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之部：（六）
欣赏别人的痛苦是变态、残忍；还有一种是白痴，毫无心肝。文学上变态固可怕，但白痴更可怕。这种人便毫无心肝，不要说思想，根本便没感觉。欣赏田家乐者盖皆此种人。人摔倒把他扶起来，只要出于本心，不求名利，这是好人；若有他心，便不成。若有见人摔倒解恨，这也是汉子。若见人摔倒光看着，是白痴。而中国人写田家、渔家，只看着，是麻木不仁。
中国诗可以气、格、韵分，诗至少要于三者中占一样。
气：如太白，才气纵横，是气。但须真实具有，不可虚矫、浮夸。如不是铁，无论如何炼不成钢。
格：盖即字句上的功夫，“锤炼”。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必胸有锤炉始能锤炼。
韵：玄妙不可言传。弦外余韵，先天也不成，后天也不成，乃无心的。必须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神韵必发自内，不可自外敷粉，应如修行证果，不可有一点勉强，故又可说是自然的（非大自然之自然）。
中国诗最讲诗品、诗格。中国人好讲品格。西洋有言曰：我们需要更脏的手，我们需要更干净的心。更脏的手什么事都能做。中国人讲究品格是白手，可是白得什么事全不做，以为这是有品格，非也。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变成身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现在人只管手，手很干净，他心都脏了、烂了，而只要身上、脸上、手上干净。我们讲品格，可是要讲心的品格，不是手的干净。
书亦有书的品格，好书“天”“地”都宽，宽绰有余。此是中国艺术文学的灵魂。
诗的成分：觉、情、思。
诗中最要紧的是情，直觉直感的情，无委曲相。
一切有情，若无情便无诗了。河无水曰干河、枯河，实不成其为河。有水始可行船润物；然若泛滥而无归，则不但不能行船润物，且可翻船害物。诗中之情亦犹河中之水。
思，思想，不是构成文学之唯一要素，而是要素之一。思想是生活经验的反响，生活经验是向内的，反响是向外的。诗的思想不是格言，格言是凝固的，是化石，不是诗。思想要经过感情的渗透、过滤，故思想中皆要有感情色彩，否则只是化石的格言而已。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诗的思想，真经过感情的渗透。陈后山《丞相温公挽词》（其二）云“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这是思想，但不可为诗之内容，以其未经过感情之渗透，是凝固的化石。
若但凭感觉、无思想，易写得浮浅，流于鄙俗，故“觉”亦要经过感情的渗透、过滤。
以情为主，以觉、思为辅，皆要经过情的渗透、过滤。否则，虽格律形式是诗，而不能承认其为诗。人有感觉、思想，必加以感情的催动，又有成熟的技术，然后写为诗。
人无不受外界感动，而表现有优劣。技术之厚薄尚乃浅而言之，深求之则有诗眼问题。
凡作品包括：一、情感；二、思想；三、精神。前二者打成一片而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作风即作者之精神。情感加思想等于作风，而作者精神从作风中表现出来。
曹、陶、杜各有其作风，三人各有其苦痛。
欣赏别人的痛苦是变态、残忍；还有一种是白痴，毫无心肝。文学上变态固可怕，但白痴更可怕。这种人便毫无心肝，不要说思想，根本便没感觉。欣赏田家乐者盖皆此种人。
人摔倒把他扶起来，只要出于本心，不求名利，这是好人；若有他心，便不成。若有见人摔倒解恨，这也是汉子。若见人摔倒光看着，是白痴。而中国人写田家、渔家，只看着，是麻木不仁。
诗中非不能表现理智，唯须经感情之渗透。文学中之理智是感情的节制，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是艺术。普通人不是过，便是不及。
李商隐《蝉》：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上句尚不过写实，下句真好，是感情的节制，诗之中庸。
陶渊明诗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而又有节制，但又自然而不勉强。大晏词感情外有思力：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三句可为大晏之代表，理智明快，感情是节制的，词句是美丽的。
在生活有余裕时才能产生艺术，文学亦然。余裕即时间和余力，与闲情逸致不同。闲情逸致是没感情、没力量的，今说“余裕”是真掏出点感情来。
诗本是抒情的。但近来我觉得诗与情几乎又是不两立的。诗是抒情的，但情太真了往往破坏诗之美；反之，诗太美了也往往遮掩住诗情之真，故情深与辞美几不两立。必求情真与诗美之调和，在古今若干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此点之完全成功。
普通都以为韵文表现感情，余近以为韵文乃表现思想。余之所谓思想，乃是从生活得来的智慧，意即对生活所取得的态度。既不能禁止思想，就要使思想“转”出点东西来，不使之成为胡思乱想。
曹、陶、杜各有思想，即对人生取何态度，如何活下去。中国后来诗人之所以贫弱，便因思想贫弱。
一切议论、批评不见得全是思想，因为不是他那个人在说话，
往往是他身上“鬼”在说话。“鬼”——传统精神，不是思想，是鬼在作祟。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诗人有两种：一、情见，二、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诗，便因其知解太多。
宗教家之写诗，如但丁之《神曲》。这样的作品是宗教的诗，而且这么伟大，只有西洋会有。他本身是虔诚的教徒，而又是一个有情见、有知解的诗人。
诗中不仅可以说理，而且还可以写出很可贵的作品、不朽之作，使人千百年后读之尚有生气。不过，诗中说理不是哲学论文的说理。其实，高的哲学论文中也有一派诗情，不但有深厚哲理，且含有深厚诗情。如《论语》及《庄子》之《逍遥游》《养生主》《秋水》等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不但意味无穷（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韵味无穷（富有深厚诗情）。
诗中可以说理，然必须使哲理、诗情打成一片，不但是调和，而且是成为“一”，虽说理绝不妨害诗的美。
前人论诗常用“意”字诗意、用意。今所谓“意”，与古不同，彼所谓“意”皆是区别“人我是非”。
世俗所谓理，都是区别人我是非，是相对的。诗所讲“意”，应是绝对的，无是非长短。
“意”等于“理”。诗可以说理，然不可说世俗相对之理。凡最大的真实皆无是非、善恶、好坏之可言。真实与真理不同，真实未必是真理，而真理必是真实，说理应说如此之理。
诗宁可不伟大，虽无歌德《浮士德》式之作品，而中国有中国的诗。因其真实，诗虽小而站得住。中国有的小诗绝句甚好，二十八字，不必伟大，而不害其为诗，即因其真实。
现在作品多是浮光掠影，不禁拂拭，使人感觉不真实、不真切。不真实还不要紧，主要使人感觉真切。如变戏法，不真实而真切，变“露”了倒很真实，可那不成。
文学上是允许人说假话的，电影、小说、戏曲是假的，但那是艺术。读小说令人如见，便因其写得真实。但不要忘了，我们说“假话”是为了真。如诸子寓言，如佛法讲道，都说小故事，但都是为了表现真。
诗人之幻想亦颇关系紧要，无一诗人而无幻想者。老杜虽似写实派诗人，其实幻想颇多。
但诗人的幻想非与实际的人生联合起来不可，如此才能成永久不磨灭的幻想；否则是空洞，是castles in air，空中楼阁。
德国歌德《浮士德》中之妖魔，虽是其幻想，乃其人生哲学、人生经验；但丁《神曲》游地狱、上天堂，亦其人生哲学、人生经验，故成为伟大。
出淤泥而不染才可贵，豆芽菜根本不在泥中，可怜淡而无味。长吉幻想虽丰富，但偶见奇丽而无长味。必植根于泥土中（即实际人生），所开幻想之花才能永久美丽。
极美丽之花朵，其肥料是极污秽之物。近代青年不肯实际踏上人生之路，不肯亲历民间生活，而在大都市中梦想乡民生活，故近代文学难以发展。
象征非幻想，但必须有幻想、有联想的作家，才能有象征的作品。象征多是幻想；譬喻多是联想，如“眉似远山山似眉”，眉与远山，二者皆实有，唯诗能将不相干之二者联而为一耳。至于象征、幻想，则是根本无此事物。《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乃现实所不能有，而诗人笔下有，且是真实的有。幻想又非理想。理想是推论，有阶段性；幻想无阶段，是跳跃的，非理想，而其中又未尝无理想。否则不会成为象征，诗人笔下之幻想若无象征，则不成其为诗。
屈原之所象征，司马迁能懂，《史记·屈原列传》：“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此二句互为因果。作者：志洁→物芳；读者：物芳→志洁。所象征的是洁，即不同乎流俗，高出于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