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那些年，我读《诗经》的糗事与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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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虽然是一部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但真正能够走进它的人却并不很多。面对着浩如烟海的《诗经》版本，其中的哪些书能够成为我们走进《诗经》的桥梁呢？借这篇文章，跟大家聊聊我过去的读书经历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上一次立定决心要啃下《诗经》这块“硬骨头”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为了点读更方便些，我那时候还特意去买了一部大字影印版的阮刻《毛诗正义》。

但是，直到今天，这部《毛诗正义》的点读仍然停留在10年前的地方——到《国风·豳风》的《鸱鸮》那一篇为止。也就是说那一回，我还差一点儿才把《国风》读完，至于后面的《小雅》、《大雅》和《颂》诗，就径直放弃了。

很显然，我干了一件被老一辈学者斥为“杀书头”的事情。对这件事儿，只要一想起来，我就会感觉有些赧颜无地。

因为在我这些年读书学术的经历当中，凡是我决心要啃下的“硬骨头”，无论它卷帙多大（如“通鉴体”中国通史，包括《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和《清通鉴》，计60册），内容多枯燥（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或是文字多艰深（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我都能够一读到底。

哪怕读得踉踉跄跄，狼狈不已，也很少开这种半途而废的恶例。我相信自己是“扎得了硬寨，打得了死仗”的，但那部《毛诗正义》却实实在在让我失了一回手。

孔子曾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我的失手便是坏在这“乐之”二字上头——读《毛诗正义》，我找不到乐趣。它在是太容易败人兴致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自己的失手开脱，而是《毛诗正义》对《诗经》的解读似乎总带着这样一种倾向：相比于探寻诗人创作的本旨，《毛诗正义》更愿意去揣测孔子会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因为儒家后学们都深信《诗经》是由孔子亲手编选的。入选的311篇作品（其中有6篇只列篇目而没有内容）无一不寄托着这位儒家先圣正人伦、助教化的理想与情怀。

毛亨、毛苌为每一首歌诗作小序的时候，他们二位看上去就像正襟危坐的老学究那样喋喋不休地“发明”其中的所谓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至于诗中栩栩如生的草木虫鱼，悱恻缠绵的男欢女爱，苦辣酸甜的百态世情，《毛诗》对此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看多了《毛诗正义》里边儿那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我对这部古老诗集的兴趣也被一点一点地消磨耗散，以至于中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再提不起兴趣来读一点《诗经》。

这种谈《诗》色变的状况直到我偶然翻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那部《先秦诗鉴赏辞典》才渐渐好转。

为这部书撰稿的当代《诗经》研究学者们大都能抛开伦理教化的有色眼镜。他们像良师益友一样为我发踪指示，告诉我上古民歌真正的魅力和趣味何在。

我很感谢这部书，直到今天，它还一直摆在我的案头，时时翻阅。

不过说来奇怪，我每读懂一部书，经常是从头脑中迸出一个不同于它的意见，想与原著作者商榷开始的——有时，我甚至疑心，自己是不是像《三国演义》里的魏延那样，脑后有反骨？

对这部《先秦诗鉴赏辞典》，我也还是这样，比如下面这首诗：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诗·召南·羔羊》

从“退食自公”一句看，《羔羊》的主人翁基本可以认定是身着朝服的官员——至于是一位，还是一群，则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当然，这不是首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诗中的官员究竟是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形象。换句话说，诗人的主旨是偏于美（歌颂）还是主于刺（批判）？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毛诗正义》和《先秦诗鉴赏辞典》“打起官司”来了。《毛诗正义》的意见是：

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毛诗正义》

《毛诗》说这首诗表现了官员们的清正廉洁，而这是文王德泽化行召南的结果。要照这样说来，诗人之旨端在歌颂，是不是？

可为《先秦诗鉴赏辞典》撰稿的蒋立甫先生却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看法：

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宫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平相对照，无疑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何等奢侈！

（中略）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严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中略）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

——《先秦诗鉴赏辞典》

要照蒋先生的理解，这首《羔羊》的主旨似乎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为清官，一为赃官。究竟《羔羊》里的大臣该唱红脸儿还是白脸儿呢？

《毛诗正义》且不忙说。对蒋先生的意见，我从一开始就是不能赞同的。不但我不能，而且我相信，即便孔子、孟子复生，他们也很可能不会赞同这种意见。

现在大家总说孟子有“民本”思想，因为他主张“民贵君轻”。可孟子说这番话的确切含义是：

在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中，君主是可以被替换的。倘若某人不称职，大可以换别人来坐他的位置。但君主能换，人民却换无可换——换谁来做领袖，统治的不还得是眼前这帮人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某位特定的君主相比较，人民因其不可替代性，的确是国家更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有意要打破君臣尊卑的等级观念。

相反，他同孔子一样，都是等级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才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君臣尊卑要靠礼制来体现，说白了，就是落实到个人待遇上必须有等级差别。

因此，即便《羔羊》中“退食自公”的大臣用公膳的时候吃了两只鸡，那也是按照朝廷礼制的规定享受应有的等级待遇。只要他没有提出额外非分的要求，在当时就不可能涉嫌僭越礼制而遭到诗人的批评。

从这个角度说，《羔羊》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并不具有可比性。

因为老杜怒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前提是“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那些贪婪的外戚如杨氏，恣意侵吞皇室的财富。这是赤裸裸地践踏礼制，因而惹来老杜的愤怒。可是《羔羊》的作者似乎并没有这种愤怒的理由。

我们站在这个时代回望西周，自不妨放言批判当时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可是我们总不好要求一位周朝诗人超越历史，本着民主共和时代的精神去批判西周礼制吧？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蒋立甫先生在引证孟子的话，试图坐实《羔羊》为刺诗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段“知人论世”的古训。

参考文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
《先秦诗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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