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卷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三七年六月）

17、给林彪的信

18、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二、党的组织问题

三、党内教育问题

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六、废止肉刑问题

七、优待伤病兵问题

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17、给林彪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4]，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5]。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6]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7]，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8]，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9]与二、四团[10]。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11]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12]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13]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4]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15]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6]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7]，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8]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一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9]，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20]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2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22]!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指林彪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3]白砂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4]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5]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通称八月失败。

　　[6]“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7]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8]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三十个字。

　　[9]指彭德怀、膝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10]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11]柏路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12]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13]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

　　[14]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三个字不清。

　　[15]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湖雷前委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

　　[17]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18]朱云卿（一九○三——一九三一），广东梅县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20]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21]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22]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18、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2]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3]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4]。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5]、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6]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二、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7]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3.一般地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查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坏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8]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9]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五、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士兵会党团[10]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11]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三、党内教育问题

　　一、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材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12]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13]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方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14]等)的宣传；

　　8.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5]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画报只出了几张。

　　6.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16]时期与汪蒋战争[17]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18]。

　　10.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方法

　　(一)上政治课:

　　1.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19]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坚决废止肉刑；

　　2.废止辱骂；

　　3.优待伤病兵；

　　4.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六、废止肉刑问题

　　一、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3.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七、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无组织状态；

　　2.医官和药太少；

　　3.医官卖私药；

　　4.不清洁；

　　5.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看护兵太少；

　　7.饮食恶劣；

　　8.房子窄；

　　9.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逃兵多；

　　5.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20]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本篇第一部分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印；其他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三○年四月六日铅印本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3]士兵会，指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这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4]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一九二八年初即逐渐地停止下来，但有些党员还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

　　[5]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内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6]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一六四四年曾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7]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8]大队，当时相当于连。

　　[9]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

　　[10]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

　　[11]支委，见本卷第77页注[20]。

　　[12]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

　　[13]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取消革命运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

　　[14]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15]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16]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17]指一九二七年十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

　　[18]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19]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这里毛泽东是沿用旧军队中的这种称呼。

　　[20]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