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偕行：赵纫兰和李大钊的“婚姻故事”

因为《觉醒年代》，我和很多人一样第一次“看见”了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以及这对夫妇患难与共、相伴一生的故事。在听惯了所谓“民国大师”的风流韵事之后，李和赵的故事仿佛一股令人惊讶的“清流”。有考证精神的观众大概会知道，《觉醒年代》里面另外两对夫妇——陈独秀和高君曼、胡适和江冬秀的真实情况，远不如剧中之美满。

对于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婚姻故事”，我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查阅了许多论文和书籍，走访了北京和乐亭两地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陵园等地……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我看到赵纫兰只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妻子”被谈及，简略地，面目模糊地。

在这些浮光掠影般的叙述中，我的好奇转变为疑惑——赵纫兰这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小脚农妇，如何能够跟身为文化名人、大学教授和革命者的李大钊相伴一生？在这段身份悬殊且聚少离多的婚姻中，她又经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

但是关于她的历史资料太少了，我只能用一点推理一点想像去还原她的内心世界，重建她的视角。这将使本文迥异于传统的历史写作，而是一名女性写作者试图抵达一位女性历史人物的叙说。

（一）结亲

1899年，李大钊和赵纫兰成亲，当时李大钊10岁，赵纫兰16岁。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是童婚，是两个孩子在双方家庭的安排下被拉到一起。但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寻常。

关于这桩婚事，我没有查到任何详细的记载，我不知道它拥有怎样的仪式，我也不知道当事人这两个孩子是怎样的心情。但我可以推测，赵纫兰和李大钊在婚前就已认识。李赵两家相熟，李大钊祖父李如珍和赵纫兰父亲赵文隆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曾是读书人，又都因为官场黑暗而选择从商。两人合伙到东北做生意多年，后因东北土匪横行双双返乡，也就是河北乐亭大黑坨村。当时两家都还算富足。

赵纫兰将嫁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中去，她本该感到庆幸的，但李家的一些情况恐怕令她无法不忧心。首先是生计，那时候李家家业已有颓势，主要是因为李家缺少劳动力——李家仅有三口人，祖父李如珍已年逾七旬，其老伴崔氏疾病缠身还有些痴傻，而李大钊尚年幼。家里的生计完全压在一个七旬老人身上。然而比生计更让人焦心的，是家人之间的敌意。

李家的家庭关系颇复杂。李如珍和崔氏有三个女儿，其中三女儿“老捡姑子”嫁在本地，时常和娘家来往的同时也惦记着娘家的财产。可是李如珍又从二弟李如珠膝下过继了儿子李任荣，从此种下了家庭矛盾的祸根。1888年当地发生大地震，李任荣割舍不下自己的原生家庭，跑回去救援，以致劳累过度，第二年就病死了，而当时他的妻子周氏已有身孕。自此，周氏郁郁寡欢，她在生下李大钊不久之后也撒手人寰。李大钊以一个“过继的孙子”的身份长大，尽管很得祖父李如珍的疼爱，却也备受祖母崔氏和老捡姑子的忌恨。家里因此时常发生争吵。当李如珍不在家时，他总担心崔氏和老捡姑子会伺机把年幼的李大钊害死，所以要找人来仔细地看护这个孙子。很难想象一个小孩是如何在这种敌意中成长的——他可曾有过怨恨？还是如同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所言，他对旧社会妇女的愚昧充满同情？[1]

这些事情，我相信赵纫兰也一定听说过。她想必也会知道，她和李大钊的亲事将遭到崔氏和老捡姑子更大的怨恨，因为这意味着她俩占有家产的愿望更渺茫了。不过，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凄楚的小男孩，女性往往会泛起某种母性的慈悲。所以她会愿意去保护他，所以她怀着莫大的勇气嫁入李家。

我很喜欢《觉醒年代》当中的一个细节：赵纫兰叫李大钊的乳名“憨坨”[2]，而李大钊唤她“姐”。我没有在史料中找到这个细节，这可能是创作者的想象，但倒也合理。它揭示了李赵二人感情的本质——他们从一开始就更像是亲人。李大钊后来写过很多文章探讨妇女问题，他赞美女性“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这些也许正是他年少时从赵纫兰那里得到的温暖。[3]

赵纫兰的到来无疑使李家焕发了活力，虽然她的职能在今天看来可能更像一个保姆——她将家事料理得整整有条，把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极大地减轻了李如珍的负担，也让李大钊得以安心学习。在那之后，李大钊的学业进展很顺利。

（二）求学

李大钊的求学之路将把他带往赵纫兰难以企及的地方。

他从小就是块读书的料，在乡里是有名的。准确来讲他小时候并不叫李大钊，那是他成年后自己取的名字。他乳名“憨头”（《觉醒年代》中写作“憨坨”），学名叫李耆年，字寿昌。这学名是他刚上私塾时先生给他取的，意为长寿。但为了简便，我们还是称呼他为李大钊吧。李大钊7岁入本村谷家私塾随“秀才”单子鳌先生念书，三年后单先生表示自己的水平已无法再教他，于是李大钊转去邻村张家专馆“增广生”赵辉斗那里学习。赵辉斗和李、赵两家交情很深，在其悉心栽培下李大钊成为本地有名的“神童”。[4]

赵文隆很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女儿许配给他。[5]赵文隆颇通文墨，否则他不会引《离骚》中的“纫秋兰以为配”来给女儿取名作“赵纫兰”。赵纫兰被赋予了一个风雅的名字，却没有被给予太多的教育机会。毕竟她只是个生活在旧时代的农村女孩。她应该只上过自家私塾，识一些字，但文化水平不高。[6]她也许还是个小脚妇女，那时候他们村里的妇女普遍缠足。[7]我很想知道赵纫兰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业和小脚，也许对于她这样的旧式妇女来说，唯一的人生选择便是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其他的问题根本不必思考？但或许她亦曾觉得不甘心？当她看着李大钊蹦蹦跳跳地出门去上学的时候，她只能站在门里面看着，也许手上还正忙着家务活儿——她会羡慕吗？

赵纫兰和李大钊成亲后不久，李大钊便要去往更远的地方求学，1900年他到乐亭县宋家专馆随“优贡”黄宝林读书，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堂，1907年又去往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他甚至要远渡东洋前往日本留学……[8]李大钊一步一步地，离家乡越来越远，他的志向也越来越大。他热心于西方学说，关心时事与政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去日本留学前夕，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钊”，远也，勉励也；“大钊”有志存高远之意。[9]

如果说李大钊是展翅高飞的大鹏，那赵纫兰就是笼中的禽鸟。她在李家那一方小院里忙碌着，渐渐成为家庭的支柱和丈夫的依靠。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就读那几年，祖母崔氏和祖父李如珍相继去世。祖父去世时，老捡姑子乘机大闹，借着办丧事的机会将李家家产挥霍了大半。经济压力之下，李大钊面临着失学的危险，这时候是赵纫兰和娘家站了出来，为他凑足了上学所需的费用。往后余生，李大钊不曾忘记这份恩情。多年后他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10]

老人的去世，令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般紧密起来，他们也只能彼此依靠了。可能就是在丧期过后，李大钊和赵纫兰有了夫妻之实。1907年，赵纫兰生下一个女婴，但孩子很快就夭折了；1909年和1911年，儿子李葆华和女儿李星华相继出生；1913年，她又生下一个儿子。[11]那之后不过数月，李大钊就动身前往日本了。而赵纫兰留在家乡，独自守着三个孩子，日子原本过得忙碌又充实。谁知不久后，小儿子竟突然得了天花，病亡时还不满一岁。当时李大钊身在日本，赵纫兰必须独自面对这一切，其孤独与无助可想而知。她一定日夜盼望着丈夫学成归来吧。

（三）重聚

令赵纫兰惊讶的是，仅两年多后，也就是1916年，李大钊就抛弃学业回到祖国，毅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反袁（世凯）斗争”中去了。他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忙碌了几个月，一直到中秋节前才回乡。[12]

当李大钊走进李家院子时，赵纫兰和孩子们大概会对眼前人感到有些陌生——他的脸上多了两撇浓重的胡须。这标志性的八字胡，是李大钊在日本时才蓄起来的。《觉醒年代》中赵纫兰和葆华、星华初次登场，也正是在这时候。剧中设计了两个孩子不认得父亲的桥段，看来也是合理的。

李大钊在家住了半个多月后，去往北京办杂志，一去又是半年，就连春节也无暇回家。赵纫兰亦习惯了这样的等待。李家院子里有两株丁香花，那是李大钊小时候亲手种下的。1917年4月，正是丁香花开的时节，赵纫兰病倒了，许是多年来的劳累和思念终于击倒了她。5月上旬，李大钊闻讯赶了回来，足足陪了她一个多月，直到她的病完全好了为止。[13]这次事件或许促使他决定将妻儿接到北京去。

然而好事多磨，李大钊回京后遇上了“张勋复辟”的闹剧，他因上街游行演讲而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避走江南，一走就是4个多月。那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以致于向来积极乐观的他写下“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样的诗句。[14]不过，就在他结束这段苦旅之际，历史会给他送上一份大礼——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而他也将带领中国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些国家大事，恐怕赵纫兰并不能理解，她只是朦胧地知道丈夫有着某种伟大的抱负，并且真诚地信任着他。

1918年夏，李大钊终于将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北京。这应该是赵纫兰第一次离开大黑坨村到城市里生活，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当她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当她走上北京熙熙攘攘的街道时，当她看到紫禁城的大门时……她会觉得新奇，还是不安呢？

据说，为了让赵纫兰更好地适应北京的生活，李大钊在屋里盘了一个炕。[15]《觉醒年代》中也呈现了这一场景。如今在北京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内的北房东屋里，能看到复原的陈列。[16]此外，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趣闻，说赵纫兰由于衣衫朴素被客人误认为是保姆，李大钊知道后，便亲自为她整理衣发，偕她到客人面前，郑重地介绍其身份。不过，对于上述几桩逸事，我未曾在史料中找到相关叙述，它们可能只是坊间传说或文艺创作。

相较之下，女儿星华所写的回忆录应该更可信些。在其中，她写下了李大钊生活化的那一面。

李大钊是没有封建大家长做派的，当他和赵纫兰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不同意见时，他总是很耐心地讲道理来说服妻子；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也很愿意花时间来陪伴妻儿。他喜欢把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讲故事、朗诵诗歌、唱歌、下棋，还会跟孩子们一起玩雪、捡枣，会打趣让妻子用影戏和鼓词的声调来唱古诗……[17]李大钊在家人面前总是很活泼，甚至有点天真和孩子气。

有一次，晚饭后，李大钊忽然想下棋，可是家里没有棋子和棋盘，他就动员大家一起做——赵纫兰负责把红、绿硬壳纸剪成长方形，李大钊负责将它们叠成棋子形，小舅子赵小峰负责写棋子的官衔，葆华负责粘贴，星华则充当后勤打杂……很快，棋子和棋盘就做好了。李大钊又教给他们下棋的规则，大家就开始“对战”了。李大钊下棋总是很认真，一脸严肃，这时候赵纫兰就会在一旁调侃他：“看你爹有多可笑，跟孩子们下棋，还那么认真！”但轮到她自己下棋时，明明已经输了的她却还“耍赖”拿起地雷就走，要去吃李大钊的棋子。李大钊就反过来笑她：“哼，地雷长腿了吗？” 这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赵纫兰才认输。[18]

（四）同舟

我常常觉得，李大钊的家庭就像一叶小船，船舱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然而这艘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河之上，便常常陷于倾覆的危险之中。而且李大钊是那样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弄潮儿，这艘小船只能随他驶向风浪最大的地方中去。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中国成为所谓的“战胜国”，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李大钊也是在这时候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对于他个人而言还有一件喜事，那就是赵纫兰再次怀孕了。

然而，数月后，“巴黎和会”犹如一盘冷水浇灭了国人的乐观，“五四运动”随之爆发。李大钊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夜以继日地忙着，食宿不定，无暇回家。[19]于是就有了《觉醒年代》里，怀着孕的赵纫兰提着衣服、食物去北大探望李大钊的情节。那是非常感人的段落，也是赵纫兰在剧里最后一次出场。

在现实历史中赵纫兰的故事还有很长。1919年暑假，其时“五四”的风波已平息，李大钊携妻儿返乡，并兑现之前对孩子们的承诺——坐帆船回老家。从滦县沿着滦河顺流而下，就能航行到大黑坨村附近。这河段靠近出海口，两岸都是平原大地，覆盖着绿油油的稻田。葆华星华第一次坐船旅行，非常高兴；但赵纫兰显得忧心忡忡，埋怨丈夫不该叫全家从水路上走。

李大钊淡定地说：“尽管叫他们玩吧，只要注意两个人别全都凑到一边去捞东西，别把船弄偏就是了。”

倒不能怪赵纫兰对这条河的恐惧，她说：“这条大河，每年必定泛滥一次，洪水发来的时候，轻则把这一带的庄稼冲得一干二净，重则连房产土地、猪羊猫狗都给卷走了。”

李大钊却说：“我们不能光看见这条河只会破坏。破坏了旧的，就会出现新的；比方破烂的老房子叫它冲毁了，就要盖新房子；土质薄的田地，叫洪水滩淤一次，就会变成肥田。我们应当把滦河看成新生活的创造者……”[20]

李大钊似乎能从一切小事延伸出革命道理：从带着孩子扫雪谈到劳动光荣和劳工神圣，从孩子掉在桌上的饭粒谈到苏俄革命……就这样，他在生活中给家人们灌输了许多革命思想，赵纫兰和孩子们也渐渐理解了他的理想与行动。李大钊还会利用闲暇时间教赵纫兰识字、看报，夫妻俩在文化和精神上的差距慢慢缩小。

1919年暑假结束后，赵纫兰没有随李大钊回北京，而是留在大黑坨待产。这可能是因为赵纫兰考虑到丈夫工作繁忙，不想让他费神照顾自己，而留在老家则有众多亲友照应。11月，女儿炎华出生。但李大钊抽不出时间来接家人。正是在那段时间，他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并和他相约南北呼应，筹建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赵纫兰和孩子们在老家待了大约一年光景，直到1920年暑假末才再次回到北京。当时李大钊已获聘北大教授，又在多所高校兼职，收入有200大洋左右，但他能带回家的钱却很少。一方面，当时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建立，缺乏经费，李大钊就从自己的月薪中抽出80大洋作为经费；另一方面，他经常周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手头上没钱的时候还会到会计科预支，等到发薪水的时候，扣除借款已所剩无几。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听说了这件事，就让会计科每月在李大钊薪水中扣出一部分钱（《觉醒年代》中为30大洋），直接交到赵纫兰手中。[21]

同年，李大钊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起创作了话剧《孔雀东南飞》，借此批判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赞颂恋爱婚姻自由。话剧演出时，李大钊还带着赵纫兰和孩子们去观看。[22]星华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件事，但回忆录里没有谈及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李大钊和赵纫兰这对由封建婚姻所结合的夫妻，竟然一同去看批判封建婚姻的《孔雀东南飞》，他们会不会由此联想到自身呢？他们会不会谈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假如那样的谈话真的发生过，李大钊一定会温柔地开导赵纫兰吧。

可能有人不知道，李大钊是最早利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先驱，写作过《废娼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的女权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并始终身体力行地支持和参与妇女运动。他是真正懂得尊重女性的人，所以他激烈地反对缠足、嫖娼、纳妾等现象，并且能做到知行合一，不同于胡适之流。

（五）涉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赵纫兰自然是很幸运的，她的丈夫是真正的革命者；然而成为革命者的妻子也意味着，她将失去许多普通家庭所能拥有的幸福。

首先李大钊不能像普通丈夫/父亲那样经常陪在妻儿身边，他总是忙着讲学、开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0年，他先后指导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成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并帮助筹办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他领导了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因分身乏术而缺席了中共一大，但他仍然是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迅速发展并策动了京绥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1922年至1924年，他频繁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和孙中山协力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23]于此同时，身为妻子的赵纫兰只能适应这种频繁的分离，默默地牵挂着丈夫。1923年，她还相继生下了光华（儿）、钟华（女）两个孩子，这其中的辛酸恐怕只有她自己知晓了。[24]

更糟糕的是，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招来了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报复手段：比如派流氓在李家门口打伤葆华，然后伺机闯进李大钊书房打砸；又比如在院里放疯狗，导致挺身而出保护孩子的奶妈被咬伤；再比如雇“盗贼”来滋扰，天一黑就在房顶上乱窜；更不必说日夜徘徊在李家附近的暗探了。为了保护家人，赵纫兰找来了弟弟赵小峰和邻居帮忙守卫，中途也曾报过警——但警察正是反动势力的爪牙，自然不起作用。无计可施之时，她托人去找了新的住处，匆忙搬进铜幌子胡同甲3号。结果可想而知，刚一入住，流氓暗探又紧随而至。

1924年春天，李大钊终于回来了，尽管他依旧忙得顾不上家庭，但赵纫兰总算松了口气。谁知没过两天安生日子，钟华却得了急病，而且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夭亡了。一家人正伤心的时候，李大钊又受到反动政府通缉，带着葆华躲到昌黎五峰山避难。而赵纫兰则带着星华、炎华、光华回到大黑坨村。这次军警追到了大黑坨，所幸被赵纫兰和乡亲们应付了过去。

不久后，党组织也秘密寻了过来，是为通知李大钊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赵纫兰这才说出李大钊的藏身之处，并托负责联络的同志给丈夫带去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她询问是否可以由自己出面去给李大钊曾经的好友、时任军阀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写信，请对方设法取消通缉令。毫不意外地，丈夫回信拒绝：“他为直系军阀效劳，而我站在革命大众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事，何况我与白坚武？”

信中还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在这封信的结尾，李大钊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25]

当赵纫兰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她是否会因李大钊的决绝而感到一阵凉意呢？但身为革命者的妻子，她就必须接受他的“无情”。准确来讲，革命者有大爱而无小爱，他们注定无法对自己的家庭倾注太多感情。而赵纫兰只能坚强起来，代替丈夫成为家庭的守护者。

1924年6月，李大钊秘密回京准备赴苏事宜，然后同另外五位代表一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往莫斯科。9月，葆华星华开学在即，赵纫兰不想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她鼓起勇气带他们回到北京，并搬到邱祖胡同和李大钊的一位朋友合租宅院。那之后不久，家里收到李大钊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让她买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再加上他的皮大衣一同寄去。此时李大钊已做好了在苏联长期工作的准备。

只是时局又生突变，那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边联合皖系组成以段祺瑞为执政的临时政府，并废除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与家人分别大半年后，11月，李大钊回到北京，再度与妻儿重聚。此后一家人搬到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度过了一年多较为平静的时光。[26]

（六）坚持

自1924年冬开始，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地区掀起了一阵革命高潮，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反帝斗争此起彼伏，党团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切，显示了李大钊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革命运动领袖”，身兼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27]

这时候出入李家的同志更多了，赵纫兰不仅要负责茶水餐食这些“后勤工作”，而且为了保障革命工作的安全，赵纫兰和表姑薛范氏[28]还会在门外为他们站岗放哨。毕竟赵纫兰此前已多次和军警、流氓正面对峙，斗争经验相当丰富，想必不会再像最初那般紧张和慌乱了。不仅如此，赵纫兰还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常和李大钊、葆华讨论时政。[29]

1925年3月8日，北京召开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李大钊带着星华出席，并发表了演讲。那天晚上回家后，他又给家人详细讲解了“三八”妇女节的来历和意义。他和赵纫兰还谈起亲身经历，他们都曾耳闻目睹的旧时代妇女的悲惨境遇。李大钊对星华说：“你们这一代比起你们母亲他们来好多了！但是离妇女的彻底解放还差得远呢！将来的女孩子，比你们今天的境遇一定还要好得多啊！”[30]

在繁忙工作的间隙，李大钊会把一家人聚在他淘回来的二手风琴前，一边弹奏一边领着大家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当然，他们只能低声地唱，以免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只有到了下雨天的时候，他们才能放声歌唱——雨下得越大，他们的歌声就越高。[31]

而历史的暴风雨也终于降临了。

由于“八国通牒”事件，[32]1926年3月17-18日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却惨遭段祺瑞政府暴力镇压，史称“三一八”惨案。在家中的赵纫兰听说了军警开枪的消息，急得坐立不安，因为她知道李大钊是这次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而且当时葆华也出去了。半晌后，葆华满身是血地走进门来。赵纫兰大惊失色，但仔细查看，又发现儿子并未受伤。原来是葆华在撤退途中被中弹受伤的人压倒了，身上都是别人的血。赵纫兰心神稍定，忙问葆华是否见到父亲，葆华却说没有。那天，赵纫兰等到深夜，才将李大钊等了回来。她发现丈夫的头上、手上都受了伤，但她甚至来不及关心他的伤情，因为他一回来就又忙工作去了。

第二天，她得知李大钊再次被通缉，安宁的日子结束了。

3月底，李大钊率领国共两党党部机关避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同行的还有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33]这时赵纫兰正怀着孕，她不辞劳苦地奔波于朝阳里和苏联大使馆之间，只为能多点照应丈夫的饮食起居；而葆华则充当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把父亲的书刊、信件转送过去。12月，赵纫兰生下小儿子欣华。李大钊无法回家，所以赵纫兰就将刚出生的孩子抱到苏联大使馆去让他看了看。欣华满月后，她狠下心将孩子交给奶妈照顾，自己带着两个女儿住进了旧兵营，去照顾李大钊和同志们的生活。[34]

在旧兵营，大家伙过着亲密的集体生活。比如做饭就是大家一起动手的。李大钊他们以前从未干过这些，但兴头十足，还给每个人分好了任务，配合无间。有一天，一个同志在切菜的时候切到了手，血滴落在菜叶上，李大钊还幽默地调侃道：“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众人被逗得哈哈大笑，好像暂时忘却了身处危险之中。

实则危险日甚一日，苏联大使馆外布满眼线，反动军阀的屠戮也越来越张狂。为了避免机要文件落入敌人手中，李大钊他们只好在院子搭了个火炉用来焚烧这些文件；他们还托人买来手枪防身，闲暇时间就在院里练习打枪。对于练枪这事儿，李大钊的兴致也很高，总喜欢拉着家人分享，比如“瞄准的时候，要把枪握得紧紧的，一不握紧，枪的后坐力就会把手腕震疼”，又或“……很好学，现在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都学会打枪了”。说罢，他便露出胜利似的微笑。

在那段时间，李大钊也并非没有离开北京的机会，然而不管是家人、朋友、革命同志还是党中央，都没能劝走他。赵纫兰就劝了很多次，可李大钊态度坚决：“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35]

李大钊在白色恐怖之中坚持工作了一年，在极为凶险的情况下竟将红色的火种洒遍了整个北方，党团组织、工农运动、武装斗争取得进一步发展，响应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36]面对汹涌的革命形势，军阀头子张作霖坐不住了。

（七）诀别

1927年4月6日，时值清明节，张作霖罔顾国际公法，派数百军警特务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人，其中也包括赵纫兰和星华、炎华。[37]

星华回忆说，那本是个天气温暖的早晨，她和妹妹炎华高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李大钊看见了就说：“快到外面玩去吧，真是春天了！”于是，赵纫兰兴致勃勃地带着炎华出去散步，连早饭都没顾上吃。李大钊和星华则在屋里，前者在写作，后者在看报纸。

突然，外头一声枪响，然后是一片混乱的喊叫声、脚步声。

李大钊镇定地拿出手枪，带着星华走到院子里查看情况，又躲进一间较为僻静的小屋内。然后，他找了把椅子坐下，手里握着枪，神色十分镇定。过了一会儿，军警特务们破门而入，十几个枪口同时对准了李大钊和星华。大概是顾虑女儿的安全，李大钊没有作任何反抗，任由对方将自己绑起来带走。临走时，他只深切地看了星华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星华也被绑了起来，押到警察厅的一个院子里。在这个过程中她忍住眼泪，不曾哭喊。不久后她看见母亲赵纫兰和妹妹炎华也被押送进来。赵纫兰一见到星华，几乎哭出声来，但瞬间又忍住了眼泪，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坐在地上，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然而她们始终没有看到李大钊，因为那时他已经被敌人拉去审讯了。

赵纫兰母女和另外四个妇女被关押在一起，军警特务们似乎不怎么关注她们。星华便慢慢地凑到母亲和妹妹身边，低声商量对策。赵纫兰吩咐两个女儿道：“咱们先别暴露真名，他们如果要问，我就说我是大使馆里当保姆的，叫王杨氏，你们呢就说是我的女儿，从家里来这儿看我的。”然后她又给星华和炎华编了假名，分别叫“王慧”和“王英”。由此可见，赵纫兰已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家属了。后来，警察果然来登记姓名，母女三人便报了刚编好的假名字，接着就被转押到拘留所去了。[38]

不过，在李大钊那边，他并没有掩藏妻女的身份——可能是考虑到被捕人员的身份易于查证，而且妻女对于敌人来说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再加上李大钊被捕一事已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敌人受制于舆论，不敢贸然把妇孺牵扯进来。此时最好的做法，就是“绝口不提家事”，[39]这样才能保护妻女的周全。

4月8日，李大钊开始书写《狱中自述》，其中提到赵纫兰的不过两句，分别是“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和“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40]短短数十字，记录下赵纫兰在这段婚姻之初的辛劳。李大钊自知这可能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他郑重地在开头处写下对她的感恩。

另一边，赵纫兰母女入狱后得不到任何关于李大钊的消息，心急如焚，夜不能寐。她们为了尽早打探到李的情况，便不再隐藏身份；相反地，天天盼着能被叫到名字去提审。如此煎熬了十多天，她们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依旧穿着他那件灰色的旧棉袍，但没有戴眼镜，脸比以前消瘦，头发长且乱，遮住了部分的脸。

“爹！”星华忍不住喊出声来。赵纫兰一下哭得瘫在地上，炎华也跟着哭起来。

李大钊看了看她们，神色安定而沉着。

“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他指着妻女如是说。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

“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抢着回答道。她害怕李大钊说出哥哥葆华。

“不许多嘴！”法官厉声吼道。

李大钊心领神会：“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她们什么都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说罢，他又望了望妻女。

法官似乎不相信他们的话，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出了道数学题让星华算。星华回答出来之后，他就命警察将母女三人带走了。赵纫兰她们估计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亲人间最后的诀别。[41]

她们被押回牢房后，又住了一些日子，期间再次失去了李大钊的消息，每天仍沉浸在疑惑、焦虑和挂念之中。星华想到父亲在法庭上那种冷淡的态度，有些难以置信，但她安慰自己那是因为父亲心中革命事业比家庭重要。[42]不知道赵纫兰会作何想，但她和李大钊多年夫妻，她一定清楚他心里是何等地珍视家庭。所以她或许能够理解，那是李大钊保护家人的一种方式——让敌人相信他并不留恋家庭，避免对方以之相要挟。

（八）身后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解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

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被释放。[43]她们全然不知李大钊已经牺牲，来押送的警察只是通知她们走。到了大门口，门房警察归还了她们入狱前被没收的个人物件，头绳、腰带什么的，却唯独扣留下了赵纫兰的金戒指。那是她唯一的金戒指。

“我那只戒指怎么不还给我？”赵纫兰问，“我还要用它换钱吃饭呢，还给我吧！”

“没有！”门房警察爱搭不理地说。

“给她们吧！”押送警察求情道。

赵纫兰这才要回了自己的金戒指。

星华看那押送警察和善，便低声问他：“警官先生，有件事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我父亲……怎样了？”

“唉，回去吧！回去以后什么都会知道了！”押送警察用一种哀伤的口吻答道。

赵纫兰她们回到家中，天已黑了。家里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搜查过了。当时家里还有舅老爷周玉春、雨子妈和另外两个年幼的孩子——光华、欣华。而葆华则被李大钊的朋友沈尹默、周作人等藏匿了起来。

赵纫兰等人在极度的不安中熬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舅老爷就跑去买报纸，之后他哭着回来，手里攥着的报纸上用头号字登着大标题：“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得知这一消息，家里顿时乱作一团，赵纫兰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被叫醒又昏倒了。孩子们围在她身边，大声哭喊着。

赵纫兰醒来后，对星华说：“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昨天是几号？”

“妈，昨天是4月28日。”星华哭着拿起报纸，匆匆看了一眼，随即又痛苦地将它扔在一旁。

赵纫兰便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44]自此，赵纫兰一病不起。她没有精力也没有金钱去操办李大钊的后事。幸得章士钊夫妇、蒋梦麟、梁溯溟等友人前来帮忙，凑钱购置棺木并将李大钊的灵柩暂厝在妙光阁浙寺。[45]当时到来李家慰问和采访的人很多，记者报道了其萧条之状况：“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等等。[46]

夹杂其中还有流氓和暗探，他们严密监视着李家的情况。不久后当局更勒令李家人限时返回原籍。5月10日，在亲友帮助下，赵纫兰拖着病躯，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乐亭大黑坨村。葆华则在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前往日本留学。[47]

赵纫兰在老家一住就是六年，而李大钊的灵柩也只得在浙寺一停六年。这期间赵纫兰和孩子们依靠着亲友的接济和北大的抚恤金，勉强维持生活。此时支持赵纫兰活下去的唯有两个执念，一是让丈夫入土为安，二是让孩子们恢复学业。

1928年，她写信给周作人求援：“……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周作人后来虽堕落为“汉奸”，但他对李大钊的遗属是尽心照顾的，这点值得肯定。在他和几位友人的周旋下，先是葆华被送往日本留学，后来，在1931年，星华和弟弟妹妹也得以回到北京复学。

对于星华来说，父亲牺牲，母亲病重，弟妹年幼，当时年仅20岁的她被迫成为家庭的支柱。为了筹钱，她不得不托周作人等代为出售父亲的藏书。如此凄凉境况触动了父亲的故友，周作人、蒋梦麟、胡适等纷纷解囊相助，他们买下李大钊的藏书捐给了北大图书馆。[48]

看到孩子们恢复了学业，赵纫兰安心了一些。更令她欣慰的是，两个较大的孩子，葆华和星华，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继承了李大钊的遗志。葆华于1931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仿效父亲弃学归国，于1932年到冀东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工作，并成为负责人之一。星华则于1932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地下工作。[49]

然而，与此同时，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担心自己无法看到李大钊入土为安。这样她将死不瞑目。

（九）相随

1933年，星华将病重的赵纫兰接到北京。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求助于北大。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慷慨应允，偕北大同人为李大钊筹办公葬、发起募捐、认购墓穴。而且，不知是赵纫兰主动要求，还是北大同人考虑周全，他们在香山万安公墓订下一个夫妻合葬的墓穴。[50]

北方党组织得知李大钊即将公葬，希望使之发展成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当他们问赵纫兰是否同意这样办时，赵纫兰回答说：“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随后众人商定了具体的办法：一是出殡时要请和尚、道士、乐队等，按旧俗来办，作为掩护，同时，队伍可以走得慢些，时间拉得长些，便于沿途向群众宣传。二是要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斗争。但为了照顾到遗属的安全，事先以遗属名义在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把出殡的时间、地点等公布出去，这样既便于组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壮大游行队伍，又可以推说群众是看了讣告后才来的，不致于暴露遗属与党组织的联系，使家庭遭受新的迫害。

赵纫兰谨记党组织的嘱托，当蒋梦麟等人建议低调办理，走离浙寺较近的西便门出城时，她没有同意。她坚持要让李大钊的殡仪从城中穿过：“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这才使原先的计划顺利实现。

1933年4月22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浙寺举行，前来吊唁者众。星华等子女为父守灵，而赵纫兰只能躺在一旁，当时她已病得无法起身了。

23日，出殡仪式开始。这是一个规模庞大、风格糅杂而怪异的殡仪。星华等子女走在最前面执幡，后有和尚、道士、乐队、旗伞执事、影亭，继而是李大钊的遗像和棺罩。赵纫兰与亲友们坐在结着蓝布百花的马车里，跟在棺罩后面缓缓地走着。在马车后面，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队伍中挽联有二十余付。排在最前者，下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紧接着有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所题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

后面还有一块大白布上写着：“革命成功，富贵英雄，岂思烈士？山河变色，艰难后死，愧对先生。”

送葬队伍出发后，仍不断有学生和群众加入，有的高呼口号，有的高唱国际歌，有的沿途散发传单，有的拦路公祭。还有许多不明就里但被殡仪的声势所吸引的路人，站在街边围观。

当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在那里，赵纫兰亲眼见到一个年轻学生被打得满脸是血，之后又被扔上车抓走了。这个场面使她的心灵再度遭受重创。

军警破坏一通后扬长而去，留下支离破碎的殡仪队伍，走走停停，直至傍晚才抵达万安公墓。

赵纫兰他们在墓地旁发现一块石碑，据说是早些时候一辆骡车拉来的。石碑正面刻有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及“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几个字，背面是碑文并落款“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但因为那时候北京还弥漫着白色恐怖，这块碑只能随李大钊埋葬于地下。

赵纫兰亲眼见证丈夫入土为安，她的心愿终于完成了。过去六年来，这是她的精神支柱，现在，这个支柱没有了，她病的更重了。5月27日，49岁的赵纫兰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此时距李大钊葬礼仅过去了34天。在赵纫兰临终之时，她仍念念不忘公葬那天被打得满脸是血、扔上车抓走的学生。她喃喃地叨念着：“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28日，赵纫兰下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的身旁。[51]不久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2]

用了一生的时间，她终于追上了他的步伐。

（十）延续

以上就是李大钊和赵纫兰的故事。

这篇长文中有很多信息来自李星华所著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那本书在1978年开始筹备时，李星华刚从“文革”的迫害中解放出来，已双目失明且罹患重病，是靠着听和说的方式整理书稿的。她曾希望将这本回忆录写得更详细些，可惜已来不及。1979年，李星华因病辞世。

李星华是女作家、革命者，同时也是家中的女儿和长姐。我忍不住将李星华和她母亲赵纫兰的命运联系起来看。

1933年赵纫兰逝世后，星华“长姐如母”，承担起照顾三个弟妹生活和学习的重任，但她也并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自己的学业或者事业——她的革命事业，而且，她将弟妹都带上了革命的道路。星华无疑继承了母亲那种坚韧的性格，以及父亲的革命热血。

1936年，李星华和贾芝结婚，夫妻俩既是同校同学又是革命战友。1937年，她生下长子贾森林；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夫妻俩被迫分开躲藏。1938年，贾芝去往延安。1940年，李星华也带着儿子贾森林和弟弟李光华奔赴延安，路上历尽艰险，一走就是半年多……[53]

而李星华终于走上了母亲赵纫兰所未能走上的道路，此时她会不会想起父亲李大钊在1925年对她说的话——“你们这一代比起你们母亲他们来好多了！但是离妇女的彻底解放还差得远呢！将来的女孩子，比你们今天的境遇一定还要好得多啊！”

当她前往延安同丈夫团聚时，她会不会想起多年前母亲带着她和哥哥去往北京寻找父亲的往事？她是否体会到了母亲当年的心情？

当去往延安途中，她和同志们为了突破敌人封锁线而走进渺无人烟的荒野之中，她会不会唱起父亲教她的《国际歌》来鼓舞士气呢？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写在最后——

我想，也许没有太多读者会看到这里，毕竟这篇文章的风格糅杂而怪异，它既不是纯粹的历史考证，也不是小说，更不像散文；它花费了我许多的时间去整理和写作，仿佛事无巨细却如同流水账。假如有读者愿意继续看，我便得寸进尺地谈一谈“创作初衷”罢。

其实，这篇“考证”是我的一部同名剧本的“孪生姐妹”，更是后者的“史实备忘录”。那个剧本以李大钊和赵纫兰长女李星华的视角来展开，是她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向观众“讲述”其父母一生相依相守的故事。无须讳言，这样的创作是在《觉醒年代》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而且创作理念也受到编剧龙平平老师的启发。[54]

我愿以历史事实作为根茎，把艺术想象化为花叶，用一种也许显得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去进行创作。我更希望将来有一天，这对“孪生姐妹”都能被看见。这样，真实和虚构都将以磊落地姿态站在台前。

初次发表于2021年10月29日1时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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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23.

[2]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李大钊的乳名应写作“憨头”而不是“憨坨”。两者发音十分相近，《觉醒年代》的创作者可以能出于某种原因而选择了这个谐音字。

[3] 康沛竹.试论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4(02):69.

[4]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2-3;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03-109.

[5] 据说赵文隆膝下4个女儿都许给了本地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杜全忠编著,李大钊研读,第101页.

[6]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我主要参考了其女儿李星华的说法。参见,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215.

[7] 没有史料直接指出赵纫兰曾缠足，李星华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这点。但该书中提到1920年左右，大黑坨村妇女缠足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加上赵纫兰存世的唯一一张全身照中，其足部形态很像小脚。参见,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59-61, 125,画册页14.

[8]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4-15.

[9]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105.

[10] 李大钊.狱中自述[A].见:杜全忠.李大钊研读. 388.

[11] 董宝瑞.纫秋兰以为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一生[J].党史纵横,2004,{4}(12):22;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J].党史纵览,1999,{4}(03):6.

[12]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3-30.

[13]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29.

[14]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51.

[15] 我没有在史料中找到相关叙述，但在李大钊故居的语音导览中看到这一描述。参见, https://bjldzgj.renminwenbo.com/pages/artwork/view?pid=282#

[16] 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并非1918年李大钊初次接妻儿来北京时的居所，但这是李大钊一家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所住宅。李大钊一家在北京居住的详细情况如下：1918年7月－1920年8月，回回营2号；1920年8月－1924年2月，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即文华胡同24号）；1924年1月－9月，铜幌子胡同甲3号；1924年 9月－12月，邱祖胡同；1924年12月－1926年3月，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1926年 3月－1927年4月，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院内。该信息来自李大钊纪念馆展览陈列。

[17] 此处的“影戏”和“鼓词”应该指的是乐亭皮影戏和乐亭大鼓，目前均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参见,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41-180.

[18]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59-161.

[19]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80-84.

[20]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76-178.

[21] 董宝瑞.纫秋兰以为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一生.23;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7-8. 宋霖的文章中还提到了更多细节，比如赵纫兰将刚为葆华做好的棉衣送给一位衣着单薄的青年、家里无钱买煤取暖以致冷如冰窟，还有李大钊步行上班、饭食只用一张大饼一根葱就能对付，等等。但我没有在别的资料中看到相关叙述，因此暂不予采信。

[22]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73-76.

[23]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39-51.

[24]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7-8.

[25]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83-99.

[26]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8.

[27]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48-58

[28] 薛范氏（1884-1961），李大钊的表姑，多次到北京和李大钊共同居住，帮助料理家务，也曾与赵纫兰一起为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该信息来自乐亭李大钊故居展览陈列。

[29]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16.

[30] 同上, 129-131.

[31] 同上, 143-145.

[32]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28.

[33] 同上, 230.

[34] 董宝瑞.纫秋兰以为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一生.24-25;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9.

[35]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83-187

[36] 杜全忠.李大钊研读.53-58.

[37]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40-241.

[38]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88-193

[39] 此说法为李星华在回忆录中所提及，是她“事后翻阅报纸所见”，但不曾提及具体出处。参见,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204;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42.

[40] 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杜全忠.李大钊研读. 388.

[4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194-200

[42] 同上, 204

[43]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45.

[44]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201-203.

[45] 5月1日，李大钊灵柩由长椿寺移往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参见,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46.

[46] 《晨报》《顺天时报》4月30日、5月1、2日。参见,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245.

[47] 刘晓艳.中共创建者李大钊身后事[J].党的文献,2016,{4}(04): 122.

[48]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10.

[49] 董宝瑞.纫秋兰以为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一生.25.

[50] 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10.

[5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207-215; 刘晓艳.中共创建者李大钊身后事[J].党的文献,2016,{4}(04):124-126.

[52] 董宝瑞.纫秋兰以为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一生.25.

[53] 贾芝.后记[A].见: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216-222.

[54] 龙平平. 我是如何创作《觉醒年代》的[N]. 学习时报,2021-05-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