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皆人生】初尝公安文艺宣传甜头
【秋思按】杨柏年老师，浙江镇海人，1933年出生于上海，2014年8月去世，享年81岁。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后，到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1960年调市局消防处后任防火监督员，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消防文艺宣传和消防影视片创作和摄制工作。1994年退休于上海市消防局。2003年，转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军休干部。
杨老师生平热爱文艺、戏剧。系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理事：并担任上海国际京剧票房副理事长和上海春秋京剧票友社总干事等社会职务。
杨老师生前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字集结成书《戏里戏外皆人生》，通过文字杨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对京剧麒派艺术的感悟，以及在票界多年的所见所闻做了很好的梳理与记录，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上海票界活动史料。因为是杨先生自费出版，印量不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公众号展示，通过这些文字老戏迷们能回忆当年的过往，新戏迷们则能领略当年老先生的风采。
杨柏年先生
一年多来，公安业余艺术团的各团队活动日趋正常，且各有声色。政治部领导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公安业务服务，结合形势，结合公安多搞创作，要兵演兵警演警。这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却也加重了我的工作压力。
政治部按中央公安部政治部通知要求：全国公安系统将于1959年开始，分片举行公安文艺汇演。华东片将于6月份在南京举行，要求搞出一台综合性结合公安业务的创作节目去参加汇演。艺术团召开了各团队的队长及业务骨干会议，具体研究讨论如何将人数限在三十人以内，又要拿出歌舞戏曲多种多样短小精悍的创作节目。最后定妥，我的任务重点在搞出两个戏曲剧目，人员在五个角色之内，时间限制在二十分钟之内。准备时间只有两个月。任务重，时间紧，要求严，怎么办？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
艺术团活动频繁开展期间，各专业团体都予以大力支持。我在上海京剧院支持下邀请了院长办公室秘书张丙昆（剧作家，笔名卫明）和麒派教师范叔年前来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创作和排练了十八分钟的小京剧《山野擒敌》。故事情节根据《公安报》上介绍的上海侦查员追踪逃犯至浙江山区，在当地乡干部配合下、不畏艰难在风雨中擒获逃犯归案的情节编排。两位老师巧妙地运用了风雨夜爬山摔跌的麒派动作和高拨子唱腔等，又在京剧院舞美队师傅的帮助下，运用了雨夜风雪及飞伞等技巧特效。另外一个节目是沪剧小戏《渔塘事件》，故事描写上海近郊某村支书配合公安民警，依靠群众破获一起阶级敌人在渔塘投毒事件，这是得到了上海沪剧团的帮助指导编排的。两个小戏都紧密配合了公安业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宣传形势。
演出很成功，都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和优秀演员奖。应该说，荣誉是鼓励我继续搞创作的动力，更坚信了我学习麒派艺术要大胆创新、多学其他剧种的理念。
汇演回来后不久，苏州市昆剧团来上海巡回演出昆剧《十五贯》，这是公安部重点介绍配合公安业务的重调查研究的好戏。来局演出后，得到很大的反响，黄赤波局长问杨光池副局长：我们自己能演好这个好戏吗？杨光池副局长立即转头问我，我一时愣住，他又忙说“是不是给昆曲难住了？不要紧，赶紧找专家来帮忙，改成京剧演成吗？
当然，我再次怀着志忑而坚定的心情把任务接了下来，在上海群众艺术馆杨小朋老师（梨园子弟，部队文工团转业）的帮助排练下，终于在一个月后成功连演三场，很受欢迎。后来艺术团又深人三个重点地区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我又一次尝到紧密配合业务的甜头，爱人笑道：“这也应该说你是在搞政法，不能说你不务正业了吧。”
政治部领导对艺术团活动日趋重视，还要求根据形势需要密切配合宣传，每逢爱民月活动便组织短小的节目下基层、地区街道宣传演出。由于业务开展，也加强了市里的群众文化活动，我还参加了市工人文化宫的戏曲创作活动，一起创作排演了《送水》、《买锣》、《铁路英豪》等小型京剧；在局内，又改编、移植了《夺印》、《柯山红日》等大型京剧现代戏。那时，正是我初为人父的时候，家里带孩子的事务均由我母亲和爱人承担，确实从根本上得到了她们的全力支持。说来也有个小插曲在其中。我爱人临产分娩时，我正逢“爱民月”下地区演出，当时领导通知我立即赴医院探望他们母女。但我认为这演出的意义和公安干警上阵执行任务的意义并无区别，不能三心二意，只待演出结束，委托他人收场，自己飞奔至医院看到母女俩都含着甜蜜的微笑酣睡，一颗吊了十五只水桶一七上八下的心才“咕咚”一下放了下来。我坐在一旁，回想起去年，我爱人曾大着肚子看我演出《四进士》时，演万氏的演员临时不能到场，竟是怀着维筠（我的女儿)的妻子救急出场演出。这孩子今天出世又遇上父亲因演出任务未能及时赶到，看来也是和京剧结上了缘。维筠第一次上台时不过两三岁，只排练一次就上台（在人民大舞台）演出。为纪念当时为扑救光华印绸厂大火而英勇栖牲的许泽林等消防战士，我们编了一台诗歌朗诵剧、要维筠来出演一个被抢救出的孩童，她临场倒是一点不慌，感情充沛投人地完成了演出。
当然，趁着1959年公安宣传的大形势，我们也搞了些大大小小各种种类的节目，经常在局内和地区宣传演出。大约在1961年，发生了一件使我后来最郁闷的事。应领导的要求，我将越剧《卧薪尝胆》改编为京剧。然而，这次应领导要求进行的创作在“特殊时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三年灾害后，党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有位宣传处的科长召集了艺术团京剧队的骨干开会，要求我们以他曾看过的当时的一个越剧团上演的《卧薪尝胆》为蓝本，移植过来成为一出新的京剧搬上舞台。他认为这很有现实教育意义，是结合形势的好题材。我们立即去向越剧团借来了剧本，突击改编、排练，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上演了。只不过演完两场后，就结束了形势宣传。
孰料，在后来的“特殊时期”，这却成了我“别有用心”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