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主体/被试问题的演化逻辑及其心理学史效果

作者：王波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摘  要]作为心理学起点的“被试”与作为西方哲学枢轴的“主体”之间的思想史关联及其心理学史效果，仍是亟待深入开掘的关键问题。主体天然不是心理学的对象，但心理学的对象天然是主体。在古希腊世界图景中，“基质”乃每一事物以之而“是”并继续“是”下去的“主体”。它是一种并不涉及意识的非意识“主体”。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则通过将对象表象为观念中的事物，代之以作为每一事物由之而“是”的意识主体。这种向心灵内部后退的心理学化过程，确立了端坐在必然王国王座上的意识主体的无上地位。心理学化的主体具有双重模态：它守护着知识，同时其本身又是知识的对象。笛卡尔式自负的理性主体当被置于心理学技术的凝视与操纵之下时，就降格为接受审视的沉默对象，亦即被试。自然向主体生成，被试向技术生成，各种实验装置支配和规范着心理学王国被试—臣民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西方心理学；主体；被试；心理学化；方法论中心主义

在心理学中，“被试”和“主体”都是同一个词——“subject”（值得注意的是，该词还有“臣民”之含义）。作为心理学实验中被观察、测试和操纵的对象，无论它是人还是动物，都落入了一种心理学化的权力凝视（gaze）之中。任何心理学实验的进行都必须借助被试才得以可能，心理学必须借助这种主体/被试才能得以运转。“事实上，一百多年来，‘被试’一词在实验心理学中一直被用作描述样本的一般起点，并且它的使用是适当的”（APA，2013，p.73）。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对象涉及的正是这个被特殊地构造出来的被试的属性（Danziger，1990，p.69）。但在目前的文献中，研究这一枢轴性术语的思想史逻辑及其心理学史效果者却并不多见。一方面，就主流心理学而言，尽管早在近60年前，就有学者（Maloney & Standen，1966，p.1455）指出，许多心理学研究的成功取决于“被试”的天真单纯（比如1963年的米尔格拉姆从众实验，以及当今众多要求被试不得有心理学背景的研究），而许多研究者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需要在收获科学知识与侵犯被试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然而这一反思所开启的对“被试”问题的讨论，往往被局限在墨守法条（legalistic）的形式化操作规范之中。比如，秉持其“尊重、能力、责任和诚信”的道德准则，英国心理学会认为心理学家亏欠那些同意参加研究的人，故而这些人应该得到最高标准的考虑和尊重（Chalmers，1999，p.1141）。有基于此，该学会在30余年前就建议弃用“被试”，将其改为“参与者”（participant）（BPS，1991，p.5）。在这里，因为“被试”一词被认为带有侮辱性和屈从性的含义，所以创刊于1840年的国际著名期刊《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也曾专题性地讨论过实验的参与者应该称为“被试”“参与者”，还是“志愿者”（Chalmers，1995；Boynton，1998；Jackson，1999）。类似地，美国心理学会关注的也只是在法条层面如何“保护研究参与者和被试的权利与福祉”（APA，2020，pp.21-24），这包括使用参与者能够合理理解的语言、获得知情同意等，并且在其“期刊论文报告标准”（JARS）中特别区分了“被试”（非人类动物研究）和“参与者”（人类研究）：在讨论参与研究的人时，可使用“参与者”“被试”和“受访者”等描述性术语，而对于非人类动物研究，使用“被试”则更合适。总之，主流心理学对被试问题的讨论更多地属于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悬设，“被试”被直接处理成其研究的起点，而非思想史与社会历史交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纵使包括丹兹格在内的心理学史大家专题性地著有《建构被试：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起源》等相关作品，并指出“心理实验中的被试实际上无法仅像自然物体一样表现……心理实验的结果总是由实验者和被试之间的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的”（Danziger，1990，p.9），然而其重点却是在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中探索心理学实验研究范式的演变，强调心理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并非自我决定的社会实践，而是需要一定社会约束条件才使某种心理学知识获得了合法性，由此揭示了心理学话语的政治学性质。其《命名心理：心理学怎样找到其语言》（1997）一书的旨趣，则在追溯与梳理诸如“智力”“行为”“学习”“动机”“人格”“态度”等现代心理学范畴的历史，并指认这些范畴同构于一定社会对人性的规范要求。这样心理学就被理解为一门从根本上维持现状的保守学科，它的功能是将当前的社会习俗科学化。丹兹格将贯穿其研究的线索归结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心理学实践的历史，以及涉及这些对象和实践的主体的历史”（Brock，2006，p.11）。但此处所谓的研究对象被其后继者转换成心理学理论试图解释的基本对象（即上述“智力”等基本范畴），而主体则被理解为“实际的人”（actual people），或者干脆就是具有社会性的“心理学家”（Brock，2011，p.2）。由此上述研究基本限定在科技史和科学社会学范畴，在被试的单向度探究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故而关于心理学主体/被试问题演化的思想史逻辑及其心理学史效果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主体/被试问题的古希腊起源

人们似乎对这一“事实”已习以为常，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孔维特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由此开创了当今我们所熟知的心理学。“把历史上的观念强行捆绑到现代性心理观的达玛斯忒斯（Damastesthe stretcher）铁床上已然成为一种隐性深层认识结构”（王波，2012a，第113页）。这种辉格史观所塑造的现成知识体系的河床保证了心理学过往的同一性，但同时也限制了心理学的可能性。实际上，心理学教科书提供的条分缕析的知识体系，不过是当年横流群飞的思潮遗留的某道河床。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解构这种同质性的话语体系，使作为现代心理学拱心石的主体/被试的源初构造和现代变形再次鲜活地呈现，从而揭露古希腊那种充塞天地作为自身显现的心灵是如何一步步被转换成作为心理学问题的现代主体/被试观念的。

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前笛卡尔的哲学视域中，人们习惯于通过直观的常识和自然语言来理解生活世界。世界乃是涌现者（physis）和自行开启者,直接向我们显现自身，也就是说，“现实中最初的东西乃是对前科学的世界生活所作的一种‘单纯主观相对的直观’”（胡塞尔，2005，第141页）。在这个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灵魂作为自动之动者，以及没有原因的原因、无条件的条件与自然互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物我不分、神与物游、“由自身而来”、“自身显现自身”的前现代认识型特征。灵魂进而作为立法者和调节者将秩序赋予宇宙。如此这般，宇宙“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柯林伍德，1999，第23页）。

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肇端于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一直到柏拉图的世界灵魂（cosmic mind）传统。这样一种赋予秩序的力量（ordering force），使宇宙成为和谐有序的整体。亚里士多德（2016，第11页）在其《论灵魂》中指出，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心灵是所有事物的最根本的本原，说它是唯一简单的未被混合的纯粹的存在。他把认识能力和运动能力这两者都归结到同一本原上，并认为心灵使得所有事物运动”。而柏拉图（1963，第119页）的对话录《斐德若》则论证道：“灵魂……是永远自动的……只有自动的，因为永不脱离自身，才永动不止，而对于一切被动的才是动的本源和初始……这种自动性就是灵魂的本质和定义。”自动的推动者处于最外层，推动整个天体旋转，这就是“创制万物”的最高实体努斯（nous），即世界灵魂。在其所包摄的目的论宇宙（cosmos）中，自然不作飞跃。地球上的生物被亚里士多德划分为3个类型和11个等级，并构成一个完整而连续的作为整体“存在之链”的自然阶梯。“自然界由无生物进展到动物是一个积微渐进的过程，因而由于其连续性，我们难以觉察这些事物间的界限及中间物隶属于哪一边”（亚里士多德，1996，第270页）。作为动物的自然延续，人与动物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所谓主体，来自于对亚里士多德所发明的古希腊术语的拉丁语翻译“subjectum”。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只是意为处在可见形象下之物（即“underlying thing”）。苗力田先生将其翻译成“载体”，“原意指躺在下面的东西，通译基质或底质”（亚里士多德，1993,第154页脚注2），而且实体性的载体作为不表述其他东西的主词，“其他一切都述说载体，载体自身却不述说他物”（同前，第154页）。这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主体’的字面意思是为现存某事物奠基之物，即其物质性的基质。尤其是从奠基性的‘实体’之哲学意义上讲，它使一事物成为其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且此事物可能被附加却也可能不被附加一些性质（在古典时期也称为‘偶性’）”（Blunden,2005）。在此意义上，它归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用以和“形式”相对。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1993,第190页）认为“质料是那种不能现实地而只潜在地是这个的东西”，而形式则是指每件事物的本质。质料为事物提供了基质（是何以是），形式则塑造了事物的本质（是其所是）。“质料潜在地存在着，因为它要进入形式，只有存在在形式中的时候，它才现实地存在”（同前，第214页）。“什么在变，质料；变成什么，形式”（同前，第270页）。世界灵魂赋予这种作为基质的“主体”以作为其（限定性）结构的本质形式。总之，这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居于拱心石地位的主体概念大异其趣。无论是作为独立的认知与道德主体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体心理，还是作为关于个人经验的隐私性或其独特性，作为基质的“主体”均不涉及这两种现代含义（Blunden,2005）。

典型地，与这种古希腊的“主体”观念互为佐证，在最伟大的古希腊史诗诗人荷马（Homer）那里，所谓“灵魂”标示的，与其说是笛卡尔逻辑中的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所指认的思想和情感的地点（此即the seat of the mind，也就是心灵的处所问题），不如说是某种像我们身上的生命力的东西，它从身体消散直到死亡。古希腊“还没有内在的人……这种完全的外在化，是古典艺术和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巴赫金，2009a，第321页）。巴赫金（2009b，第386页）在评论荷马的创作特点时敏锐地指出：“荷马从不描写人物心灵的内在状态。在他那里，几乎没有内心独白。对于荷马来说，人进行尖锐的思想活动时，存在的只是他外在表现的东西。荷马的人物好像没有留给自己的内心生活。”“荷马式的比喻”经常直接取用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来描绘人，罕有借重心理层面的描写。比如，大埃阿斯（the Giant Ajax）顽固地拒绝离开战场，直到一切办妥之后。荷马不是用心理学的词汇描绘其某种“固执”的人格，而是将其比作一头犟驴。赶驴的少年无法将其赶出田地，一直到它吃光所有它想吃的东西为止（芬利，2016）。当阿喀琉斯谩骂阿伽门农“怯懦”时，是指责他“长着双狗的眼睛却只有雌鹿的胆量”。而当今被理解为心灵内部事件的梦则被古希腊人理解为一位拟人化的信使。宙斯这样的天神可以“传唤”和“训令”“幻梦”去阿伽门农的床边（注意不是头脑里）传递消息（荷马，1958）。这就从文学上再次印证了古希腊“心灵在自然之中，自然在心灵之中”的哲学观念。通过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的直接取用，在原初意义上，心灵与自然连贯一体，交互感通。作为完整而连续的“存在之链”的一部分，灵魂并非现代所理解的那样是某种突现（Emergent）之物，它并不做飞跃。同时它的处所也不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问题。所以内在性的“心”并不是心理学不可或缺的假设。如果有人询问这类事物在荷马史诗的主人公那里是在“何处”发生的，结果却是，他终究不能被给予一个单一的回答。“毋宁说，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碎片：有些事情发生在精神（thumos）中，另外的在声音（phrenes）中，其他的在振动（kradie）、心（etor）或心房（ker）中，还有的在思想（nous）中”（泰勒，2001，第175—176页）。

主体/被试问题的现代形成

当人们惊讶于自古希腊绵亘至“理性时代”的主体观念，似乎到了笛卡尔才转化为主体形而上学之时，其实忽略了从教父哲学阶段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隐隐孕育着的这种问题式的转捩。奥古斯丁认为只有通过“向内转”（turning inward），省察自己的灵魂，找到内在的秩序，才能更好地认识它的创造者，亦即上帝，并由此找到上帝安排的秩序，从而指引自己的生活（Leahey，2018，p.86）。有趣的是，当今不少西方教会大学在讲授心理学导论时，认识上帝仍然是他们的第一课。而广被作为第一本汉译心理学著作的《心灵学》，其实也是为神学服务的（王波，2021，第150页）。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式是存在论的，他们追问万物何以“是其所是”，那么奥古斯丁的问题式则是：“我是谁？”他说，“我对我成了一个大问题”。“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奥古斯丁，1996，第194页）。这种通过从世界无限返回自身为存在奠基的观念是思想史的重大转折，人由此获得了成为自身和世界根据的根本可能性。如此这般奥古斯丁就打开了通往全新的心灵内部世界的大门，为心理学的现代形成埋下了遥远的思想伏线。类似地，荣格也曾经指认了这种“向内转”的基督教起源。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受洗仪式在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之前人类浸染在万物有灵的集体无意识中，那么“通过洗礼人类被赋予一个独立的灵魂……人类能够通过洗礼的观念，从和世界认同的观念中提升出来，使得自己能够超越世界。这就是洗礼最好的意义，因为，那是一种人类精神超越自然的象征”（荣格，2018，第170页）。

奥古斯丁通过“向内转”打开了通向心理学的大门，但他并没有实际地走进去。“奥古斯丁转向了内部，结果发现了上帝；笛卡尔也转向内部，结果只发现了自己”（Leahey,2018,p.141）。在古希腊作为基质的主体“最初并没有任何突出的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海德格尔，2015，第108页）。笛卡尔通过其绝对的怀疑从世界之中抽身出来无限后退，然后又运用我思的表象活动在观念中重新取回了对象世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这两大现代性进程的形成。“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显出来”（同前，第102页）。

在主体向度上，人类知识体系的拱心石从中世纪的上帝转移到人自身之中。“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一个自为地现存的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是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因为它们——在数学上——只有通过与最高原理及其‘主体’（我）的因果说明关系才获得它们的物性，所以，它们本质上是作为一个他者处于与‘主体’的关系中，作为客体与主体相对待。物本身成了‘客体’”（海德格尔，1996，第39页）。这意味着，只有从心理学化的意识主体出发，我们才能开始思想和行动，只有将对象表象为观念中的，也就是意识中的事物，我们才能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而世界在理论上不过是这种心理学化主体的一个推论。“基质”在古希腊乃每一事物以之而“是”并继续“是”下去的“主体”，与“我”并无多少关联。但经过笛卡尔我思的改造，“我”取而代之，成为每一事物由之而“是”并“是”下去的心理学化内在意识“主体”。“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黑格尔，2017，第65页）。笛卡尔从世界中后退的“向内转”，使对心灵内部的研究得以可能，并为现代心理学进一步将“心灵”处理为被试的某种属性，对它进行客观外在的研究奠定了思想史基础。心理学的对象天然就是这种意识主体，但它还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熟悉的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沃尔夫区分了理性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理性心理学研究的正是笛卡尔的我思，致力于获得从形而上学概念得来，独立于经验的关于精神生活的知识。“这样一种理性心理学完全是关于先验知识的心理学，关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普遍规律的陈述”（克莱默裴，2015，第118页），对意识主体的研究由此被限制在理性心理学的领域。这就是康德（2004，第231页）所指认的，“合理的（理性的）灵魂学说就是这样一种冒险；因为，如果我思维的任何一点经验性的东西、我的内部状态的任何一个特殊的知觉还混杂在这门科学的知识根据中的话，那么这门科学就会不再是合理的，而只是经验性的灵魂学说了”。“知觉（例如哪怕是愉快和不愉快的）的任何客体，只要它参加到自我意识的这一普遍表象中来，就立刻会使合理的心理学转变为经验性的心理学”（同前，第256页）。因此，这种旨在为纯粹理性设置界限的理性心理学仍需要被进一步改造，才能成为现代心理学。

实际上，洛克和休谟也曾尝试“向内转”，但最终发现的并非笛卡尔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世界与身体的感觉与意象（sensations and images）。他们由此推进了经验心理学的研究，从而距现代心理学的发明只剩一步之遥了。洛克（1983，第142页）将包括主体在内的实体观念追溯到这样一种心灵习惯之上：“有的人们忽然发生了附性的意念，并且以为各种附性虽然真实的实有，却需要一种寄寓的所在，因此，他们便不得不找出‘实体’一词，来支撑他们”。变动不居的感觉现象称为附性，在其背后支撑它们的是稳固的作为其本质的实体。感觉让人们相信存在具有凝性和广延的实体（即物体），反省则让人们相信存在能思的实体（即心灵），而对完满性的追求让人们相信存在永恒的实体（上帝）。“人们寻常用实体的名称来表示一些事物，并且以为那些事物之所以能成为此种或彼种，乃是因为它们有某种实在的本质……一个人如果自称为‘人’，则他的意思只是说，他有人的实在的本质”（同前，第356页）。但是对于这一实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们又不得而知。所以在洛克看来，所有复杂的实体观念，只是经常共存的简单观念的集合体，其中并没有任何观念可以作为一切其他性质的基础。这就像铁的颜色、重量和硬度并不依靠于它的可展性一样。类似地，并不存在一种使黄金成为黄金的本质，即使将其本质称为所谓“实体的形式”。同理，也并不存在使主体成为主体，使心理成为心理的本质。而且站在唯名论的立场，洛克指出，出于对某种实体存在的坚实信念，“人们往往爱把文字当做事物，这实在是一种大错”（同前，第141页）。欧洲哲学家的实体概念之运演逻辑，质言之与印度哲学家的地球—大象—乌龟交互往复、无穷延展并无二致。实际上，“我们对于实体并无任何观念，只是对它的作用有一个含糊的观念”（同前，第142页）。而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发现这个“可怜的印度哲学家”已经陷入黑格尔所谓的知性的“恶无限”，亦即无限多的有限物之无穷重演中了。洛克的“向内转”揭示了主体内部实存的感觉与意象，从而为经验心理学找到了可能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亦即“笛卡尔剧院”中可供被试内省并报告的意识内容。

这种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惊醒了康德理性独断论的迷梦。康德由此综合了理性论与经验论，他虽然也没有找到笛卡尔的自我，但却将其设定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也即“逻辑的我”。在不同的语境中，康德称之为“我思”“自我意识”“不可见的自我”或者“纯粹统觉”。“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其他表象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做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康德，2004，第89页）。而这种作为先验统觉的同一性被康德赋予巨大能力的自我，经过其追随者的推扬，在德国观念论者那里最终成为一种创造宇宙的精神实体。后来冯特正是继承了康德所深化的统觉理论，同时吸收了英国经验心理学的感觉联合观念，实现了对理性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的双重改造，由此建立了现代心理学。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笛卡尔式理性心理学坚硬的我思主体外壳只有被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观念联结敲碎，才能为冯特那种现代心理学的产生撬开一条藉由挤出的狭窄缝隙（王波，2015，第104页）。在此意义上，当今心理学要感谢的不仅是德国人，更是英国人。

在客体向度上，由于笛卡尔将世界表象为主体观念中的事物，我们才能真正站在世界之外将它纯粹作为只具有广延的客体进行审视。亚里士多德曾开创了这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自然目的论宇宙图景，它由月亮之上的世界和月亮之下的世界构成。前者是没有生灭变化和偶然性、充满了不朽的和完美的以太的天界，而后者则是水、土、气、火四种元素聚散分合、生灭变化的自然界。相应地，在更为古老的神学宇宙观中，大地本来是“空虚混沌”。但是神创造大地，不是荒凉的，其塑造的大地是要给人居住的。“混沌”（chaos）是指没有秩序，“空虚”（empty）是指没有内容。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前三天是要建立秩序与和谐，后三天则是充满内容。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由普遍秩序观念所主宰的多姿多彩的目的论世界。经过笛卡尔主体形而上学的改造，作为只具有广延的客体，宇宙的通用语言变成自然化的数学。“没有了它们，人们只会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游荡”（夏特莱，2000，第74页）。如果在《圣经》中上帝前三天创造秩序驱散混沌，后三天创造内容填补空虚，那么这里的秩序就是数学，而内容就是由仅具广延的客体充满的世界。孔德以数学为样板制定了他心目中的科学名单。这样一份名单根据“减少通则性（generality）与增加复杂性（complexity）”规则，划分了自上而下的诸科学的自然等级秩序。“主题最不复杂而有效幅度最全般化的是各门数学，它们处理的是以数量来表明现象间每一种可以测量的关系——数量是事物最普遍、最单纯的性质。”根据这一规则，在最顶端的数学之下，依次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走在最后面的社会学。社会学“显然，在一切研究的问题中，它的对象最复杂而普遍性最小”。与前述诸科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甚至“形上学和心理学都没有在这个名单中出现”（柯拉克夫斯基，1988，第63页）。

面对主体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这个机械世界图景，帕斯卡尔（1986，第33页）表达了他深刻的隐忧：“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原本充满意义的和谐宇宙变成同质性（homogeneous）的物理学空间（universe），“仰望着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给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他又会变成什么”（同前，第93页），“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同前，第101页）。亚里士多德那个作为基督教神学体系之“科学”基础的目的论宇宙理论被拆解了。之前人们即使在聚散分合、生灭变化的自然界受苦，然而仍可以满怀希望地从充满了不朽的和完美的以太的和谐天界获得寄托，但现在主体形而上学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被机械定律控制的异己的自然界。到这个时候，距离冯特把主体本身也处理成降格了的持存物（Bestand），亦即可以凭借作为人类存在模态的现代技术摆置（Einrichtung）的诸物中的一物已经不远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体被理解为基质或载体，即躺在下面的东西，它衍生了其后拉丁语subject的蕴涵，即“placed beneath，inferior，open to inspection”（“被置于之下、低下的、接受审视”）。由此最早在医学之中，被用作解剖的尸体作为“接受审视”的“载体”获得了“被试”的名称，随后它进一步被用来指代充当医疗护理或自然观察对象的生物。到了19世纪早期，人们开始将患者称为手术的“好被试”或“坏被试”。最后在这种临床实验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了“被试”一词在实验心理学中的第一个一致用法，亦即指称任何被置于心理学探究之下的个体（Danziger，1990，p.54）。“其他一切都述说载体，载体自身却不述说他物”，心理学的实验设计都围绕这种作为“载体”的“被试”展开，而“被试”本身却保持沉默。那个在主体向度上自负的笛卡尔式理性主体，当被置于心理学客体向度的凝视与操纵之下时，就进一步降格为一种等而下之的接受审视的沉默对象，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心理学所研究的“被试”。由于标志着理性解放的实证科学最后似乎统一了主体所表象的世界和主体本身，在孔德开列的科学名单里，终于可以添上心理学的名字。

主体/被试问题的心理学史效果

冯特综合了德国理性心理学和英国经验心理学，也就是创造性地转化了康德的统觉理论和英式的感觉联合，从而把主体本身也处理成降格了的持存物，从而开辟了备受推崇的“新心理学”。在他看来，理性心理学属于没有实际内容的形而上学，而经验心理学则由于把心理过程总体还原为简单和低级的形式，无法解释直接决定了意识性质的主观活动。但是冯特吸纳和改造了两者中的积极成分。他将感觉联合理解成产生了表象的阈下过程，作为意识内容的表象形成于感觉的心理综合。感觉综合伴随着每一种表象活动（Wundt,1893,p.256）,而表象则进一步综合为所谓统觉,“表象进入内部视野的焦点我们称作统觉”（同前，p.267）。康德那里作为先验统觉同一性的自我由此被改造成经验性统觉中对自身实存的意识，这样主体就被降格处理成经验中的物。笛卡尔式的自我在冯特式的知性把握中被客体化了，然后变成可供经验研究的诸物中的一物。在康德宣称传统经验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的地方，冯特将它改造成可以量化控制的实验内省。“理想的科学的内省并非康德认为有危险的对灵魂的紧张审视，它只是对一个人的经验的自我观察，这一点连康德都说是可能的”（Leahey,2018,p.171）。如此这般从事实验内省的心理学家本人就成为心理学史上最早的被试。这种统觉决定可以进入意识领域的表象联结。当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意志（康德原来将之界定为理性的自身立法能力）开始超越表象，并将自身把握为纯粹的自我意识。这已经是笛卡尔我思主体的心理学变形。在这个意义上，冯特的意识心理学表现出与笛卡尔主体形而上学的内在勾连，并且继承了后者的可能与界限（王波，2012b，第1页）。

综上，冯特的“新心理学”扬弃地吸收了理性心理学的统觉理论，而后又通过运用量化的实验法超越了康德时代的经验心理学。于是“理性的心理学在各国就很快为经验的心理学所代替了”（丹皮尔，1975，第404页）。这种新的经验心理学通过在主体向度否认和放逐主体，与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接着在客体向度巧妙设计实验仪器和方法，捕捉被试变动不居的经验，终于确立了科学心理学的地位。福柯（2005，p.340）在解读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娥》时指出：“人以他双关的形象出现了，作为知识的客体（object of knowledge）和认知的主体（subject that knows）：被奴役的君主，被观察的观察者，他处在属于国王的位置上。”隐藏在心理学数理知识型外衣之下的，是貌似与它对立实则却支撑着它的笛卡尔以来主体形而上学精神。与其说新心理学终结了主体形而上学，不如说它是笛卡尔以来主体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冯特的学生铁钦纳将新心理学的范式进一步激进化，“心理学家的特殊任务是培训像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一样苛刻和严谨的心灵观察者。这些观察者会将人类经验的明显复杂性分析成心灵的元素——主体经验是心理学的主题”（Kessen & Cahan，1986，p.642）。为了进一步确立心理作为诸物中的一物的客观性，心理学在科学的冠冕下开始变得“漠视人”（马克思，2009，第331页）了。被试很快就从冯特那里的心理学家本人或与其对等的同事被替换成在认知上和社会上都不对称的陌生人（Danziger，1990，p.67），乃至巴甫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托尔曼的小白鼠、斯金纳的鸽子和罗森布拉特的感知机。亦即心理学家关心的不再是研究对象的主体经验，而是如何通过将其置于严密的实验干预之下，“迫使”其展示（无论心智构造还是可观察行为）作为天然物性的（dinglich）“内在的、无声的”（马克思，2006，第5页）类本质，也就是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的平均结果。

被试被安排到由各种装置（apparatus，包括但不限于实验仪器）呈现的实验刺激和设置中，并进而“被动地”报告或“展示”其被诱发的心理过程，就像被套在实验装置和干预之轭上。随着致力于社会工程学的行为主义、大规模智力测验以及工业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知识的生产进入了大工业阶段。心理学进一步标准化与量化的理想被寄托在对被试更为严格和精密的控制之上，从而为新兴工业社会的美好前景献出诚心。这标志着一种探究心灵的新秩序的到来。如果说在古希腊“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而这一时代中的人的本质是“被存在者所直观，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被推入其对立面之中并且由其分裂标识出来”，那么在笛卡尔之后，存在者则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海德格尔，2015，第99页）。表象就是把现存之物当作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使之关涉于表象者，并将其可能性强行纳入表象者自身的规定性之中。世界由此首先不再是其自身存在，而是被摆置到人类自身面前和向着人类自身而来摆置，亦即凭借作为人类存在模态的现代技术，促逼（Herausfordern）和摆置已被降格地改造成持存物的存在者，把它强行纳入以人类自身为规定的规范体系（Gestell）之中。如果说这意味着自然向主体生成，那么相应地在心理学中，就是被试向技术生成。方法和技术在心理学中变成座架/集置式过程，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指认的技术预置（be stellen）。“水电站并没有建造在莱茵河上，就像数百年来连接河岸的古老木桥一样。相反，这条河被建筑到了水电站上。河流当前之所是，即作为水力提供者，源于水电站的本质”（Heidegger，1977，p.16）。类似地，与其说技术附着在心理学上，还不如说心理学附着在技术上。“实验者首先信任的是他的仪器；微时测定仪、描波器和视速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观察者更重要……仍然存在着实验尚未触及的心理生活的广阔领域；但我们相信，至少我们中的热心者相信，方法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它们身边”（Titchener，1912，p.427）。不同于传统作为工具或者人类行为的技术，现代心理学技术不再是将心灵带到（bring forth）眼前，或者让心灵自身显现，而是单向度地预设了心灵的形式和内容。一位斯坦福大学曾经的被试这样回忆他在心理学技术迷宫的经历，“人们被作为仅仅是刺激反应的机器……行为主义政体中的臣民。（年轻的研究生）操纵着布满导线的奇妙装置，就像最为虔诚的耶稣会士面对着他的神圣机器”（Tindall，2011，p.268）。这种几被重新赋魅（re enchanted）的实验装置即表现了方法论中心主义的技术如何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和规范着心理学王国的被试—臣民的日常生活。

“难道不是吗？所有的魅力都要消失，如果只和冷冰冰的哲学为伴……哲学会把天使的翅膀剪断，用规则和方法把所有的神秘洞穿，天上不再有鬼魂，地下不再有地精，彩虹也不再飘扬”。英国天才的浪漫派诗人济慈在这首写于1819年春季的《普赛克颂》（Ode to Psyche）中，表达了对女神普赛克的无尚崇敬。普赛克在古希腊神话中正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以长着蝴蝶翅膀的少女形象出现。有趣的是，站在济慈歌颂的这一美好形象的对立面的，正是小他两岁的同胞玛丽·雪莱在1818年所创造的弗兰肯斯坦。作为西方第一部科幻小说中的经典形象，他隐喻了在对造物主伟大规则的嘲讽中，傲慢的科学技术理想如何制造了令人恐惧的异化力量。同时他更预示了将传统中被作为价值和意义来源的主体，在技术上改造成一种可以被析解、模拟、编码和程序化的被试的现实可能性。而略显讽刺的是，psyche又是表征了理性主义成就的心理学之词源。这种源头与今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我们再一次反思，原本被寄予人类自我解放厚望的主体性之确立，如何吊诡地走向自身的反面，重新坠入自己制造的铁笼，甚至异化为作为普赛克反面的弗兰肯斯坦。

心灵首先被奥古斯丁从亚里士多德式的泛灵论宇宙中抽离出来尽归于人，然后经过笛卡尔的中介转化成为看似别具一格、自明自足的主体。这就是主体心理学基础演化的三部曲。而其他“物”都是根据“我”这一主体的表象活动才得到规定。世界只能通过心理表象的形式向主体呈现出来，而作为“人种偶然的特性”（胡塞尔，1988，第23页）的数理形式，往往被作为这种表象唯一合法的呈现形式。这种主体心理学将人设想成从事表象活动的认知主体，然而其表象活动仅仅是囚禁在主体化了的心灵孤岛上的纯粹思维。首先，它与身体分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赖尔才在《心的概念》一书中以“机器中的幽灵”批评笛卡尔的观点。心灵就像舵手坐在船上那样处于身体之中，而松果腺就是舵楼。但笛卡尔的这一方案预设了心灵之于身体的一种外在关系，就像舵手可以随时离开船一样。正如梯利（2017，第286—287页）公允地评价的：“在身心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紧密结合，但他在身心之间的截然区分又使得这一结合变得不可能”。其次，它与世界分离（世界成为被心灵表象的图像），与他者分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他心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成为哲学知识论和心灵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如何证明他者与我们拥有相似的心灵，以及它的新变式，亦即何以知道他人的心灵这样的“心灵理论”或“读心”问题，这一问题从穆勒，到艾耶尔、罗素、维特根斯坦，乃至当今互相争论的“理论论”（theory theory）与“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等，仍未得到最终的妥善解决。最后，它甚至与经验分离。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对经验进行客观外在的研究，从而为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创造理论前提。这也是冯特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直接经验”，以及他的学生铁钦纳特地提醒要避免“刺激错误”的哲学源头。他们各自开辟的内容心理学和构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这种从第三人称视角把握的、与主体“分离”的“经验”。当这种心理学化的主体通过数理科学的形式从事表象活动，并被视为脱离身体的、无历史的、超文化的自给自足的实体时，心理学化的主体就被自然化了，它也不再需要任何先验假设。这就为以生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等方式研究心理学完成了哲学奠基，乃至“自然化认识论”要求将认识论的整体都建立在这种经验心理学之上。通过让失去肉身的“灵魂”去追逐失去灵魂的物质，主体完成了它最后的自我否定。而这种主体由于其纯粹的中立性质，成为以科学自命的心理学研究的绝佳对象。或者可以说，主体天然不是心理学的对象，但心理学的对象天然是主体。这意味着，就前半句而言，长期存在的“现代”主体之各种前身，并没有一开始就发展成心理学。就后半句而言，这种主体潜在地具备的双重性质使得现代心理学的诞生成为可能。亦即，首先，通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式内省，经由笛卡尔我思的绝对怀疑所开辟的意识的内在领域，使心理学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次，由于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将经验从自我中剥离出来，这就为通过第三人称的视角对其进行客观外在的研究创造了可能性，从而肇端了将主体改造为“被试”，并进而将之处理为诸物中的一物的现代科学心理学。

参考文献

[1][意]奥古斯丁，1996：《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苏]巴赫金，2009a：《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苏]巴赫金，2009b：《巴赫金全集》（第7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4][希]柏拉图，1963：《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英]丹皮尔，1975：《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英]芬利，2016：《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德]海德格尔，1996：《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德]海德格尔，2015：《海德格尔文集：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希]荷马，1958：《伊利亚特》，傅东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德]黑格尔，2017：《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1][德]胡塞尔，1988：《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2][德]胡塞尔，2005：《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3][德]康德，2004：《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4][波]柯拉克夫斯基，1988：《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高俊一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5][英]柯林伍德，1999：《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6][挪]克莱默裴，2015：《克尔凯郭尔与现代心理学》，刘邦春主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17][英]洛克，1983：《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8][德]马克思，20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德]马克思，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法]帕斯卡尔，1986：《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1][瑞]荣格，2018：《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沈永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2][加]泰勒，2001：《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3]王波，2012a：《西方心理学主体的神奇与腐朽：一种批判式知识考古》，《应用心理研究》夏季卷（总第54期）。

[24]王波，2012b：《论笛卡尔与冯特在思想史上的内在勾连》，《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

[25]王波，2015：《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26]王波，2021：《从海文和霍夫丁之争看中西心理学传统的会通》，《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

[27][法]夏特莱，2000：《理性史》，冀可平、钱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8][希]亚里士多德，199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9][希]亚里士多德，199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0][希]亚里士多德，201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1]APA，2013，APA Publication Manual (6th edi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2]APA，2020，APA Publication Manual (7th edi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3]Blunden，A.，2005，“The Subject.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https://www.ethicalpolitics.org/ablunden/works/aristotle.htm，2022-12-10.

[34]Boynton，M.，1998，“People should participate in，not be subjects of，research”，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 317，No. 7171，p. 1521.

[35]BPS，1991，Code of Conduct and Ethical Principles，London：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36]Brock，A. C.，2006，“Re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Interview with Kurt Danziger”，History of Psychology，Vol. 9，pp. 1 - 16.

[37]Brock，A. C.，2011，“Subject，object and practice：Thre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Kurt Danziger's work”，http://www.kurtdanziger.com/CPA%20Adrian1.pdf，2022-01-10.

[38]Chalmers，I.，1999，“People are ‘participants’ in research”，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 318，p. 1141.

[39]Danziger，K.，1990，Constructing the Subject：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Danziger，K，1997，Naming the Mind：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London：Sage.

[41]Foucault，M.，2005，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Taylor &Francis.

[42]Heidegger，M.，1977，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 London：Garland.

[43]Jackson，W.，1999，“Many people are not ‘participants’ in sense that this term was initially defined”，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 318，No. 7191，p. 1141.

[44]Kessen，W. & E. Cahan，1986，“A century of psychology：From subject to object to agent”，American Scientist，Vol. 74，No. 6，pp. 640 - 649.

[45]Leahey，T.，2018，A History of Psychology：From Antiquity to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

[46]Maloney，J. & A. Standen，1966，“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without subjects’ consent”，Science，Vol. 152，No. 3728，pp. 1455 - 1456.

[47]Tindall，R.，2011，“The minotaur of the behaviorist maze: Surviving Stanford's Learning House in the 1970s”，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Vol. 51，No. 3，pp. 266 - 272.

[48]Titchener，E.，1912，“Prolegomena to a study of introspe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 23，No. 3，pp. 427 - 448.

[49]Wundt，W.，1893，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Psychologie，Leipzig：Engelmann.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