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齐皇室与《北齐书》的写法

北齐皇室给人留下荒淫残暴的印象，与《北齐书》的写法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汉文帝杀惠帝的儿子，《史记》里是这么写的“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汉书》里这么写的“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

从惠帝驾崩到吕氏垮台，中间有八年，所以这四个孩子（原本是五个孩子，是间吕后自己搞死了一个）起码都八岁以上。此前的近十年里，他们一直是公认的皇室血脉，嫡祖母一死，他们突然就成了来路不明的野种，被处死在府邸。

所谓“非刘氏子”当然只是个借口，司马迁与班固对此，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史记》中借老臣与东牟侯刘兴居之口，说出了“足下非刘氏”这句话；《汉书》中用了“大臣…以为…”这样的字眼——这种写法，相当于“都是他们说的，信不信由你们，我不方便发表意见。”

收监这四个孩子的，是陈平、周勃这群发动政变的老臣。这些孩子都是吕后抚养并且封王的，老臣们担心他们长大之后，会替吕氏复仇。但老臣们不敢擅自动手杀人。他们被杀是在文帝“遂入而听政”之后。所以，杀人这件事，文帝即使没有主动下旨，起码也是默许。论动机，文帝比老臣们更加充分：这些孩子是高祖的嫡系子孙，比他更有做皇帝的资格。

所以这当然也是一场人伦惨剧，出于政治上的防患于未然，汉文帝下旨或者说默许，弄死了他的四个侄子。

然而两千年来，记住这一幕的人并不多。汉文帝在人伦方面的污点，似乎只有逼死了弟弟淮南王刘长，很少有人提及惠帝四个儿子的死亡。

 

同样叔叔杀侄子，落到《北齐书》里，风格就不一样了。

比如高演杀高殷：“帝常恐济南（高殷被废之后，封为济南王）复兴，乃密行鸠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

比如高湛杀高孝瑜（兰陵王高长恭的大哥）：“武成大怒，顿饮其酒三十七杯。体至肥大，腰带十围。使娄子彦载以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热躁闷，投水而绝。”

比如高湛杀高孝琬（兰陵王高长恭的三哥）：“帝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为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两胫而死。瘗诸西山…”

比如高湛杀高绍德：“武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是指高洋的皇后李氏，是高湛的嫂子；高绍德是李后的儿子，姊姊，是当时儿女对生母的一种称谓。

最最惨烈的，是高湛杀高百年：“帝乃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所过处血皆遍地。气息将尽，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遂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于后园亲看埋之。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开。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绍德。”

 

注意到没有，在同一类事件上，《史记》《汉书》与《北齐书》在写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史记》《汉书》中是高度概括的，处死的过程只用了一个字，诛。

诛字，本身就带有褒贬，意思是被杀之人是有罪的，然而这几个幼童能有什么罪呢？

给杀人定性之后，对于杀人过程，毫无提及：用什么方式杀的，毒死、绞死、溺死或者乱棍打死？谁直接动的手？那四个孩子死前什么表现，有没有哭闹、哀求或者试图逃跑？

统统都没有提，一个“诛”，四条小性命就湮灭在浩瀚如海的史籍里，悄然无息。

《北齐书》则细节丰富，画面感十足。尤其是高绍德、高百年受害那一幕，场景生动，胜过大多数古代小说。

这两种写法，对于读史者的心理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一眼扫过，心里最多“噢，知道了，他们都死了！”后者读到就让人血向上涌，心里想的是：“尼玛，下手这么狠呐！畜生！”

如果《史记》采用《北齐书》的写法，那就是这样的：

“夜，有司分部诣邸，曰：‘足下非刘氏子，当死！’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皆涕流，顿首出血，曰：‘乞命，愿为长安布衣。’有司曰：‘诏命不可违！’少帝饮鸩，梁王、淮阳王掷鸩于地，绕柱哀号，扼而杀之。常山王素勇壮，伤使者指，使者怒，囊扑掼杀之，瘗诸邸园中。有司复命，帝默然不语。”

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么，为什么《史记》《汉书》写得如此概括，而《北齐书》写得如此铺张？是因为作者的风格不同么？

当然不是。如果论对八卦的喜爱程度，司马迁远超李百药。他们写法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写作环境不同。

司马迁虽然痛恨汉武帝，对于刘家也不见得有多少尊重，但毕竟他是汉朝人呐。班固虽然写的是西汉的事，但毕竟，他当时的皇帝也姓刘呀。

李百药则不同了。他做的是唐朝的官，北周灭了北齐、隋朝取代了北周、唐朝又取代了隋朝。所以，北齐皇宫中的那些破事，虽然时间上只隔了两代人，却已经是前前前朝的往事了。另外，道统的传承脉络，是北魏-北周-隋-唐，对于唐朝人而言，北齐只是一个失败的伪朝，抖落北齐的丑事，没有任何政治风险。

政治枷锁一松开，写史者就党性湮灭、人性复苏了。

 

李百药出身赵郡李氏，他的父亲李德林，出生于公元530年，自幼便以神童著称。北齐成立时，李德林已经二十岁，后来他受宠于高湛、高纬父子，直到北齐灭亡，都一直在皇帝身边，替皇帝起草诏书，所以他对于北齐皇宫里的事情，尤其是高湛、高续时期的事情，是比较了解的。

李德林见证了整个北齐的兴衰，对于这个曾经最强大、却灭亡得如此迅速的王朝，他当然有个人看法。他在北齐做官时，奉命修撰国史，写就了二十七卷齐书。后来他又出仕北周、隋朝，一边做官，一边接着写，留了八十卷的文集，齐书也扩充到三十八篇。隋末乱世，散失了一部分。

李百药是子承父业，在父亲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北齐书》的。因为有李德林的这一份经历，《北齐书》里的细节更加细腻，高家人留给后世的畜生嘴脸，也就更加立体形象。

 

二十四史里的普遍现象，是盛世产明君、乱世产暴君，王朝前期多明君、王朝末期多暴君。

这当然是特么不科学的，权力对于人性的腐蚀，是一样的。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人性滚落进暗黑的机率，是一样的。

皇帝也是人，没道理说，盛世的皇帝就比乱世的皇帝基因好，也没道理说，王朝前期的君主就比王朝末期的君主基因好。

或许，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历代一般都是隔代修史，王朝末期的君主、乱世中的短命王朝的君主，做的那些混帐事情，都还近在眼前，甚至还留有人证、仇家，取证比较容易。而那些王朝前期的君主，年代久远，要记述他们，只能依靠前朝的官方史料。这也不是说官方史料一定作假，只是它们的角度是偏宏观的，帝王君主的私德，并不是它们的关注重点，而且深宫内部，史官们也观察不到。加上王朝处于上升期，一片欣欣向荣，统治者的身影，自然也就分外伟岸。用我家乡谚语，这叫远香近臭。

（当然，另外还有重要原因，是史书具有教化的功能，著史者需要他的君主进行政治教化。这里就不阐述了。）

 

北齐高家、南朝宋刘家、南朝齐萧家，那自然是畜生无疑。但那些伟岸光明的圣主明君，也未必不是畜生。

只是写史的忘了告诉你，或者不想告诉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