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至隋唐經學沒落的徵兆】

（經學標準化反造成經學的衰頹）（儒學的發展困境）

（出自臺灣大學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八章〈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頁215-7。）

　　廣義的「文」是文化，狹義的「文」是文學，前者為知識（真）而後者為藝術（美），層次高下有別，其義是求知必須「一以貫之」而為藝常是「抒發己見」，「完全」的價值當然遠勝於「部分」，所以學文理應博通致知而不限於善用言語。科舉的流弊正是重視文學而忽略文化、為美而失真、有藝而無知，這是學者急功近利的結果，並非科舉的原意，此情顯示隋唐學術求道之志已不如古代。經學即是儒學，儒學是「士志於道」之學，故經學實為道學。漢初獨尊儒術雖於崇道甚有貢獻，但求道即是求知，其提升非憑政治之力，而且求道不進則退，為尊儒崇道設定形式標準或施行辦法最終常陷於「揠苗助長」，使人備受限制或深受壓力而難以盡情盡興學習，結果反不如正常的教育。以後見之明而論，孔孟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求道者，後人既然無法超越先秦儒家，則漢代以下經學在知識上本已不能更進，而當儒家成為道學正統且其觀點已經「權威化」之後，士人更無發揮個人才性以增光於真理的機會，因此經學的衰微乃是中國歷史必然之情（同理，國史著述以中古之前者為優，這應與「官修正史始於唐代」有關）。所謂經學衰微並不意謂學者減少而是治經成績貧乏，然則魏晉以至隋唐經學的沒落絕非由於玄學與佛學的侵襲、或是科舉重文學（進士）而輕經學（明經）的影響，此種狀況實為經學式微的反映或結果，而非造成經學式微的原因；事實上儒學是正確且可行的治道，歷代皇室即使偏愛道家或佛家也絕不至於反儒，否則政權便有自我顛覆之虞，而且在獨尊儒術的傳統下，歷朝對於儒學只有加以肯定並確定其義，可見經學沒落的主因當不在於政治社會而在於精神世界 。簡言之，標準化是經學衰微的緣故，此事正如宗教流行之後必有的教條化現象，其病是「欲速不達」甚至「適得其反」，成因並非輕視，無能才是原由，蓋凡人才智不高，於天理領會有限，其學道難免形式化，然後便成僵化而致退化。兩漢經學已無力闡揚聖人深意，後代更是如此，學派分別即其明證，因為道為唯一，論道而分派顯示莫衷一是的困境，然則今文古文、鄭玄王肅、北派南派等不同取逕的出現，表面上呈現經學研究的昌盛，其實卻非「真理越辯越明」，這正是經學沒落的徵兆。在此情形下，佛學與玄學可以滋養枯朽的經學，但終究不能使其起死回生，畢竟儒家與釋道的旨趣並不相同，所以佛學及玄學滲入經學不可視為經學的盛況，卻應認作經學的疲態。「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陽貨〉），治經成績不優也不致經學為朝廷所棄，事實上漢初獨尊儒術以來，統治者莫不以官定經義之法提倡儒學，而不因學者爭議之情廢弛經術，但此種「標準化」的文化政策卻造成經學實質上的衰頹乃至是扭曲，這證明真理具有超越性（理想性），以功利勸學恐是「反其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