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如何异化学生的：再生产，论文体系与学术劳工

课程与培养计划

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被替换成了学术共同体话语，高等教育的再生产功能被学术共同体垄断。

学术共同体一方面推崇树状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又要通过堆砌足够壮观的学术景观在学生与无知的官僚中营造知识神话，因而在四年时间塞入大量的“基础课程”，学科无用但由于学生在未来该学科的每个方向都打下了“基础”，可以为所谓的学术道路奠定基础（共同体的一厢情愿），符合共同体的需要；此以外由于文凭贬值，高等教育也逐渐开始沦为纯粹的交换市场的倾向，学费换取学位换取工作，学校主要提供授予文凭功能，次要的教学功能自然可以无需上心，加之教学任务对教师来有百害而无一利，远不如把时间用在学术生产上，使得这仅有的铺平“学术道路”的功能也变得日渐敷衍。

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答辩在整个教育阶段肩负了相当重要的功能，唯独和它生成的检验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毫无关系，上文知学生学到的大多数人没用的，它真正的功能是再生产整个教育系统的合法性与秩序以及学生的服从意识，以学生的视角来看，这场仪式中最重要的是他们论文的质量：方法、创新点，事实上在这场仪式中都是无关紧要的，将答辩想象成一场祭祀仪式，论文看做意识中奉献给神的贡品，贡品只需要保证形式上足够精美，包装足够漂亮，品质、味道如何并不重要。事实上，只要他们严格按照预先制定好的规则完成一系列劳动，产品也通过祭祀的检查，就可以顺利通过仪式并取悦神明。祭祀之职自然是由参与答辩的教授担任，仪式是否符合规范，贡品是否符合要求都由他们决定，只有他们才能与学术之神沟通，向作为一般参与者的学生发号施令，以学术之神的名义下达判决，在宣判的过程中，他们作为学校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环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经过一场精心准备的仪式后，学生收获了他们用于进一步交换的文化资本，导师们确认了他们在学术空间的权威，而学校的再生产也完成了循环。

学术空间的构建

每年都有学生通过初等高等教育后在科学与知识的神话感召下步入学术圈的“场域”，一个独立又极具依附性的空间，这一矛盾表述基于学术空间赖以生存的两种虚假意识形态：面向大众的“知识的神话”以及在相关学科的作用域中“无用之用”话语，这两种虚假意识形态为学术空间圈定了一个独立的范围，使得他们看上去超然于世外，然而恰恰又是这二者将学术圈的依附性暴露无遗，对大众来说，对知识的崇拜是多方面促成的，包括近几十年的信息技术的爆炸发展以及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国家对教育的大力投资与推崇，上升渠道日益狭窄以及东亚独有的官本位意识形态（流传至今的“科举制”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用知识崇拜掩盖的官本位思想）——知识的神话依然是金钱、地位、使用价值的神话，对于大众和学术圈来说这一神话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大众为向知识神明顶礼膜拜后成为社会中“正常”的一员而心满意足，学术圈在接受膜拜后拿到了应有的香火钱。

而在各个学科的相关作用域，相比于在大众确立的绝对的权威性，学术集团则采用了一种“柔弱的抵抗姿态”——即不断推崇“无用之用”以及所谓理论的“指导性作用”这类话语，借助这一意识形态，学术集团摆脱了其本应负担的责任，可以独立自助地进行学术生产而不受问责，这也使得当代的绝大多数论文越来越脱离它本应关联的一切，一篇政治学论文对政治问题的指导并不比一篇物理论文更有效。但稍一分析就会发现所谓“无用之用”着眼点仍是在“用”上，而所谓的“无用”只是一个台前的傀儡，也就是说学术圈一面标榜自己的超然，一面却并没有摆脱社会和专业领域的评价和话语体系，仍然你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证明自己足够“有用”，转换到生产的视角看，学术圈生产自身无法直接产生任何社会所需的价值，因而本质上依旧依附于社会整体的生产，即使当其建立起足够的壁垒形成独立的空间后依然如此

论文评价体系

学术圈“独立又依附”的矛盾姿态在论文评价体系中进一步体现，论文评价体系的构建是由学术共同体和出版商合谋完成的价值系统，是一种所谓的“均质空间”，如同全球化体系吞噬了地球的任一土地一般，论文评价体系吞噬了所有的知识体系，表面上看论文体系已经实现了足够丰富的学科分类，然而在这一分类遮蔽了早已完成的同质化过程——即将各门完全异质的相互间不可通约的学科根据设定好的统一评价标准进行编码，在完全同质化之后再根据评价标准对应的价格标价，也就是说所谓的论文体系早已沦为商品体系的一部分，其运转逻辑与当代消费主义并无二致，结合上一节叙述，一方面学术体系在依附于整体的社会生产体系的同时依然坚持标榜其“纯洁性”，一方面却又在其评价机制中引入了商品的逻辑，而后者扩大生产要求的必然加剧前者的分裂迹象。

学术劳工

如上所述，学校承担的是进入流水线前的再生产阶段，由学校灌输意识形态与少量的知识后移交给市场与企业培训生产技能，方才进入正式的生产环节，但在如今的高等教育中，再生产与生产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生们事实上已经提前步入生产领域成为学术劳工，更不用说一些学生还被迫成为了其导师公司的兼职员工。从结构上来说，实验室的结构趋于科层制，领头的教授下有多个副教授，副教授手下又有多个博士生带领着研究生，权力逐层递减，压力逐级递增，在话语上，学生们的用词和企业职工越发接近，导师称作老板、研究称作项目、ddl、上班打卡等词汇，在工作环境上随着每年的扩招使得每个学生分配到的空间日益减小，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学术论文的价值全部依赖于学术圈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当他们一旦脱离这一体系，从平日的“沉沦”中清醒过来，那么这一劳动成果无用的事实会立刻讲他们击倒，他们投入的越多，作为对立对象的论文本身的形象越强大，他们所有的劳动事实上已经成为“异化劳动”，学生无力逃离这一状况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总体的生产的话语和体系，无法摆脱竞争。

根据上述，所谓的独立的学术圈实质上依然依附于社会，作为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作为这一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即使丢弃了学生的社会身份，进入社会，仍然要生产，要完成异化劳动，要与无数相同的生产者一起竞争，对他们来说学术劳动不过是他们后半生作为生产者命运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