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年数据统计 1956年

1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出现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它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按地区按行业将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这种企业，国家完全掌握了生产资料。企业的经营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管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仅限在定息上，他们一边拿定息，一边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企业管理权、利润分配权。资本家只能以企业的工作人员身份，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企业管理。这样，企业的性质基本上与国营企业相同。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即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召开座谈会，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久，在工商联会议上，政府领导人又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等问题进一步作了说明，为掀起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中心内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揭开了序幕。

1956年1月，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者走在了高潮的前面。1月1日，北京市的工商业者首先向国家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分为3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批准公私合营，生产经营照旧，从业人员一律不动。第二步是依靠工人、店员和资本家的群策群力，进行清产核资。第三步是进行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工作。

天津在1月20日，也先后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改造都加快了速度。到1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相比，企业的生产资料已由原来的公私共有转变为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资本家虽有私股，但已不起资本的作用，它与生产资料已经分离，只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之外，对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无权过问，资本家虽然在企业中安排了工作，但只是作为管理人员进行工作。工人完全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企业的主人。所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改造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创造，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性步骤。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79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区别工作，即把这一大批参加公私合营企业，但没有雇佣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同本来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加以区别，明确他们原来就是劳动者。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这次列入区别范围的，共计86万人，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属于原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的16万人，约占19%。从中也可以看出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对资本主义改造工作的确有过急过粗的缺点。 

 但是，从总的来看，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这种和平赎买的政策的设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列宁的方案没有能够很好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联盟。这种历史背景加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还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

2     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1955年12月5日，毛泽东的指示：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快一点，不要出现“两翼”（指“三大改造”）走在前面而主体（指示工业化）落在后面的现象。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社论充分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方面取得的成绩，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并说：“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社论认为一，“多、快、好、省”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

社论预计，“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有可能提早完成。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早完成，毫无疑义将会增加我国的工业生产力和加速我国的商品流通，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勤克俭，继续艰苦奋斗，在新的一年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以及在其他许多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3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除了必需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当前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我国的科学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独立解决”。

面对这种现状，“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那末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呢？报告提出了下列几个应解决的问题：“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目前，有些地方“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材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既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又要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2月24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规定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培养知识分子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要求全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科学知识，务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精通业务的专家，力求中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几年内（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贯彻，使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4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 

1956年1月23日，通过了《纲要（草案）》的修正案。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谈到纲要制定的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办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草案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规定在12年内，按照全国不同地区，使我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分别达到60斤、80斤和100斤，实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1倍半以上，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

1960年4月，正式颁布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1956年的纲要，1960年才正式批准）

《纲要》全文分为“序言”和“纲要”。序言指出，《纲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全国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序言还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要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纲要》正文分为两大部分。

首先，《纲要》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纲要》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要求合作化基础较好并且开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其他地区则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鉴于1956年底全国农村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经过修改了的《纲要》提出，今后的任务是要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并提出了巩固合作社的六项条件。

其次，《纲要》规定了规划期间内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指标。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纲要》还就发展畜牧业、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农具、推广良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保持水土、消灭病虫害、发展山区经济、发展林业、发展水产、办好国营农场、改善农业科技工作、加强气象水文工作、改善居住条件、除“四害”、消灭最严重的疾病、扫除文盲、发展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电话网和邮政网、调整农村商业网、发展农村信贷合作、发挥复员军人和农村青年积极性、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巩固工农联盟等问题提出了发展目标和方向。 

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因而在“一五”计划后期出现了问题。比如：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信贷增长过快，财政收支、物资供需和银行信贷更新换代失去平衡，出现了财政赤字，造成市场紧张、物资短缺，引起人民不满。

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进行了理论总结，于4月25日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个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都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主要内容是：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因而也不可能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又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忽视了这个问题，我们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因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有保证重工业发展的粮食和原料，以及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才能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讲话中强调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是历史上形成的，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和利于备战，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基地应当摆在内地。但是，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需要依靠原有工业基地的支持，因此，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这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方针。但是只有加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才有物质基础。所以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以上三条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这些方面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某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收入逐年增加。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还要处理好地方间的关系。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就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6）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必须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必须更好地贯彻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

（7）党和非党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间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主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这样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这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要继续发挥作用。

（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不镇压反革命，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危险。一定要分清敌我，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同时又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分子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因此，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是非关系。解决是非关系问题，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问题。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6       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除了已经死亡的47名外，尚有1062名。但由于他们的罪行轻重程度和情况不同，其中大多数经过教育后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1956年4月25日，鉴于上述情况和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理。对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免予起诉。 

同年6月9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3个案件共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他们11年至20年有期徒刑。

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犯上中正高等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7月1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他们12年至20年有期徒刑。

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328名悔罪表现较好或是次要的在押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7月21日特别军事法庭对身患重症，且在押期间表现尚好的日本战犯武部六藏裁定假释。

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抚顺对354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所有释放战犯均由中国红十字会移交给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协助遣送回日本。至此，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已由中国政府全部处理完毕。 

7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被消灭，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但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障碍。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打棍子、扣帽子，这不利于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并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早在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他首次提出“百花齐放”，只是针对戏曲创作和表演而言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进一步阐述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制定不久，时逢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这个方针的贯彻受到干扰和损害。1961年至1962年，党中央先后发布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纠正了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错误，并为执行这个方针规定一些具体政策，使形势发生好的变化。

但由于1962年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一系列过火斗争，使开始好转的形势又急剧向相反方向发展，以后又受到空前破坏，这个方针根本无法执行。

8    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 

1956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计划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同1955年相比，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6%，棉花产量增产18%。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0%左右。其它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也要采取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本来，这些指标已经过高，可是，在当时形势压力下，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各自计划和下达任务时又层层加码，纷纷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年至12年的任务，提前到3年至5年内完成。因此，指标越定越高，速度要求的也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搞越大，从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局面。

由于基建项目增加，基建经费大幅度增加，一再突破计划控制指标，出现了财政难以承受的困难。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失控，造成职工队伍急剧增长和职工工资的大幅度的增加，这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冲击了市场，引起市场供应紧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反冒进已是势在必行了。 

1956年4月14日，《关于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果断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

6月4日，讨论《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时，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坚决下马。 

6月15~30日，《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尖锐地指出了急躁冒进于某些领导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强调纠正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从而把近一年来出现的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认识。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55年夏季以后一味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开始被制止，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也得到了纠正，近一年膨胀的炽热空气，开始压缩和冷却下来，这是建国以来自觉纠正经济建设错误倾向的成功的实践，不仅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反冒进却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这些错误的批评给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 

9     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1951年决定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设在吉林省长春市郊。1953年6月，发布了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全国有80多家厂矿提供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10多个工业部门为生产汽车提供了400多种协作产品，70多家工厂为该厂培训了技术工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2亿元，基本建设竣工面积7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41.1万平方米，宿舍39.9万平方米，安装了2万台机器设备，铺设了30多公里长的铁路和8万多米长的管道，制造了上万套工艺装备。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按时完成了力争三年建成投产的指示要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它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首批汽车经过行车试验后，证明性能良好，符合设计要求。1956年10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建成移交，开始了大批量生产。 

。40多年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经过不断建设发展，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品种生产发展到多品种生产，在“解放”牌载重汽车投产的基础上，又研制了CA30军用越野车、红旗牌高级轿车，第二代CA141型载重汽车，还建设了具有80年代水平的总装、焊接和油漆3条生产线，组装了一批“奥迪”轿车，同时，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质量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它不仅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而且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材。 

10     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制造成功 

中国航空工业是从修理过渡到仿制再走向自行设计制造的。1951年4月，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创建。在迅速恢复和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工厂的条件下，修理了大量航空武器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捍卫祖国领空的急需。1954年7月，南昌飞机厂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型活塞式教练机，后命名为初教—5。

紧接着，我国航空工业开始试制苏米格—17型战斗机的中国型歼—5，迈出了自行制造空军作战装备的第一步。

1954年10月，112厂（现沈阳飞机公司）接受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任务。该厂是在伪满飞机制造厂留下的一片烂摊子上扩建起来的。开始时工厂只有大约200名工人，1952年党和政府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批老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全厂人员猛增到几千人。

1955年4月，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到齐，工厂立即组织翻译和绘图。同年8月，完成了工艺规模和模线样板等生产飞机的准备工作。9月开始制造飞机，至1956年2月，整个飞机的20多万个零件全部制造完毕。接着，飞机又顺利完成了静力试验，129种受力情况试验全部符合技术要求。1956年7月19日，一个载人中国航空工业史册的日子，中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进行了首飞。

9月19日，首批生产的4架歼—5飞机交付了部队使用。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新中国首批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以雄壮的阵容，在北京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新阶段。 

11      周恩来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作《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 

“中央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

“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 

“要使人民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他特别要求大家经常警惕“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2    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 

手工业是现代中国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超过700万人，到1954年高达891万人，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3%。

手工业的特点是分布面广、行业众多、产品多样。广大手工业者生产城乡人民所必需的相当数量的日用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承担着城乡人民不可缺少的修理、服务业务，某些特种手工业产品还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但个体手工业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由于受劳动、技术和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其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具有很大的困难和局限性，无法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发展的需要。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手工业者的困难，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势成必然。

1953年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手工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提出了对手工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并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应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其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人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4.1万多个，参加合作社组织的社（组）员达121万人。

但是手工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合作社（组）发展较快，工作粗糙。手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在产、供、销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现象。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原料供应不足，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1955年5月，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报告的指示中，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对手工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

1956年1月5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发出《关于在集镇和农村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农村手工业改造必须与农业合作化紧密配合进行，发挥手工业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服务的作用，要以县为中心，建立农具修配的大型生产合作社。自此，全国范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开始出现。

1956年1月12日，北京市手工业全部实现了合作化，其它各大城市纷纷学习北京的经验，改变了原来以区为单位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全市按行业全部组织起来的方法。之后，天津、南宁、武汉、上海等城市也都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2月，全国有143个大中城市（占城市总数的88%）和691个县实现手工业基本合作化，参加手工业合作化的从业人员达300万人。 

1956年6月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同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已达到104322个，社（组）员470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不包括农村兼业手工业者），产值108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9%。至此，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总的看来，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没有发生大的偏差。

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3       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的确立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统治地位。 

邓小平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这个改造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多种过渡形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发展到高级社的过渡形式，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逐步过渡可以使被改造者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避免因生产关系突然改变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其次，这个改造是用和平方法进行的。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即说服教育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把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但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我们把这个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使它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所以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第三，这个改造是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这两种改造同时进行，互相促进。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所谓人的改造，既包括资本家、富农等剥削者的改造，也包括广大劳动者的改造。当然，剥削者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既要把剥削者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又使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不断提高觉悟。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尽管在改造的后期由于过于仓促和粗糙造成的偏差，以致长期遗留了许多问题，但是，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肯定：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是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二是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而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由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加上长期拘泥于具体模式，忽略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存在着“求纯”的倾向，改造后期又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所以会遗留下许多问题。

一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允许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

二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改造的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后，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需要发挥，如何发挥？

三是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否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在改造高潮中被掩盖起来。客观形势要求党和政府进行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