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晋建立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15岁时袭封琅邪王。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北上参与诸王争斗，将其军事重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交由睿镇守。不久，司马越又迁升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使其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为自己退守江南预作准备。

        司马睿和当时著名大族琅邪王氏关系密切,他移镇建邺后,得到了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北方士族高门的全力支持，由此也受到本来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士族高门的拥护。东晋王朝正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

      建武元年(317年)二月，晋愍帝被刘曜俘虏的消息传至建邺。三月，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定宗庙社稷于建康(建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次年二月，晋愍帝死讯传至建康，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定都建康，改元太兴(318~321年)，史称东晋。

二、王、庾、桓、谢轮流执政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当时士族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东晋朝廷实行的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朝政为几家大士族轮流掌管。从南北门阀大族的地位来说，北方门阀大族在东晋政权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江东门阀大族却处于次要地位，其权势远逊于北方门阀大族。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出现了北方士族王、庾、桓、谢四家轮流执掌朝政的局面。

       东晋初期的政治格局，是琅邪王氏与皇室司马氏共执朝政，即当时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在晋元帝建立东晋的过程中,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东晋建立后，晋元帝使王导以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辅政,以王敦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加荆州刺史,总统建康上游诸军事。王氏兄弟一内一外，完全控制了东晋军政大权。晋元帝徒有皇帝之名,以至在元旦朝会时,竟欲请王导同登御座,共受群臣拜贺。由于王氏权势逼人，与晋廷矛盾逐渐激化。于是晋元帝信用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人,对王导逐渐疏远。太兴四年(321年),晋元帝任命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属安徽)，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西南)。两地驻军皆以讨胡为名义,实际上是为防御王敦作的布置。

       王敦对此不能忍受,于永昌元年(322年)以诛奸臣刘隗为名，自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进攻建康。王敦不久便攻入建康，杀戴渊、周频等人，刘隗逃往北方。晋廷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仍回武昌遥控朝政。晋元帝忧愤而死，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元帝迫于王氏权盛，临死仍只好遗诏令王导辅政。当时王敦居武昌遥控朝政，王导任尚书令、司徒辅政，王氏其他子弟亦都身居要职。如王敦兄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其从弟王舒为荆州刺史，王彬为江州刺史，王邃为徐州刺史。后王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王氏势力达到极盛。

        太宁二年(324 年)，王敦身患重病，晋明帝乘机下诏讨伐王敦。王敦起兵与明帝对抗，命王含为统帅，率军进攻建康。王含军至建康，被中军司马曹浑等军击败。王敦闻知败讯，随即病死。明帝尽诛王敦一党，王敦之乱宣告结束。王敦虽已败亡，但王氏势力却未因此而衰。王敦叛乱平定后，明帝仍以王导居中辅政,并由司徒进位为太保，王氏子弟王舒、王彬等仍居显职。王氏专制朝政的局面在东晋维持了20余年之久，直至庾氏兴起后，王氏在政治上方退居庾氏之后。

       庾氏指颍川与帝室联姻的一房，它是兴于魏晋之间的世家大族，西晋末年战乱时避乱江南。东晋明帝时，颖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庾亮，以明帝皇后之兄的身份，受到重用，任职中书监，与王导共执朝政。自王敦失败后，庾氏势力渐盛。咸和七年(332年), 庾亮迁任都督江、荆、益、豫、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庾亮虽居外镇，仍遥控朝政，手握强兵，雄踞京师上流，当时为文武百官所趋附，庾氏势力显对王氏构成威胁。居于建康的王导，在遇到西风时，常用扇遮尘，并不平地说:“元规(庾亮字)尘污人”。武昌在建康之西，王导以此喻指庾亮势力逼人。咸康五年(339 年)，王导病死，晋廷大权尽入庾氏之手。咸康六年，庾亮病死，其弟庾翼代任其职，仍镇武昌。永和元年(345 年)，庾翼也因病死去，桓氏势力崛起，庾氏随之衰落。

        桓氏是谯国(治今安徽亳州)高门,西晋末年过江。桓氏代表人物桓彝被当时尚未称帝的司马睿辟为掾属,后居名臣之列。桓彝之子桓温才干过人,是明帝女南康公主驸马。庾翼死后,桓温出任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永和二年(346年),桓温出兵灭亡割据巴蜀的成汉,威望渐重。随后,桓温又先后于永和十年(354年)、永和十二年、兴宁元年(363年)三次北伐,主要目的是以军事胜利树立威望,伺机篡夺东晋政权。桓温的前两次北伐战功显赫，由此官至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扬州牧,大权独揽。咸安元年(371年),桓温为进一步立威,废掉废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次年,简文帝死,临终遗诏桓温依王导故事摄政。

        桓温本以为简文帝将禅位于己,对仅让他摄政大为不满,上疏请求加九锡,准备篡晋。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居中执政的谢安、王坦之等故意拖延,迟迟不予作答。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病死,司马氏得以保住了帝位。桓温死后,桓氏势力大减,但不曾完全衰落，其弟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3州诸军事,扬、豫2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谢氏是陈郡高门，西晋末年避乱江南。建元二年(344年)，谢氏代表人物谢尚出任南中郎将、后督豫州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不久转任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谢氏势力逐渐崛起。谢尚从弟谢安被桓温辟为司马，后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显职，权势渐重。桓温临终前欲篡晋祚，只因谢安和王坦之等在朝中主持事务，多方拖延阻止，才保住了东晋王朝。桓温死后，谢安迁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总理中书省事，执掌朝政。后又加领扬州刺史，迁中书监、录尚书事。太元八年(383年),谢安遣从子谢玄与子谢琰统东晋精卒北府兵在淝水大破前秦苻坚30余万大军。晋廷进安太保，都督扬、江、荆等15州军事，加黄钺。谢安虽控制了朝政大权，但因其权势过重，受到朝廷猜忌。太元十年(385 年)，他被迫请求北征，出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当年死去。东晋王室司马道子出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控制了朝政，谢氏掌权的局面遂告结束。但这时离东晋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

三、偏安一隅和宽容士族的传统国策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这就决定其治国所实行的必然是偏安一隅不图进取，以及优容宽惠士族的政策。

        纵观东晋一朝，执政者大多满足于偏安的局面，治国举措唯在自保。晋室南渡初期，晋元帝忙于稳定东晋统治，无力北顾。此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势力争权夺利，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没有谋求恢复中原的长远规划。即便有个别人真心从事北伐，因受各种牵制很难成功。再如桓温北伐，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图代晋。在这种动机下，自然也不可能全力进行北伐。同时北方士族大批南渡后，经过多年的掠夺与经营，大多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过着腐化享乐的奢侈生活,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奋斗，回归故园。如高门王羲之就曾主张“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因此，东晋各代执政者，基本上奉行的是偏安江南的国策。

        南北士族地主在东晋朝廷的纵容下,广占田园山泽。史称:“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南方士族地主世居江南,历来势力强大,在孙吴统治时已经是“势利倾于邦国,储积富于公室”。东晋政权当然不会触犯他们的利益。侨居士族为了扩大土地和劳动人手,到处“求田问舍”。因而南北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如王导一次即得到皇帝赐给的建康近郊良田80余顷。王羲之的田业分布在会稽、吴兴等地,谢安的田业分布在会稽、吴兴、琅邪各处。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由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南北士族不仅占有大片良田山泽,而且占有大量的劳动力,并得到朝廷法律的认可。东晋政权为了优裕土族,沿袭曹魏以来赐客、复客和荫户的传统,实行给客制度,其规定:官品第一、第二可占有佃客40户，以下每品递减5户,至官品第九者可占5户，佃客所收获的粮食与主人“量分”,其户籍附于主人家籍之上，不负担国家赋役。此外,士族还可按官品占有典计、衣食客等人户，待遇与佃客相同。

        实际上,由于士族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所以他们占有的各类私附人口，远远超过上述数字。如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任8年,大力搜括豪强隐匿人口,得3万余户,相当于全郡总民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士族私附人口的数量之多。

       政治特权是经济特权的保障。东晋用人因袭西晋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大多世代居于显位，垄断高官美职。东晋最高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高门士族手中，他们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全不受法律约束。因而东晋政治腐败，赋役繁苛。当时人评论东晋政治腐败说:“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谟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这是士族门阀极端腐朽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四、东晋的内乱及其被取代

        东晋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执政以后，朝政大权落入当时在位的孝武帝之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中。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他是个白痴，大权落入以太傅辅政的司马道子手中。司马道子残暴昏庸，贪财奢侈，“官以贿迁，政刑谬乱"。于是东晋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政治形势急剧恶化。

        隆安元年(397 年)，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不满司马道子引用太原士族王国宝排抑异己的做法，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进攻建康。司马道子无力抵御，被迫杀掉王国宝，使王恭退兵。次年，王恭又起兵进攻建康，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等皆起兵响应。司马道子使其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率兵讨伐。司马元显诱说王恭前锋、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倒戈，击败王恭，又对桓玄等人施分化利诱策略，暂时平息了这场变乱。桓玄与殷仲堪、杨佺期等人结成同盟，占据长江中游地区，刘牢之代王恭为兖州刺史，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朝廷直接控制的只有会稽、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嘉(治今浙江温州)、东阳(治今浙江金华)、新安(治今浙江淳安西北)、吴(治今江苏苏州)、义兴(治今江苏宜兴)等东土诸郡。本来东土诸郡为南北士族聚居之地，当地人民所受压迫剥削极为沉重，而这时国家财政负担几乎全部压在这一地区的百姓身上，浙东地区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焦点。当时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内战，使得阶级矛盾激化起来，一场动摇东晋统治的人民起义也在在浙东地区爆发（孙恩起义）。

       隆安三年(399年) 十月，掌握朝廷大权的司马元显为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征发东土诸郡本为奴隶后被放免为佃客的人为兵。以这次征兵令为导火线，直接引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人民起义，义军给予东晋政权以沉重打击。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北府兵低级将领出身的刘裕逐渐窃据了东晋大权。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完全控制了东晋朝政的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帝位，自己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建元永初(420~422年)，刘裕是为宋武帝。腐败的东晋王朝，最终被刘宋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