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艺术从艺历史（一）

（侯玉山先生的《优孟衣冠八十年》是怹老人家晚年出于对从艺生涯的感叹和总结所口述的回忆录，兼有谈艺录的特点，这一点和郑法祥先生的《谈悟空戏的表演》这本书的特点很像，不过这书故事性更强，可信度也是很高。有时我也想，一个人能不成为基数，不成为一句话的总结，一个字的现身实在是太幸运了，不可不谓是“青史留名”的一件大事！侯老这本书，涉及到清末至解放前河北昆弋戏界的人事年代事件的大变动，还有一些人物小传，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厚厚的一本书，但是能成为案头读物的太少了，尤其是梨园界的各位，每一次读类似的读物，都像进了墓地凭吊先人，遥想当年他们的经历，欲罢不能却久久难以释怀。

有人说故事性强削弱了其作为史料的真实性，这个分人吧！起码我是相信老人的记忆的，据侯先生弟子周万江先生说，自己曾在侯先生晚年很大岁数去临时请教《滑油山》里大鬼的演法，老人连磕巴都没打信手拈来，很流利的就给周先生说了戏怎么演。这么大岁数还有这份记忆力，实在是佩服。

侯先生的艺术总结在书本上的成果一共有三大块，一个就是这本《优孟衣冠八十年》，已经不再出版了；一本《侯玉山昆弋脸谱》，是一九八三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联系老人，老人又用拿自己脸勾画脸谱图案，陆陆续续两个多月集成的珍贵资料，与通行的京昆脸谱大相径庭，让人大开眼界；一本《侯玉山昆弋曲谱》，是老人的弟子和后人通过老人晚年留下的录音整理出来的简谱式曲谱，记载了极多北方昆弋失传绝戏，可巧三本书我都凑手，就拿此处当一方风水宝地，做个誊写记录，一点一点我都会复制传成专栏以供各位欣赏）

一，小引

一九八二年仲夏，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在古城苏州举行南方昆曲汇演，我和北昆剧院的几位同志应邀前去观摩，在苏州遇到了很多昆曲界的老朋友，数年不见，忽忽鬓须霜白，相互寒暄，深感“人生有如白驹过隙，倏然而已”。其中俞振飞、郑传鉴，马祥麟和我，都是耄耋遐龄，故而被人尊为“昆坛四老”。这“四老”中又数我年龄最大，当时虚岁九十，在一千四百多位观摩代表中首屈一指，因此人们又说我是什么“兰圃祥瑞”，“昆坛耆宿”，还说是什么硕果仅存的“寿星老”其实这是朋友们的过誉，自己庸碌无才，年华虚度，皓然白首，功亏业疏，何敢负此盛赞。

有天清晨，筹办汇演的两位同志来住所对我说，大伙儿希望“四老”各献绝技，每人演唱一段自己的代表剧目，一展当年风貌。说实话，这个要求还真是我有点发怵。因为自己打从七十岁以后就基本绝迹舞台，主要从事于课子授徒工作，二十多年不登台唱戏，加上年事益高，嗓子、形体、功夫都较前大有变异，如今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当年的风貌？继而又一想，参加汇演的观摩代表们都是些专家内行，常言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既然内行要听我们演唱，当然不是听嗓子和看扮相儿了，于是我也就不怕贻笑方家了，带功架清唱了《钟馗嫁妹》中<粉蝶儿>、<石榴花>两支曲子。没想到这一唱竟引起了朋友们的兴趣，下来很多人围着我问长问短，有的要向我学戏，有的要拜我为师，还有一位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同志说，侯老从光绪年间就登上昆曲舞台，经历过清朝、北洋军阀、日伪、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阅历深厚，知道的事情一定很多，何不将自己涉足昆坛八十年的经历写出来，供大家研究借鉴，温故而知新呢！朋友们的希望我很了解，可自己没有文化，以前经过的事又多被人视如敝履，自己更是无从记载，如今只能凭记忆所及，杂乱无章地谈些往事，如果能有葑菲之取，也算是自己晚年对社会做出的一点贡献吧。现在就从我初涉艺途开始谈起。

二，初涉艺途

清光绪十九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一八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父亲侯俊荣是个庄稼人，一生种田为业，别无所营。我们兄弟六人，而家里却只有十多亩旱田，日子过得自很清贫，父母亲终年起早贪黑为生活拼搏，但瘠土薄田缺肥短水，耗尽血汗也是难得年谷丰盈的，赶上好收成，全家人可以勉强维持温饱，饿不死但也撑不着，要是遇上歉收年，就得粗糠野菜秕子粥，还经常有断炊之虞。

我从四五岁时起，就常和本村的一些同龄孩子们相跟着，到村外捡柴、打草、挖野菜。刚懂事便参加体力劳动，按说是苦了些，但对我来讲却是大有好处的，因为他无形中培养了我的心志，锻炼了我的体格，也促使我较早地萌发了奋进向上的意念。当然，这时候的意念，无非是长本事多挣钱，养家过好日子，不可能会有什么宏图大志。

我家住的这个村子，因为位于旧潴龙河西岸，所以名叫河西村。村子中心有座面积越十多亩地大的关帝庙，庙里常驻着个唱昆曲和弋腔的戏班子，叫庆长班。听老人们讲，他是同治年间就建立起来的老草台班子，班子里演员、行头、场面以及前后台设施都非常齐备，剧目也相当丰富，是京南一带很有影响的老戏班子。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我刚满八岁，一天下午在野外打草，见路上有一帮背铺盖卷的人朝河西村走来，地里干活的长辈们说，这些人都是“戏子”，因为京东义和团与洋人开了仗无法唱戏了，他们来投奔庆长搭班入伙的。回家后又听父亲说，来的这些人都是好把式，文武昆弋腔生旦净末丑都很齐备，晚上在关帝庙戏台上新把式亮艺，点的尽是好戏，快些吃完饭，全家人都去看看。

我年岁小，当时对戏曲艺术本来一无所知，然而出于好奇心，也就匆匆忙忙吃了几口饭，便和全家人一起来到了戏场。戏还没有开演，可场子里已然挤的人山人海了。只见正方形的戏台台口，两边柱子上各是一盏脸盆大的棉籽油灯，七八根手指般粗的棉花灯芯泡在油里点燃，照得全场通明。“出将”“入相”两个鬼道门的中间，挂一块挺大的红布幔帐，上面绣着水旱八宝，鱼螺伞盖，花卉龙凤，各色图案，看上去五颜六色甚是热闹，幔帐把前后台分隔开来，中间留出一条三尺来宽的缝隙，缝隙上面挂一张落地竹帘，帘外设一长桌，长桌左右各坐一位留长辫子、穿蓝绸大褂和青缎坎肩的笛师，左面的为“上手”，右面的为“下手”。开演后，他们就坐在这戏台当中间，面相演员后背吹奏。

趁没人注意，我和村里几个孩子窜到后台去看新奇，只见演员们正在化装，有的勒头，有的勾脸，各就其位，全神贯注，秩序井然。竹帘内坐着四五名打家伙的老头，最前面的是鼓师，戏班里管他叫打鼓佬，是面朝上场门，面向下场门坐着的，接下来是敲大锣的，这锣戏班里管它叫“大筛”，很引人注目，从台顶垂下一根粗绳吊在鼓师身边，锣心有脐，锣面足有一寸厚底直径约有三尺来长。发出的是“咚”字音，瓮声瓮气很有气势。大锣旁边是苏镲和小锣，戏班里管敲大锣的叫头手，打苏镲的叫二手。开演前先敲三遍大锣，这叫打三通。每通之间停息片刻，头通是以小堂鼓领奏，大锣大钹配合，点子比较简单，二通又叫响通，以单皮鼓领奏，全堂打击乐通力配合，点子较为复杂，有<急急风>、<走马锣鼓>、<冲头>、<抽头>、<九锤半>、<马腿>、<大水底鱼儿>、<收头>组成；“三通”又叫“吹通”，以唢呐为主吹奏<将军令>等曲牌，有的剧种管“三通”叫“打闹台”。乡间野台子演出，一般都少不了这三遍前奏。头一遍全戏班的人入位，从主演到龙套，从箱倌到检场的，都得进入后台，有戏的开始扮戏，没戏的静坐，等开演后万一前台有事好去救场或帮场。第二遍所有演员都得化装完毕，各就其位安坐等候，不许来回走动，更不许说笑喧嚷。第三遍就正是开戏了。这三遍锣鼓同时又都有召唤观众入场的意思。特别是锣声一响，音量很大，附近三四里地以内的村庄，差不多都可以听到，这些都是光绪年间昆弋戏台上与今不同的场面情况。

戏快开演时，前台检场的把我们轰了下来，我个子小，站在台下看不见台上，于是就到场子后面的一个大碌碡上站着，延颈企踵一直把戏看完，这场戏确实很好，也许是头一次看戏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开场戏是王益友的《打虎》（武生戏）；第二出是化起凤的《挑袍》（武生戏）；第三出侯益太主演的《藏舟》（小生戏，是《渔家乐•藏舟》，非《蝴蝶杯•藏舟》）；中轴子是陶显庭主唱《骂祠》（老生戏）；压轴的则由侯益才主演《哭长城》（青衣戏）；最后的大轴子是唐益贵等人合演《通天犀》（武净戏）。我虽然似懂非懂，但台上弦歌之妙和旄舞之美，已足能使我沉溺其中了，从这时起，我算是和昆弋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从野外干活回来，都得先到关帝庙去看一阵子演员们吊嗓、练功、串戏，甚至看人家吃饭、喝水、聊大天等，不等肚子饿极是不肯回家的。也是从这时起，我对戏班生活开始产生了兴趣，暗下决心，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学唱戏。我大哥名叫侯八十，是我祖父八十岁那年出生的，故而得名。他从小就在无极县孤庄村刘洛东的昆弋和翠班里学管盔箱。出师后就留在那里当了箱倌。我十一岁那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春节前和翠封箱，大哥回家来过年。我把自己想学唱戏的愿望告诉了他，大哥斟酌了半天后问我：“你怕苦不怕？”我挺起小胸脯说：“只要带我去学戏，什么苦我也不怕。”大哥想了想，觉得家里人口多土地少，日子艰难，要是带我出去学点本领，往后岂不也能有个生活之路！于是征得父母的同意，第二年开春，便带我到二百里地外的无极县孤庄村去投师学艺了。从此我涉足艺途，开始了“拳不离口，曲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艺徒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