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一位妇女拿3斤黄金到银行，竟牵涉出19年前的大案
这起黄金失窃案还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专家组立刻派人展开调查，但直到19年后，才成功抓获黄金大盗关庆昌和其妻子黄素珍。本篇文章，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黄金失窃案。
1980年4月的一个中午，沈阳中华路的中国人民银行营业部，走进来一个衣着朴素的妇女。看起来大概有50多岁，双手紧紧握着一个小包，神情也有些紧张。
银行的保卫看她不像存钱的，还询问她是否走错地方了。妇女竟说道：“我是来存金子的。”就这样，妇女走到窗口前，直接将手中小包打开。竟然掏出了一块约3斤多重的高纯度黄金。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部惊呆了。
因为在那个80年代，虽然有一小部分人有钱，但顶多都是一些小金镯子、金链子之类，并没有直接能拿出3斤金块出来的家庭。所以营业员非常警觉的拖延下时间，告知这个妇女这些金子太贵重了，可能需要向领导汇报一下。
营业员快速将这金块进行比对，发现这是一块工业黄金，纯度非常高，并非是民间流通的，所以这个金块的来路必然有蹊跷，明显不是来自银行的渠道。但是营业员并没有直接询问妇女金块的来路，而是像正常一样给她办业务。
接着，营业员将她这块金子换成了2万多元的巨款，并且建议她将这笔钱存到银行，这样每年光吃利息也够生活了。其实，这是营业员担心将钱都给妇女后，会追不回来，所以让她存起来，这样可以拖住她。
这个妇女十分开心，便同意存款。接着，她表示要回家了。营业员灵机一动，说“您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贵宾客户，所以我们有专车送您回家。”妇女内心一下慌了，她提高了警觉，并且表示家离这不远，不需要接送。
工作人员看此妇女有点警觉，便强拉硬拽将她拉到车上。而这并不是送她回家，反而直接送到了公安局。这件事被公安得知后，意识到事情严重性，便通知了副局长李广军。副局长李广军马上回到局里，亲自对这个妇女进行询问。
这个妇女被眼前的架势所吓到，内心已经慌乱，一下子，就被问了出来。原来这三斤金块是19年前从沈阳615造币厂偷出来的，而且家中还有47斤，总共50斤，约800两，总价值36万元。
这下公安们才知道，这竟牵扯到了已经成为疑案的“沈阳造币厂丢失50斤黄金”一案。原来在19年前，1961年的沈阳，那个时候国家为了缓解粮食的短缺，便用黄金换取国外的粮食缓解困局。
而沈阳造币厂便接到了这个任务，就是将民间的黄金进行提炼。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条件的限制，许多未提炼的黄金饰品，都简单的存放在库房中，经常出现丢失的情况。而这个妇女的丈夫就是在造币厂中负责生产科的关庆昌科长。
关庆昌在解放前有着为国民党工作的背景，但是其本人非常谨慎，一再隐瞒身份，躲过了组织的调查，成功的进入了造币厂工作。可能是其本性的难改，经常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拿一些小金旮沓回家。
而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妇女名叫黄淑贞，与他是夫妻，也是喜欢占便宜的人，所以他们频频从厂子偷金子出来。但一次一小块，让他们感觉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财，便决定干一次大的。有一次造币厂进来一大批黄金准备提炼，关庆昌得知后，便让黄淑珍前往打探。
黄淑珍装成找好朋友聊天，然后借机观察车间内的情况，很快便发现了黄金所在地。回家后，她便将情况告诉了关庆昌。关庆昌决定挑星期六的晚上动手。1961年3月18日傍晚，负责车间的组长郭家慧下班后，关庆昌戴着手套，拿着铁质羊角锤，从家中出门来到厂子。
而关庆昌并没有来到存放黄金的车间，而是先来到厂子浴池洗澡。而这并不是他为了洗澡，而是为了给以后找不在场的证据。浴池里人很多，所以大家都能做他的证人。洗完澡后，关庆昌马上来到存放黄金的车间，将一个没有带铅封的箱子动手，绞断箱体上的铁丝，撬开箱子的木板，将里面两块黄金绑在身上，带了出去。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接着，他绑着50斤的黄金，咬着牙坚持走出厂子回到了家。紧接着，将黄金放好后，又马上走出门去，直奔厂子人多的地方，为的就是多制造些不在场证据。第二天，车间组长郭家惠检查黄金的时候，发现有个箱子被撬了，而里面的黄金也没了。
郭家惠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因为这可是50斤的黄金，在造币厂丢失，必然会引起大波澜的。慌了一阵后，他赶紧向厂长报告。厂长得知后，马上联系了公安局。公安来后，首先询问的便是郭家惠。
从他报案时起，他的厄运就开始了。因为他是黄金的保管者，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来报案就被扣住，受到了严厉的审讯：“金子哪里去了？老实说！”郭家惠感到天大的冤枉，他要知道金子哪里去了，还会来报案吗？解释、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不但他，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这师徒俩成了难兄难弟，他们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
他们两个本来都是老实工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两个人每天只是面对面哭泣，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被逼着天天交代问题。没有的事他们没法承认。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最后的结论是交代问题不老实。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以后，他们俩一直背着偷盗黄金的黑锅，19年没有抬起头来。
不仅是和黄金直接有关联的人受到怀疑，其他工人也被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破案方式所牵连，有的工人看见六一五厂的厂门，腿就开始发抖，工人们的心态都被扭曲了。
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的观念被牢牢禁锢。谁敢偷八百两黄金？专案组在工人和干部中间没有揪出黄金大盗，自然想到了阶级敌人，断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第一批重点嫌疑目标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专案组把所有的五类分子统统审查一遍，没有发现线索，又把一批“走资派”列为重点嫌疑目标，一一审查。折腾了一百多人，案子也没破。
这种残酷的斗争和不间断斗争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主动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朝鲜战场又受了伤，落了残疾，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真相大白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关庆昌紧紧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两黄金，能变卖36万元钱。那块6斤重的金条就值4万多元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他和老婆黄淑珍专门到银行营业部观察收购金银情况，发现卖金银不必带任何证件，认金不认人。关庆昌兴奋地对老婆说：“是时候了！”
4月15日，关庆昌和老婆早早地起床。关庆昌把3斤多重的金子包起来，缠在老婆腰上。这块金子是关庆昌从那6斤重的金块上剁下来的。黄淑珍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上午9点多钟，她心惊胆战地把金块送进七号窗口。
关庆昌一早对单位领导说亲属得了重病，请假去医院看望。此时他正悄悄坐在营业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盯着得了“重病”的老婆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银行营业员管凤昆对黄淑珍说：“你这块金子值2.3万多元，钱不少啊，在银行储蓄吧！”
黄淑珍把这些钱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和活期存款，又领出65元钱的现金，揣进兜里。
这时，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热情地请黄淑珍进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银行营业员夏玉环也面带微笑地对黄淑珍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银行过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黄淑珍不知是计，高高兴兴进了休息室。
关庆昌眼见老婆钱财到手，银行工作人员还把老婆当作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人物热情招待，他感觉石头落了地，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营业部。
关庆昌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他回工厂的路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营业部的电话，立即带领3名公安干警赶了过来，严厉盘问黄淑珍这种高成色工业用黄金的来源。黄淑珍吓得面如土色，支支吾吾，实在瞒不住了，只得交代了犯罪事实……
李广军当机立断，与六一五厂取得联系，驱车来到厂里。
当天下午5点多钟，关庆昌正在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心里想着老婆此时应当在家里做好了可口饭菜，等他回家庆祝一下。他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已经被公安局和厂里安排的保卫人员，牢牢地盯住了。工厂保卫科长拍拍关庆昌的肩膀，请他到厂部会议室去一趟。关庆昌没有犹豫，跟随保卫科长来到了会议室。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见威武的公安干警等候在那里，关庆昌立刻明白了，一切全完了！黄金梦破灭了！关庆昌瘫倒在地。与此同时，李广军派出公安干警对关庆昌的家进行搜查，从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子中搜出全部金块，人赃俱获，19年的黄金大案，终于告破！
破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六一五厂沸腾了。19年来，黄金大案压得六一五厂的职工喘不过气来，不间断的运动，搞得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六一五厂几乎到了“谈金色变”的程度。现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那块压在每一个人心头上19年的大石头终于被卸下来了。六一五厂一片欢腾，工人们如同过节一般，家家户户买肉打酒，畅饮庆贺，工厂附近商店里的酒被抢购一空，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厂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几十名因黄金大案而遭受迫害的人，从各地赶来，恢复了名誉。他们除了喜悦外，望着彼此已两鬓斑白的头发，另有一番感叹：“人生有几个19年啊！”
关庆昌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根据当时法律，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虽然关庆昌罪大恶极，但最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关庆昌有幸步入法治社会，否则在19年前，他必死无疑。
关庆昌在监狱改造得很好，以后又被减刑，服刑不久就出狱了。刚出狱时，他推着小车在街头卖牛奶，艰难谋生。后来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就靠儿子接济生活。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公园晨练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的身影。也许关庆昌在朝阳下，面对清澈的河水和岸边婀娜的柳枝，能体味到这种安宁的可贵。垂暮之年面对这种难得的安宁，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受尽煎熬，这黄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