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萨法维为什么是伊朗王朝：上篇（大纲）

前言：如题所示，本文仅为相关内容大纲，因此不会比较深入探讨，而是只会选择一些代表性事件讲述，由此论证标题，还请各位大佬多加担待。

一，伊斯玛仪时期（确立）：

公元 1501 年，伊斯玛仪一世在大不里士登基称王，宣称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作为国教，标志着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萨法维王朝的建立是萨法维家族的宗教合法性的里程碑，萨法维政权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地区宗教割据政权发展为统治广袤国土的神权国家——萨法维家族不再仅仅以世袭宗教领袖的身份寻求信众支持，更要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进行统治。为了达到确保宗教权威地位不变的同时建立对世俗领域的统治的目的，伊斯玛仪一世在统治早期试图建立以“神化”君主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合法性体系。

萨法维王朝之所以选择什叶派作为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与伊朗社会的认同倾向具有重要的联系。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对阿里及其后裔的认可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情感。萨法维运动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其巧妙地利用圣裔认同，服务于自己夺取政治权力的需要。

伊斯玛仪一世宣布什叶派为官方意识形态，把圣裔认同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这能够有效团结国内各逊尼派与什叶派政治势力以及社会团体；之后，萨法维统治者进一步通过政治说教以及政治实践，逐渐改造伊朗社会对圣裔的认同观念，促使其“王朝化”。

例如，伊斯玛仪自称“完美的、公正的伊玛目（al-Imam al-adil al-kamil）”或“公正的苏丹（al-sultan al-Adel）”，这既暗示了他作为祖父乌尊·哈桑的世俗继承人的地位，在十二岁的传统中，他自己是现在 归来的第十二位伊玛目。

除此之外，萨法维王朝还声称自己是萨珊王朝的继承者，这些说法，如果不能进一步证实伊斯玛仪与隐藏的伊玛目本人的身份，也将萨法维王朝与萨珊王朝的创始人相提并论，后者是该地区当代千禧年运动中其他运动的创始人，如胡鲁菲派、库布拉维派、尼马塔拉希派和穆沙沙派。

当时的流行传说还认定伊斯玛仪是阿布·穆斯林转世，此人是呼罗珊的阿拉伯军队的领袖，率部于 750年击败倭马亚王朝，协助艾布·阿巴斯建立了相对而言更亲伊朗的黑衣大食，据传他并未死去，而是销声匿迹，待到时机成熟，便将再现人间主持正义。

萨法维王朝合法性立足于宗教、族群、权力结构三个层面。伊斯玛仪一世的政权依靠来自土库曼部族的信众的支持而建立，在土库曼部族统治阶层内部分享统治权力，并通过联姻等手段笼络波斯本地的塔吉克贵族，本质上与黑羊王朝、白羊王朝相同，都是权力松散的部族联盟。在此基础上，萨法维教团杂糅什叶派因素的苏菲主义教义、红帽军贵族主导下的土库曼-塔吉克族群联盟、与沙阿相互妥协的地方自治权威相互妥协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妥协萨法维王朝前四位君主在位时期合法性的实质性内容。

二、塔赫马斯普时期（巩固）：

塔赫玛斯普一世亲政后利用基齐勒巴什贵族矛盾对其进行分化打压，但基齐勒巴什是萨法维军队中的主力，他无法进一步降低基齐勒巴什土库曼族群的政治地位，于是他利用联姻等手段，将皇室家族与各基齐勒巴什部落贵族与塔吉克波斯本地贵族联系起来，形成了土库曼-塔吉克族群联盟，在族群合法性问题上达到了平衡。

皇室还持续利用婚姻联盟巩固与波斯本地贵族间的联盟。1549 年，塔赫玛斯普一世本人迎娶了一位曾在他的兄长巴赫拉姆死前不久嫁给巴赫拉姆的希尔万女人，在 1567 或 1568年，吉兰西部总督贾姆希德·汗（Jamshid Khan）娶了塔赫玛斯普一世的女儿，贾姆希德·汗本人则是由伊斯玛仪一世的女儿和拉失德贵族阿米拉·杜巴吉所生的孙子。被皇室垂青的塔吉克人甚至被允许佩戴土库曼人才佩戴的基齐勒巴什红帽，至此土库曼贵族、塔吉克贵族与萨法维王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1540 至 1553 年间，塔赫玛斯普一世对高加索进行了四次远征，俘虏了大量妇女和儿童。多数妇女被送入萨法维中央与地方宫廷充当小妾，男子与儿童被编入古拉姆奴隶军队或是作为家庭奴隶被卖往伊朗地区各地。这些古拉姆与深居后宫的奴隶们积极参与宫廷政治斗争，对塔赫玛斯普一世去世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四次圣战的结果是在劫掠大量财富的同时带回成千上万的俘虏,这些人作为奴隶在萨法维王朝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土库曼部落和波斯文官的全新力量。

在1549 年，萨法维王朝再次迁都，内陆波斯语地区的加兹温取代大不里士成为新首都，迁都加兹温是塔赫玛斯普一世的无奈之举，此次选择迁都也不再以战略因素和历史因素为出发点，而是将国家安全以及政治因素放置于首位。

一方面频繁的对奥战争几近摧毁了首都大不里士的中央权力，威胁王朝的防御体系，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发展，破坏了城市的建设，为了保障政权中心和宫廷的安全。另一方面，促使塔赫玛斯普一世迁都的原因是以基兹尔巴什为代表的土库曼贵族部落觊觎萨法维政权，在王朝西北部的影响力和势力逐渐扩大，煽惑人心，威胁王朝统治政权。塔赫玛斯普一世意识到“去土库曼化，重拾波斯本土文明”的重要性。

作为伊朗高原传统的内陆城市，加兹温深受波斯本土文明的熏陶，符合塔赫玛斯普一世计划建立以伊朗高原为中心、实现去土库曼化、强调融合波斯本土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想法。塔赫玛斯普一世迁都内陆城市加兹温可谓是萨法维帝国进一步实现“波斯化”的转折点。加兹温贯穿了塔赫玛斯普一世后期、 伊斯玛仪二世、科达班达、以及阿巴斯大帝前期的统治历史。在萨法维王朝治下，其首都地位也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塔赫马斯普一世掌握政权后通过上述的措施基本上稳定了萨法维政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兹尔巴什土库曼部落贵族的权力。也正是因为有了塔赫马斯普一世对内对外的苦心经营，才保住了萨法维王朝的基业，使随后的阿巴斯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阿巴斯时期（完善）：

萨法维王朝前期之所以内乱丛生，政局不稳，其根本原因是土库曼部落对军权的独自掌握所致。实际上，萨法维王朝早期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彻底有效的解决土库曼部落对萨法维王朝军队的影响，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军队问题已经成为萨法维王朝的症结所在，必须解决。

阿巴斯一世的军事改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立由 “古拉姆”(Ghulams)即奴隶出身的军人组成的军队;另一方面则是裁减传统的土库曼部落军队。

“古拉姆”主要是由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切尔克斯的奴隶。前文已经提过，这些人在塔赫马斯普一世时开始大量进入萨法维宫廷，在皈依伊斯兰教后成为奴隶、宦官或是妃嫔，到了阿巴斯一世时期成为代替土库曼部落军队的主要选择。

1589年，阿巴斯一世在来自英国的罗伯特·谢尔利(Robert Sherley) 和安东尼·谢尔利(Anthony Sherley)兄弟的帮助下，开始组建以“古拉姆”为首的新式军队。这支新式军队包括类似于奥斯曼帝国近卫军的骑兵队，他们直接对阿巴斯一世负责，向其效忠。

在组建以“古拉姆”为主的新式军队的同时，对待传统的土库曼部落军队，阿巴斯一世采取的是裁减军队人数，加强中央对部落军队控制的政策。基兹尔巴什军队的管理主要由土库曼部落贵族直接负责。后者听从前者指挥，前者从自己获得的封地和食邑中为后者提供相应军饷。这种军备模式的弊端就是国王手中没有对军队的实权，无法对军队形成直接有效的控制，国王权力难以在地方形成权威。

同时，部落军的供给不是从国库中调拨，而是依靠部落贵族土地提供也很容易使部落军人惟部落贵族的命令是从，只知部落首领而不知国王。长此以往形成部落贵族不听国王号令，拥兵自重的局面，也为部落贵族割据叛乱，分裂国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所以，阿巴斯一世在军队改革时将传统部落军队的骑兵的人数从原有的6-8万人缩减至3万人，裁减下来的空缺由“古拉姆”军队填补。这样在士兵人数上“古拉姆”军队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基兹尔巴什军队。

阿巴斯一世热衷于巡视统治。他对帝国日常事务管理怀有强烈兴趣，这种兴趣建立在抑制与控制统治阶层间竞争的需求上。阿巴斯一世采取的措施富有策略性，他将土库曼基兹尔巴什贵族、阿拉伯什叶派教法学家、波斯圣裔宗教贵族、塔吉克文官和高加索“奴隶贵族”的权力置于确定的职位职能权限下，协调各势力掌握的国家权力,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国家权力机制，实现了各势力的权力相对君主最小化的目标。

而在其中，他尤为重用高加索人和波斯文官，逐步取消土库曼部落贵族的各种特权。阿巴斯一世的土地改革行动无疑对基兹尔巴什贵族实力造成了致命打击。改革后的基兹尔巴什部族成员只能追随首领生活在相对改革前较小区域中,各基齐勒巴什部族首领失去了筹措反叛行动所必须的财力、人力。在合法性方面，这幅独特的图景被在帝国空间内深思熟虑的世俗与精神边界的新的结合所支持。阿巴斯一世和萨法维历代君主的诏令被明确地与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传说融合在一起。

他取消宫廷王子们的“导师制度”，切断王室成员与土库曼部落贵族的联系。前文已经提到过，“导师制度”是游牧部落遗留下来的传统制度，萨法维王朝早期也一直在沿用这一-制度,但是，出于政治目的以及结合阿拔斯一世的个人经历，在其登基后取消了这一制度。此后，王子们被隔离在宫廷之内，禁止与宫廷官员尤其是土库曼贵族接触，避免后者对王子们的左右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库曼部落贵族利用王子造反作乱的可能。

此外，阿拔斯一世还下令将大量的士库曼部落民众从他们的聚居地强行迁往其他驻地，如把库尔德人迁往伊斯法罕和呼罗珊北部，卡尔曼鲁部落迁到法尔斯等。同时把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移民迁往重要的战略要地，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土库曼部落的社会结构，削弱他们的凝聚力。

阿巴斯一世继位后不久便迁都伊斯法罕，这次迁都从地理位置上观察跨度非常大——加兹温近里海南端，靠近今天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而伊斯法罕位于伊朗高原的腹地，这既代表着王朝政权实际上已随着首都位置的迁移而迁移，也意味着中央权力不再被限制于西北一角，而是通过首都本身具备的中心位置覆盖全国。另外，伊斯法罕波斯文化底蕴深厚，对萨法维王朝建立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具有深远影响。

作为伊朗历史上典型的传统波斯城市的代表，伊斯法罕不仅深受波斯文明影响，而且是一座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古城。因此阿巴斯一世将政权中心从土库曼部落根基深厚的西北部迁至波斯文化底蕴深厚的中部地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萨法维王朝建国百年之际仍然存在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尽管萨法维政权已经扎根于伊朗高原，但是就萨法维王朝而言，将其定义为国家则意味着拥有固定的、国际公认的边界，以及共同的语言和军事垄断中心，而上述要素在早期萨法维王朝是存在问题的。以语言为例，早期沙赫和基兹尔巴什都倾向于讲土耳其方言，伊朗本地人（包含塔吉克人）则使用波斯语进行交流，而王朝既定的信仰——什叶派则主要使用阿拉伯语。

这 从侧面反映出萨法维王朝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但这也意味着要成功打造多民族统一国家必须确立具有主导性的政权和主流文化。伊斯法罕作为历史悠久的历史古城，在建筑、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领域都保留着波斯文明的特色，以这座腹地城市为首都，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稳定，发挥伊斯法罕中心地带的地理优势向全国施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也能够满足阿巴斯一世希冀于重归波斯文明的夙愿，打造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高度融合的帝国文化。

那么，阿巴斯的成就到底是什么？他拯救了伊朗，使其摆脱了基兹尔巴什部落的无休止内耗，这些部落之间的敌对关系正在致命地削弱国家，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构造了有效的官僚机构，从奥斯曼和乌兹别克手中收复失地，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促进了贸易和农业发展。通过身体力行，他缔造了属于自己的太平盛世。在文化领域，他亦是造就了大量辉煌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建筑和绘画方面。通过身体力行，他他还巩固了基于前伊斯兰传统和什叶派两大支柱的伊朗新的民族认同，阿巴斯有意用波斯语“sipahsalar”代替阿拉伯语“amir al-umara”，来唤起人们对伊朗古代历史的回忆。也有人指出，在他的统治期间，“伊朗”一词的使用量更大。在萨法维王朝早期，该国通常被称为mamlekat-e mahrousa，但在阿巴斯统治下，该国更经常被称为伊朗，而阿巴斯本人则被称之为farmanrava-ye Iran，shahryar-e Iran。其壮举可谓再造伊朗，大帝尊号名至实归。

参考资料：

Safavid Iran_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萨非王朝伊朗——波斯帝国的重生）

Islamic Gunpowder Empires Ottomans, Safavids, and Mughal （伊斯兰火药帝国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

Iran in the War 1500-1988（1500-1988年战争中的伊朗）

Iran Under the Safavids（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

Shah Abbas became the ruthless king of Iran（沙阿巴斯成为伊朗传奇的无情国王）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Shah Ismayi I (1487-1524)（沙阿伊斯玛仪一世的生平和性格(1487-1524)

伊斯兰伊朗专著：

伊朗通史（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

从旭烈兀到阿巴斯一世之间的伊朗

伊朗伊斯兰教史

长篇论文：

萨法维王朝时期土库曼部落

伊朗萨法维王朝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

论萨法维王朝合法性的构建

萨法维王朝对外交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