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中译名为《缺爱：如何获取安全感，得到肯定和认同》，但豆瓣对该译名普遍持差评，所以我参考机翻和中译本结语，确认了这个标题。

序 活着与存在

面对存在之虚无，我们不能躲避，要记住这并非疾病，而是我们人性的证明 。

 

第一章 如何自主建构存在感

孩子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得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孩子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与身边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家族或社会群体建立的关系，等等。在父母的目光下，在社会的支持下，我们得以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学着存在。

关系是存在感的基本要素。某种程度上，人际关系就像证券投资，如果我们不投入，不去爱，便不可能赢；如果投入了，倾注了感情，却有可能输。

关于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可分为四类：哺乳关系、权威关系、兄弟关系或平均主义关系，以及恋爱关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对这四类关系的倾向不同决定了我们行为的不同，甚至还会左右我们对于职业和工作方式的选择。

注：这四种关系都从儿童时期，从家庭内部发源，分别对应了各个家庭成员，只是恋爱关系的这种来源埋藏得比较深。

兄弟关系：发现自己在母亲眼里并不是唯一的存在，对孩子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滋生出一种情结，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称之为“兄弟情结”。

兄弟关系的另一面体现在一种二人关系上，即与一个同类者，与一个同样的人建立关系的喜悦之情。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分享，我们的经历通过与他人一起分享而变得更加真实，分享的喜悦让我们感觉到存在。这里我说的即是友谊，它意味着一方给予另一方信任以换取对方的忠诚。

关于归属关系

爱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发现两种非常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一种源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及观点和情感的一致性，另一种则相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前者的作用下，意识不断混同融合，达成统一，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一个几乎只存在整体行动的紧密群体。在后者的作用下，分工专业化造成相互依赖，每个人都有其独立的活动领域，但又无法与他人分开。鉴于后面这种团结形式更能让我们联想到高等动物成员间的关系模式，我们将其称为有机团结，而将前者定义为机械团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种团结或许从未单独存在过。

一些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的年轻夫妇可能在生完孩子需要分担更多家务时出现感情危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在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

我将杜尔凯姆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根据构成群体组织框架的共享信仰提出另一种分类方式，将归属关系分为四类。这四类关系分别为家族归属关系、夫妻归属关系、兄弟归属关系和意识形态归属关系，每一种归属关系都为成员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归属感支持。

家族归属关系：如果说在传承精神传统、延续仪式和风俗、保存技艺和遗产方面，其他社会群体的作用与家族群体不相上下，那么在初始教育、抑制本能和母语学习上，家族则稳居上风。家族借此主导了心理发展的基础过程，而这种情绪组织是情感的基础，因环境的局限会形成不同的类型。此外，家族还起到传承行为和表象体系的作用，且后者已然超出意识的范围。心理学家考恩为这种效应创造了一个术语，即社会性遗传。

融入一个家族对孩子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在家族中获得了生活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存在的权利。有些人感觉不到家族的认可，因此，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家庭、工作或政治环境中寻求认可和继承关系。

兄弟归属关系：我们发现青少年并没有抛弃家族，而是在家族归属关系之上叠加了另一种归属，即与其同辈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不再（只）接受家族的那一套风俗文化，转而吸收成长环境中的社会文化，与同伴在衣着打扮、阅读喜好、音乐品位等方面趋同。在孩子成长为青少年的正常过渡期中，并没有出现家长们所设想的独立化。相反，我们往往会发现孩子的依赖性增强了：除了对家族的依赖之外，他还对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归属感，即同辈群体。青少年有了两种身份：一个是在家族中的形象（他被赋予身份，备受期待），另外一个是在同辈群体、在朋友中间的形象。

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生活形态都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能够完全摆脱人类生活，独立生存的个人从未出现过。存在感绝不是一种完全内在化的情感，而是跟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保持的联系息息相关，与我们对自主的需求和对归属的需求相结合。人类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拥有选择各种依托的权利，自相矛盾的是，一个人的依附关系越多，他就越自由。

夫妻归属关系：夫妻双方是如何参与到存在感的建设中的？通过一种非常特别的、被低估甚至被忽视的方式，即通过加强我们的性别认同感，让我们得以作为一名男性或一名女性而存在。在过去，社会性别歧视严重，男人和女人因为性别差异，命运也迥然不同，在家庭、工作和其他场合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只有夫妻关系能够帮助我们巩固性别认同。这或许也解释了如今夫妻关系的脆弱性，每个人都期待两口之家能增强、支持、认可自己的确拥有一种性别身份，而这点是现代社会给予不了的。

正如在选择人际关系类型时一样，人们在归属关系的选择上也有自己喜欢的模式。

关系过度反而会削弱存在感，群体关系过度，会削弱个体。

 

第二章 存在

要让自己符合标准，必须要在自己跟其余人之间努力建立合作关系，且必须努力掌握人类社会成员应掌握的技巧。这方面做得越出色，来自他人的肯定以及内心里的自我肯定就越强。换言之，“为社会”的存在感越强，“为自己”的存在感也就越强。

归属性尊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多重不同的归属关系，每一种归属关系，都对应着相应的尊严。在你被认可成为群体一员的同时，也意味着你对群体要承担团结的义务。

个体的自尊：与上述归属性尊严相对立的是个体的自尊，这两种尊严的概念互为补充：如果一个群体接纳我并赋予我尊严，是因为在我身上看到了或期待着某些才能、品质，而我的自由在于我对这个群体的评判。

注：作者没有说这两种自尊是如何形成的，在我看来，个体自尊的形成方式与个体独立性是一致的，这两个概念是相互绑定的。

群体尊严与个体自尊的较量。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人触犯了多条法律，其中一项是种植印度大麻（出售总量达5吨）。他还犯有其他罪行，尤其是诈骗。因为以上罪行，他被判处五年徒刑。他声称种植印度大麻理应是合法的，一些民选代表也执此观点，因此他拒绝接受判决。申诉被驳回后，他被送入监狱。于是，他决定绝食，以抗议判决的不公。

如此一来，他的行为给法庭与医生提出了一个伦理道德难题：眼睁睁看着他日渐消瘦直到无法逆转？怎么办？是对他进行强制性喂食，还是应该尊重他已经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如果不被赦免罪行就任其消亡？

此事在当时引发热议，媒体大肆报道，这里我简述一下瑞士两个州政府的不同观点，其中一个是瓦莱州，即贝尔纳·拉巴兹的故乡，另一个是他的监禁地日内瓦。瓦莱政府命令日内瓦医生对他进行强制喂食。日内瓦的医生们认为应当尊重贝尔纳·拉巴兹的意愿，因此拒绝执行。

这两个州的区别非常明了：日内瓦是一个信奉新教的城市，强调个人的责任，认为不论做出何种决定，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瓦莱州信奉天主教，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属于上帝，因此不能任意处置自己的身体，归属性尊严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绝不能放任他自生自灭。

 

第三章 存在感的丧失

比利时心理医生西格·赫希（Siegi Hirsch）在一篇题为“我们本应学会无泪的哭泣”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是一篇关于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的文章，在文中他指出，要想在集中营中活下去，就绝不能建立情感关系：“我们在里面学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绝对不要与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们从不知道明天躺在自己身边的会是谁。我们睡在三层床铺上，从来不确定同铺的人明天是否还会活着。也就是说，建立一段关系和产生归属感是极度悲惨的，因为产生感情就意味着要面对无法承受的痛苦。”

对于孩子来说，无论是爱的缺乏还是爱的过度，所营造的环境都是压抑甚至敌对的。有的家长根据自己的阅历，不去试着与孩子沟通，就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孩子，以为这就是爱；有的家长过分宠溺孩子，放任自流。

其结果是孩子们缺少真正的爱，找不到“归属感”。这使得孩子们产生缺乏安全感与莫名惊恐的心理反应。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各种敌对势力，包括那些以爱之名而进行的控制的集合体，对深陷其中的个人来说，就必须时刻应对甚至抵抗而不是适应它。

不仅他的真自我发展受阻，由于必须有计划地对付他人，导致他必须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意愿和感情，全部都要抹杀掉。当主要目的变成‘安全’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他觉得其他都不重要，包括思想感情。

在有所投入的归属关系中遭到排斥往往会造成长期抑郁。失去某个工作职位的结果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仅是失去收入来源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身份认同

遗世独立。内心缺乏安全感，缺乏因爱和被爱而产生的温暖感。这是他们拒斥他人、贬低他人、自我标榜的深层原因。他们尝试夺走他人的尊严，以彰显自身优越感，消除内心不安，但此举却会不断拉大他们跟其余人的距离，不断加剧他们的孤独，最后使他们沦为“孤家寡人”，存在感有名无实。

不文明行为。他们不愿意跟其他人合作，想在某种程度上远离社会生活。要想拒斥他人，还有什么方法比肮脏的衣领、沾满油污的服装更切实可行呢？事实上，不文明行为是一种逃避，他想以这种方法逃避批判、竞争、苦恼，逃避爱情婚姻中的不顺遂。比如有人以不文明的行为作为自身所有失败的借口，公然表示：“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前提是这种恶习能从我身上消失。”但他随即又会喃喃：“可这种恶习又的确存在于我身上，真是可惜！”

有些孩子成年后也会有类似举动，他们通过不文明的表现，掩盖内心的虚弱和焦虑，以夸张和令人厌恶的方式张扬自己，强调自己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此举并不会带来人们的真正关注，更不会带来尊严。

 

第四章 崇高与绝望

对存在感缺失的人而言，无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都有两条极端的路可以选择：崇高和绝望。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天赋和资源，崇高可能表现为创造一个艺术作品或投身于狂热的信仰。崇高也可以通过寄托来实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存在感的一种方式是躲进幻想中，通过明星、王子公主、女英雄、体育明星的命运来寄托自己对生活的想象。

创作不仅仅意味着见证痛苦，更是与痛苦的一种对抗，试图将痛苦升华。在面对苦痛的时候，将这份痛苦转化为文字、绘画、音乐是一种减轻痛苦、将痛苦外化并加以固定的方式，能够让艺术家以为其痛苦来自外部。

找到存在感或修复存在感的一种方法在于留下痕迹。除了创造艺术品之外，也可以养育一个孩子、建造一栋房屋、种一棵树、留下一笔财富……这就是为何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书籍、回忆录、博客，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的原因，其作用就是让我们在他人眼中实现存在，为我们在社会中赢得一席被认可的地位。

注：关于创作，原文写得……我对省略部分的理解是，创作的完成意味着作品脱离作者的控制，作者能够在与作品的分离中面对与他人关系的分离。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内容可能就是以分离为主题的。

 

第五章 我们能够实现自我存在吗？

在崇高与绝望之间，有些人也会选择其他的存在方式，他们妄言自己终将实现自我归属。他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自己放到第三者的位置上实现自我存在。这是跟自己进行的游戏。我们发现这些尝试大都是一些危险行为，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神判行为”，即尝试将毒物、酒精、*品、*残、*博还有一些激情行为等当作第三者。

自我伤害。那些*残的女性在她们的行为中体现出一种将身体与心理分割开来的能力。她们当中有很多人曾遭受过*侵，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侵受害者告诉我们，为了在*侵中生存下去，她们会躲藏到内心世界中去，也就是说在放弃身体、任人蹂躏的时候保护自己精神上的私密性。

这意味着对精神和身体联系的放弃，人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可以将*残行为解读为重新建立精神与身体联系的尝试，通过自己强加给身体的，与身体一同感受的痛楚来证明这具身体依然属于她们。她们试图通过*残的痛楚来感受身体与精神融为一体的快乐。

注：自我归属——我的身体属于我的精神。之所以需要进行危险行为，是因为这种归属关系虚无缥缈，只能用感官刺激加以强调。

运气游戏。所谓运气游戏不过是那些玩家创造出来的本不存在的幻象，认为命运不是随机的，它很快就会帮助玩家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并获得大笔财富！这是等待命运来确认他的存在，确认他对自己美好命运的信仰。

激情。激情是一种主动展现消极被动的方式，意味着主动接受，任由自己被欲念所驱使。激情者将第三者视作物品来利用，把对存在的恐慌固定在一个被认为能够填满所有空虚的物品上，从而来逃避这种恐慌。

所有激情都有唯一性：我们不可能同时充满激情地爱上两个人或是两个对象。这正是它有别于爱的地方，爱是可以分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并不是我们拥有激情，而是我们就是激情；不是我们热爱某个客体，而是我们就是这个客体本身，或者说在这个客体之中，又或者这个客体是我们的一部分。激情促使我们想要与客体合二为一，这是一种将他者纳入身体的方式。

注：我看不懂这段话，激情和自残的区别似乎在于，后者控制自己的身体，前者拿他人当自己的身体来控制。激情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与他人建立关系，所以他不能把他人当做一个完整的、可以建立关系的人来看待。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说“不可能……”。

对物品的迷恋。收藏癖在让人产生存在感方面有着类似的作用，通过对收藏的物品的掌控感来获得某种形式的认可和保障。

个体眼中的所谓意义只是种想象，不能带来真正的温暖，无法为人生提供真正的营养。我们的一切行为和部分目标也是一样，只存在一种意义，就是对其他人和社会的意义。很多人都走错了路，一心想把自己变成重要的人，却不知道一定要为其他人的生活做贡献，才能实现该目标。

 

第六章 “抑郁”：无力的愤怒

哲学家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 Dupuy）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医疗诊所里塞满了‘罢工者’。我想说的必然不是工作上的罢工者。而是法律不曾预见的其他罢工。是对丈夫、情人、父亲、儿子、老师或学生、负责人等角色的罢工，而这正是疾病这种社会事实所准许的。所有厌世的问题，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或本质（糟糕的同事关系或夫妻关系、孩子的教育落后等）都能被诠释为向医疗机构寻求帮助……这是为社会所认可的。疾病是一种可以被原谅的异常行为，但前提是表现出机体紊乱，其病因不能归咎于病人，另外也不能归咎于社会……这是个人外部的、跟他与社会之间关系不相干的一个实体偶然出现干扰了他的生命机能。这种厌世的表现构成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契约，并促使他们建立关系。

这种对厌世问题的医疗化普及既是丧失自主性的表现，同时又是丧失自主性的原因：这些人再也不需要或者再也不想在他们的关系网中解决他们的问题了。他们拒绝的能力变弱，放弃社会抗争变得更容易。医学成为导致疾病的社会托词。”

医学论断打消了那些可能导致家庭不睦、夫妻关系破裂及制度稳定的质疑与思考。如果说导致我“抑郁”的原因是基因缺陷或生物学因素，那么我为何还要去反抗，为什么还要去抗争呢？我所能做的只剩下接受我的命运，然后被动地吞下我的状态要求我服用的小药丸。

 

第七章 重回人世:“仁慈的好奇心”

在诊治“抑郁”病人时，我们主要会犯三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在于我们希望让病人重新表现出同等的幽默感，但是考虑到他所遭受的痛苦，他其实更应该发泄怒火。

第二种错误更为严重，表现为最经常被建议的治疗方式往往是针对病人身体的，也就是针对病人生命的、生物学层面的药物治疗，然而实际上，他们的问题是有关存在感的问题。

第三种错误在于用一种简化的研究方法将疑似的病人标签化。在我看来，当一名心理医生做出诊断时，似乎更多的是基于他自己建构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基于病人本身。

 

结语 人最私密最脆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