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3

第八章 工业化的经验 如果需要我们用任何简明扼要的形容词来说明我们的时代的话，我们将乐于把它叫做……机械时代。 ——托马斯·卡莱尔：《时代的信号》注44，1829年 决定产业革命的是勇于创新而非俭省节制。 ——D.N.麦克洛斯基：《1700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1981年 发动机一开始，人们就必须工作——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一起被套在钢铁和蒸汽的轭具下。动物机器——再好不过也是可以损坏的……被紧紧地拴在不知痛苦和不知疲劳的钢铁机器上。 ——詹姆斯·菲利普斯·凯：《受雇于曼彻斯特棉纺工厂的操作人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832年 这是一种历史讽刺：国家孕育了工业革命并把它出口到全世界，然而却随着它的成功而日渐感到狼狈不堪。 ——马丁·乔尔·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981年 有一个时期，对英国产业革命也就是对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革命的研究，几乎完全由社会历史学家来进行。他们对穷人深表同情。穷人往往被人们看作是革命的受惠者，然而就产业革命而言，人们却感到他们是受害者。牛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在1901年这样写道：“英国人民从来不是由于瘟疫、饥馑或战争，而是由于建立了没有正当保护措施的工厂制度，才使自己的生命力遭到如此致命的打击。”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重视价值观甚于事实。因此，当阿诺德·汤因比在19世纪80年代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时，他心目中想的是长远的历史前景。据他看来，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的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尽管这些规章条例当中有许多（包括跟工资和就业有关的条例）还曾被继续引用，然而它们在产业革命以前实际上就已经不起作用。 类似这种不很恰当的泛泛解释，也明显地见诸于一些经济史学家的许多比较新近的论述。他们当中有些人喜欢把产业革命只看成是成功的历史，另一些人则倾向把突变的意义甚至连同革命一道消除。当然，他们也有对的地方，例如指出机械化直到19世纪中叶才得以成功，并且坚持指出渐渐导致这些变革的经济过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此外，他们也正确地考虑了以下各种因素：英格兰（和不列颠）在产业革命以前就已建立的错综复杂的海外贸易关系；大量的中间人的存在；在工厂出现以前农村工业的存在；许多英国人发展了机械学的技能，在蒸汽机出现以前就已经对水力加以利用；人口的增长；对一系列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其中包括一些可以通过新的加工过程比较廉价地生产出来的简单产品。英国经济的所有这些方面，早在18世纪初期就已被丹尼尔·笛福注意到了。而当威廉·赫顿在1741年到伯明翰时，他发现了一种他从所未见的“生气勃勃”的景气，他说：“我过去是生活在做梦的人当中，如今我看到了醒过来的人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18世纪晚期，已经有了跃进的感觉。人力和畜力已经被机器和非动物的能源所代替或补充：煤的产量先是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翻了一番，然后在19世纪期间增加了20倍（其间在1800年到1830年又翻一番，在1830年到1845年再翻一番）。生铁的产量在1740年到1788年间增加了4倍，而在随后的20年间又增加了4倍，在19世纪期间增加了30多倍。原棉的进口在1780年到1800年间增加了5倍，而在19世纪期间则增加了30倍。其他许多指数，特别是那些跟农业人口比例下降有关的指数，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无论是量的变化，还是发展道路本身，都不是平坦的或持续不断的，商业的节奏时而导致“繁荣”，时而导致“衰落”。这种大规模的、如果说有些抽搐般的资本主义发展，使英国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只有迟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显得过时。它并不是一下子跳跃到一种完全定型的存在之中，而是从过去接受了许多成分。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几乎经历了两个世纪以后，才感悟到“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促使这种变化的一个必要的杠杆，就是发明。而这种杠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往往使人担惊受怕。没有发明的话，就不可能在产量上实现那么巨大的增长。然而，从1780年到1860年期间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果以对经济总体增长所作的贡献来衡量的话，那么这种进步有一半以上只局限于少数的经济部门。它很少直接受益于理论科学，而更多是得益于经验，尽管当时的许多发明家已经对科学深感兴趣，从而使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像1754年在英国成立的皇家工艺、制造业与商业奖励协会这样的团体，则把发明创造的精神纳入了有用的轨道。单靠才智还是不够的。 发明家的社会背景很不相同，从水磨匠到牧师，应有尽有，而对于他们的成功来说，固然需要创造发明的精神，但更需要的是某些品质，其中之一是要有商业头脑。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他在蒸汽动力利用方面实现了革命化，逝世时被誉为民族英雄，虽然他从未被授予爵位。瓦特在1775年则已经成为在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公司的十足的合伙人。博尔顿曾扬言，他已经“跟欧洲几乎每一个商业城镇建立起通讯联系，并定期地从它们那里获得订单。”然而，据瓦特观察，像亨利·科特这样一位发明家（他在1781年发明了一个重要的搅炼和滚轧的工艺过程，从而使熟铁的生产有可能大量增加），“却被那些一个个像蠢驴一样的商人无耻地加以摆布”。还有一些发明家则跟他们的工人发生冲突，例如约翰·凯这位在1733年发明了飞梭的人，由于他的家遭到工人的袭击而不得不逃到法国。 一些发明家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另一些发明家则要跟商人进行合作，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商业家。后一种发明家具有面向社会的思想，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技能转向开辟市场和改进产品式样、开发时尚，大制陶家约西亚·威治伍德就属于这一类。还有那位满腔热忱的铸铁厂厂主约翰·威尔金森，他曾促使英国意识到自己的钢铁的力量。威尔金森有一艘铁船，还有跟这艘船同样闻名的东西，那就是他的铁棺。在威尔金森死后曾流传这样一种谣言，说他在七年以后会从他的铁棺中爬出来去参观他的高炉，而届时居然还有一大群人凑在一起去看他的复活。 对技术发明的采用，跟发明本身一样，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经济的增长只会招来更多的创业者而不是相反，然而必须有资本和甘于担当风险的人才行。从贫穷变成富裕，这并不是一般的情况。法律上的障碍，特别是专利法，可能会阻碍变革；反之，持有专利，则可能成为进一步努力的一种刺激力，人们往往会对某一项发明提出明确的要求。1786年，北方的一位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纪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细布，不管是点污细棉还是花式薄纱，我们都要”。“你必须想办法发明，在工业中你们是大有可为的……正如太阳好，就晒草”。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项成功的发明引起了对相关过程中另一项补充发明的要求（例如，在纺纱业与纺织业），因此，只要商业和消费者提出高要求，那么一项技术革新便会产生另一项技术革新。 然而，直到1860年，仍然有许多经济活动相对比较少地受到发明的影响。和在1780年就已存在的那些劳动人口相比较，尽管在1860年，劳动力更加专业化，然而，在10个人当中只有3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在过去的80年间在技术上被彻底改变。人力的使用并没有完全过时，这从后来若干代的锅炉制造修理工（还有码头工人）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只占少数，大量的是接外活的工人、转包人以及在最底层的临时工，其中包括那些“流浪一族”的流动劳工；而且，当佣人的人数要比在纺织工业中的操作人员要多，从事建筑业的男工比从事采矿和采石业的男工还要多，而从事农业、园艺和捕鱼业的人数仍然比建筑业和采矿业两者加在一起的从业人员还要多。 不过，矿工的人数一直在增长，他们在1851年的人数是21.6万人，而30年后则增长到49.5万人。煤是产业革命的燃料，这不仅仅是一种比喻，而且从实际上看也是如此。而铁则是主要的材料。铁路的先驱者乔治·斯蒂芬森宣称：“英国的力量是建立在铁矿床和煤矿床之上……如今大法官却是坐在一袋羊毛上面，可是羊毛早已不是英国的主要商品……他应该坐在一袋煤上，尽管坐起来可能不舒服。”蒸汽动力先是用在煤矿中抽水，然后用在工厂中开动机器。在工厂里，随着机械工具和精密工程的发展，情况犹如一位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所说的那样，“又一个人种”被生产出来。新工厂制度的辩护者们对这种情况感到骄傲，宣称它为未来的完全自动化开辟了可能性；它在安德鲁·尤尔的《制造业哲学》（1835年）一书中则被誉为“通向水陆世界的伟大文明使节”。尤尔还强调指出“最完美的制造业完全无须手工劳动”。然而，许多对工厂制度以及机器持批评态度的雄辩的批判者们，则把该制度看作是一种瓦解社会（特别是家庭）的力量。 那些“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尤其是棉花——显示了成就，它们使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期间的人均收入获得显著的增长成为可能，尽管这个时期人口增长了3倍，而人口的增长又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有争议的方式跟经济的增长相联系。在以前的人口增长时期，人口的增加曾对生活资料形成巨大的压力（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可能使穷人的收入减少一半），而如今平均收入却有所提高。根据菲力斯·迪恩对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所进行的计算，1700年人均收入大约是每年8镑到9镑，经过50年后增加到12镑到13镑，到1800年增加到22镑，而到1860年则又翻了一番。在这种收入增长的背后是资本的增加，尽管在1780年到1860年之间，以每10年作为一个单元来考察，国民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大都稳定在13%—14%左右。在产业革命前夕，国民的持久性资产（除土地这种最古老的资产外）还占不到英国国民资本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到1860年，它们的比重提高到一半。 除了那些令人着迷的统计数字之外，并非所有这些有关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都被当时的人们所了解。统计学家乔治·理查森·波特的连续出版的《国家的进步》，最初在1836年问世，该书记录了这些迅速的变化，被认为“具有一种刊物的性质”。这些统计资料带来了广泛（虽然不是普遍的）的自豪感，特别是把它们置于国际背景下来看时。在1780年，全国的铁产量要低于法国，而到1848年，则高于世界其余国家的总产量。而且，这时候煤的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则占一半以上。当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展出世界各国的产品）在水晶宫举办时，在14000名参展商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在“机器时代”，英国作为“世界工厂”而引人注目。 然而，质的变化比统计数字更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印象深刻。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水晶宫，是时代才智的一种突出的象征标志。它在半代人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它是中世纪时代的骑士们所不能想象的。”这个新型的玻璃建筑物是由德文郡公爵的园丁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他被誉为自学成才的模范，这是毫不奇怪的。人们往往把这个建筑物跟一个神殿进行比较，的确，它的长度相当于圣保罗大教堂的3倍。展品陈列其中，传递了历历在目的“进步”的信息，这要比统计数字有更大的说服力。当时一位作家从中得到一种很恰当的体会：“英国人运用资本，但总是谋求机械的手段来加以运用”。同样正确和恰当的是，在展览会入口处有一块重达24吨的大煤块（尽管它是陈列在狮心王理查的雕像旁边），还有许多来自遥远的国家的展品。“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产品都由我们来摆布”，——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这个博览会的成功跟他很有关系）写道，——“而我们只挑选那些对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产品，生产的能力在于刺激竞争和资本”。当时，在谷物法取消前后于19世纪40年代开展起来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福音。 然而，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自由竞争，其目标都被宣告为降低价格。一位法国的来访者在1851年怀着嫉妒的心情写道：“非常奇怪的是，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竟能成功地供养它的人民，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善于为贵族阶级生产商品。”当然，在博览会上展出的还有品种繁多的消费品，包括火柴（19世纪的一项新发明）、钢笔、信封等。还有，邮票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项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邮票是1840年的那张漂亮的黑便士邮票。到19世纪后期，大众市场有了惊人的发展，新的商店出现了，提供持续不断的商品展示：“无所不包的供应商”威廉·怀特利，1863年在伦敦开了一家大百货商店；而同时另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利物浦零售商——大卫·路易斯，则把他自己和他的伙计们称为“人民的朋友”。到19世纪末，许多连锁店也开始出现了：诺丁汉的药剂师杰西·布特，在各地设有181家商店；杂货商托马斯·利普顿，仅在伦敦一地就拥有60多家铺子。 因此，一些乐观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产业革命不仅第一次使“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而且也使“改良物种”成为可能。在19世纪的作家中，最善于宣扬产业革命的英雄人物及其价值的作家，莫过于塞缪尔·斯迈尔斯，用他的热情奔放的语言来说，当时是“一场财富和繁荣的收获”。“我们是古老的民族”，——他补充说，——“但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被我们称为‘大众’的那种文明才刚刚开始。”斯迈尔斯的这种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早在1843年就有一位作家先于他抒发出来了，这位作家强调指出蒸汽机是没有先例的，而珍妮纺织机则是没有祖先的，他说：“精纺机和动力织机的出现是无现成的传统可继承的：它们的问世像是密涅瓦从丘比特的头脑中突然地蹦出来一样。”查尔斯·巴贝奇，这位发明了一台直指向未来新时代的机械计算机的人，则认为“蒸汽机提供了不仅维持其自身运作、并且比这要多出许多倍的能量”，“它们创造了对燃料的巨大需求……，而且让大量的矿工、工程师、造船员工和水手得以就业。” 在上述各种人才中，工程师引人注目，一个新刊物《工程》的编者在1866年写道： “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的法律所作的贡献……。我们……虽已进入一个奢华的时代，但并无矫揉造作之风。我们的中产阶级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受到引诱，愿意用他们的住宅和各种生活享受设施来换取古代罗马的最高贵的别墅。” 斯迈尔斯对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都同样感兴趣，但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我们称之为‘大众’的那种文明”。同样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惠威尔，也认为“在文明的铁路上运行的大机车的名称”，就叫做“实用”。工业化的概念直到20世纪后期还占据着查尔斯·珀西·斯诺的思考，他断言，只有“卢德分子，包括知识界的卢德分子”，才会谴责它。然而，他的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想法以及感受所带来的冲击，要大于大多数政治革命在这些方面所起的影响，对于这种冲击的反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的。 为什么斯迈尔斯的论点在当时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意？以及为什么史学家们能够对他的逻辑进行反驳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人均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可是富人的受益要大于穷人。的确，关于穷人在工业化早期这一关键时期究竟是否受益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有争论；这种争论在20世纪中又重新提出来，而穷人则作为一个新的声音参加了这场争论。 对工业化持批评态度的人，如诗人罗伯特·骚塞，都对那些生活显然没有改善的工人们的状况特别感到愤愤不平，拿手织机织工来说，他们在拿破仑战争的早期年代里景况不错，可是后来无论是他们的工资还是就业机会都急剧恶化。他们无疑是动力织机的受害者，他们的消亡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在1820年，他们有24万人，其中将近半数在兰开夏；到1840年前后，只有12.3万人；到1856年，只剩下2.3万人。早在1818年，兰开夏伯里的一个织工就这样写道：“我们被社会其余的人摈诸门外，被当作无赖汉看待，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入不敷出。”10年以后，在同一个郡的科恩这个地方，三分之一居民的每日生活费只有两便士，而且主要是花在伙食上，他们只有在星期六晚上才能享受到酪乳、马铃薯和少量的麦芽啤酒。不过，手织机织工的状况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1815年到1820年间，实际工资是下降了，然而如果以每10年为期来看，直至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实际工资都有所增长。此外，还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工厂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的妇女和儿童，其收入也跟男人的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在那些年代里，地方的物价不断变动，失业仍然严重。对于穷人来说，受益最大的是19世纪后期，当时物价大幅下跌，1875年到1900年间下降40%左右。 尽管在英国居住了34年的卡尔·马克思直接把政治学跟经济学联系起来并试图作出科学的分析，但许多对工业化的早期批评，是从道德上和社会学上着眼，而不是着眼于经济和政治。例如，骚塞便把季节的节律跟工厂的节奏进行对比，把乡村跟城市进行对比，把教堂跟棉纺厂进行对比，把童工跟黑奴进行对比。到19世纪末，工业已走上正轨，社会主义者已将他们的分析系统化，这时候，一些新的批评家，如出生在一个开采煤矿的村庄中的大卫·赫伯特·劳伦斯，则抱怨工业化对人的感情和想象力所起的消减作用。 对斯迈尔斯的工业化的解释进行抨击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人们感到工业化不仅扰乱人的关系，而且势必导致工业环境的恶化。这种抨击来自像约翰·拉斯金这样的批评家。拉斯金有意地把他的眼光从艺术和建筑学转移到政治学上来，他预测20世纪英国的前景将是“烟囱会像利物浦码头上的桅杆那样密布”，“没有草地……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在每一公顷的英国土地上都会安装起井架和机器”。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信徒威廉·莫里斯愤怒地问道：是否一切都要弄到“在一大堆煤渣的顶上建立起一所账房，把赏心悦目的东西从世界上一扫而光，才算罢休？” 拉斯金对工业的景象的反响——他的“灾祸”与财富两相对照的理论，当然并非独此一家。一位德国的访问者约翰·乔治·科尔，早在1844年访问英国后，便抓住了当时的新环境的实质，他写道： 请想象一下：黑漆漆的道路从绿葱葱的田野中蜿蜒而过，满载黑色宝藏的货车车厢如水长流穿梭不息……平原上布满烟雾腾腾的煤山和乌黑的矿坑，而不时还可以看到简陋的卫理公会教堂和校舍。这时候，你就会对英国人欣然称之为“黑印度群岛”的东西抱一种容忍的看法。 以上的描述漏掉了受到污染的大工业城镇。从批评家的眼光来看，“堕落”的迹象是不会因运河的开通或铁路的修建而得到补偿。“在这里，文明创造了自己的奇迹，而文明人则几乎又变成野蛮人，”——关于曼彻斯特，托克维尔这样写道。“从这条污浊的排水管中，排出人类工业的最大一股潮流去滋润全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中，流淌出纯金。在这里，人类的发展成就既是最完备的，又是最野蛮的。” 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对于每一个想了解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将来会怎么样的人来说，曼彻斯特不啻是麦加。这个地方的特点吸引了马克思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那里经商，并且主要根据他对曼彻斯特的观察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大量运用了官方的蓝皮书的材料。蓝皮书是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著名调查。恩格斯还引用像彼得·盖斯克尔这样一些早期作家的作品。盖斯克尔为“社会”的衰落和各种价值的丧失而感到遗憾，他宣称：“从道德上和作为社会一分子来看，国内的制造商在以前要比后来好得不知道多少”。然而，恩格斯却从同样的材料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盖斯克尔把有组织的劳动的出现视为一个危险的帝国中的帝国的出现，而恩格斯则对它的出现表示欢迎，认为它是革命的——因而也是拯救人世的必不可免的动因。此外，他也像马克思一样，对产出的增加表现出一种热情，而这种表现是盖斯克尔所从来没有的。 但是，无论盖斯克尔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掌握全部事实，因为无论在地方上还是在议会里社会适应的模式，要多于对社会的简单化分析后的建议。社会，在工业化的城乡地区，并非总是失去其整体性，而在工商业中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也往往得到发展。工人们通常是在较高的工资和更大的社会机遇的吸引之下，而不是在强迫之下进入工厂的，他们对于新的工业环境的适应要比当时人们想象得快，而雇主也不都是无情剥削者。例如，兰开夏有一位名叫休·梅森·艾什顿的雇主，据说“他认为不可能像店铺的掌柜买卖普通商品一样去买卖他的工人的劳动。他十分关心他的工人的福利”。 英国并没有沦为“两个阵营的社会”，用当时一位社会主义者的话来归结，即“一方是指挥整个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另一方是仅能糊口的工资奴隶”。除了雇主阶级以外，还有一个管理阶级，而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继续从土地而不是从工业中吸取收入。乡绅和贵族们有时对产业工人的同情甚于对其雇主的同情（或是相反），而同时一些工业雇主则想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农村的恶劣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上。一种社会行为的模式，如果忽略这些对角线的联系（或是那些盛行的个人和公共行为典范，它们往往很矛盾地、模糊不清地影响人们的行为）的话，那就不仅不合适，而且更主要的是会使人误入迷津。宗教仍然保持其势力，它往往引起纷争而且逾越其他一些社会分化。卫理公会，特别是原始卫理公会（也称始出循道会），既能把工人推入政治，也能给他们提供一种政治替代物。 新兴的工业城镇，并不是像一些主要依靠次要证据的社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都是一些冷漠无情的地方。人们曾对大量的人口被“驱集”到那些地方可能产生的结果与影响深感关切，然而，城市却也有它值得骄傲的地方：摆脱了贵族的影响；有更多的不同见解；有空前广泛的各种自愿建立起来的、充满活力的组织；最后，人们还相信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联邦的发源地”。这种说法出自利兹的一位新教牧师之口，此人对出现各种职工这一现象表示欢迎，并认为把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归类为“群众”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个词表现了对真实的人的漠视。 “阴沉的利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是一连串的新兴工业城市中的一个。在这些工业城市中，仅就约克郡而言，就包括布拉德福德和谢菲尔德这两个毗邻而又匹敌的城市，还包括许多像哈德斯菲尔德这样的比较小的工业区，以及像邓霍尔姆这样的工业村庄。此外，还有许多矿业村庄和一个矿业城镇——巴恩斯利。根据1801年首次普查（这次普查在社会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有15个城镇的人口超过2万人；到1851年有63个；而到1891年，已经有185个。从1820年到1830年，利兹、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长率达40%以上，这是增长最快的10年；而在1851年到1901年间，曼彻斯特的人口又几乎增加一倍（而其邻近的索尔福德则几乎增加两倍）。与此同时，一些老的市镇的发展则慢得多，虽然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例如，从1801年到1851年，牛津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2万人增加到2.8万人；温切斯特仅仅从8171人（其中包括近2000名的士兵）增加到13706人；至于已成为大铁路中心的约克，则从1.7万人增加到3.6万人。 像老的市镇一样，工业城镇都有自己的不同面貌，而并不是像美国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那样，一个个都只不过是各有别名的“焦煤镇注45”而已。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它们的工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显著不同：曼彻斯特有许多大“资本家”（这个词在当时开始用起来），其中一些——用理查·科布顿的话来形容——是“在每个口袋里装着10万英镑的坚毅不拔的老手”；伯明翰则有大量的小雇主。至于从事商业的利物浦则又有所不同，在那里有许多打散工的流动人口。一些比较小的工业市镇，例如奥尔德姆、巴罗因弗内斯以及“英国企业的最年幼的孩子”米德尔斯布勒。 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还有随后在19世纪出现的工人阶级所居住的一排排连接在一起的房屋（也就是未来的加冕街），外表极为相似，特别是它们都是用砖头构筑的。火车站和“酒吧”（如今这个名称已涵盖各种小酒馆和小酒店）尽管外表各式各样，但内部都很相像。所有的城镇，无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社会秩序以及城市交通这类主要问题。1835年的《市政府组织法案》以及更多的19世纪后期的立法，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模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框架结构，虽然这时候隐藏在地方政治背后的动力有所不同，从而使市政发展实际上遵循着不同进程和时序来进行。伦敦——这个时代的奇迹与恐怖并存之地——无论就其管理和发展规模而言，大多数条例对它都不适用。而在大多数地方，都以严控经济、厉行节约作为准则，不愿意花钱或进行投资。 地方在什么程度上享有决策权，这对于让市、镇议员相信创制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不归威斯敏斯特的议会所掌握，是很重要的。沃尔特·白哲特——《经济学人》的编辑在1867年这样写道：“我们很少有独立的‘地方权力机关’，很少有远离中央的权力中心。”“市政执行机关最希望采取行动时，却不能有效地采取行动，因为那些下属机构往往犹豫不决、一再盘算甚至拒不从命”。白哲特写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伯明翰处在一种积极而有效的地方政治生动地表现其力量的前夕。当地的自由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语气很硬地说道：“我们的市政当局代表着人民的权力。”当地另一位“公民福音”的倡导者则宣称：“市镇是一种庄严的有机体，人的道德本质的一切最高尚的和最纯真的目的应当得以从中形成并贯通”。正是在这样一些人物的领导下，伯明翰对煤气和自来水供应实行市营，并从事大规模的城市改进规划。一条新建的“市政街”的出现，就是这一规划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之一。 张伯伦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原是一个螺钉制造商，是最早从事小商品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人物。对于当时的制造业系统来说，私人所有或合伙经营是主要形式，而且这些买卖也像地产一样代代相传。在从事这些买卖经营的家庭之间，也大量地实行联姻。在制造业中，大公司的发展后来在20世纪才出现，它是由钢铁、造船和化学工业来开路的。在1856年和1862年，实行了有关债务有限清偿的重要法令，从而加强了对公司的管理。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伯明翰才有四家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专业化管理模式的不断发展，都不是工业革命早期的特征，而是其后期的特征，可以作为例外的是银行业（它在新的工业社会中成为一种必要的并日益制度化的服务行业）和运输业。直至1882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报价的所有公司的清付资本只有6400万英镑，而其资本总额则为58亿英镑。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只有一次意义重大的大规模的公司合并，即1886年建立的诺贝尔炸药托拉斯。 在工业革命后期，英国的领先地位遭到削弱，这是由于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和美国，也进入生气勃勃的工业革命。就钢铁这种主要的新材料而言，1913年德国的产量是1350万吨；美国是3100万吨；英国只有800万吨。接踵而起的是日本的工业革命，它是依靠进口的煤炭来进行的。当时英国的纺织业也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尽管煤的产量，在1910年到1914年间达到超过2.7亿吨这一顶峰（而在1855年到1860年间只有6670万吨），其出口量则达到6270万吨的高峰。生产率在不断下降，在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诸如化学工业和电机工程，其他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 在20世纪后期往往有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标志着英国对工业经济和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的信心达到顶峰，而在此后不久便出现了“产业精神的没落”。可是，从1851年到1881年这3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人均25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人均75英镑）。出口额——这是英国的国际力量的依靠——也从1850年到1859年这10年期间的1亿英镑增长到下一个10年的1.6亿英镑，接着在又一个10年期间增长到2.18亿英镑。英国船舶的吨位从1850年的360万吨增加到1880年的660万吨，而铸铁的产量在1850年到1875年期间增长了两倍。显然，工业本身并没有走下坡路。英国工业中使用的马力，从1870年的200万增加到1907年的1000万；而在1901年，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要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年份都要高。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大的繁荣直到1875年才告终，而这种繁荣在持续期间是如此动人心弦，以致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把它形容为一种“翻天覆地的繁荣”。 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从19世纪后期到1914年大战以前那些年份里，无论在技术能力和企业能力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进展，而且还出现一项重要的新发明，那就是查尔斯·帕森斯在1884年发明的大有前途的汽轮机。威廉·利弗尔的肥皂企业使他走进西非的丛林寻找棕榈油，他的后继者则跟荷兰人合作，在1929年成立了规模巨大的联合利华，这是欧洲第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另一位工业巨头是路德维希·蒙德，他的化学企业最终发展成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占第三把交椅的是威廉·阿姆斯特朗——其企业后来合并成为维克斯-阿姆斯特朗，他在世界军事装备业中跟克虏伯进行竞争。通过努力的创业经营和艰苦的工作，英国在1913年仍占世界制成品贸易的四分之一（在19世纪80年代则占37%）。它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则从30%以上降低到13%，然而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2.3%）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那些年份相差不大。 尽管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把1875年以后的那些年标明为“大萧条”的年代，然而它们却是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越来越令人把握不定的年代。剑桥的一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捕捉住这样一种思绪，他在1908年写道：如果说在过去60年间美国和德国在许多产业取代英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并不是说“她注46非得把她所得到的东西丧失掉那么多不可”。他认为，英国的这种“衰落”状况跟下列五点有联系。 第一，伦敦金融城的财力如今所表现的地位要比工业化英国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更为显要，而本来可能用于英国的资本被输往海外那些正式或非正式地隶属于这个帝国的国家。到1914年，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总额为40亿英镑，这个数字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大得多。同时，在1870年到1914年间，地方的股票交易所的数量由10个变成22个。这是一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争议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内的工业是否得到应有的重新装备，以及新兴工业是否像它们本来可能或应当那样快地发展。当时一些从南非的钻石和矿产或从阿根廷的城市开发赚钱的“富豪们”，当然要比英国工业家来得富有。据一项估计，食利者的收入（即主要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在1913年超过了法国（食利者一词的起源地）的全部预算收入。 第二，英国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当然是落后了，这场革命依赖更多的科学知识与科研工作，要求更多的标准化的设备和产品规格，以及要求更多的能够并愿意跟日益加快的机器运转速度相适应的劳动力。第三，比较统计材料表明其他国家的工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据一项统计，在1870年到1907年这个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当于英国的一倍以上，德国甚至比这更高。然而，并非所有的调查都证实这种说法。1910年对德国钢铁厂的一项调查表明，在那里三个人干的活在英国一个人就能完成。第四，人们高声疾呼管理、工会和教育乃是落后的动因。马歇尔追溯了企业家的活力衰退的原因：儿子往往没有父亲那样能干，也不像父亲那样敬业。而其他批评者则抱怨“闲逸的福音书”已经“浸透了这个国家”，无论雇主还是工人，都一样地受到影响。工人们在早期工业革命中干活很卖力，如今就不卖力了。阿瑟·沙德韦尔曾在1906年这样写道：“英国表现出美国的创业精神和德国的秩序的痕迹”，“然而这是一种已经衰退的创业精神和一塌糊涂的秩序”。雇主责怪工会的活动的束缚作用，而工会则责怪雇主没有采用最新式的机器。少数的外国的批评家，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埃利·阿列维，则指责在工业的“双方”之间的无形勾结，认为这是由于职责不明和缺乏动力的缘故。他的论点可以从伯明翰的金属贸易或达勒姆煤田的状况中得到说明。 从19世纪50年代起，技术教育的缺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870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实行小学教育，寄宿学校的经费由地方税收负担，这在工业化历史上是姗姗来迟的一步。在这个教育法通过时，它的提案人——来自布拉德福德的议员威廉·爱德华·福斯特对下议院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工业的繁荣取决于加速发展初等教育……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必须靠提高个人的智力来弥补我们在人数上的无足轻重。 到19世纪末，整整一代人都受过小学教育，可是人们又有另一种抱怨。这种抱怨在整个20世纪中都有所反响，其内容不仅涉及中学教育的缺陷，而且还涉及对于公学的传统的偏见，即认为它们“忽视科学”和“敌视工商业”。我们未来的厂主或经理的培养怎么能够从这些地方获得一个正确的开始？至于文法学校，据说只能培养出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双手的人们。 第五，人们还把这种“衰落”诿诸于没有给予工人足够的刺激力来使他们具有“美国人的脑筋”。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期待值都很低，提升的机会也少。工人们对工作漠不关心，旷工和缺勤率很高。一个工厂的良好的布局，合理的工作条件以及有效的管理，被看作是为鼓励每个操作者勤奋工作和尽量挣钱所必要的条件。然而，英国的情况跟美国（或德国）不同，特别是美国的工会，无论就其领导人和目标而言，都跟英国迥然不同。在英国，还存在着比较强烈的阶级意识。 我们应当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最初10年中看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再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广泛使用的词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在那时候——用一位当代人士的话来说——“大量的操作工人被聚在一起，他们通过经常的交往而使自己的技能得到改进和提高”。当时，“工人运动”也是从下面形成的，有的运动旨在进行改良，少数的则旨在进行革命，而所有的都旨在“联合”。长期以来就存在一种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然而它的基准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流动而是团结，不是依靠“失业后备军”而是要“消灭贫困”，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由爱尔兰人费格斯·奥康纳领导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是一种不断扩展的社会抗议运动，卷入这个运动的人们虽然彼此互不相容，但却能够在一个包括六点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其中一点是1838年《人民宪章》所提出的男子普选权。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842年，这是19世纪早些时候出现的最困难的“危机”年份之一。这一年是农业连年歉收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严重失业的一个年头，用托马斯·胡德的《衬衫之歌》这首诗中的诗句来形容，那就是“面包价昂，血汗便宜”。宪章运动在1848年在肯宁顿公地进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后，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衰退，然而对它的记忆在一代人后又在新的环境下复燃。 在1870年后，开始形成一种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的新工人阶级文化，这本质上是社会隔离的一种产物。这种文化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人们对产业劳动所持有的共同态度（人们对此的态度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生活和消闲所持的态度（虽然某些消闲与工作场所本身有直接关联）。然而，在国内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中，人们无论在兴趣上或看法上，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变数和差异。说实在的，在工人阶级内部，其财产状况和观点的差异之繁多，实不亚于中产阶级（占人口六分之一）；尤其是，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把他们称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种族。熟练工人——他们本身又分为许多不同的集团——往往在工作场所处于特权的地位，他们甚至可以操控人员的招募；而非熟练工人的聘用和解聘则视情况的需要而定。他们的工作被称为“临时的”。 在19世纪，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处处表现出阶级意识的局限性。阶级意识对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所起的影响既不是唯一的，也并不一定是主要的。顺从敬重这样一些古老观念，甚至在经历过早期工业化危机最深重的时期之后仍然保留下来，而在“阶级”之间要和谐融洽的新观点则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国家”（这个词在英国很少使用）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上从头到尾实行干预，以纠正产业制度中某些“弊端”。在皮尔的继任人，约翰·罗素勋爵担任首相的时期，议会通过了一道限制纺织厂的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1847年），尽管这道法令不是由于他的推动而是在议会外部的激烈鼓动之下通过的。不过，事实上，早些时候即在1833年通过的一道法令，已经规定出督察员制度。最早的四名工厂督察员是在1833年底任命的，一开始无论厂主还是工人都对他们抱怀疑态度，但在他们投入解决各种任务以后，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干劲和献身精神，他们当中一个人把这种任务描绘为“纠正已在……工业中扎根并泛滥的重大道德弊病”。随着该世纪的流逝，更多的涉及国家对更广泛的工业企业进行更有系统的干预的立法获得通过，最终形成了1901年的统一的《工厂法》。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法令所“广为密布的‘官僚机构’网络”——约翰·克拉彭爵士写道——“如果不是往往抱赞同态度的话，也是在学习如何利用它或对它加以容忍”。 然而，19世纪早期和中期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并不是国家对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规定，而是工会力量的发展。工会从1824年起已成为合法组织，到1870年，只有4%的劳工参加工会，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大约有150万工会会员，其中矿工有30万人，零售商业也有30万人，还有一些会员属于新兴的“非熟练工人”工会。工联主义的历史（或称“进军史”）是很悠久的。当时有种种性质不同的工会俱乐部，以及在古老的家庭生产制度下就已存在的老式工匠基尔特（熟练工人的同业公会）。印刷工人工会（Printers’chapels,这里chapel一词不带有宗教意义，它是从法语转借过来的）在17世纪已经存在。早在1696年，伦敦的毛毡工匠就已经为确定工资而搞了一次“联合”。在工业郡兰开夏，机器纺纱工人在18世纪90年代组织起来，而且甚至试图在1792年组成联合会。在1808年和1810年，该市的纺纱工人总工会为了争取使工资向曼彻斯特“看齐”而组织了大罢工，但都失败了。与此同时，普雷斯顿的织工为争取提高工资而相继在1808年、1818年和1821年举行罢工。为了对付这种联合行动，虽然在1799年和1800年颁布了新的法律，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种行动。 工会的社会影响，如同它们的经济影响一样，引起了舆论对劳资双方都进行了同样多的评论。1824年，也就是有关限制联合行动（禁止结社）的法律被废除的那一年，曼彻斯特商会宣称：“联合行动，无论是厂主的还是工人的，都产生了……直接违背社会的最佳利益的敌对情绪”。当时持这种见解的并非独此一家。至于那些支持废除上述限制性法律的人们则认为，如果这些法律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工会就会消失。而事实上，当时的工会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显示出更大的抱负，人们试图建立起地方的、部门的工人工会或是“总”工会。的确，人们最初对“总工会”要比地方工会抱更大的信心。一位名叫约翰·多赫尔蒂、生活在曼彻斯特的爱尔兰青年创立了“英国和爱尔兰纺纱工人全国大联合会”，后来又创立了一个“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布朗特尔·奥布莱恩在1833年令人信服地写道： 一种联合的精神在工人阶级当中发展起来，这是过去没有先例的……其目标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崇高的，也就是说，……使生产者阶级得以完全支配其产业的果实……这些阶级渴望居于社会上层而不是下层，或者说，它们更希望社会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 在1834年即宪章运动出现以前，早期工联运动发展到顶峰并出现了第一批义士，但他们不是出现在工业城镇和地区，而是出现在农业地区多塞特。在那个地方的托尔帕德尔村有6名工联主义者根据1749年的《惩治叛乱法案》被指控为搞非法的宣誓，这发生在他们采取“联合（结社）行动”跟雇主的谈判（后者把他们的低得可怜的工资从9先令压到6先令）破裂的时候。他们被判处流放。这一判决激起了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大规模的示威。法官在作出这一判决时指出：“一切法律惩治的目的”，部分在于“作出示范和提出警告”。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给社会提出公开的警告，那就是工会运动会成为常态。这也是英国的工业化经验所带来的一种副产品，跟它所带来的其他副产品——烟雾弥漫的城镇和污染的河流、新的财政金融和服务的基础设施以及曼彻斯特商人对世界自由贸易所抱的无限希望——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其早期阶段，亦即在商业繁荣和农业收成好的年份（如1834年），工联运动的成就最大；而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它也就显得疲弱不堪，例如从1837年开始的空前萧条时期。因此，质言之，政治行动是跟“贫困”联系在一起的。“你无法鼓动一个吃得饱饱的人”——威廉·科贝特曾这样说。从他的一生来看，科贝特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激进派之一，虽然他具有托利党人的思想框框，缅怀往昔的黄金时代而不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新社会。然而，在19世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国内农业收成的状况所起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已经不像该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活动水平。这时候，越来越多的食物从国外进口，面包本身也逐渐失去其世世代代以来作为主食的作用。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无论雇主和工人都开始集体地组织起来，同时还有一个大得多的、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专业人员集团。政治也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在本世纪早期，政治鼓动从一种集会示威的形式转移到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像“彼得卢大屠杀”（1819年义勇骑兵队在曼彻斯特对群众的袭击）这样的纪念日，其间还穿插着风暴暂息的年代。而如今，更多的有组织的政党使政治处于经常的运动之中，特别是在1867年城市的大量工人获得普选权以后。在各政党背后的是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它们当中有许多同时是作为富裕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一部分在起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工会成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它们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表现为拥有严谨的规章条例，保存完好的会议记录，以及一整套会计审核账目。1868年，新建立的工会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首届年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只有34名代表出席的小型会议，而当时首先依靠收入比较优厚的工人（如工程技术人员、木工和建筑工人）来支持的新工会，其会员总共不过25万人，但在五年之内（正值经济繁荣年代）其会员数却增加两倍。事实上，不久以后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工会会员人数又下降了。在经济繁荣的那些年代里，一些农业工人也加入了工会，不过，工会的主力仍然在城市，有些城市还建立了工会委员会，如在1860年成立的“伦敦工会委员会”。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工联主义者往往被人们称为“工人贵族”，在当时，他们甚至被其他工人指控为仅仅开办有利可图的互济会（当时盛行着各种“互助会”）。然而，当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愿意进行罢工。在1850年到1880年间，罢工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工人们时而也参加政治运动，包括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重新掀起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而且也往往踊跃参加合作运动。这种运动的起源，要比1844年罗奇代尔的28名工人集资28英镑在图德巷开张的那家铺子更早。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合作社已经有927家分支机构和30万社员。 在19世纪中期，熟练工人的工会通过它们的组织力量日益取得法律的承认。这些工会给成立于1867年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提供了证据，此后工会便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去争取1871年《工会法》（有时人们把它称为“工联主义者宪章”）的通过。这个法令规定，不能把一个工会的目标看成是违法的，如果它只不过是对企业的活动实行限制的话；工会要受法律的保护，但法律不能干预工会的内部事务。这个法令是由一个自由党的政府通过的，继这个法令之后，迪斯累里政府在1875年通过了一个更为有利的法令，它规定破坏合同不再成为刑事犯罪，而和平纠察乃是合法行为。 20世纪初，工会的合法地位受到挑战，1901年，一个法庭对塔夫维尔案件注47（牵涉到一名铁路职工）所作的判决，规定工会要对使雇主遭受损失的行为负责，并按民事不法行为由工会基金项下赔偿损失。与此同时，非熟练工人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工会，进一步提出类似八小时工作制这类要求（据他们说，是阿尔弗雷德国王首先提出把一天分为三个部分——工作、睡眠和娱乐）。他们当中一些人不想再求助于自由党人政治家，而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后者准备利用国家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从1888年到1891年，工会会员的人数从80万增加到150万。两年以后，头戴布帽、有着矿工背景的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凯尔·哈迪，成为新的政党——独立工党的领袖，该党是在1893年在工业城市布拉德福德宣告成立的。这个党跟其他社会主义集团（包括费边社，它在1889年即码头工人大罢工那一年发表了一部著名的论文集）一道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取了工党这个新名字，它在1906年大选中赢得29个席位。工党从一开始就得到工会的有力支持，到1914年，由于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到400万，工党的长期存在也就得到保障。当哈迪展望未来时，却从新近的工业时代中寻求比喻。在谈到独立工党在工党内部的地位时他宣称：“这正如蒸汽对于机器那样，动力使一切保持运转”。事实上，蒸汽也不成其为未来的主要动力。接踵而来的是电气化，随后出现天然气和原子能，但规模有限。石油早已成为国际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