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在场（Präsenz）与否定性。开端问题中的结构问题（上）
本文译自Alexander Schubert的《Der Strukturgedanke der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科学》里对演示（Darstellung）的总方案预先作了宽泛的、历史性的、论辩式的（räsonierenden）概述，本文所引用的正是这些内容，我认为，它是任何一种诠释的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即使对逻辑演示的具体进程而言没有什么是先天确定的。一方面，逻辑科学是对思维规定系统（System）的演示，其中一个规定从另一个规定中展开（entwickeln），它们的构成（Konstitution）条件以及相互间的过程性的联系（prozessualer Beziehungszusammenhang）得到了阐明。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演示本质上是对形而上学思维形式的根本性批判，这些思维形式在形式逻辑以及本体神学的原则（Prinzip）那里发挥着作用，甚至在前黑格尔的先验哲学系统中也发挥着作用。这两方面密不可分，对范畴系统的演示不可能先于形而上学批判，反过来，形而上学批判也不只是对范畴加以系统性演示的可能性条件。毋宁说，对形而上学思维形式的批判，只能在对它们的系统性联系加以演示的过程当中进行。由此表明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赋予这些思维形式的作为原则的特征，乃是这些形式的本质性的假象（wesentlicher Schein），而这些形式实际上是那个过程性的结构联系的单纯环节，它们在这个联系中构造（konstituieren）自身，同时又总是过渡到其他规定当中，并相互扬弃。反过来说，这样一种演示也只能落实（etablieren）为形而上学批判，因为它把那些被绝对地设定了的原则本身消解在它自身之内，并且能够在它自身的层面上再次表明，它究竟是如何以必然的方式得到这些思维形式的绝对自立的持存（absolut selbstständigen Bestehen）这一假象的。
基于这些非常笼统的考虑——它们的详细化和具体化将是整个工作的任务，因而不能简单地加以预告——很容易看出开端问题在这个系统计划中的重要性。因为对形而上学加以批判性的演示不能不经反思就简单地采用传统的、现成的规定之一并将其置于开端，然后从中展开更进一步的规定。相反，哪个范畴必然形成开端，必须从系统自身中逻辑性地予以论证（begründen）。但这个初始的范畴也一定不能是某种派生性的东西，否则它的初始性（Anfänglichkeit）就会受到质疑。在演示真正开始之前，黑格尔在“科学必须以什么为开端”的标题下对方法作了初步的反思，他并没有把这些内容放在序言或导言当中，而是将其作为第一卷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本人对开端问题的重视。
开端问题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难（Aporie），正如黑格尔在开头所阐述的那样：
“哲学的开端要么是一个直接者，要么是一个间接者/经过中介者（ein Vermitteltes），而且很容易指出，它既不能是前者，也不能是后者，因此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开端，都会遭到反驳。” （WL I, 65）
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尝试去解决这一疑难（虽然他在目前的形式中并未完全成功，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疑难基于——直接性和中介活动（Vermittlung）通常被认为是抽象地分离开的，在这里，黑格尔提到了旧的独断论和怀疑论，后者寻求一条主观的原则以抵御独断论哲学，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一种新产生的直接性哲学，它基于理智直观、内在启示甚至是信仰。由此，黑格尔反驳了这些方案——当然，最初只是外在的和“先行的（vorläufig）”——“在天上，在自然中，在精神中，在任何地方，没有哪个东西不既包含直接性又包含中介活动，因此这两个规定表明自己是未分离和不可分离的，二者的对立则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66）
因此，开端必须有一个范畴，这个范畴本身已经是直接性与中介活动的统一体，但又处在简单的（einfacher）、无预设的直接性的形式当中。然而，这意味着这一直接性的形式不可能是全然（schlechthin）无预设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前面提到的那种直接性哲学“想要凌驾于方法与逻辑之上”（66），并且相信它可以通过自发的（spontan）、未经中介的行动来实现开端，如果要反对这种哲学，则应当坚持在逻辑和方法上有严格依据的（streng logisch und methodisch begründbaren）开端，至少，逻辑的一般概念（allgemeiner Begriff）确实是被预设的，这一点黑格尔也承认：
“开端是逻辑性的，因为它应当在一个自由且自为存在着的思维元素，即纯知当中被作出。在此，开端经过了意识的最终的、绝对的真理，即纯知的中介。……就此而言，逻辑以一门——以显现着的精神为对象的——科学为预设，后者包含并指明了纯知这一立场的必然性及其一般意义上的中介过程，从而证明了它的真理性。”（61）
因此，逻辑以某种方式预设了纯知的概念，但这一预设的结果恰恰是，逻辑的开端既不能是“一个直接者”，也不能是“一个经过中介者”。这只能这样解释：开端不可能是一种对象规定（Gegenstandsbestimmung），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任何“东西（Etwas）”（72页及下页）。在开端处唯一能站得住脚的是简单的直接性这一思维规定①，它本身必须被设定在直接的形式当中，这就是纯存在。因此，开端问题可以被简要地总结为：思考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简单的直接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直接性在思维中的定在。②
①参见《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24，附释二。
②“这里必须要做一个本质性的说明，虽然“自我”可以被自在地规定为纯知或理智直观并被人们断定为是开端，但科学所关注的，并不是那些自在地或内在地现成已有的东西，而是内在东西在思维中的定在，以及它在这一定在中所具有的规定性。”(WLI, 78)
让我们再次从绝对知识出发，它作为纯粹知识，将自身从“意识的对立”（43）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它已经把对象性扬弃在自身之内，知道了对象就是它自身，因而是它自身的统一体，并且是它自身的外化③。如果要使这种纯粹的知识在《逻辑科学》中展开，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直接的知识来接受（aufgenommen）。最初，我们把它自身与其外化之统一体看作是对一切外在性与中介活动的扬弃，即一个简单的、无区别的直接性。紧接着，黑格尔强调，以这种方式刻画的直接性本身是一个反思/反映的表达（Reflexionsausdruck），因为它有别于经过中介者 （68）。但是，开端处不能有这样一种反思的表达，所以对简单的直接性的“真实表达（wahre Ausdruck）”就是“纯存在”（引用同上）。 然而，这一真实的表达唯有以“片面性”（72）为代价才能呈现出来，这一片面性蕴含在“开端自身的本性”（同上）之内，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开端④。
③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只能启发式地（heuristisch）援引绝对知识，黑格尔也指出，在完全一般的意义上：纯粹知识“应当被完全抽象地称作知识本身”（68）。笔者完全同意诸如哈贝马斯的批评意见，即关于“绝对知识”这一绝对理念论（absolut-idealistisch）方案的高度可疑性（参见Habermas1973，14页及下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以及在逻辑学末尾的“绝对主体”这一思想那里都对此做出过详细的阐述。在我们解构绝对主体的过程中自会表明，对绝对知识这一预设的“追及（Einholung，译者注：指思辨方法在思维中重构出了一个原有的东西，也就是追上了这个原有的东西）”，是如何破坏并从根本上质疑绝对知识本身的。虽然如此，我们同样也会表明，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谈论对意识对立的扬弃（即对能指与所指间对立的扬弃，我们在这里还不关心这一点），并且绝对知识正是这一扬弃所必然产生的假象。
④另见WL I, 78页。考虑到注释③中所说的，这也战略性地（strategisch）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绝对知识这一思想作为全然直接的知识本身，是否无可避免地坍缩（zusammensinken）为那种片面的简单性，而对这个初始的直接性的继续规定（fortbestimmung），是否就已经否认了“纯粹直接的自身在场（selbstpräsenz）”这一预先的设想。
黑格尔的这一论证指出了对上述那些启示方案（Offenbarungkonzeption）的批评之要点，这些启示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原则，“就像开枪一样（wie aus der pistole）”（65）：他们认为直接性也可以用直接的方式来把握，而没有看到，他们所处理的是一个逻辑范畴，这个逻辑范畴本身又关涉着一个中介活动。即使它被设定为排除了一切中介，它还是表明自己是抽象活动的产物（Abstraktionsprodukt），因而被中介之扬弃所中介。黑格尔着重指出了开端的结果性特征（Resultatcharakter），他说，逻辑的进展同时是“向根据，向原初的、真实的东西的返回……，被作成开端的东西依赖于它，并且事实上由它产生”（70）。黑格尔接着说道，“最初的东西正是由最终的东西，即根据所产生出来的，前者首先作为一个直接者而登场”（同上）。因此，逻辑系统一定会被构造为一个圆圈，即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最初的东西也将是最终的东西，而最终的东西也将是最初的东西”（同上）。于是，开端问题被明确地设定为整个系统的结构问题。
现在，开端问题仍然是必须要坚持绝对无预设的思想。开端范畴不能从预设在它之先的另一个范畴中取得任何肯定的规定性。因而绝对知识不能充当纯存在的肯定的规定之根据（Bestimmungsgrund）。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虽然纯存在是从绝对知识的坍缩中产生的，“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个纯粹的存在，这个绝对直接者，同样是一个绝对间接的东西”（72），但是，开端的本性又蕴含着这样一种必然性，即“它在本质上同样必须被把握为纯粹直接者这样一种片面性，因为它在此仅仅作为开端而存在”（同上）。以这种方式，纯粹直接者同时又是经过中介的。虽然它不再奠基于先前的绝对知识的范畴之上，而是出自开端的概念：因为它是开端，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片面的纯粹直接者，但是在这里，纯知必须再次发挥作用，虽然纯知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充当一个肯定的根据，使纯存在由它产生并因而成为一个派生性的东西，而是“仅仅提供了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这样一种否定的规定”（72）。
黑格尔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在开端的本性中已经有了存在与无的统一体。因为开端的概念意味着“尚且是无”，并且应当变成某东西：
“它尚且是无，并且应当变成某东西。开端并不是纯粹的无，而是一个应当有某东西自其而出的无，因而存在也已经包含在开端之内。也就是说，开端包含着存在与无二者，是存在与无的统一体……” （73）
从纯粹的无中似乎得不出任何更进一步的东西，因此，它似乎不适合作为开端，而唯一能够作出开端的，是一个有某东西从中生成的无，也就是纯粹的存在。
在这里，黑格尔通过一种回溯性的（rückläufig）、自反性的（reflexiv）论证方法，解决了那个问题，即绝对的开端在无预设的同时又是有方法、有根据的。按照这种论证方法，开端并不指涉任何先行的根据，而是否定地从后续的东西中取得自己的规定。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仅现成存在着纯粹的直接者或纯粹的直接性，规定同时也现成存在着，也就是说，纯粹的直接性应当是初始的直接性，但其中也蕴含着继续规定的必然性。黑格尔在《逻辑科学》第一版中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
“现成存在的无非是作为开端的纯存在。在这个规定当中：作为开端的纯粹直接性是一个更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可以分析地展开那些直接地包含在其中的东西，看看它会走向何处。”（WL IA,12）
但在第二版中，黑格尔又试图将这一表述相对化，他指出，开端是“一个不可分析的东西”，也就是说，因为“开端本身”是一个完全空洞的东西，所以它应当是不可分析的（75），但从对开端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应当是整个系统之开端的“开端”概念，只不过是系统的一个子类（sub specie）。
虽然黑格尔试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种对开端的自反性论证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论证，而只是一个外在的反思，是对那些倾向于从“开端”这一概念或表象（Vorstellung）出发而不是从纯存在出发的人的“善意的建议（Vorschlag zur Güte）”（73），但黑格尔还是不得不在之后的阐述中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这些所谓的反思对于开端而言并不是必需的，相反，它们是“自成一体的（für sich fertig）”（69），有如下段落为证：
“但是，如果任何预设都不应当被作出，而应当直接地施行（nehmen）开端本身，那么，开端便只有通过——它应当是逻辑或思维本身的开端——来规定自己。……所以，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开端，又或者说是抽象的开端，二者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同的。” （68页及下页）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黑格尔似乎还是认为，有可能以直接的方式从全然直接的东西开始。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之后，黑格尔接着说道，绝对的开端：
“不可以预设任何东西，既不能经过任何东西的中介，也不能具有一个根据，相反，它本身应当是整个科学的根据。因此，它必须全然是一个直接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直接者本身。”（69）
黑格尔既不能也不想让纯存在仅仅是一个抽象活动的产物，它同时也应当是绝对的“原则”和“首要的东西（Prius）”（66），是整体的根据，是一个“在一切后续的展开活动（Entwicklung）中当下存在并自我保持着的基础（gegenwärtige und sich erhaltende Grundlage）”（71）。然而，当他这样做时，黑格尔重新生产出了他最初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那个疑难。首先，开端必须全然是一个直接者这一观点直接地与“它既不能是一个直接者也不能是一个间接者”的说法相矛盾。其次，存在必须是整体的根据这一事实似乎意味着，存在还是必须在自身之内具有一个关联（Beziehung），因为“根据”是一个反映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并且，如果这个根据真的是“一个直接者”，那么它就只能作为一个被绝对地反映回自身之内的东西（ein absolut in sich reflektiertes）而存在（参见WL II.113），而绝不会是逻辑系统的开端所应有的那种纯粹的直接性。
此外，如果真的有可能直接地施行开端本身（WL I, 68）的话，黑格尔本人就必须跟他所批评那些独断的直接性思想家一样，“像开枪一样”从一个绝对的原则开始。实际上，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个空洞的、无规定的、无区别的（！）存在，这个在一切形态（Formation）中自我保持着的在场的基础（präsente Grundlage），与黑格尔一向坚决反对的谢林的“绝对无差别”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开端——只有这一论点，才使黑格尔脱离了形而上学的立场。但这一论点恰恰意味着，开端这一全然直接的东西也先天地经过了中介，即思维（它应当被演示在后续的东西当中）通过一个抽象活动，从作为整体的思维自身中抽离（abstrahiert）了出来。⑤
⑤参见Theunissen 1978 1,114页；Kemper 1980,172页；Adorno 1963, 46页
黑格尔所致力的初始范畴必然是片面的，它通过思维的自身抽象活动（Selbstabstraktion），亦即一个自我指涉的（selbstbezüglich）否定性，唤起了纯粹的、绝对的直接性这样一个假象，但它也应当作为原则和首要的东西，也就是本体论的在场原则（无处不在的当下存在着的基础）而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黑格尔重新生产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疑难论（Aporetik，译者注：对那个形而上学疑难的探讨，相当于“本体论”），这一基本的张力（Ambivalenz）贯穿了整个黑格尔的逻辑学。顺便提一下，这样一种张力——就它涉及绝对的开端而言——在通行的黑格尔二手文献中是无可争议的，即使人们对它的评价各不相同。例如，Theunissen谈到了“开端的模棱两可性（Doppelbödigkeit）”（1978,205），Fink-Eitel谈到了“双重结构（Doppelstruktur）”（1978,32），亨利希也指出了那种“两可性（Zweideutigkeit）”（1971,156），Kemper则直言不讳地斥之为“疑难”（1980,164）。⑥然而，这种双重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在放弃存在的原则特征的情况下对开端进行自反性的、结构性的（struktural）论证，本身就造成了传统疑难论的瓦解（同时也为黑格尔恢复它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坚持“存在”作为一个本体论原则，又顽强地阻挡了疑难论的瓦解。我们的论述就从这里出发，黑格尔所宣扬的“开端必须是一个全然直接的东西”这一观点，是对他所同样描述过的开端的预设结构的抽象的否定，这种抽象的否定“彻底斩断了一切预设”，因而肯定地表现为简单的直接性这样一个假象，但在Bubner看来，这一做法与一切辩证法相矛盾，只有独断论才会以这种方式构造自己的原则（Bubner 1978, 106）。
⑥另见Fulda 1978,136ff；Schrader-Klebert 1969,126
根据“科学必须以什么为开端”一节中对于开端问题的论述，开端只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把纯粹的、无规定的（unbestimmten）直接性这一范畴置于开端，但它作为范畴，并不全然是一个直接者（是的话或许会导致黑格尔想要避免的范畴直观（kategorialen Anschauung）），而是一种反思的表达，根据这一反思表达，存在被规定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反思的表达虽然以这种方式扬弃了自身，坍缩为一个“空洞的语词（Wort）”，即“存在”（79），但也经过了全部范畴所构成的整个系统的中介，在对这个系统的演示过程中，开端的中介性被揭示了出来，纯存在则被演示为一个假象：
“存在是一个完满的抽象活动的结果，因而已经是抽象的否定性或无，但就存在作为一个简单的、直接的东西而言，科学已经把这种回忆抛在了身后。于是，科学明确地从本质出发，在自身之内把那个片面的直接性演示为一个经过中介的直接性……”（104）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接受纯存在，正如Theunissen所说的 （1978, 100, 104 ）那样，是为了揭露纯存在本身以及它的初始性仅仅是一个假象。在此意义上，阿多诺也反对黑格尔（本人）的本体论诠释，即存在远不是整体的原则，而是“一个在本质上被否定地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法之环节”（1963, 45）：
“黑格尔的存在是非本质（Unwesen）的对立面。直接性、假象、存在据说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发生学上（genetisch）都先于一切反思与一切主客分裂。但黑格尔其实并没有赋予存在概念以原初性，反倒是抹除了它的原初性。”⑦
⑦黑格尔在第一章注释三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将纯存在这一概念与印度的“梵”的单调的“唵、唵、唵”相比较，并称之为“沉闷、空洞的意识”(101)。除了海德格尔之外，没有人真的把这种单调性当成是黑格尔系统的原则和首要的东西，海德格尔因此指责“黑格尔放弃了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出的——与实事的（sachhaltigen）‘范畴’的多样性相对的存在的统一性——问题”（Heidegger 1977, 3）”。
纯存在这一思维规定，先天地关涉于反思的那种过程性的否定性结构（直接性与中介活动的辩证法，表现为设定活动（Setzen）与预设活动（Voraussetzen）的过程性关系）。只有从这样一种否定性结构出发，我们才能分析那个自反性的论证结构，即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开端问题的“无预设性与有预设性的矛盾统一体”，以表明这个矛盾不能被消除，而只能在辩证矛盾的意义上加以概念式把握（begriffen），从而表明它并不一定会导致疑难。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不顾一切地坚持住那个作为绝对原则的存在，亦即整体的那个——在场的并且自我保持着的——基础。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使黑格尔不顾这些难题——他无疑看到了这些难题！——而坚持认为，存在能够既受到批判的限制，又“同时”始终是整个逻辑运动的首要东西和基底（Substrat）呢？在我看来，这背后的意图是，使这个运动在演示结束时，导向一个绝对的“实体性的主体性本体论（Ontologie substantialer Subjektivität）”（Henrich 1971, 156），其中，绝对的概念被规定为存在本身，存在亦被规定为绝对的概念。众所周知，正如Theunissen所说，在《逻辑科学》的总方案中，“客观逻辑”的那些在本质上批判形而上学的成分让位于“主观逻辑”中“对形而上学的过分肯定的参考（allzu affirmativen Metaphysikbezug）” （1978, 42）。在从本质逻辑到概念逻辑的过渡那里（见本书第四章），我们将会详细探讨，黑格尔从那些被否定地反映回自身之内的规定（negativ in sich reflektierten Bestimmungen）中再次引出了作为“全然直接的东西”的简单直接性，以保证他的“概念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化（Fulda）。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这个绝对的（schlechthinnig）直接性在每一个规定中都绝对地保持自己。
一方面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想要全面恢复本体论，可能正是整个逻辑学的这种双重结构，造成了逻辑学开端的模棱两可性。至少这部著作的一个前后一贯的论点是，整体之过程性的反思结构排除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开端的抽象直接性构成了整个系统之在场的且自我保持着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基底作为基础，那么对于恢复本体论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客观逻辑到主观逻辑的过渡就是不可理解的。黑格尔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他志在坚持一个在逻辑和方法上有依据的绝对抽象的开端，而不去预设任何全然简单的在场原则，然而，这似乎令本体论的重构计划在逻辑学的开端就遭到了质疑。
开端问题和反思逻辑最重要的评论者之一亨利希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最初的、全然简单的基本规定（Grundbestimmung）”（Henrich 1971, 84）这一点严重威胁到了纯粹逻辑学同时作为绝对本体论的计划，它使得黑格尔的逻辑学最多被化约为一个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自我指涉的意义序列（Bedeutungsfolge）”（同上, 156），也就是说，这些纯粹的思想规定不再是“绝对的特征”，它们不再被规定为纯粹理念的铺展（Auslegung）（同上, 82页注释6）。亨利希不想放弃“主体—实体—本体论（Subjekt-Substanz-Ontologie）”的计划，所以他把重点放在拯救纯存在在全然简单的在场意义上的肯定性。他向我们保证，开端的那个预设结构及其在回溯性的论证过程中的扬弃⑧实际上只是“科学必须以什么为开端”这一小节的内容。（但是，在逻辑学第一篇的预备性概述那里（WLI, 82），黑格尔不也讲过一种用反思范畴来论证开端的办法吗？在那里，黑格尔明确指出，存在的无规定性只能通过它与规定性的对立来理解，无规定性于是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纯存在的质或规定性。）亨利希认为，在存在论第一章真正对开端加以演示时，无论是对纯存在本身而言，还是对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而言，都再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运用反思范畴的论证（Henrich, 同上88），反而“否定神学般地（via negationis）”（同上79）引入了一个对直接性的简单表达，“它避开了一切构造活动（Konstruktion）”（同上89），从而满足了它是绝对者的第一个规定这一条件。
⑧下文之所以不再使用“扬弃”一词，是因为笔者想要强调“保存（Aufbewahren）”的环节。
在此，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反驳亨利希的论点。首先，单凭文本就可以看出，黑格尔在第一章中同样运用了那种回溯性的论证结构，正如Kemper所说，黑格尔在真正的开端（译者注：指从纯存在开始的正文）那里“恰恰没能放弃“开端”的概念”（Kemper1980, 164），我们还可以补充道，这正是整体的反思结构所造成的。其次，那个声名狼藉的“否定神学”不是别的，就是亨利希所否认的那种自反性的论证方法，这一点可以在亨利希本人的诠释的基础上得到证明——这正是亨利希诠释的开创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