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艺术——神韵与灵气之美
青铜艺术——神韵与灵气之美
金立成
5.12.1、殷墟青铜艺术特色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
安阳殷墟青铜器体现了商文化对异域文化和技术的强大吸引力。 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12.2、商周青铜艺术特点
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此时是冶炼铸造技术可以说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代表作品作品：《后母戊大方鼎》、《盂鼎》为例，从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与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特点来谈谈商周青铜器艺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就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
5.12.2.1、、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5.12.2.2、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
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5.12.3、青铜艺术：文化与美学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贡献为中华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审美理想和美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充实与空灵，即现实与浪漫两大类。
孟子认为的“充实之谓美”，庄子所说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者谓之至人”，是儒道两家在现实主义美学与浪漫主义美学的分野。西周以来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在文字创作中的体现。这两种审美区别还体现于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中，体现于写实与抒情的不同创作倾向中，体现于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中，更体现于对艺术风格的不同追求中。所以，二者通常是互融互渗、相辅相成的，但主导性的倾向仍会体现出来。
从中国青铜器艺术的美学精神中，我们可以体味中国造型艺术、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变的轨迹，并继而探寻创造这些艺术元素的源泉，即中华民族上承远古、绵延不绝的审美精神与体系。
5.12.3.1美与善、情与理的统一
中国美学强调情感表现，同时又十分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即要求艺术表现的情感是合乎伦理道德之善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所以，“情”与“理”的统一，“理”要渗透到个体内心情感的最深处，“理”与“情”应当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中国美学思想要求审美对象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艺术的社会价值。这是中国美学的基本命题。
王国维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西周以来，社会信仰体系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转变为“事鬼神而远之”，社会管理中愈来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这一理念得到强化。
马承源先生在论及青铜器的造型时指出：西周铜器造型已脱离此前那种神秘气息，如大克鼎、史墙盘等，而在纹饰方面则更趋明显;青铜器具有朴实舒畅的风格，形成简洁流畅的时代特征，透视出浓郁的理性精神。
5.12.3.2道与器的统一
礼器是礼制的载体，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表现形式。青铜器彰显的是有礼有德的社会理想，体现的是具有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社会生产力。
《礼记•曲礼》云：“长者未举爵，少者不敢饮。”利用青铜礼器不同形式、不同步骤、不同搭配的交替运用，表现不同的伦理形式。礼在内容上体现为人之内在道德伦理的外在体现，在守礼的过程中寻求同类的归属与认同，并上升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青铜器在贵族各种行礼场合广泛使用，使用标准在不同等级之间具有明确界限。如果说青铜礼器的数量多寡和标准高低确定了贵族之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其使用规程和运作仪式无疑确定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青铜器的“以器载道”，道与器的统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如权贵阶层的酒器配制与使用，体现以尊形器为主的政治伦理。酒器是体现贵族统治的主要载体，所谓“朝廷论爵”体现以尊为主的政治伦理秩序。青铜器中常见酒器有爵、尊、觯、觚、彝、壶等，不同酒器的使用也常常体现出地位的尊卑高下。爵是酒器的重要代表，用以封赏并体现贵族身份，由此引申为爵位。通常遵循以爵位为标准的官衔体制，本质上是确定贵族内部的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又如青铜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簋、甗、豆、敦等。在所有食器中，鼎最具代表性，鼎作为主要食器，在祭祀中居于中心地位。
5.12.3.3、视觉之美
青铜器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庄严、神秘、狞厉乃至恐惧的浪漫主义审美风格，其基本意蕴就是神权与王权的交融，使受众在直觉的宗教情怀的神秘与恐惧中，认识王权的庄严与敬畏
中国古代美学始终贯穿着鲜明的理性主义精神，要求美善统一和情理统一的同时却又不否定直觉和认识的统一，而且极为重视它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与乐必须借助器物才能进行。古人从对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组合搭配、使用程序等外在形式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和虔诚，使人们在直觉的感知中体会表现社会伦理的“明等级、辨序列”、“重孝悌、睦乡邻”的大义，自觉构建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自觉源自天性中的人伦觉醒。礼作为外在形式的政治规范正是契合了其内在的伦理归属，正是在由野蛮转向文明过程中，青铜器艺术作为社会道德、政治伦理等等的载体和传承载体，礼与道德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
饕餮纹是贯穿商周时期的青铜主样纹饰，饕餮纹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警诫贪婪无度;鸱鸮也是重要的青铜纹饰，是通过鸱鸮的文化属性警示时人避害趋吉，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方形鼎为四足，刚健稳重;圆形鼎为三足，圆润安宁。人们对鼎的直觉，可以认识到安定平稳的寓意，进而认识到作为个人地位与（或）国家安定的象征。象生形造型如动物造型、人兽一体、鸟兽一体造型等在模仿自然生物形态中以体现“制器尚象”的思想——《易书•卜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动，以制器者尚其象，卜噬者尚其占”。先民们观物取象，视象立意，在形象的直觉审美中，摸索、总结出审美规则，在规则的领悟中形成族群乃至国家共同的道德认识和价值体系。
5.12.3.4、圆融之美
基于史前玉器中形成的重要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艺术思想总是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两者统一。青铜器艺术当然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并极尽发挥与创新。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高度重视形式美，但又总是把形式与情感的表现相联系，而不用纯自然的形象去解释形式美。
象生形造型的彘尊、虎食人卣、四羊方尊等表现的是带有巫术的神秘和王权的威严;又如含有蜕变和长生意义的蝉、龟等纹饰则是对生命的礼赞;含有吉祥意义的龙凤纹饰等则是引导人们尊重自然、寻求吉祥安宁;对描绘采桑画像和狩猎画像则是对劳动、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歌颂。
青铜器艺术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装饰规律是：对称与反复。主题花纹和辅助化纹的交替出现，如饕餮纹与云雷纹，即显现出繁缛华美的装饰效果，又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对称形反复出现则表现出鲜明的节奏感、韵律感，体现出强烈的对比效果。
在“器以藏礼”、“物以载道”的上古文明时期，青铜器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蕴，为充分发挥青铜器的社会教化功能，先民们极尽想象，将“道”与“器”、虚幻与现实、抽象与具体、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创建了礼乐体制的社会教化方式。祭祀活动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一方面在于维护人伦社会的等级秩序， 同时更主要是通过祭祀活动的神秘化程序、祭祀权的控制， 实现对社会有序管理，实现王权与神权高度统一的终极目标。
在对青铜器的审美观照过程中，审视者对青铜器艺术蕴含的象征意义的解读，各具特色，因其掺入了个人情感和审美认知，显得更加个性化、更富有想象力。
5.12.4、商代青铜器以厚实坚固的美学特征
给人以力量和重量的完美体现，这从侧面体现出商朝人与自然拼搏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神力的心理需求，包含着以大为贵的美学诉求，彰显着人们对人神沟通的渴望和被天神护佑的愿望。
5.12.4.1、商代青铜器庄重肃穆的美感
商朝的宗教祭祀意识非常浓厚，具体表现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充分说明了商朝人大到对外讨伐征战小到外出打猎钓鱼等大小事件均依赖于占卜这一宗教祭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请示神灵预测行动的吉凶，进而决定行动是否实行。因此，占卜师成为了商朝人的精神先知和社会主导力量，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显赫的权势。鉴于此，商朝人“尊神崇鬼”的思想充分表现出商朝人的精神追求和为此做出的巨大奉献和付出，正是这种付出和奉献才赋予商代青铜器庄严、肃穆和威严的美学特征。商代青铜器的宗教祭祀功能，更多地是统治者借助这些伟大的原始力量来显示自身的强大和天命所归，体现“君权神授”之意，进而达到征服和战胜自然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青铜器威严肃穆的美学特征与商朝人的精神需求高度吻合，这是商朝统治者对自然和生命的感知与解读。鉴于此，商代青铜器具有造型怪异和纹饰繁复的特征，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同时给人意味深长的视觉审美体验。
5.12.4.2、商代青铜器的富丽庄严之美感
不同时期的青铜器具有不同的美学意义，这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而且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生命的不同渴望相关，这从商代青铜器的宗教祭祀功能上有所体现，具体表现为商朝人将青铜器作为祭祀鬼神、图腾或自然神或祖先的祭祀器皿。在科技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期，商代人期望借助神力征服自然，将人的愿望推及于神。鉴于此，商代人将青铜器皿的精美程度与祭祀的灵验效果挂钩，以青铜器皿的精美程度来表达对天神的崇敬和敬仰程度，青铜器因此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和宗教特征。商代青铜器具有造型繁复、纹饰夸张细致、气势宏大等美学特点。商代青铜器富丽庄重之美感，主要体现在精雕细琢的纹饰花样和金光四射的华丽装饰中。从已经出土的商代文物中我们不难发现，商代青铜器匠心独运的纹饰花样、技艺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精妙绝伦的想象构思，让人们对其独特的美学意义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