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智人？因为智人有一项基因缺陷。

所有关于某些“优势”的猜想，都可以从这中缺陷中得到来源性的解释——智人的嗅觉不发达，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沟通信息。

考古学证据上很难保留鼻喉组织，但理论上，人类史过程中嗅觉最差的种族为克服缺陷的实践能够使其发展一切属人的思维能力。

当其他种族可以通过强大的嗅觉和对应的神经系统获得一个自在的信息处理系统时，智人的基因缺陷使得它们只能另辟其路。当智人更多依赖于视觉和听觉时，这些方式提供的信息不再像气味那样具备自指性。从最简单的音位学和记号法的区别特征开始，符号性的中介方式成为了大脑处理信息的主要路径。动物依赖嗅觉，把气味作为信息方式时，在这个固定范畴中的功能性的优劣体现是明确的，但是，它也恰恰使得信息自身无法拥有连续发展的独立性。

智人不再把嗅觉作为主要信息方式时，考察嗅觉体验成为了考察自身的身体对对象的反应，是用思维来认识接触这个对象时的身体。这种体验的实现，成为了认识意义上的一种剩余。气味来自于对象，但又无关对象，我们不用之觅食，而是用之想象。这是说，这部分剩余被用于拉开思维与身体的距离，它被思维的中介运动剥夺使用。气味不再被嗅觉直观的反映为身体与客体的自然关系，而是由思维用之构建对对象的综合体验。在这其中，它与符号的中介方式刚好相反——气味的物质自身充当着认识中介，它所指的，正是对象性关系之中的符号能指性。这个日常语言的概念被含糊且敏锐的界定为“气氛”。无论是宗教、艺术的抽象领域，还是各种具体场景、仪式中，嗅觉成为了倒置过来的对符号抽象的中介方式，与生命感知建立一种到达其体验的复合方式。

无论我们为人的思维属性定义各种抽象的能力，语言能力、智力、想象力等等，都可以在运动的本体论中找到实践来源。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否认在生命阶段向思维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东西的普遍性。停留在生命阶段的范畴中时，智人为弥补嗅觉缺陷有所作为的一切，使它们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符号尚未展现它的魔力，在这其中的具体应用都比不上发达的嗅觉和自指性的信息。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维阶段以符号为中介进入了人类史，过往的一切都发生了翻转。原本只是劣等基因应对自然的蹩脚手段，在与自然分离出来的人类社会产生了最神奇的生产力。

在对象性关系当中，有一个主体化的过程。个体的主体化过程总是获得了来自整个人类史过程落在自然属性上的可塑性（在哲学上，我理解为是否定主体概念的先验主体性，它是一张白纸，但先验的规定就是与外部环境的笔构成这种对象性关系当中的可写性。只是说，纸笔本身并不预设写什么样的文章）。问题不在于先天因素的优劣本身提供什么决定性，它先是决定一种后天方式，在后天中人自身的作为决定同处于这个本体论运动范畴的人类社会实践。逼不得已使用符号，智人就必须在主体之间提前去建立并获得符号的社会规定性。对智人而言麻烦刚刚开始，符号的信息方式必要的使它们建立了社会规约，如果它们需要进行基础的识记教育（巫术仪式作为前意指作用，见《机械自律时代的艺术作品》），就能继承下来一套组织权威，并且在集体行动中发号施令。我们处于这种社会的内部，可以把一切语言和符号的基础区别特征看作是俗定成约的东西，但是，原始社会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外部环境，能够使主体之间以日常经验方式获得它们。

在社会组织程度上，智人也因此自为的创造了优势（我们不必把一些经验可见现象拿出来进行抽象，并在哲学中不加以反思的将之定义为本源性的东西，事实上，现象都可以是社会组织程度所产生的结果）。然而，其他种族以嗅觉获取信息的方式受困于内在于身体的行为经验，在其产生并处理这种经验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发生更多剩余性的社会联结；但是，这个嗅觉的经验范畴又在与行为的统一中外化为对同伴的信息方式，也就是说，这使它们停留于自然联结。

因此，所谓基因-种族当中的自在性优势，反而可能成为生命阶段当中的“资源诅咒”，或“天赋的诅咒”。

基因自身拥有的功能性差异，其发展的可能性无法被孤立出来的功能适应范畴评估。价值总是与当下所直接呈现的功利不同。从方法上来说，追求生命自在的内容，总是会取消实践的自为性。克服某种缺陷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其功能范畴之外的影响，这会带来一个自由的范畴，因为它是来自于实践的自因。设想，从基因进行的筛选，本质上只是用非自然手段使人更适应自然环境，等于是在对象性关系当中再度将人推回到有机自然界整体对动物的外部作用方式，只是在目前这个固有环境范畴中有更强的更能适应性。在这种强力意志的无意识深处，是人类最深刻的软弱性。

功能性，尽管在一个固定范畴中有明确的优劣之分，但在范畴本身作为一个连续环节在本体论运动中发展，这就使其绝没有一种自明性的标准。因此，恰恰是自然问题，在其范畴中直观呈现的东西，是基于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实践从有限性的发展。科学的每一次前进，都是其呈现得到了另一重的解释，相反，退回到动物那里，自然是其所是的呈现给它，没有任何思维的中介运动）。我们总是从最容易得出确定结论的部分建立了范畴的中心，并把新范畴的认识还原到这里得到形式（与身体统一）解释。被选作基准的中心的东西本身并没有依据，但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它可能就只是因为偶然性，我们偶然的抓住了一些正确的东西，它成为了溺水中的救命稻草。

基因-种族主义的阴影在今天从未消散，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观念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自身并非目的，只是为仇恨与疯狂提供一个观念形式的依据，为驱死的毁灭提供以父之名的崇高意义。因此，即便我们彻底解决了观念的谬误，对产生仇恨与疯狂的客观社会现实也无济于事。

回顾思想史，从叔本华建立了一种对生命阶段的后观念化的崇拜，却正是在崇拜实为性从生命向思维发展的过程中，运动反向的塑造于生命之上的东西。只不过，这种内在的同一性总是没办法把自身的来源保留为认识当中，因此，它保留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但在这其中的东西依旧是人自身的实践创造。这就是说，这种崇拜的对象依旧是人自身的社会关系，只不过其对象性返回到人自身之中。这是拜物教中的中心，它在崇拜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到这个世界之中的人自身的抽象。因此，在建立这种抽象性本质时，叔本华一定要去“论女人”。这是其哲学观点的垫脚，女性当时的历史处境，恰恰直观的表明生命本身没有意志规定，它只能通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被询唤到某种对应的社会关系的身体之上。于是，叔本华只能再次设立一个女性的抽象本质，由其罪恶性质导致了“生命意志”在这种身体上的缺失问题。它刚好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巧合——这种东西对阳具自我意识的刺激性的精神快感太过强烈了。于是，一切意志的抽象都会被这类读者快速的通过阳具向身体上还原。“生命的哲学”刚好就和“种族的科学”构成起来，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高度统一而不再存有任何差异性了。无论如何，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仅仅只是被一群驱死发疯之人用之以自欺。我们知道，战后意识形态没有继续像叔本华那样去归罪于可恶的女人，但却像他那样归罪于黑格尔。这种罪责主义无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是被用于制造物质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泥潭，制造的愚昧终将再次将时代推入深渊。

基因-种族主义仅仅是观念的一个样态，但当它已经以这个样态出现时，无论是哲学或自然科学，本身有责任在理性范畴中进行限定。这并非仅是一种伦理问题或价值立场，在本体论视域，或跨人类史的发展观来看，它都不值得进行取舍，只是毫无意义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