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国时代：一半是喧闹的航线

TSN-BEG-CCS，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滨海机场，人很少，开放的柜台也很少。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该熙熙攘攘的交通中心显得过分空旷。机场大厅本来就是为熙熙攘攘而设计的，没有了匆忙赶路的人潮，它也显得失去了本性。

乘客一批批地前来，比我想象得要多，最终是九十多位，中国人占一半。似乎所有的中国乘客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逆行者”；而委国乘客则从容得多，口罩早已扒拉下来，一边啃着使馆发的三明治，一边与同伴谈笑风生。

扫二维码填写中国出境表、手写字印得很模糊的委国入境表，仿佛从电子时代倒回到上个世纪。我们进行托运行李称重—托运行李付费—托运行李检查的繁琐步骤，以往这些可以在一个柜台搞定，现在分成了三个。这种处理方式非常拉美。

飞机定于晚7:30起飞，但7:20还没有让我们登机的意思。原来是飞机还没打扫消毒，货舱也没装载完全——他们拉美人不管在哪一块土地上，都是将拖延进行到底。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被允许登机，此时许多中国同胞开始套防护服。9:30飞机正式起飞，比预计晚了整整两小时。

机型是空客A340-200，很老的机型了，它是目前唯一一架在役的A340。虽然年事已高，这已经是Conviasa唯一能执飞洲际线路的飞机。起飞后大约一小时，第一餐被穿着防护服的空姐们推了出来。也许是考虑到大部分人都是早早到机场等待，没怎么吃好，这一餐的主菜分量惊人，锡纸盒是通常的接近两倍大。

过了几小时后，第二餐如期而至，而我完全不饿，就没有要主菜。大概瞄了一下四周，虽然大家都被叮嘱了飞机上最好不要饮食，但鉴于委国人全都吃得热火朝天，甚至交换手中的餐点，中国同胞们也忍不住，纷纷取下口罩开吃。

整体来看，两国人之间差距明显，中国人基本上不说话（也有穿着防护服很憋屈的原因），而委国人则从头说到尾，小朋友更是在走廊穿梭嘻戏，自家家长毫不理睬，还得空乘出面劝阻。我斜前方的一位大姐，口罩长期挂在脖子上，与散落在各个区域的朋友攀谈。

第三餐是什么忘记了，只记得也没吃多少。无体力消耗的情况下，完全没有食欲，身旁的委国留学生倒是每次都能吃完。

我们在吃第一顿饭之前就开始闲聊。留学生Eli今年27岁，在中国修了两个硕士学位，铁路建设和城市规划。我说，委国现在还没有铁路，你学铁路是想去建第一条线？Eli说，不知道，看现在的情况，短期内是没可能了——石油产能崩溃，全国加不上汽油，连汽车都开不动，更别说火车了。

Eli在北京和唐山呆过。她很喜欢北京，而觉得唐山很无聊，“因为那里晚上七点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这不可能，中国不可能七点就熄火，她说她指的是“夜生活”。她和我一样喜欢旅行，尤其分享了在巴塞罗那的经历。

降落时间是当地上午十点多，最后一餐是早餐，看起来应该是在贝尔格莱德取的，包装上全是斯拉夫文字。

与一年前降落的航站楼不同，飞机停靠在一个比较像汽车站候车厅的地方。护照被统一拿去盖章，行李不用查验就能全部带走，而所有人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这场超过二十四小时的旅程，在半数乘客的喧闹中，到此终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