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

（个人学习向的摘录，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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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书（1854——1927），名钟珏，字平书，上海人，举人。1887年，游历时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历时两月。在其友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陪同下，参观了新加坡各个地方。在其所撰《新嘉坡风土记》中，他记述了当地华侨社会，及殖民政府剥削、压迫华侨的情况，对于“苦力贸易”或“猪仔贸易”言之甚详，也看到英国处理与新加坡的外交和与上海的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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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颁布第一首正式国歌《巩金瓯》，由严复作词，爱新觉罗·溥侗谱曲。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铁凫藻，喜同胞，清时兴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辛亥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多次更迭，国歌也随之更换，由《五旗共和歌》而《卿云歌》、而《三民主义歌》，直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乐曲都随政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国歌则一直是有的。

对于清政府来说，国旗、国歌之从无到有，都是为了适应西方行之已久的国际惯例。与此相适应，接待外宾的一系列礼仪都被移植进来，包括迎接外国国家元首的礼炮21响，迎接外国政府长官的礼炮19响。1879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昊淞炮台、黄浦江码头均鸣放礼炮21响以示欢迎。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英国鸣放礼炮19响。其他接待外宾的交通礼仪、宴会礼仪均遵从国际惯例。格兰特访问上海时，上海道台特地为他定制了绿呢黄脚五鹤朝天之八人大轿，请他看地方戏，宴会场所安排在最有上海地方特点的豫园，宴会菜肴共有37道，为顶级标准，包括燕窝鱼翅羹、甲鱼、烤鹅、烤鸭、烤乳猪、烤羊腿、油爆虾等。格兰特所到之处，均实行交通管制。在通往豫园的路上，两边摆满鲜花，当中铺了红地毯。日后英国女王、美国总统访问上海，也被安排到豫园游览，可见虽然时代不同，待客之道还是相通的。

国际惯例也促使涉外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礼仪变迁。比如，戴黑纱以示致哀的礼仪。本来，世界上各民族表示哀悼的色彩各有不同，中国是白色，非洲是红色，欧洲是黑色。据说，戴黑纱礼节起源于英国。在古代英国，贵族死后，其家人包括男仆女佣，都要穿上黑色丧服以志哀。一次，一个贫穷的仆佣置办不起全套丧服，便用一块黑纱裹在手臂上，权当丧服。这一方式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丧礼中的一环，传遍欧洲。近代以来，欧洲强盛，影响遍于全世界，其以黑色致哀的方式也就成了国际惯例。民国初年公布的《礼制》《服制》规定，丧服用脱帽三鞠躬礼；办理丧事，男子于左腕围以黑纱，女子于胸际缀以黑纱结。那以后，戴黑纱逐渐成为中国丧礼中的重要仪式。再比如，下半旗致哀的仪式，据说最早出现在1612年，是英国一船员向其不幸遇难的船长致哀的方式，后来被移用到所有向重要人物的去世表示哀悼的仪式，成为国际惯例。当年孙中山去世，武汉、广州等许多地方便下半旗致哀。还有生日蛋糕、握手、拥抱、婚纱、以西装为正装、讣告、追悼会等礼仪，无不来自成文或不成文的国际惯例。

任何礼仪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都蕴含着创造者的立场、理念与情感在内。但是，礼仪一经产生与稳定下来，就会成为相对独立的仪式，在其传播、移植过程中，其内涵不一定能被原封不动地复制过去，时常会发生变异与损益。兹以军礼为例。现代军礼起源于古罗马时代，那时帝国骑士策马相遇时，会举起头上戴的面甲以示敬意。 11世纪以后，各国骑士已经去掉了面甲，举面甲的传统就演变为脱下头盔或帽子以示敬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式军队正式把脱帽敬礼改为用手接触中冒檐敬礼，右手掌紧贴帽檐，手心向外翻，据说其用意是表示自己手中没有武器。这种军礼由陆军传到海军、空军，由英国传到法国、美国，最后传遍全世界。这一礼节也在近代移植到中国。在其移植过程中，向对方致敬的内涵被保留下来了，而其手中没有武器的内涵已不复存在。再以迎宾礼炮为例。鸣放礼炮的礼仪源于英国。400多年前，英国战舰在进入友好国家的港口前，或在公海上遇到友好国家舰船时，为了表示没有敌意，便把舰上大炮内的炮弹统统放光，对方炮舰也以同样方式回报。这种做法日后就演变为互致敬意的一种礼仪。当时最大战舰装有21门大炮，所以，鸣炮21响就成了最高礼节。鸣炮次数与战舰级别相埒，21响为最高，以下次数为19、17、15响。据说那时认为双数不吉利，所以，舰炮都是单数。后来，21响礼炮成为国家元首待遇，19响成为政府首脑待遇。近代中国在把礼炮迎宾这一礼仪移植进来以后，显然是只取其致敬之内涵，而不再有放光炮弹的原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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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开埠时间分别是：广州，1843年7月27日；厦门，1843年11月1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 宁波，1844年1月；福州，1844年7月；伊犁，1852年4月；塔尔巴哈台（今塔城），1852年4月；汕头，1860年1月；天津，1861年1月；营口，1861年4月；喀什噶尔（今喀什），1861年4月；镇江，1861年5月；库伦（今乌兰巴托），1861年7月；汉口，1862年1月；烟台，1862年1月；九江，1862年1月；淡水，1862年7月；台南，1863年10月；海口，1876年4月；温州，1877年4月；完湖，1877年4月；宜昌，1877年4月；北海，1877年4月；嘉峪关，1881年4月；吐鲁番，1881年4月；哈密，1881年4月；乌鲁木齐，1881年4月；古城，1881年4月；乌里雅苏台，1881年4月；科布多，1881年4月；拱北，1887年4月；龙州，1889年6月；蒙自，1889年8月；重庆，18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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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利用清朝统治者在外交方面的颟顸无知，在许多通商口岸设立租界。1894年以前，列强在中国所设租界有12个，包括上海3个（英、美、法）；广州2个（英、法）；天津3个（英、法、美）；汉口、厦门、九江、镇江各一个英租界。上海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天津美租界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

这些租界中，上海租界设立最早。上海最早设立的是英租界（1845），其后是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上海租界之后，较早设立的是天津英租界（1860），其余如天津法租界、广州英租界和法租界、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镇江英租界，都是1861年设立的，天津美租界、厦门英租界是1862年设立的。

这些租界中，上海租界规模最大。上海英、法租界最初设立时，面积都不超过干亩，美租界则连四至也没有划定。以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都通过各种手段，扩张租界的范围，到1899年公共租界面积达33503亩，1914年法租界面积达15150 亩。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最大时达48653亩，这在全国租界中无出其右。

租界之外，列强还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居留区，包括宁波外人居留区、福州外人居留区、营口英人居留区、烟台外人居留区。在这些居留区，外国人在市政管理等方面攫取了部分权力，中国政府也还拥有一部分管理权力，如对华人的管辖权，所以，这些居留区还不是租界。

如果将租界、居留区连带一起考虑，加上被割让的香港、澳门，那么，1894年以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就有为数可观的城市或景点呈现异样的色彩。如果从北向南数起，它们依次是营口、天津、烟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香港、澳门；如果沿着长江从东向西数起，则有上海、镇江、九江、汉口。此外，中俄边境上有塔尔巴哈台与伊犁。这些涂抹着异域色彩、飘散着外洋气息的城市与景点，是在外力人侵以后、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展或兴建起来的，是在中国传统城市体系之外出现的另一类城市与景点。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开埠当年就有25个英国人居住在上海，以后逐年增多。1844年上海有外侨50人；1845年有90人；1846年有120人；1847年有134人，其中至少97个英国人，20个美国人；1848年为159人；1849年为175人；1850年为210人；1851年为265人。这些人不包括船上的水兵等流动人口。法租界外侨在开头一直不多，1849年的统计数字是10人，在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大体维持在相当于英美租界的1/6至1/10的比例。早期来沪的英、美、法三国侨民中，法国来的人以传教士为多，商人较少，所以，法租界较为冷寂。美国虽然也来了一批商人，但他们多住在英租界，所以，美租界也没有什么起色，只有一点教堂、货栈而已。英国来的人数最多，商人最多，所以，英租界最为繁盛。

到1853年，外侨人数仍未超过300人。城北地带原为荒烟蔓草之区，租界划定之初，生活设施和环境跟不上，随开埠而来上海的外侨都不愿意到规定的界内居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暂时借住在南市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里，尽管那里的居住条件也很差，但比租界要强多了。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有一些外侨陆续迁居到租界里。不过，即使到这个时候，租界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糟糕，界内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生活极为单调。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实行“华洋分居”制度，租界只允许外国人居住，华人不得进入租界居住。由于人口稀少，租界社区的功能开发始终缺乏必要的动力。

这一情况在1853年以后得到改变。1853至1854年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毁，大批难民涌人租界。租界当局修改了有关土地章程，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从1853到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江浙一带战事不断，江南大量人口涌人上海租界。这些都刺激了租界的商机，房地产与各种商业快速发展起来。上海由此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外侨的人数迅速增加。1855年为378人，1865年为2757人，1890年达4265人。

天津开埠以后，即有外国人来此居住，1866年已有112人，多为商人、传教士与官员，内以法国人为多。他们开头还较少居住在尚属郊野的租界里，多在人口密集的天津繁华区域寻找落脚点。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以后，外国人才迁往紫竹林租界区。19世纪80至90年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大力发展洋务，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天津外侨迅速增多。1877年天津外侨为175人，1879年为262人，1890年为612人。

·租界制度建设

上海及其他各租界都建立过不同于中国行政系统的管理机构，实行过与中国不同的管理制度。

上海公共租界的制度建设，有六大支柱，即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巡捕、领事法庭、会审公廨与万国商团。

其一，纳税人会议。纳税人会议前身是道路码头委员会。最初的上海英租界，只是外侨在上海的一处居留地。外侨以“永租”的方式向上海本地居民租赁土地和房屋，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仍拥有行政、司法、征税等权利。上海租界开辟之初，在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规定租界事务由界内租地人议决。1846年12 月，英租界第一次租地人会议召开，推选3人组成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租界内道路和码头建设事务。当时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纯粹是一个受外国侨民委托，负责租界内基本市政设施建设的机构，并不具有管理租界社会的职能。但租地人会议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可以对租界内的重大事务进行议决。1869年，公共租界租地人会议扩大转变为纳税人会议，并对纳税人与会资格、会议规则、议事内容和工部局董事选举方式等做了详尽的规定。此时的纳税人会议已成为租界内的“立法”机构，通过修改《土地章程》、税率调整、市政道路建设、社会和文化管理以及华人参政等各项议决，实施对工部局的行政监督，参与对租界地方自治制度的运作。

与英租界相类似，法租界也设有纳税人会议。1856年，法国领事主持召开了法租界的第一次租地人会议，议决公共工程经费筹集、巡捕房设置等界内重大事项。1866年，法国政府颁布《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将租地人会议扩大为纳税人会议，赋予它选举公董局董事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取消了原租地人会议拥有的全部权力，规定驻沪领事对法租界一切事务具有最高决定权，纳税人会议成为单纯选举公董局董事的选举人大会。

其二，工部局。上海英租界设立以后，于第二年组织道路码头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负责征收捐税及建设事宜。这是租界市政管理机构的滥觞。1854年华洋杂处以后，英租界成立工部局，作为管理机构。工部局是英租界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由纳税人会议选董事，再由董事选举总董，下设财务委员会、警备委员会、工务委员会、铨叙委员会、公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交通委员会、音乐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还直辖万国商团、警务处、火政处、公共卫生处、工务处、教育处等办事机构。海法租界也有类似工部局的机构，名公董局，成立于1864年，是法租界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在组织人事上受法国领事控制，但下属结构与工部局类似。

其三，巡捕。英租界设立之初，仅设更夫以维持治安，其职责是夜间巡逻、报更、鸣警，1854年以后开始正式设立巡捕，即武装警察。工部局建立了巡捕房，巡捕房制定了服务规则17条，管辖范围相当广泛，除了警务，还有道路的整洁与燃灯，有碍公众的事物的取缔，以及搜查军器的输人和解除华人武装，协助征税、筑路也都在其内。1899年，公共租界警务机构正式定名为工部局警务处。

其四，领事法庭。作为领事行使治外法权的机构，英、法等国均有。英国在沪领事法庭成立于1847年，1865年后改设英国在华高等法院。1848年，美国公布在华裁判制度，并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法国于1849年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以驻沪领事为庭长。1852年7月，法国政府公布《法国领事在华之司法权》予以认可，并扩大其权限。此后，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以至日本，总计有13个国家根据其本国制订的“领事法规”或“海外裁判法规”，先后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受理本国侨民（包括其“保护国”侨民）为被告的诉讼案件。

其五，会审公廨。前身是理事衙门，是中国政府设在英美租界最早的司法机构，1864年设立。由上海道台派出的两名低级官员和若干名领事组成，初仅审理涉洋华人轻微民、刑案件和违警案件，诉讼金额100元以上、监禁100天以上、枷禁30天以上及罚金100元以上案件无权审理，但此限制很快因外国陪审官的挟制而被突破。1869年，会审公廨成立，取代理事衙门职能。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设在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的司法机构，亦作“会审公堂”，起初由上海道台委同知一名充任谳员，发落租界内轻微民、刑案件，但涉洋案件均须由有关外国领事会同审理，此即"会审"一词含义；其上诉机关为上海道台衙门与有关领事机构。但后来在外国陪审官的挟持下，其管辖范围扩大，甚至有判十年徒刑者，判决亦概以陪审官意旨为准。其提、传人犯及关押犯人等事务，则尽为工部局控制。实际成为变相之领事法庭。

上海法租界亦设有会审公廨，性质类似，1869年依上海道台与法国领事订立的章程成立。每周开庭2次，陪审官为法国副领事，一切判决由其决定，且无上诉机关。刑事案件不准延请律师，民事案件诉讼金额超过1000元者方可请律师，但只准法国律师出庭。其一切司法行政事务，均由法国领事包办，提传人犯由巡捕房执行。

其六，万国商团。原称上海地方义勇队，为上海公共租界建立的准军事化组织。1853年太平军攻克镇江，江南局势甚为紧张，在沪的外国人提出“武装中立”，着手组织租界武装，协助各国海军一起防卫租界。同年4月12日，上海租界召开西人大会，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决定建立租界内以洋人为主的民兵组织上海地方义勇队。义勇队最初只设甲队，1855年增设乙队，均由英国人组成。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该武装解散。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重新组建，规模进一步扩大。至1870年已辖有甲、乙、上海轻骑和上海重炮4队，改归工部局管辖，成为工部局常设机构，工部局总董为其最高统帅。

这六项制度，基本上将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体制移植进来，会审公廨与万国商团则是结合租界社会实际情况而设立的特别制度。当然，移植过程中有很大变异，比如所谓纳税人会议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将华人完全排斥在外的，华人纳税但毫无权利，只是到了后期，在华人的强烈抗议与要求下，才点缀性地增加了一点华人董事的名额。

上海租界制度建立较早，后来设立的广州租界、汉口租界、天津租界，基本上是萧规曹随。广州沙面的英租界、法租界规模都比较小，主要权力实际上由各国领事控制，但两租界均设有工部局与巡捕房，英租界还设有公民会，类似于纳税人会议。天津英租界设有纳税人会议（初称租地人会议，1919年后改称选举人会议）、工部局、巡捕，但没有会审公廨；天津德租界、奥租界、俄租界、比租界均设有工部局。汉口英租界市政机构称大英工部局。

·租界市政设施及其影响

租界城市建有许多外国风格的建筑，包括住宅、教堂、医院、学校、街道，有一些与中国一般城市不同的风俗习惯。

上海租界设立以后，西人将其母国的建筑传统、生活习惯带到上海。在1845 年颁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就对租界道路建设做了规定，包括规划四条主要干道、统一道路宽度、设置道路附属设施、订立管理条例等，规定一般路宽两丈，明确修路责任。1854年以后，租界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到1865年，初步建成26 条道路，东西向、南北向干道各13条。19世纪90年代以后，工部局将筑路的重点放在虹口，在虹口地区延长或添筑41条马路。

租界道路质量，不断改进。租界在19世纪40年代所筑道路，还以土路为主；50年代以后修筑道路，已开始使用碎砖、碎石和圆卵石铺筑路面，在教堂路（即福州路）和领事馆路（即北京路）等少数重要干道铺设花岗碎石路面，以后陆续推广到其他道路。1890年起，工部局在铺筑人行道时试用水泥等新材料。到1893年，租界内用柏油、水泥或其他混合材料铺筑的人行道已达7英里。此后，水泥人行道陆续推广。1890年，工部局在租界内的主要干道铺了一些硬木。

上海租界建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住宅、洋行、银行。开埠后数十年间，许多西方风格的建筑开始耸立在黄浦江岸。上海租界在1868年开辟了黄浦公园，亦称外滩公园，为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园。

广州沙面租界辟设以后，英国便开始经营，分区出售，开始大规模建筑。至1865年，沙面英租界已初具规模，英、美、葡、德、日等国领事馆相继搬入沙面办公，许多洋行也迁入经商，沙面租界逐渐繁荣。法国租界那里，1890年法国领事馆迁人沙面后，也逐渐繁荣起来。沙面租界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的市政文明建设模式移植进来，注重市政文明建设和管理，使沙面租界成为一个风光怡人的"国中之国"。这里有欧洲人的事务所和住宅，有领事馆，有一个国际俱乐部，有一个小教堂。沙面租界基础建设完善，楼宇分布有序，道路纵横交错。先后修建了罗伯森路、公园路、教堂路、槌球路、剑桥路、领馆路与法国路等，共长262米，中心马路宽15英尺，一般马路宽6英尺，小径宽1.5英尺。1887年安装煤气球，使用煤气；1889年投资发展电报业，兴建电信设施；1892年建成电灯公司。

天津英租界在1887年建成维多利亚公园，是天津第一座正式公园，建成市政厅戈登堂。19世纪90年代，英租界发展很快，中街两侧建成许多两三层的欧式楼房，建成英国、普鲁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领事馆，还建成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

租界里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各种设施，宽敞的马路，明亮的橱窗，都是西方科学技术的载体。纳税人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交通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罚款制度，户籍制度，都是西方制度文化的载体。赛马，赛船，体育竞技，杂技，戏剧，舞会，以及西人种种行为方式，都成了体现西人精神风貌的行为。

租界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人管理的世界。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最显而易见的是市政建设。以上海租界为例：19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煤气路灯照明，兴建道路排水工程，在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1861年创设人行道，实行人车分道；从1864年起建造公共厕所；1869 年开始规定道路保护规则，如果有人擅自取去、私行改动铺砌之砖石等，即行照罚；同年开始禁止在公共道路上堆放杂物；1872年开始实行行车靠边原则；70年代初开始，工部局在租界内主要街道实行洒水制度；1874年开始规定倾倒垃圾时间，必须在早上九点以前倒在路旁，否则罚款。在天津等地也有类似的管理措施。

租界或居留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在中国土地上展示西方文明的博物馆。这些地方展示、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并且与华界产生巨大差距，这极大地刺激着华人社会，推动着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兹以上海租界为例：

1843年，机器印书馆墨海书馆建立。1844年，始有西医院。1846年，始有新式旅馆。1847年，丽如银行设立，为上海之有西方银行之始。1848年，西侨建立第一个跑马场。1849年，西侨设立图书馆“书会”，后改名“上海图书馆”。1850年，出版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852年，建立城市消防队。1852年，始有照相馆。1853 年，始有西医药房，即老德记大药房。1854年，设立巡捕房，有关道路整洁及公共卫生事项归其管理，为近代警察制度之始。1857年，出版中文杂志《六合丛谈》。1860年，始有公共运动场。1861年，大英书信馆、法国书信馆设立。1861年，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出版。1862年以前，已有缝纫机。1862年，建立城市交通规则。1863年，建立高尔夫球场。1864年，西侨在八仙桥设立中央菜场，为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1865年，建立汽水厂。1866年，始有欧式剧场。1868年，公共租界始设公园，即外滩公园；震旦博物院创立，为中国最早一座博物馆；出现自行车。1870年，大北电报公司将海底电缆从香港通到了上海；市内开始有线电报通讯。1872年，开始设立通讯社；徐家汇观象台开始进行气象观测；近代历时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创干儿。1873年，始有外国魔术表演。1874年，上海开始出现东洋车，即人力车。1876年，淞沪铁路建成，上海开始行驶火车。1876年以前，公共租界已使用垃圾车、洒水车、大自鸣钟。1878年，上海海关印制中国邮政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881年，上海电报局成立；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向上海各报发送中国沿海天气预报。1882年2月21日，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设立电话交换所，开放通话。1884年，外滩信号台建成并开始预告天气和授时服务。1889年，始有留声机。1892年，始有游泳池。

租界市政设施对同光之际中国社会影响最为直接与明显的是照明与饮水。照明方面。开埠以前的上海，居民的照明用品，在室内是油灯，所用之油主要为豆油或菜油；在室外，有钱人家行路用灯笼，内燃蜡烛，一般居民、客商行路则在黑暗中摸索。个别繁盛之处设有所谓“天灯”，但所照范围极为有限，故人夜以后便漆黑一片。西人寓沪以后，始用火油灯。火油灯较之豆油灯，价廉，光亮，一盏火油灯亮度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所以，洋人使用于前，华人便继用于后。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专门制造、出售玻璃火油灯。到80年代初，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租界辟设之初，西人燃点街灯的燃料也是火油，街灯远近疏密相间，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照明进入煤气灯阶段。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1865年10月8日，这家公司制成煤气灯，在洋行内试用。12月18日，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到1881年，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

英美租界大英自来火房成立后，法租界紧随其后。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厂址在八仙桥。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馆马路、科尔贝尔路、辣厄尔路、孟斗班路、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

煤气灯较之火油灯、豆油灯，更加光亮、便利，使用时只要拧转开关，点亮即可，而不用像火油灯那样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租界普遍点上煤气灯，这给上海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变化。人夜以后，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之城。

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来行栈、铺面、茶馆、戏楼以及居家，竞相使用。这为夜市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上海的夜景变得分外美丽。19世纪70 年代，上海人评“沪北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灯”。

1882年，上海租界的照明设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电灯开始问世。这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创办。7月26日，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弧光灯15盏，包括电光公司门内外两盏，虹口招商局码头四盏，礼查旅馆附近四盏，公家花园内外三盏，美记钟表行门前一盏，福利洋行门前一盏。是晚7时，15盏电灯一起放明，据说每盏电灯亮度可抵烛炬两干条。

随后，上海电光公司在工部局支持下，逐渐将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置换为电灯。

煤气、电灯都是舶来品，在上海推广过程中，曾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对于煤气灯，“其最可笑者则云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此后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脚着高底相鞋，热气或不至攻人心脾，若苦力小工，终日赤足行走马路者殆矣云云。又该厂设在今垃圾桥南境，一般苦力相戒无蹈其地，以为该处路面必较他处为尤热也”这是由于对煤气制造原理一无所知而产生的误解。

电灯出现之时，也遇到过与煤气相似的命运。一个小小的灯泡，开关一揿，竟会发出炽眼的亮光，真是莫名其妙！“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当道患其滋事，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乃息。”世人为什么会将电灯与雷殛联系在一起呢？史书没有记载。笔者揣度，人们很可能是将电灯之“电”，与自己信奉的雷公、电母联系在一起了，未经天公允诺，擅自取电照明，自然会遭雷殛。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现出对电灯的另一种不理解。他们不知道电灯发光的原理，以为“电火”也是火，与炭火、木材之火无异，故有人伸出长长的旱烟杆在电灯上点烟。电灯在租界使用以后，上海道台也曾经发出华人禁用电灯令，理由是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饮水方面。上海远山近海，居民用水一向取汲于黄浦江。城内河渠浅狭，居民皆乘涨潮时汲取。其时，黄浦江已水质浑浊，很不宜于卫生。城内河渠两岸堆积许多垃圾及其他不洁之物，民用污水亦倾人河中，水质很差，“每值潮汐涨而未满、退而未尽，担夫争水，水仅没胫，其色如墨，故饮之者非浸淫而患湿，即薰蒸而成疾，流毒何可胜言”。除了居民自担用水，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担水为生的担夫。每到担水时分，担夫、居民竞相担水，加之城内街弄狭窄，前挤后拥，左碰右撞，溢出之水，使得街弄泥泞不堪。 西人来沪以后，每苦于饮水之不洁而思改良之。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供洋行内部使用。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1875 年，西商在杨树浦建成一座自来水厂，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过滤水，并用水车向用户家里送水。从1870年开始，英租界开始筹备兴建大型自来水工程。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881年8月8日，该公司开始在虹口铺设自来水管，次年2月铺完，随后在英租界主要道路铺设管道，提供洁净自来水。 自来水较之河水，清洁卫生，取用方便，优越性不言自明。当然，在初用时，价格较昂，到1894年以后才比较便宜。但自来水流人县城，也颇费了一番周折，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误解。人们祖祖辈辈都是从河里挑水、井里提水，从未见过从铁管子里流出白花花的自来水。自来水在制作过程中要添加漂白粉之类的消毒剂，有些异味，这更加深了人们的疑忌心理。有的说，在水管上有两龙相斗；有的说，水管与煤气管接近，有煤毒进入水中，因此“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二是保守。“守土者以事出西人，其管又系西人掌之，以西人而行西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考其心迹，明知使用自来水有利无弊，但因此事创自西人，又系西人管理，若骤然师法，恐怕要引来"以夷变夏"之讥，于是，借口"地非租界，畛域宜分”，拒绝使用。②三是出于生计原因。自来水出现以前，上海有不少人以担水为生，从河里担水送到各家各户。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县城有担夫400多人，租界有担夫两千多人。人们担心，自来水推广以后，这些人的生计将遭到严重威胁，因此反对使用自来水。 三点当中，最值得同情、理解的是第三点，其余那些误解、阻力都是不难克服的。针对人们的疑忌、误解，自来水公司免费向水炉、茶馆赠水，并请有关方面对水质进行化验。化验报告说，水质极度清洁，适宜于生活和制造用途，水的质量，比之伦敦和世界其他城市不相上下。上海地方政府则在《申报》上刊登告示，说明社会上所传有关自来水的谣言，均属不确，并说明使用自来水有益于健康，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灾疫。为了解决原有担夫的生计问题，自来水公司表示，担水夫如愿意为公司工作，均可雇佣他们改挑自来水，可划定地段，以挑水多少支付工钱。于是，自来水在上海逐渐推广。 市政设施方面，洒水车、垃圾车、洋水龙、大自鸣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都已传人上海。洒水车是在马车上架一方木柜，可储水数十担，柜后横一铁管，遍凿细孔，其管上通水柜，内设枢纽，用的时候拨动枢纽，水即从孔中喷出。驱车疾行，每车水可洒半里多路。对于土路、砖路、砂石路来说，洒水车对于控制尘土飞扬、保持城市清洁有重要价值。垃圾车是在马车上架一大木柜，数名夫役随后，每日两次，将街道上垃圾装走。洋水龙是救火专用器具，用皮管数十丈，使管尾浸人水中，发动机器，能吸水从口喷出，势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从而扑灭火焰。所用吸水装置，开头是用人力转动，后发展为机器带动。大自鸣钟最早出现在法租界公董局楼上，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各置钟盘，报时报刻。其他酒精灯、显微镜、烧杯、天平等科学实验用品，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纷纷传入上海。

 

P277-278

正因为如此，懂外语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常常成为人们自我夸耀的资本： 上海洋场，五方杂处其间，人数之众多无出其右，而日与西人相习，往往能作西语，识西文，以是诩诩自鸣得意者正不知其凡几。或当大庭广众之间，宴会聚谈之际，内有一二人能操西语，则彼此格磔钩转，互相问答。在门外汉闻之，似乎入彀，或且有不胜艳美者。——《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申报》1886年4月6日第1版。

但能略解数字，即自以为知西文，出而骄人，日游戏于马路，与夫茶烟室馆，呼朋引类，口衔雪茄烟，昂首作得意状，偶有气触之者，则且以西人之势压制之。——《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申报》1886年4月6日第1版。

 

P279

清晨相见谷猫迎（谷、猫迎，good morning），

好度由途叙阔情（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

若不从中肆鬼肆（肆鬼肆，squeeze，敲诈），

如何密四叫先生（密四，mister，先生）。

① “谷猫迎”是读音，“清晨相见”是说这句话的场景。“肆鬼肆”中用“鬼”字，而不用“贵”“归”等字，隐含这个词的贬义。 外国人与中国帮佣沟通，洋泾浜英语是惟一交流工具，但是这种语言只能作极其简单、肤浅的交谈，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 洋泾浜英语尽管使用比较广泛，有一定实用价值，但是，在上海外侨上流社会中，还是被视为粗俗的标志。所以，一般欧美人与中国商人、买办打交道，首先试探性使用的是正规英语，不得已才使用洋泾浜英语。如果不知底细，一开始就使用洋泾浜英语，会被视为不礼貌。 据英国人戴义思的《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介绍，常住上海的西方人不但与华人大班、佣人要说洋泾浜英语，西人相互之间谈话也时常夹用洋泾浜英语，以至于刚到上海的英国人常常听不懂。此书最后一章专门介绍洋泾浜英语在上海使用的情况。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精通流行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洋泾浜英语中的各种行话，19世纪70年代回到美国后，他给旗昌洋行一些买办写信，仍用这种洋泾浜英语。1876年11月，当时上海旗昌洋行的经理福士为了一次在华业务上的需要，去信给金能亨，请他要求买办陈竹坪垫款约一万英镑。福士信中说到“我确信，凭您一封洋泾浜英语的信，就足以使他就范”。

 

P287

将Soochow Creek 译为“苏州江”，按译名遵从本地习惯的原则，倒是正译。因为水流大者，中国南方称“江”，北方称“河”。

 

P338

近代买办是文化混合体。在西洋人面前，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面前，他们有西洋味。他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时常是混杂的，界限不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有的人中国色彩强些，有的人西方色彩强些。他们中间相当一些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并不那么强烈，不同背景、不同特质的文化相对平等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感受，较少先人为主的成见，较多心平气和的审视，所见较为真切；何为真，何为善，何为美，较多地是出于内心的理性判断。正因为如此，他们吸纳异质文化的元素，较少心理障碍，较为主动。 异质文化大面积遭遇时，文化保守与文化创新各有其功用，无保守则无法保存原有文化之特质，无创新则无法维持原有文化之活力。只是保守与创新都要有一定的度，过分保守则易走向文化沙文主义，唯我独尊；过分强调创新则流为文化虚无主义，妄自菲薄。无论文化沙文主义，还是文化虚无主义，都是文化延续、文化自为之大忌。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二三十种文明，大多数文明已经不复存在了，其消亡的原因诚如汤因比所研究的那样，极其复杂，包括突然的天灾、资源的枯竭与毁灭性的战争等，也有文化应对方面的不当。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而从未中断，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对于这一奇迹的探讨，成为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解释。我以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三大特点，与中华文明能够长久延续有关。一是文化的开放性，或曰包容性。孔子说，“君子不器”，中华文化从来不拘守一固定的樊篱，对他种文化高度包容，佛教进来，基督教进来，都没有发生剧烈的文化冲突，没有发生如同十字军东征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二是文化的变通性与坚韧性。《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是重视变通的文化，孔子是与时俱进的人。真实的孔子很能接受新事物，一点不保守。事实上，儒家文化自先秦至明清也历经多变。三是文化的人本性与现世性，即以人为本，以人的现实生活为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表示“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体现了儒家反对盲目崇拜鬼神、提倡以人为本的、肯定现实生活的世界观。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思想不存在固执一端、僵滞不变的弊病，不存在神圣与俗世、灵与肉、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紧张冲突，构成了李泽厚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 循此实用理性，中国文化在与他种文化大面积相遇和冲突时，总能在包容、吸纳、涵摄他种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新陈代谢，获得新生。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从华夏农耕文化与戎狄游牧文化大面积接触、交流的实际出发，果断地实行胡服骑射，大胆地吸纳戎狄文化的元素，使得赵国国力大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南北朝时，鲜卑族出身的北魏孝文帝，在其汉族祖母冯太后的支持下，广泛地吸收汉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定族姓、迁都洛阳等，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唐代文化的开放性世所罕见，毫无顾忌地大量吸收了异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医学、美学，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都成为它的养分，海纳百川，含英咀华，这一文化风貌被海外汉学家称为“世界大同主义”。蒙元时代，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汉族文化造成强烈冲击，但是，在一批汉族士大夫的努力下，终使蒙元统治者用夏变夷，用中原之士行中原之道，成功地延续了中原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也在此过程中融人了蒙古文化中热烈奔放、刚健有为的元素。清代统治时间远较元代为长，但用夏变夷的模式如出输。这种种事例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变通性、坚韧性与生命力。元初、清初，那些归顺蒙古、清统治者的汉族士大夫，如许衡、范文程等人，以日后之民族主义眼光去看，缺乏民族气节，自应归入孽臣贼子行列，但是，从他们规劝蒙古、清统治者接受中原汉文化来看，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更新角度看，他们似乎又应归入功臣先驱行列。近代买办所处的文化环境既与隋唐不同，亦与元清有异，但是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开放性、变通性与人本性，则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他们勇于吸纳他种文化的精神，是与赵武灵王、魏孝文帝、隋唐君臣一脉相承的。 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是一种生存智慧。循此实用理性，中国人处于顺境时，诚如李泽厚所说，“善包容，肯学习，能吸收，可消化”①。面临逆境时，包括面临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文化挑战时，中国人就表现出极其顽强的坚韧性：“中国人讲究韧性，坚忍不拔，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相信否极泰来。这是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情感中有理智。中国人把维持生存看得重，活下去成为最坚强的追求。”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坚韧性，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曾谈到过，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历久而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代买办身上，人们既能看到他们善学习的进取性，也能看到他们能忍耐的坚韧性。买办在近代开头一段时间里，名声不怎么好，但是，自有一批买办不为所动，我行我素，甚至世代相传。他们对自己的进取与坚韧，未必都有崇高的理想，也未必都有清醒的觉解，但正是他们的进取与坚韧，才使得中国人中有那么一批人率先接触到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并将其引进中国。轮船招商局早期高层管理人员中，总办唐廷枢，协办徐润，帮办郑观应，都是买办出身，这很能说明这些人的买办经历对于近代民族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为是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持续接力的过程，从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到民国时期各种流派的志士贤人，都做过努力，有所贡献，买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努力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会留下大段空白。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认真读过《盛世危言》。他在述及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时，列举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四个人的名字。其实，在介绍与吸纳西方文化方面，就个人而言，郑观应的影响远远超过洪秀全；就群体而言，买办的作用远远超过农民领袖；就思想脉络而言，郑观应与康、严、孙的思想，都有着前后递嬗关系，有着内在的逻辑呼应。特定的时空，特定的身份，使得买办成为近代中国文化自为的先行者。

【另】丨罗素说“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族人；但最后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亘古不变；经过几代人之后，人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惟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见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