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什么是语言拜物教？说话和放高利贷有什么关系？《同源：马克思和拉康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将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做了强有力的类比。他认为这个类比是有理的，因为两者都是价值科学。但作为科学，它们在内部都是双重的（doubled）。这种双重性是由其对象的时间性维度造成的。为了解释这一点，索绪尔首先列举了一些科学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时间并没有给科学领域和对象的结构带来特殊的复杂性。例如，天文学研究恒星组成的变化，其时间性并不要对天文学本身进行内在区分；地质学也是这样，它一方面可以探索不同的地质时代，另一方面也可以描述不变的状态。简而言之，时间上的转变并不会改变其研究对象。

所有这些科学性条件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中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两门科学，对象的变化取决于我们认为对象是在时间性之内还是之外（这同样意味着：是否处于同身体的联系之中——一个言说的身体，一个工作的身体）。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是一门科学中的两门相互独立学科，静态语言学和进化语言学也是如此。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之所以出现两门科学内在的分裂，是因为价值的概念：“这两门科学都涉及将不同秩序的事物等同起来的系统——一门是劳动和工资，另一门是所指和能指”当然，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不同的。但这两种对价值的理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交换结构。从价值的层面看，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在逻辑上与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商品交换像语言那样结构着。但是等价系统可以有两个方向。等价可以涉及此时此地的事物（商品交换），也可以涉及时间上连续的事物（生产）。这里，价值概念所产生的分裂终于显现了。索绪尔用两条轴线的交叉来解释这一点，指明共同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同时性之轴（the axis of simultaneities），时间性维度被排除，另一条是连续性之轴（axis of successions），“在这条轴上，每次只能考虑一个事物，但第一条轴上的所有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上”。

在语言学中，这种区别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体系，除了术语的瞬时排列（momentary arrangement）之外，它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一个没有外在决定因素或者说不可能逃出的领域中，这种区别是必要的：语言和市场，这两个不存在外部性的领域。由于这种绝对性，只有将其分为时间和非时间两个方面，才能对其进行科学讨论。语言和市场成为科学的对象，只是因为它们的积极存在被同样的断裂所沾染，就像拉康说的那样，揭示出了大他者的不存在。因为它们没有外部性，它们也都不存在。因为它们没有外部性，它们被内在地被禁止了（internally barred）。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这段话最后介绍了共时性和历时性，描述了语言学内部的分裂（静态语言学和进化语言学）和其对象自身的分裂。语言是状态“和”运动，如果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的静态和非时间性的方面，它就会成为“知识的堆砌”（ponding of knowledge），正如拉康在《研讨班20：再来一次》里所讲的那样。因此，他后来还声称，他致力于构建一种“更严肃”对待语言的语言学，更多考虑语言的时间性，或者如他所说，语言的“生命”。拉康的“癔言学”（linguistérie）也在之后成为了对语言学的批判，以及反哲学的批判，但不是针对哲学，而是针对大学话语（包括资本主义）。拉康后期教学的所有这些努力都肯定了马克思的批判概念。

索绪尔将语言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交汇点上的刻画比作棋局，这不仅是因为它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维度结合在一起，还因为它承认特定元素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能指只有和其他能指建立起联系时才是有价值的。价值不是所指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而是从差异中显现的。在这里，能指的逻辑与交换的逻辑有着非常明确的联系。

这一点可以说是批判性的，因为索绪尔通过这一点揭示并摒弃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拜物化或语言拜物教的东西。在哲学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拜物教的两个版本。首先是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柏拉图努力证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语言价值视为能指的内在特征：语言是在与物理的模仿关系中呈现的，因此，在语言的基本要素——音素——的层面上，我们遇到了对自然声音的模仿。柏拉图试图证明，符号和被符号之间的关系根植于自然之中以及能指总是已经在它们自身之中意味着什么东西：意义和价值重叠，能指应该具有“自然”意义。另一种语言拜物教的例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Organon）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尽管这种实用主义并不想证明逻各斯和物理之间有任何自然联系，但它仍然预设了语言的本质在于指称性（referentiality）和交流性（communication）。语言被理解为一种“organon”、一种工具、一种器官，即使这似乎将语言简化为其交流使用价值，我们发现了与柏拉图相同的假设：能指本身支撑着词与物、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里重要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是做了如下的事：就语言而言，他们重复了与高利贷（usury）相关的相同操作。就像高利贷将金钱从其社会功能中剥离出来，将其变成一个淫秽的自我再生产实体一样（正如马克思提出的钱生钱），诡辩家，这些语言中的高利贷者，将语言从其所谓的交流和关系功能中剥离出来，将其变成一个享乐的装置。能指变得去自然化；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明确指出的，它开始引起“言说的快乐”。这就等于从意义领域中抽走了价值。

索绪尔将语言与国际象棋相提并论的进一步的针对性在于该系统只是暂时的，取决于游戏规则，但游戏规则不会改变。从一个共时性到另一个共时性的每次传递，建立新的字码（figures）分布和新的关系，从而改变特定字码之间的价值。但索绪尔表示了以下保留意见：

只有一点这个比较是不充分的：下棋者是为了带来转变，从而对系统产生作用，而语言则什么都没预谋。语言的片段被自发、偶然地转换——或者说被修改。[...]为了让棋局在每一点上都看起来像语言的运作，我们不得不想象一个无意识或无智慧的棋手。

弗洛伊德的发现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也就是说，在所有方面，国际象棋和语言之间都有严格的对等。他正是通过预设一个无意识的参与者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弗洛伊德的这一预设使情况复杂化了，因为《梦的解析》实际上所发现的无意识内部地加倍于无意识的欲望和梦境。无意识的参与者被分为两个，而为了说明这个“二”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他将提到政治经济学：无意识的欲望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梦中的工作扮演着劳动者的角色。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将意向与主体分离开来。无意识的欲望是没有主体的意向（intention without a subject），而梦境的运作一旦与无意识的欲望相联系，就意味着没有意向的主体：能指的主体（弗洛伊德会说梦的运作不会思考，不会计算，也不会判断）。通过将语言和劳动与无意识联系起来，弗洛伊德修改了言说者和劳动者的形象：ça parle（它言说），正如拉康所说，但是我们还可以加上，ça travaille（它起作用）。这已经是精神分析越索绪尔计划的路径，并且指向马克思的劳动分析的第一点。将马克思、索绪尔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形式在其科学对象的构成中起着关键作用。马克思发现，商品形式将主体俘虏到与价值的拜物关系中；索绪尔表明，语言形式显示出价值与意义之间的差异；最后，弗洛伊德的分析引向结论，无意识的形式不仅承载着意义，还编纂着享乐：它们承载着“享乐的价值”。对形式的分析将两种不同的生产联系起来：意义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描述的商品只具有满足需求的意义，而（交换）价值则指向“另一种满足”，正如拉康在《研讨班20：再来一次》说的那样，它寄生于需求的满足，但意在生产剩余价值。对这种生产而言，没有任何需求是对应的，这也是为什么拉康后来会说，“享乐”是一种没有用的东西（它没有预设任何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