反运动,扬弃过程才能抵达终点:


        与我们最初的想象相反,扬弃与废除这两个过程是完全相互依存的。在考察绝对精神的最后一刻时,我们自然会注意到动词“aufheben”[“扬弃”]与“befreien”[“解放”]以及“ablegen”[“丢弃”、“除去”、“减去”]的同义关系。思辩性废除(speculative  abrogation)与“Aufhebung”[“扬弃”]的过程绝非水火不容,相反,它是扬弃的完成。废除是对扬弃的扬弃(sublation of  sublation),是扬弃以扬弃之道对付自己的结果,因而是它自身的转化。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即绝对知识的时刻(Absolute  Knowledge),抑制(suppression)与保留(preservation)导致了这种转化。如果用“绝对”一词表达这样的意思一摆脱了某种类型的依附的解除(relief)或扬弃,那可以说,思辨性废除是绝对的扬弃(absolute sublation)。

        因此,真正的认知不只对认知对象进行概念性“占有”:只要认知依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占有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认知的完成有个标志,那便是,它解放了自己的对象,对它放手,任它离去。扬弃之运动(movement of sublation)必在扬弃之行为的自我相关的姿势(self-relating   gesture of sublating)中达至顶峰,原因就在这里,它也是这样达至顶峰的。

        显而易见的反论(counter-argument)呢?被废除、释放的那一部分不正是认知对象的任意和短暂的一面吗?不正是因其自身毫无价值而被概念性调停/概念性化约(notional mediation/ reduction)放弃的那一部分吗?这正是要免的幻觉。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两个。首先,恰恰相反,如果获准继续使用排便的隐喻,我们可以说,被弃、释放的那一部分恰恰是精神发展的肥料,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把大自然释放出来,使之自由自在,此举奠定定了精神(Spirit)成长的根基,精神也只有在摆脱自然之后才得以发展,脱离自然的过程即其内在的自我扬弃(inherent self-sublation)。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思辨性认知(speculative cognition)中被释放出来的,归根结底是认知的对象。这样的认知对象一旦被真正把握(begriffin),就不再必定依赖主体的主动干预,而是以其自身的概念性的自动作用(conceptual automatism)发展自己。这时主体被化约成被动的观察者,他人允许事物配置(deploy)自己的潜能,而不必伸援助之手(Zutun)。主体只是记录这个过程。 

        之所以说黑格尔的认知同时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因就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认知观彻底废轴了康德的认知观一认知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在康德那里,主体对内容进行综合。内容即感官多样性(sensuous multiplicity),综合即把一致性(unity)授予内容。主体一边对内容进行综合,一边被动地接受内容的影响。与康德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在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认知的主体彻底被动化了:他再干预认知对象,他只是记录认知对象的自我分化/自我决断(self-differentiation/self-determination)这一内在运动。或者用更具当代感的话说,主体只是记录认知对象自创生的自我组织(autopoietic  self-organization)这一内在运动。所以,即使在最激进的层面上上,主体也不是这个过程的能动者(agent):能动者是知识体系,知识体系“自动”配置自己,无需外在的推动或激励。不过,这种全然的被动性同时又涉及最大的主动性;如果主体作为干预认知对象的能动者要“抹除”自己的具体内容,要把自己显现为中立的中介(neutral medium),要使自己成为知识体系自我配置的场所(site of the System's self-deployment),那他就必须作最艰辛的努力。黑格尔因此克服了体系(System)与自由(Freedom)的标准二元论,克服了由下列两者构成的二元论:一是斯宾诺莎有关“实体性的上帝或自然”(substantial deus size natura)之观念,这种观念身陷决定论的泥潭无力自拔;一是费希特的主体观——主体即与惰性物质(inert matter)截然相反的能动者,他要支配和占有惰性物质。主体自由的至高时刻(the supreme moment of the subject's freedom)就是要释放其对象,让对象随心所谷地配置自己。“理念的绝对自由在于,它决心使自己自由地走出其具体性那一时刻(the moment of  its particularity)。”

 

        “Absolvere”的词源学意义是释放和松于。就此而言,照字面意义看,“绝对自由”是绝对的。在把下列做法视为不合理的做法并提出批评的人中,谢林是第一个。他认为,黑格尔完成了概念(Notion)合乎逻辑的自我发展的循环,并意识到整个自我发展是在抽象的思想中介(abstract medium of thought)中完成的。然后,黑格尔莫名其妙地要重返真实生活(real life)。但他的逻辑学没有可以用来实现这一“重返”的范畴,所以他不得不借助“决定”(decision)之类的术语,如理念“决定”释放自然之类,使之自行其是。这术语不属于逻辑学的范畴,而属于意志和实际生活(practical life)之域。谢林的批评显然没有看到,释放他者(the other)完全是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的内在之物,是辩证过程的终结时刻,是辩证循环(dialectical circle)终结的标志。这不就是黑格尔版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吗?

我们也应该这样解读黑格尔的“第三个哲学三段论”(the third syllogism of Philosophy),即精神一逻辑一自然(Spirit-Logic-Nature)这个三段论。由这个三段论呈现出来的思辩运动的起点是精神实体(spiritual substance),主体就沉浸在这样的精神实体之中;此后,通过艰辛的概念性劳作(conceptual work),这个实体的财富被化约为潜在的、基本的逻辑/概念结构(logical/ notional structure);一旦这个使命圆满完成,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理念(logical Idea)就会解放自然。以下是那个关键段落


        也就是说,在把自己设置为纯料概念(pure Notion)与其现实的绝对统一(absolute unity),并因此使自己浓缩为存在的直接性(immediacy of being)时,理念就是以这种形式或性质呈现来出的整体性(totality)。


        但这种决断(determination)并非来自生成的过程(process of becoming),也不是过渡。仿佛如同前面所言,整体性的主观概念(subjective Notion)变成了客体性(objectivity),主观目的(subjective end)变成了生活。其实恰恰相反,纯粹的理念——概念的确定性和概念的现实(determinateness or reality of the Notion)在纯粹的理念中已经提升成为概念(Notion)一一是绝对的解放(absolute liberation)。对于绝对的解放来说,不再存在非同样设置的(not equally  posited)、本身不是概念(Notion)的直接决断(immediate determination)。因此,在这种自由中,没有发生任何过渡;理念决心要使自己变成的那种简单存在(simple being),依然对自身高度透明,它就是概念(Notion),而概念在自身的决断中与自身生死与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理解这种过渡,即理念是凭借着绝对的自信和内心的镇静,自由地解放自己的。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自由,其确定性(determinateness)完全可以自由地采取任何一种形式——时间和空间的外在性之存在,绝对不依赖于外物,无需主体性之时刻(moment of subjectivity)的干预。黑格尔再三强调,这种“绝对自由”与标准的辨证“过渡”大相径庭。如何不同?对此,人们的疑心从未消除黑格尔的“绝对解放”依赖于对全部异己性(all other mess)的绝对调停(absolute   mediation),只有在把大对体(the other)完全内在化之后,我才使它自由。……然而,情形果真如此吗?

        我们应该在此重新解读拉康对黑格尔的批判:如果黑格尔根本没有拒绝拉康所谓的“主观分离”(subjective disjunction),而是与之相反,断言存在着在此之前大家闻所未闻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贯穿于[特殊的]主体,也贯穿于“集体性”(collectivity)这一[普遍的]实体秩序,同时又使两者统一起来呢?也就是说,如果特殊性(the Particular)和普遍性(the Universal)的“和解”正是通过横贯于它们的分裂实现的呢?对黑格尔所作的基本的“后现代”研究是这样的:他的辩证法承认对抗和分裂,而对抗和分裂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在更为高级的综合一调停中,魔法般地消除对抗与分裂。这种研究与谢林早已阐述过的、古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奇妙地构成了对比。依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黑格尔只是借助于概念的调停(conceptual mediation),在“思维”中解决了对抗与分裂;在现实中,对抗与分裂依然故我。我们不禁要信以为真地接受第二种研究,并用之与第一种研究抗衡;如果这就是对下列谴责黑格尔的辩证法魔法般地解决了对抗与分裂的正确回应呢?如果在黑格尔看来,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不去“解决”“现实中”的对抗与分烈,而是推动视差转移(parallax shift)呢?借助于视差转移,对抗与分裂得到认可,对抗与分裂扮演的“积极”角色得以发现。

        从康德向黑格尔的过渡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们且以对待旨在证明上帝存在(existence)的本体论证据(ontological proof)的不同态度为例,研究这一过渡。康德对这个证据的拒绝,是从他的下列论点出发的存在(Being)不是谓词,而且即使我们知道某个实存物(entity)的全部谓词,也不能证明那个实存物存在,因为我们无法从概念(notion)推断存在(being)。在这里,反莱布尼效的思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根据菜布尼兹的观点,如果两个物体的谓词完全相同,那我们就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具有的蕴含是明摆着的我可以拥有有关100泰勒的完美概念,但我的口袋依然空空如也同样我可以拥有有关上帝的完美概念,但上帝可能并不存在。黑格尔对这个思路的第一个评论是“存在”是最可怜、最不完美的概念决断,因为一切事物“存在”,即使我最疯狂的念头也是如此。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概念决断,我们才能把握存在(existence)、现实(reality)和现状(actuality),而存在、现实和现状远远多于纯粹的存在(being)。他的第二个评论是,横在概念与存在之间的鸿沟正是有限之标志(mark of finitude),它适用于100泰勒之类的有限物体,不适用于上帝,因为上帝不是我可以装进口袋或不装进口袋之类的东西。

        初看上去,情形似乎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最终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康德强调最低限度的唯物主义,相信现实独立于概念决断黑格尔则使现实完全深化于概念决断。不过,黑格尔的真实看法似乎并不在这里,它涉及更为激进的“唯物主义”论断,即,某个实存物——我们把“存在”(being)添加给实存物,以促成其存在的完整的概念决断本身就是抽象概念(abstract notion),就是空洞而抽象的可能性。(某种模式的)存在的匮乏,总还是某个概念决断的内在匮乏。比如,某个物体要想作为昏暗的物质现实(opaque material reality)的一部分来存在(exist),它就必须具有一套完整的概念条件一决断(notional conditions-determinations)同时其他的决断必须付诸对于100泰勒或任何其他经验物体(empirical object)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概念决断是抽象的。之所以说它们拥有的只是昏暗的经验存在(opaque empirical  being),而不是充分的现状(fall actuality),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就在康德把上帝与100泰勒相提并论时,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康德真的拥有有关(充分发展的)上帝的概念吗?

        这使我们想到了黑格尔论证的巧妙性。黑格尔的论证沿两个方向扩展,一者与康德针锋相对,一者与安塞姆(Anselm)背道而驰,针对的都是他们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黑格尔在反联安塞姆的证据时,并不是指责它过于概念化,而是批评它在概念化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安塞姆并没有确立“上帝”之概念,只是把它说成是尽善尽美之总和(sum of all perfection),说它彻底超越了我们有限的人类心灵的理解力。安塞姆只是把“上帝”预设为一种现实,一种超越了我们理解力的、刀枪不入的现实(impenetrable reality)。也就是说,它不属于概念的王国(notional domain)。换言之,上帝绝不是概念,不是由我们概念性劳作(conceptual work)设置的东西,而是纯粹预设的前概念现实(pre-conceptual  reality)或非概念现实(non-conceptual  reality)。

        尽管方向完全相反,但是沿着同样的思路,我们理应注意下列事实具有的反讽意味康德谈论的是泰勒,谈论的是货币,而货币的存在并无“客观”可言,货币的存在依赖于“概念决断"。没错,正如康德所言,拥有“100泰勒”这个概念与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过程急剧的通货膨胀使你口袋中的100泰勤变成了废纸。在这种情形下,客体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再是货币,而是变成了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废纸。换言之,货币是这样的客体,它的货币身份取决于我们如何“想”它:如果大家不再把它视作货币,如果大家不再“相信”它是货币,它就不再是货币了,它就形失了它的货币身份。

        说到物质性现实(material reality),我们要把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据翻转过来:物质性现实的存在向我们证明,概念(Notion)并未得到充分实现。事物的“物质性存在”并不始于它们满足了某些概念性要求(notional requirements)之时,而是始于它们没有满足这些要求之时。因此,物质性现实是非完美(imperfection)之标志。说到真理,这意味着,在黑格尔看来,命题之真(truth of a proposition)天生就是概念性的,只受制于内在的概念内容(notional content)。探究命题之真时,不能拿概念(notion)与现实相比较。用拉康的话说,真理乃“并非全部”(non-All,pas-tour)。在讨论“并非全部”时引用黑格尔的著作,听上去有些怪异:黑格尔不就是一个专门主张“全部”(All)的哲学家吗?但黑格尔所谓的真理恰恰没有任何外在的限制或例外,更不能把这些限制或例外当成衡量真理的尺度或标准。之所以说衡量真理的准则是绝对内在性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某个陈述与它自身相比较,与它自身的阐明过程(process of   enunciation)相比较。

        当巴迪欧强调真理一事件(Truth-Event)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时,他的看法与解构主义对不可判定性的看法大相径庭。在巴迪欧看来,不可判定性意味着,我们在判断事件(Event)时,并不存在中立的“客观”标准:事件只向那些在事件的召唤中认出自己的人们显现。或如巴迪欧所言,事件是自我相关的,它把自己——把它对自身的任命括于它的构成要素。虽然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对事件作出判定,但毫无根据的判定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不可判定”,相反,它不可思议地类似于黑格尔的辩证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引论中说得很清楚,“意识的形象”(figure of consciousness)是不能以任何外在的真理标准来衡量的,而只能以绝对内在的方式来衡量,透过横在它本身与它自己例证/展现(exemplification/staging)之间的鸿沟来衡量。就拉康赋予“并非全部”这一术语的严格意义而言,事件就是“并非全部”:正是因为它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能把任何外在的限制强加于它,它从来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格尔所谓的“整体性”(totality)也是“并非全部

        且让我们回到主要的论证思路上来。这样说意味着,相对于理念(Idea)而言,自然(Nature)当然是外在的。自然的外在性并非理念的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之外在性。并不是说,自然一旦作为例外获得自由,就会确保理念的自我调停之完整性(Wholeness of the Idea's self-mediation)。情形并非如此:一旦这一调停得以完成,也就是说,一旦理念的辩证进展(dialectical progress)不再受理念自身的完整性驱使,一旦它无法对它自身的概念(notion)作出回应,完整的理念就需要外在的大对体(the Other)自然——来维系其自我调停的循环,即完整而封闭的循环。相反,自然标志着理念整体性的“并非全部”(non-All of the Idea's totaliby)。所以,用一个低俗的比喻来说,黑格尔并不像有关辩证过程的寻常观念常常引导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升华了的食(sublimated coprophagist)。辩证过程的母体并非这样的母体:先是吞咽或再次占有外在化内容(externalized content),后是对外在化内容的排泄,使外在化内容外在化。恰恰相反,辩证过程的母体是这样的母体:先是排泄运动,即放开、释放、任其自行其是,然后才是占有。这样说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把外在化等同于异化。终结辩证过程之循环的外在化并非异化。它是非异化(dis-alienation)的最高点:我们真正使自己与外部内容达成和解,这种行为并不发生于我们被迫征服和控制外部内容之时,而是发生于我们有能力发出至高无上的主权姿(supreme sovereign gesture),即释放这一内容,使之获得自由之时。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可以说,正如某些更为才思人敏捷的阐释者所说的那样,黑格尔有使自然全然处于人类的主宰之下,而是漫不经心地为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开辟了空间。在黑格尔看来,驱动着人们以技术开发自然的力量仍然是人类之有限性(mans finitude)的标志。以这种态度,自然被视为外在客体,被视为有待支配的敌对力量((opposing force)。与此同时,从黑格尔的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的立场看,哲学家不把自然视为有待控制和有待支配的威胁性力量(threatening force),而把自然视为可以任其自行其是之物。

        这样说意味着,黑格尔式的主体-实体(Subject-Substance)与任何一种控制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的巨大主体(mega-Sub-ject)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谁在背后操纵或控制着这个过程,黑格尔体系(Hegelian System)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在这里,路易·阿尔都塞把下列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是黑格尔式的主体-实体,即合乎“目的论”的“有主体的过程”(process-with-a-subject)一是唯物主义-辩证的“无主体的过程”(process without a  subject)。黑格尔式辩证过程其实是最激进的“无主体的过程”。这里所谓“主体,指控制和指挥这个过程的能动者(agent),无论这能动者是上帝、人,还是作为集体性主体(collective subject)的阶级。阿尔都塞在以后的著述中对此有所觉察,但又全然没有意识到,下列两者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一是事实——黑格尔式的辩证过程是“无主体的过程”,一是黑格尔的根本命题——“至关重要的是,不仅把绝对(Absolute)当成实体(Substance)来把握,而且把它当成主体(Subject)来把握”。作为空白((Void)的纯粹主体(Pure subject)的出现,与如下的“体系”观念密切相关:“体系”是客体自身的自我配置,它不需要任何主观能动者(subjective agent)推它前行或为它指引方向。

所以说,或许那些批评黑格尔贪得无厌的人,都需要一剂疗效显著的通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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