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军队左翼的反攻：

帕彭海姆援军的抵达：11.30-12.30am

  帕彭海姆的骑兵部队共8个团，2400名骑兵，这支援军的到来标志着会战的转折。这支援军抵达战场的时间并不足以完全确定，且原初与次级史料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帝国军队与新教联军之间的那么大。

  来自新教联军方的史料给出了帕彭海姆援军抵达的时间从会战前夕到下午3点都有，一些似乎混淆了帝国军队预备队的反击与帕彭海姆步兵的抵达。另一边，帝国军队的绝大多数目击者提供的时间范围则要小得多，那便是在会战开始后不久；而在诸多目击者的证词中，只有华伦斯坦称帕彭海姆的援军在会战前便已抵达，试图以此掩盖他无法及时集结部队的事实。于是类似，迪奥达蒂的描述相当模棱两可，明显是为故意，以至于有一些历史学家误认为他的含义是元帅在战前便已抵达。令人惊奇之处则是并未目击到会战早期阶段的加拉斯所说与Relation from 1632与目击者所称提前到达相一致。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遵循霍尔克的证词，因为他是唯一给出准确时间的目击者：中午12时。然而尽管如此，不应当将其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为援军抵达的确切时间，而是应当理解为粗略的时间范围，这意味着帕彭海姆在会战开始后不久便抵达战场，而很可能会见并集结了至少部分Isolani的克罗地亚轻骑兵，这将是他的骑兵数目增加到2800骑。在得到这些部队后，帕彭海姆的骑兵含括了一半的轻骑兵，而似乎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他将自己的部队分作两列纵队而进，所有甲胄骑兵、火枪骑兵与骑步兵直接在他的指挥下进攻瑞典右翼，而克罗地亚轻骑兵与波兰哥萨克则绕过渡河往东袭击瑞典军队的后方。尽管这一战术合乎情理，且可能实有发生，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绝大多数次级史料称克罗地亚轻骑兵包抄瑞典右翼，并在帕彭海姆抵达之前掠夺了辎重。然而出于几个原因，这种解释着实令人怀疑：会战早期阶段克罗地亚骑兵的包抄机动早就为弗利特伍德所驳斥，其说法也得到了了考古证据的支持；而瑞典军队的右翼所取得战术优势也不允许之一举动。此外，所有次级史料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都是基于埃尔福特的Relation II，因而实际上只需辨证这一不是最为可靠的史料。

  只有一名来自瑞典总部的目击者称他听见瑞典士兵大喊队列发生混乱，克罗地亚轻骑兵从两翼朝后方袭击，之后那名目击者侥幸逃脱，并于傍晚时分返回瑙姆堡。尽管这一说法坐实了克罗地亚骑兵着实突袭了瑞典军队的后方，但是这名目击者将该事件置于会战结束时，这并不完全可靠，因为他可能在试图隐瞒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最合乎逻辑的断论是如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推测的那样，克罗地亚轻骑兵的袭扰发生于帕彭海姆的援军抵达时，然由于没有过多的证据，因而只能将其近似为会战进行到一半时。

复盘

  戈特弗里德·海因里希·冯·帕彭海姆元帅肯定抄了哈雷到吕岑的近道，以便使他的骑兵部队在中午时分抵达。途中帕彭海姆可能遇到兵重聚了部分华伦斯坦左翼溃散的克罗地亚轻骑兵，这使其援军中的骑兵增加到2800人。这些轻骑兵可能提供了战况不利的消息；不过即使没有，帕彭海姆也肉眼可见左翼方向的战斗进展不顺，“此处瑞典国王的进攻最为凌厉”（where it seemed that the King [Gustav Adolf] charged most stubborn）。

  帕彭海姆可能将自己的骑兵部队分做两半，一半兵力共计1400轻装骑兵的侧翼部队可能由克罗地亚将军Isolani所统帅，另一半的重装骑兵则由自己亲自统帅。元帅并没有浪费浪费任何战机。尽管经过了两天的星夜兼程已疲惫不堪，但是元帅依然一马当先冲在了自己的内近卫骑兵（“Rennfahne”Lifeguard and Dragoons）前头，紧随其后的是Merode的警卫骑兵团（“Obwacht”Lifeguard and Dragoons）、Sparr的甲胄骑兵与本宁豪森（Bönninghausen）和兰博伊（Lamboy）的两个火枪骑兵团。现在帝国军队的左翼共有3200名重骑兵（regular cavalry ）与1400名轻骑兵（irregular cavalry），而部署在一线的瑞典步兵却不过1800。援军对瑞典右翼的突然压力无疑异常巨大，肯定也给了霍尔克集结兵力的时机，而皮科洛米尼则趁机发动了反击。

皮科洛米尼的反攻：11.30-12.30am

  在皮科洛米尼家族二人的证词中，所涉及的都只有他们所属的骑兵团，这使得这次反攻的时间顺序难以判定。迪奥达蒂称皮科洛米尼的反击发生在帕彭海姆阵亡之，而这一说法也为其他史料所沿袭。然而尽管无疑迪奥达蒂可以清楚的看见帕彭海姆与皮科洛米尼的骑兵，但是却并不能看到元帅的阵亡。不过这也着实表明皮科洛米尼的反攻发生在帕彭海姆的援军抵达之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遭到15分钟的火力后，火枪骑兵才开始行动，支援部队的抵达使之足以在不为阵线留下缺口或暴露侧翼的情况下发动反攻。Münchhausen奇怪的称布雷道的甲胄骑兵“打散”（took apart）了两支骑兵团，尽管布雷道的位置是在中央阵列的左侧后方，这表明他实际是在与步兵缠斗。布雷道的骑兵图可能是在皮科洛米尼反攻时绕到了左翼，以为支援。

  除此之外，唯一提及皮科洛米尼反攻的是英国佣兵波因茨。据他所说，皮科洛米尼的骑兵当即击溃了芬兰轻骑兵，随后朝一处更为庞大的步兵方阵发动进攻，然而却被火枪手的齐射所阻，而与此同时集结完毕的芬兰骑兵袭击的他们的后方。只有后来所发生的一件事与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所述的瑞典骑兵的反击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其进攻瑞典一个旅时从后方遭到袭击；随后他的一些士兵告诉自己瑞典国王已经战死。这支瑞典骑兵几乎几乎可以是最后一个看到国王还活着的骑兵团，而非是芬兰骑兵，这些轻骑兵此刻正在与帕彭海姆的骑兵作战，且肯定与处于最外翼的皮科洛米尼有相当一段距离。是否皮科洛米尼先是遭到了瑞典骑兵的袭击、随后再朝瑞典步兵进攻不得而知，但是波因茨可能将“皮科洛米尼”火枪骑兵团与“戈茨”骑兵团或“布雷道”骑兵团相混淆。

考古证据

  战场上最大之一、但却并非最为密集的CAV7号手枪/骑兵枪弹集中区沿着东西方向有350米到220米的扩散，这表明曾有骑兵沿着这道轴线冲锋。这一富集区域包括21发骑兵枪/步枪弹、11发骑兵枪弹、36发手枪/骑兵枪弹及30发手枪弹，后者中的小口径弹（8.4—11.7mm）数量异常的多，为24颗，这表明这些枪弹来自南德意志-奥地利所产，使用他们的是华伦斯坦的部队。另一边的瑞典军队可能也有一些较小口径的手枪，正如在“索伦”号（Solen）与“瓦萨”号（Vasa）沉船中所发现的那样，然而他们的最低膛径是11mm，这指向了其他类型的火器。CAV7区域的位置及200米的宽度暗示这些枪弹可能来自于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团，这是左翼最大的骑兵部队，正面足有125宽。如果是为如此，那么左侧的两个富集区（CAV8 和 CAV9）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戈茨与布雷道的甲胄骑兵，然而大量的骑兵枪弹则表明至少有一个火枪骑兵团，很可能便是最近的“皮科洛米尼”骑兵团。

  瑞典的骑兵这没有足够的骑兵枪来形成如此的枪弹分布，而手枪/骑兵枪弹富集的CAV9区域严重损毁的枪弹遗骸则表明该处发生过某些密集的骑兵战，很可能是“戈茨”骑兵团对瑞典方营的冲锋而遗留。

复盘

  帕彭海姆援军的抵达或许减轻了左翼内侧的“戈茨”骑兵团与“皮科洛米尼”火枪骑兵团的压力。可能就在与此同时，在掩护科马戈的步兵团撤退后，“布雷道”骑兵团从中央阵列的左侧来到了左翼。新的援军使得皮科洛米尼足以向瑞典旅的右分营发动冲锋，一律将其逐击到王政大道，而“戈茨”骑兵团则趁机向该旅的余部冲锋并将其击败。与之同时，可能得到了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庇护侧翼的“布雷道”骑兵团则袭击了“斯马兰”和“东约塔”两个瑞典骑兵中队。随后“斯马兰”团的骑官弗雷德里克·斯坦博克（Fredrik Stenbock）脚步中弹，而“东约塔”骑兵团的尉官（Överstelöjtnant）伦纳特·尼尔森·巴特（Lennart Nilsson Baat）头中一枪 ，两个团可能都伤亡惨重。

瑞典军队左翼的进攻：11.30-12.30am

  关于魏玛公爵何时进攻磨坊处的炮兵阵地，说法不一。受威廉·瓦茨的Inventarium Sueciae的影响，绝大多数次级史料称瑞典军队左翼的行动被炮火所瓦解，迫使绿色旅不得不在磨坊主的屋子后寻得逼乎，这也是现代研究中的公认。然而，这一观点却留下了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描绘战场的艺术作品中中，磨坊主的屋子出现在沿着王政大道不同的位置，在van Hulsen的铜版画中是位于大道以南，在Merian这是在大道上（原文如此！），而1710年的田界地图则标明在大道以北。如果与更为可靠的田界地图为基准，那么小屋靠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并位于其前，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掩护。即使这座小屋在大道的南部，光凭一座建筑也无法遮蔽两千名士兵。

  在记叙的末尾，霍尔克写道：

  霍尔克、特尔卡、德斯福、皮科洛米尼四个骑兵团与步兵缠斗了两个小时，公爵大人为敌所完全包围，直至霍尔克派遣骑兵以为驰援

（The Duke [Wallenstein] … fought two hours against infantry with four horse regiments, namely Holk, Trcka, Piccolomini and Desfour, and he was encircled completely until Holk sent the cavalry to ‘second’ him）

  尽管叙述中的时间线并不清楚，且可能霍尔克本人也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可能描述的是会战的前半段。魏玛公爵实现了对帝国军队右翼的包围，然后霍尔克在左翼得到帕彭海姆的支援而取得左翼的胜利后前来解围。如此解释也与部队的番号相照应。在“哈根”火枪骑兵团溃败、“韦斯特伦布”团暂时离场后，华伦斯坦的右翼减少至1000名骑兵与150名火枪手，只有通蒂内利的250名骑兵作为预备，而位列一线的瑞典军队则有1550名骑兵、423名火枪手、十门团炮；另还有二线的1400名瑞典骑兵作为支援。尽管有着17门重型火炮，土墙后的400名火枪手与装备精良的甲胄骑兵，但是华伦斯坦似乎不太可能凭借有限的兵力完全阻止魏玛公爵骑兵部队的冲锋。然而，另一方面，没有任何目击者的可靠报道表明有任何步兵在帝国军队中央阵列的右侧作战。

考古证据

  在整场会战中，发生在帝国军队中央阵列右侧的多次战斗使得对枪弹散布的解释极其复杂。两条火线肉眼可见，其中Inf15/17标记着帝国军队主线的位置，而Inf12则很可能标注了帝国军队的二线； Inf13和Inf14区域这标记了遭受攻击的方向。在会战中瑞典军队曾一度突破了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朝着二线部队推进并略微右移。

  现场的12颗10弹/磅膛径的火枪弹的分布为这场战斗增添了一些额外的细节，这些枪弹大多来自于老式的荷兰M3重火枪或新式的荷兰/瑞典M2型，散布明显集中在帝国军队中央阵列的右侧。12弹/磅膛径的枪弹则只有三处集中，其中较小的一处非线性集中点（Inf9）位于帝国军队阵列的左侧，另外两处较大的（Inf12和Inf15或17）呈现直线状，出现在右侧。Inf12区域的宽度为20米，略大于瑞典军队一个旅级方营的平均正面宽度，这表明该旅所配备的10弹/磅膛径的火枪远多于任何部队。就此看来，新型火枪供应的不足迫使指挥官为新组建的部队配发新式火枪，而非为老部队更迭手中的武器。Dehner称在32年的5月6日抵达陶伯河上游罗滕堡（Rothenberg ob der Tauber）的某个瑞典连队（很可能是新招募的部队）装备了新式的10弹/磅火枪，这可能是一处暗示。另一方面，现役军队中的旧式火器的更迭速度异常缓慢，西班牙/荷兰在十六世纪晚期的8弹/径火枪在半个世纪后的刀锋山会战（Battle of Edgehill）中仍旧被使用。若为如此，那么这意味着新式火枪的散布会集中在较小的区域，而旧式火枪弹的枪弹则会分散到整个战场，不太可能形成可鉴别的散布；而12弹/磅火枪的枪弹在三处集中及广泛的散布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这一解释，突破到帝国军队二线的瑞典部队并非绿色旅或者德意志蓝色旅这两只老部队，而是一支新组建的瑞典旅，肯定为第二道阵线的其中之一，而在魏玛公爵的第二或第三次进攻中取得突破。另一处观察结果则是Inf15处的枪弹密度与该区域碰撞损毁的遗骸并不会朝着大道的方向减少，这可能暗示了帝国军队的战术是在瑞典军队越过大道后，第一排在70米左右的距离开火。

复盘

  在1500名骑兵面前，华伦斯坦只有1000名骑兵的右翼的溃败只是时间问题。当撤离一线然仍在华伦斯坦右侧的哈根上校看到瑞典骑兵向其逼近而后撤逃后，态势变得更为糟糕。在华伦斯坦的全然注视中，哈根命令自己麾下的800名火枪骑兵从右翼转到左翼，违抗军令而寄希望于该处能稍为安定。在“哈根”团脱逃后， 只有处于内线的霍尔克与特尔卡或德斯福的两支甲胄骑兵仍在坚守，而瑞典军队现在足以包围更短的帝国军队阵线，并威胁后方。

  与之同时，伯纳德绿色旅的苏格兰团与德意志团抵达了大道，在汉斯·菲利普·冯·布鲁纳将军（Generalfeldzeugmeister Hans Philipp von Breuner）的指挥下正准备朝着磨坊处的炮兵阵地发动进攻。帝国军队的炮兵并未轻易放弃阵地，而可能是炮火过猛，以至于绿色旅的一些士兵躲到了磨坊主屋子后面以求掩护。瑞典军队似乎远不止一次进攻才能夺取炮阵，这座炮兵阵地由华伦斯坦的侄子贝特霍尔德·冯·华伦斯坦上校（Berthold von Waldstein）掩护，随后贝特霍尔德受了致命伤。在绿色旅的右翼可能是温克尔上校的老蓝旅，然而该旅的进攻却举步维艰，可能是被安德烈亚斯·马蒂亚斯·克劳斯（Andreas Matthias Kehraus）上校率领的“科洛雷多”（Colloredo）或“基耶萨”（Chiesa）方营所阻击。

  尽管并没有明确的汇报，但是似乎格斯多夫上校所率领的423名火枪手与10门团炮并不足以对付吕岑空地夯土墙后的400名火枪手。这意味着该处的瑞典军队左翼毫无掩护。

帕彭海姆的阵亡与帝国军队的溃逃：12.00am-1.00pm

  关于帕彭海姆的进攻所造成的影响史料中尚无定论，而关于元帅首当其冲而阵亡的影响则要统一的多，帕彭海姆的阵亡导致了帝国军队的“溃兵”（Fahnenflucht）。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遵循的霍尔克的证词，称呼帕彭海姆的进攻完全失败。然而原本可靠的霍尔克继续在这里并非十足诚实，他可能试图掩盖帕彭海姆的成绩，以方便为自己邀功。

  左翼的溃败本是严重的挫折，但却与战斗的发展、尤其是一小时后瑞典军队的溃败及左翼军队数量的优势相悖。关于左翼崩溃后的溃兵的主要史料是布拉格军事法庭的判决，左翼的四个团被指控为临阵脱逃。理解事件顺序的关键是阿尔布雷希特·冯·霍夫基兴上校（Albrecht von Hofkirchen）所指挥的Sparr甲胄骑兵团的行为，该团在随帕彭海姆抵达战场后拒绝投入作战，最终导致了“其他团”撤离战场。值得注意的是霍夫基兴所称自己使用了“半回旋”（caracoled，原文如此）战术，即即使左翼取得了胜利，却依然被瑞典骑兵从后方袭击。另一边，帕彭海姆的号手康拉德·埃辛格（Conrad Ehinger）称元帅负伤并被围困，而因Sparr骑兵团拒绝驰援，最终自己不得不前往解围。在目睹帕彭海姆负致命伤后，霍夫基兴离开左翼，前往右翼，而洛萨·冯·本宁豪森上校（Lothar von Bönninghausen）所率的火枪骑兵亦随之撤离。依照这一连串事件的顺序，帕彭海姆的反攻一度取得成效，但是带元帅负伤后土崩瓦解。而关于这场反击新教联军方面的史料及战报“relations”则报道了完全不同且主要基于捏造的故事，无疑重述了流传甚广的留言，而可忽略不计。

考古证据

  帕彭海姆反攻的大部分战斗都发生在已勘探区域的东面。然而，在帝国军队左翼的方向上发现了一刻来自抬枪（Doppelhaken；“双钩铳”）的4弹/磅枪弹，这证明该类武器被部署于侧翼并可能为狙击手所使用，以击杀军官在内的重要目标，因为这类火器足以穿透任何甲胄。据称，帕彭海姆元帅被一门“小隼炮”（Falkonett）的炮弹直接命中，然而这些火炮的精准度却并不高。无论如何，小隼炮的炮弹（可能是霰弹）并不比抬枪的枪弹要大出多少，这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因而，帕彭海姆似乎更有可能是被抬枪或3磅炮的霰弹命中。

复盘

  考虑到第一道阵线的正面宽度，当帕彭海姆的主力1400骑兵袭击瑞典军队侧翼时，右翼的瑞典骑兵肯定已经全部投入作战，可能只有斯塔尔汉斯克的芬兰骑兵除外。尽管霍夫基兴率部脱离，但是这次袭击无疑撕裂了瑞典军队的外翼；与此同时1400名克罗地亚轻骑兵包抄了瑞典军队，朝其右部逼近。

  尽管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免整个右翼被彻底摧毁，瑞典军队必须将第二线右翼的所有1200名骑兵投入战斗。尽管“乌斯拉尔”（Uslar）、黑森骑兵营与“贝克曼”骑兵团（Beckermann ）可能驰援古斯塔夫所指挥的右翼，但是由克劳斯·康拉德·佐恩·冯·布拉赫上校（Claus Conrad Zorn von Bulach）所指挥的“布拉赫”（Bulach）、“戈尔茨坦”（Goldstein）与“威廉公爵”（Duke Wilhelm）三支骑兵中队则可能入瓦茨所称的那样越过渡河，以对抗克罗地亚轻骑兵。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只有不到400人的瑞典骑兵能否阻击了1400名克罗地亚骑兵，甚至后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援；这三个骑兵中队很可能失去建制并伤亡惨重，其中指挥“戈尔茨坦”中队的骑尉（Oberstleutnant）马克思·康拉德·冯·雷林格（Marx Conrad von Rehlinger）手臂中弹负伤。

  可能没过多久，瑞典右翼便开始分崩离析，就在这时帕彭海姆被一发抬枪命中，从马背摔下来并被瑞典军队围困。据称，受了致命伤的元帅被22岁的号手康拉德·埃因格救起时大声喊道：

Oh brothers, that god has mercy! Is there no one, who fights faithful for the emperor！？

  

  帕彭海姆可能亲眼目睹了Sparr骑兵团离开后，本宁豪森的火枪骑兵随之逃离的过程，因为他们在开火-撤离后被瑞典骑兵袭击了后方。随后哈根的火枪骑兵团意识到左翼并不如他们最初所想的那么安宁，于是重新折返右翼。而尽管洛赫（Lohe）的骑兵团表现同样不佳，然而由于霍尔克的干预，被指控临阵脱逃的该团骑尉最终逃脱了审判。

  帕彭海姆的负伤与一些敌军的无序撤离给古斯塔夫减缓了些许压力。不过瑞典右翼仍需对付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团、戈茨的甲胄骑兵团以及绕到自己右翼后方的克罗地亚轻骑兵，霍尔克的左翼离崩溃还为时尚早。

古斯塔夫的突击与阵亡：12.00am-1.00pm

  古斯塔夫之死是关于整场会战所为人讨论最多的事件。无论古今的文学多有涉猎，题材丰富。然而与之相比，古斯塔夫国王的身亡对战斗的影响却出奇的小；因而并无需给予详细讨论。除此之外，亲眼目的国王身亡的人都并没有幸存下来讲述故事，以至于事实为流言所覆盖。特别值得怀疑的则是据报道称帝国军队的高官萨克森-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Herzog Franz Albrecht von Sachsen-Lauenburg）与中校法尔肯贝格（Falkenberg）投入了导致古斯塔夫身亡的战斗中，似乎很少有作者试图将之复述，如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便是如此；而大多数只是美化故事以使更为有趣，而不相信古斯塔夫只是又一个受难者，仅此而已。

  古斯塔夫·阿道夫最后一次为人所目睹是在指挥“斯马兰”骑兵团。随后国王下落不明，直至被发现已经身亡。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称在自己从王政大道撤离后：

  就在这时，‘最得国王赏识’的蓝色团朝我突进，我部右前方的戈茨骑兵团为火枪排发所伤。听到枪声，我立即率部向该团发动突击，敌军降下了长矛，然我部盘旋发枪，从侧翼突袭，将其击溃，夺走军旗。瑞典国王听闻该团被突入后，意图解围并朝我部突进；在驱散了步兵后，我部再度攻击了一个骑兵团并将其逐散，随后我的许多部下回来告诉我瑞典国王已然身死。

（in this moment the Blue Regiment, the king's most appreciated, advanced, and that made it happen that the Regiment Götz, which was to the right in front of me, got damaged by a volley. Hearing this, I immediately charged it, which let down the pikes, but making halve a caracole, I took them from the flank, where I cut it to pieces and took their colours. The king, hearing that this regiment [New Blue] got the 'load' felt the impulse to counter this disorder and crossed my squadron; after I had dispersed this infantry, I attacked again a cavalry regiment and dispersed it and at that time many of my soldiers [i.e. Innecentius Buccela] came to me telling me the king is dead....）

  皮科洛米尼不可能得知古斯塔夫正在朝其发动进攻，他的目的是只不过是为击杀瑞典国王而从皇帝那里得到赏识；然而士兵们前来告知消息与霍尔克展示古斯塔夫身上的战利品这是较为可信的故事，这一点也为迪奥达蒂所证实。

  不久之后，雅各布斯·法布里修斯看到斯马兰骑兵团在没有国王现身的情况下折返，随后该团的牧师向其汇报称“王负伤”（Rex vulneratus est）。

  在会战前，古斯塔夫拒绝身着铠甲，因为在1627年8月8日迪绍战役间的一颗枪弹仍然留在他的肩膀上，穿着盔甲显然使旧伤疼痛难忍。之所以冒如此风险亲率骑兵朝敌冲锋当然并非是天性使然，而是战况迫在眉睫；更有可能的是目睹“斯马兰”和“东约塔”两支骑兵中队的指挥官或死或伤，而眼看新蓝旅的步兵万分火急，而迫不及待前往增援。这一全新的解释了事件所发生的顺序，因而国王的身死一定是发生在瑞典骑兵伤亡惨重之后；而瑞典骑兵沉重的伤亡则发生于帕彭海姆的援军抵达与皮科洛米尼发动反攻之后。如此与皮科洛米尼所称自己进攻新蓝旅后国王身死的说法一致，也合乎法布里修斯所说。另一方面，这个事件顺序意味着古斯塔夫不可能远离自己右翼内侧的位置过远。而古斯塔夫在帝国军队左翼阵亡的地点也得到了霍尔克与迪奥迪多的证实。

考古证据

  在会战现场所发现的诸多并非寻常可见的考古物证中便包括古斯塔夫的浅黄色鹿皮大衣，这件大衣被帝国军队当成战利品，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瑞典红十字会的功劳而归还是国。这家外套被手枪弹和利剑刺穿，这显然是骑兵混战时的证据。另一用于确认古斯塔夫死亡地点的物证是一块石头，据传事后这块石头移到了国王被发现尸体的地方。尽管发现国王阵亡的式可能记得地方并做了标记，但是整个故事似乎编造。在经过了六个小时的血战后，士兵已筋疲力尽，许多人负伤，他们有跟紧迫的事要做，比如活下去，而非折返战场；此外，第二天早，瑞典军队在未打扫战场前便已离开。最后即使需要标记，也没有必要标记确切，而是在战场上标记某个地方以便人观摩古战场并凭吊国王。

  2006年，在标记的石头以北130 米处发现了一小尊青铜狮雕像，雕像的一只爪子拿着一个地球仪；该狮像可能是一枚印章的提手，现在主体部分已经丢失。 瓦萨王朝的纹章即为一头狮子，因而可能属于古斯塔夫二世国王；然而尽管如此，不幸的是，由于狮纹是整个欧洲通行的家徽元素， 因而充其量只是确定国王死亡地点的线索。

复盘

  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复盘导致古斯塔夫身亡的真正原因。由于肩膀中弹而无法穿甲，亲率右翼的骑兵作战并非本意。然而由于帕彭海姆与皮科洛米尼的反攻给瑞典骑兵尤其是军官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古斯塔夫在目睹瑞典本土旅身陷困境时只得亲率“斯马兰”骑兵团前往解围。似乎国王的驰援掩护了新蓝旅的撤退，而方营中的长矛手也不惜一切掩护火枪手安全撤离。然而在与自己的内近卫骑兵会面之前便撞见了“戈茨”骑兵团或“皮科洛米尼”火枪骑兵团，在混战与愈发浓烈的枪中与部下愈行愈远，最终尸体在帝国军队左翼的某个地方为人所发现。

黄色旅的覆灭：12.00am-1.00pm

  古斯塔夫的内近卫黄色旅的覆灭给人印象之深刻，绝大多数历史资料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给予修改和美化而以使得国王的卫队有一个更英勇的结局。然而尽管有诸多历史证据，但是这场战斗却并未完全清楚。

  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无疑是亲身参战的Münchhausen的口述，称：

  斯托珀中校与我带着科马戈和巴登两个团击散了三个合为一的团

（we [Münchhausen and Oberstleutnant Stolper], with the two regiments [Comargo and Baden], had beaten and ‘separated’ three regiments, which remained in one）

  Münchhausen意为瑞典军队的三个“阵”（squadrons）合为一个旅进行作战。而在另一封信中，Münchhausen称“科马戈”团和巴登团从黄色旅与德意志蓝色旅中夺走了十四面军旗，并将后者与瑞典本土的新蓝旅相混淆。这一陈述亦为在“格拉纳”团作战的迪奥达蒂所证实，后者肯定亲眼目睹，报告称黄色旅已被歼灭。约翰·海伦的记叙这可能是基于在黄色旅附近作战的两名目击者（可能指的是同一件事），称布拉赫所指挥的方营被帝国军队的一支甲胄骑兵袭击侧翼，然而却混淆了他指挥的旅：布拉赫少将是中央阵列第一道阵线与黄色旅的指挥，而非指挥左翼；而这支“甲胄骑兵团”可能是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或者更有可能是戈茨或布雷道的骑兵团。

考古证据

  黄色旅在帝国军队阵线中行进的轨迹，可以根据火枪弹的散布而重构。现场中有一处明显的集中区源于一号区域（Inf5）的南角，越过了帝国军队的第二道阵线中央（Inf9），最终向西北方向的Inf7与Inf8区域蔓延。该区域中的几枚枪弹都有不同程度严重的损毁，这表明在火枪直射的范围内发生过几次短兵相接。向北方向大约 200 米到 250 米处，散布密度变小，只有零星几颗枪弹受到了略微的碰撞，这些很可能是在战斗中超距离射击（overshots）或是打偏。在过距射击的枪弹以北方向没有发现任何枪弹遗骸，这可能标准着步兵交火的最北端。Inf9区域标志着瑞典方营推进的最远端，而根据位置该旅只能是黄色旅。

  由于发生过数次战斗以至于散布稍为模糊，但是仍可以见到同一处区域的手枪/骑兵枪弹的富集区（CAV14/15），其中包括几颗不同程度严重损坏的枪弹遗骸。除此之外，现场发现的三颗手枪霰弹（slugs，原文如此）与八枚崩坏的枪弹也证实了该处发生过大规模的步骑对抗。与发生在帝国军队中央阵列右部的战斗相比，火枪弹与手枪/骑兵枪弹密集区的分界线并不明晰，且似乎主要源自于同一次交火。比起发生在帝国军队一二线的两场独立的战斗，这像是一支部队不断作战的区域，先是近距离的作战，随后撤离。这或许可视为黄色旅并没有留在原地战斗至全军覆没，而是试图杀出重围的证据。

  不过，将这些枪弹的集中区域解释为黄色旅的撤退过程中留下的仍留存一样疑难。一旦瑞典旅突入到帝国军队第一道阵线后，便会立即失去左翼友军的掩护。然而，提供侧翼保护的可能是瑞典二线的某个旅（可能图恩的旅），该旅要么紧跟黄色旅之后，要么从正面抵抗炮兵大将布伦纳的步兵以为间接掩护。如此推论的必然结果便是德意志蓝色率紧随左翼而行动，而这一假说得到了帝国军队中部稍为密集的火枪弹分布的支持；而在该处几乎没有手枪/骑兵枪弹发现，这证明了发生在此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战斗。

复盘

  在一路承受伤亡而越过道路沟渠、小型炮兵阵地与突入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后，黄色旅继续朝着第二道阵线推进，直逼巴登步兵团；而在这个团后面伤亡惨重的“科马戈”团正在重组。尽管可能有图恩的方营在左翼提供掩护，不过在右翼的瑞典本土旅因重伤撤离后，黄色旅变得越来越孤立无援。就此看来，可能是由于火炮的浓烟与小镇的燃烧所形成的烟雾，指挥黄色旅的布拉赫少将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突发状况。如今不到千人的古斯塔夫内近卫旅所面临的是约1700名帝国军队的步兵。如今黄色旅的侧翼失去保护，长矛手又在与巴登团和“科马戈”团的步兵短兵相接，侧翼突然出现的甲胄骑兵给了该旅毁灭性的打击。即使是国王的卫队也依然难以支架。随后布拉赫少将膝盖中弹，数天后不治身亡；1017人中有693人阵亡或负伤，只有234人奋力杀出重围后重返阵地。迪奥达蒂称：

  一支身披黄色大衣的庞大方营毅然朝我逼来， 火枪手为矛手所护；而当遭到我军步兵的进攻时，竟在原地不为所动，直至顷刻化为死者堆成的坟墓

（A great body with yellow casacks came up resolutely in formation with pikes covering their musketeers. When they were attacked by our foot they remained completely on the spot, and it was a wonder to see in a moment the body reduced to a mound of corpses）

  几乎片刻之内，古斯塔夫的内近卫骑兵与步兵卫队灰飞烟灭。然而帝国军队的一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巴登团在帝国军队投入会战的团中伤亡最为惨重；而由于指挥该团的团副斯托珀（Stolper）、军士长（Obristwachtmeister）与除了豪普特曼·舒尔德（Hauptmann Schulder）外的所有连队长均未幸存，“科马戈”团的Münchhausen不得不同时接管了两个团的指挥。而在皮科洛米尼的骑兵团，骑官被步枪击中一次、被剑击中两次，骑尉阿伏加德里伯爵（Conte Avogadri）右大腿中弹；马泰里尼少校（Major Pier Martelini），骑队长(Rittmeister)巴科（Baco）、帕拉维奇诺侯爵（Marchese Palavicino）与费森特（Fesente）阵亡；骑队长Crepi的耳朵被长矛刺穿，“寄希望与上帝而出色的军医”（hoped in god and his capable barber）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大腿与中弹；骑队长马特男爵（Baron Matte）的战马被杀，整个骑兵团从他身上越过。该团共有100名骑兵阵亡，另有100人负伤。

华伦斯坦的反攻与德意志蓝色旅的毁灭：12.30am—1.30pm

  老蓝旅在瑞典左翼方向推进时曾被提及一次，只出现在弗利特伍德的证词之中。所有的帝国军队目击者与次级史料都将两支蓝色旅相混淆，因而两者衣着相当，至少都穿着蓝色的制服。由于绿色旅也仅是罕有的被提及，所以并没有关于会战当日中午时分瑞典军队左部攻势可靠的汇报。这时德意志蓝色旅已经伤亡惨重。不包括军官的918名士兵中，在会战结束后仅仅召得331人；63％的人员阵亡、负伤或下落不明，团长温克尔身负重伤。即使是曾正面强攻磨坊处炮阵的绿色旅，伤亡率也不过39％，这表明老蓝旅遭到了与黄色旅相同的敌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样问题关乎帝国军队的右翼：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现身何处？无论是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还是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都没有关于他们的骑兵团在古斯塔夫身亡后发生什么的陈述。霍尔克称则称呼公爵（华伦斯坦）完全为敌步兵所包围，直到三个甲胄骑兵团与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团前往驰援方才侥幸脱身。这可能是理解帝国军队所发生的何事的关键。在交代完战斗结果后，霍尔克将该段（见上文）放在了记叙的末尾，使之难以融入到时间线之中，而其命令“折返为援”（gave back）的无疑是来自右翼的增援部队，即韦斯特伦布的骑兵团，这时皮科洛米尼已在右翼方向投入作战。至少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团都归于霍尔克指挥，而霍尔克本身肯定也知道两个团随后脱离了指挥；而至少在暂时的胜利之前，这两个团都不可能被派往右翼。

  似乎看来皮科洛米尼的骑兵团在中午12时突袭了瑞典旅后转而换到右翼，而韦斯特伦布的骑兵团则一定紧随其后，时间可能是在下午1点左右瑞典右翼的攻势被瓦解之时。在韦斯特伦布抵达右翼之前，皮科洛米尼肯定并没有如霍尔克似乎只是概括描述的那样先在右翼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作战；然而皮科洛米尼的火枪骑兵似乎不太可能投入到击溃老蓝旅的战斗中，因为该团需要在右翼方向把守阵线（prevent a disaster）。

考古证据

  如前所述，德意志蓝色旅可能在帝国军队的第一道阵线附近作战，而为Inf15枪弹集中区所见。位于同一区域内散布范围最广、最为密集的手枪/骑兵枪弹集中区域CAV21的枪弹在整个古战场损坏得最为严重；除此之外该区域的霰弹也最为密集，其中三颗来自手枪，两颗可能来自于手枪或者骑兵枪，另外三颗来自与骑兵枪。这一散布模式坐实了曾发生过重装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斗，因而确实为老蓝旅被击溃的证据。九号区域则位于老蓝旅的进攻方向上，坐落于王政大道以南120米至300米处，而据报道称并没有在此发生过战斗。火枪弹相对稠密的Inf18区域则可以某种程度上解释为道路沟渠中帝国军队的散兵线；然而对于前哨战来说，这里的枪弹密度却是在太高。除之之外，该处另有一颗因碰撞高度损毁、三颗中度毁坏的子弹，而由于王政大道附近射出的枪弹无法造成这一程度的形变，因而可能是步兵交火所遗留。

  发生在大道以南的战斗亦为CAV24区域所证实。该处集中区域明显超出了从大道上发射的手枪/骑兵枪弹的射程。该处区域包括四颗手枪弹、六颗可能是手枪、可能是骑兵枪的枪弹、五颗骑兵枪弹与七颗骑兵枪/火枪弹，其中两颗严重损毁，两颗只是轻微的遭到碰撞。显而易见，这是骑兵与步兵狭路相逢交火的结果。

  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瑞典军队溃败的中午时分曾在王政大道附近发生过一场战斗，蒙受失败的瑞典军队士气最为低落，而受到鼓舞的帝国军队士兵则越过大道向敌进攻。正因如此，这可能是一场帝国军队骑兵逐击、老蓝旅撤退而后被歼灭的战斗。可能是出于烈火燃烧的小镇升起的烟雾，无人看见老蓝旅的遭遇，因而缺乏报道以至于为人所简单遗忘；而无论如何，新教联军方无疑不会积极于对他们最好的步兵团之一的覆灭的关注。

复盘

  尽管元帅本人坠马身亡、左翼部分兵力溃逃，然而帕彭海姆的骑兵依然对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当瑞典军队右翼的攻势被增援部队所瓦解，反攻的帝国军队即可突破了瑞典军队在右翼与中央阵列之前的防线。随后帝国军队乘胜追击，突袭了附近的瑞典部队，而后腾出手以进行其他方向的行动；随后正如霍尔克所称的那样，右翼的增援被他遣返到了原处。

  在左翼取得成功后，原先支援的部队调回到了右翼，帝国军队右方的阵线得到了巩固，从而有可能以步兵在前、骑兵袭击侧翼的混成战术对首当其冲的老蓝旅发动反击。尽管如此原先越过大道的瑞典步兵仍设法且战且退，而帝国军队的步兵在后穷追不舍；随后的某个时候由于团长身负重伤，老蓝旅终于失去建制、分崩离析，该旅的918名士兵仅有331人重返阵线，而团长伤势过重而无法恢复作战。

  与此同时，皮科洛米尼的驰援阻止了华伦斯坦右翼的溃败，而魏玛公爵仍在往右翼的方向施压。在老蓝旅不得不撤离后绿色旅的右翼暴露，而负伤的团长乔治·伍尔夫·冯·维尔登斯坦（Georg Wulf von Wildenstein）也无法坚持，随后随着霍尔克增援力量的抵达，华伦斯坦粉碎了瑞典军队左翼的攻势并将魏玛公爵击退。很快，几乎瑞典全军几乎都从撤了回去。

僵持：1.00—2.00pm

  要清楚的了解中午稍晚时分发生的战局几乎无从谈起。无论是帝国军队还是新教联军，大多用“我们的骑兵几乎陷入混战”（our cavalry was almost disordered）来淡化随后所发生的混战。然而一些目击者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如古斯塔夫的随军牧师法布里修斯便称：

  在国王率斯马兰骑兵团越过沟渠与敌作战不久后，这个骑兵团折返了回来，无人愿意回答我国王下落的问题，直到该团路过的随军牧师告我曰王已负伤；我震恐万分，马上转身向陛下前往的地方看去，然而并未看到国王，而是碰见了上校欧内斯特，中校温克勒、瑞林格及其他僚员，向我询问是否见过他们的人马......两名御臣骑马经此，高喊“我军溃矣！”，我回应道当需挺身而出，否则余部势必会随之溃逃。在寻找国王下落的途中，许多火枪兵与骑手与我擦肩而过，碰到了一名叫蒂森豪森的利沃尼亚贵族，我命令他们重返战场，然我愈发呼喊，他们愈发溃逃，以为为敌所追逐，而雾气以至于无法看清。

（After his Majesty King Gustav Adolf …, riding with the Smaland cavalry over a ditch, had engaged the enemy … it was soon after that, that this regiment returned, and no one wanted to answer my question, where the king was, until a passing by field preacher shouted: ‘The king is wounded.’ I was shocked about that and turned to the place where I had seen his Royal Majesty moving. But instead I met Oberst Ernst von Anhalt-Bernburg, Oberstleutnant Winckler and Oberstleutnant Rehlinger along with other high-ranking officers, who asked if I have seen their folk ... Two members of the Royal Office rode by and shouted: ‘It is a rout.’ But I responded: ‘Make a stand, our flight provoke all others to flee.’ In search for my king I met a lot of fleeing musketeers and cavalrymen and a Livonian nobleman named Oberstleutnant Tiesenhausen, whom I ordered to stand. But the more we were shouting the faster they were running,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were pursued by the enemy, not seeing far because of the thick fog）

当此之时，军官们正在寻找自己的残兵，这是足以反应瑞典军队状况的说辞。弗利特伍德评论道：

  若非步兵坚如磐石，我军必万劫不复；而我们的骑兵则表现得一无可取

（…for had not our foote stoode like a wall, there had not a man of us come off alyve, ... ; and our horse did but poorely）

这足以证明骑兵的士气甚至比步兵还要差。萨克森-劳恩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Herzog Albrecht von Sachsen-Lauenburg）甚至带着300骑兵逃离战场。

  然而，如果此时瑞典军队接近土崩瓦解，华伦斯坦为何不乘胜逐击？当然，并非是因为随军的牧师唱起了路德宗的教曲而召回了溃逃的士兵，越过大道以图歼灭敌军的帝国军队的骑兵本就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毋庸置疑，帝国军队也好不到哪去。哈根的火枪骑兵团在没有与敌作战的情况下两度折返左右翼，随后违抗军令在右翼后方静候。随行的Sparr甲胄骑兵团也同样拒绝作战，直至会战结束时分方才离开战场。然而这两个骑兵团都不如本宁豪森的骑兵团，该团的火枪骑兵在交火前便全面撤退，随后抢劫了自己的辎重，随行的营从妇女可能为之吓坏，以至于反过来切断马车的缰绳随溃兵驾马而逃。在折返哈雷的途中，这些溃军试图阻止帕彭海姆增援的步兵。另一方面，尽管帝国军队的步兵仍然坚守，然却损失惨重，许多军官非死即伤，因而足以逐击瑞典溃军的完整兼职的步兵团实在太少。

  另一边的肯普豪森少将自己的步兵旅与“威廉公爵”旅仍然保留近乎完整的建制，另还有欧姆骑兵团作为后卫。这几支部队仍然坚守，如此瑞典的溃军便足以在身后重新列队。除此之外，二线的“米兹拉夫”和“图恩”两个旅的任务可能是遏制攻势而非突破敌阵，因而并没有蒙受重大的损失，两个旅似乎在有序的撤离战场，就在此时战斗陷入了僵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