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下）（其二）
四 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现在我们试把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加以归纳（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也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并考察一下浪漫主义的实际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在指出这些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说明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格言、揭露、关于消除它们的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实际利益。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把各种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看作是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小资产者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我们几乎想说是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唯心主义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现在我们把西斯蒙第所有类似的见解列举如下。
“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
英国的例子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只是产生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第1卷第Ⅸ页）在西斯蒙第看来，英国只是对大陆起着恫吓的作用，我国浪漫主义者和他一模一样，不过他们以为自己拿出来的不是陈旧不堪的废物而是某种新的东西。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
“……大陆国家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发展工场手工业。”（第2卷第330页）“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了。”（第2卷第332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欧洲的浪漫主义和俄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我们准备在脚注中引用尼·—逊先生的话。“我们不希望利用西欧经济发展过程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芒曾使我们大为惊讶，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也同样使我们大为惊讶”等等。（第323页）可见，甚至尼·—逊先生的措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使他“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本世纪初叶使西斯蒙第“惊讶”的东西。］
“不应该忘记，财富只是代表着（n＇est que la représentation）使生活惬意和舒适的东西”（这里已经用一般财富代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创造人为的财富必然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贫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prendre le mot pour la chose）”。（第1卷第379页）
“……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indications）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和拥有的原料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不自然状态（une position forcée），它没有去寻求那种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贫困的表面财富（une opulence appa-rente）。”（第1卷第411页）资产阶级的财富不过是表面财富！！“关闭自己的对外贸易的大门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把它引向灭亡的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表面成果……使我们糊涂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完全忽略了人民社会的方面……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是依靠什么实现的，我们连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第298页），——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对自己过去采取鄙弃的态度……培植资本主义……”（第283页）……“我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培植资本主义……”（第323页）“……我们忽略了……”（同上）］
“……工资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领取工资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资的政府是不幸的，它会牺牲一切（il sacrific tout 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对未来财富的希望……这一区别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纯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错误的政策。”（第2卷第169页）［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
“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ú I’on veut aller）（第2卷第328页）
“他们〈即私有者阶级和劳动者〉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加给人类社会的现代人为组织的后果……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分离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这种分离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真正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 nous appartient）我们去调节这种分离。”（第2卷第348页）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同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第2卷第359—360页）在此以前，他也回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道路：“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靠这些资本来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构成的收入为生。”（第2卷第359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农民们〉手中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第322—323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忽略了一种发展……只有依靠另一种发展才有可能。”（第32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谈论的实际愿望，也与这一点完全符合。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中说，我们与亚·斯密的区别在于“我们几乎始终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而亚·斯密则摈弃这种干预”（第1卷第52页）。“国家没有改善分配……”（第1卷第80页）“立法者能够使穷人得到某些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第1卷第81页）“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限制的生产的人不注意去认识这种收入，想给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le chemin des richesses），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灭亡。”（第1卷第82页）“当财富逐渐地（gradué）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ralentir！！）这种运动，以便调节这种运动。”（第1卷第409—410页）
关于正是通过矛盾和不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西斯蒙第一窍不通！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
总之，西斯蒙第的实际愿望的出发点是保护、阻滞和限制。
这种观点完全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从西斯蒙第的整个思想领域中产生的。他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当时，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
究竟怎样“停止破坏”呢？当然首先是支持人民的……不，是“宗法式的生产”，支持农民和小农业。西斯蒙第用了整整一章（第2卷第7篇第8章）来谈“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
“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分到4英亩土地，否则禁止在英国建造茅舍（cottage），但未被遵守。如果这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任何一个日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茅舍农民都不会弄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c’est quel-que 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户农民即使有4英亩土地，还得过贫困的生活。现在英国的茅舍农民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相当高的租金……应该用法律……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茅舍农民时，给每个人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能够生活。”（第2卷第342—343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一而已。”（第65页）可见，西欧浪漫主义者喜欢在“历来的传统”中寻求对人民生产的“核准”，并不在俄国浪漫主义者之下。］
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一样的，二者都同样忽略了实际的经济发展，并且荒谬地把恢复古代宗法式环境的条件移到充满疯狂竞争和利益斗争的大机器工业时代。
五 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西斯蒙第不能不意识到实际发展是怎样的。因此，他在要求“鼓励小农业”（第2卷第355页）时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第2卷第354—355页）。［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自由民，将怎样复兴起来。”（第2卷第357—358页）
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
读到这些在本世纪初叶所写的幼稚的东西，你不会感到惊异，因为浪漫主义的“理论”是与造成这种十分原始的观点的资本主义原始状态相适合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在理论上对它的了解，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一切在当时还是彼此适合的，而西斯蒙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严谨的作家。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联盟当作典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典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的壁障，消除地区、地域和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作典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有劳动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不限于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超出一国的范围。［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村社）的看法也是同样错误的，这种联盟能够满足把地方农民（他们是由统一的地产、牧场等等联系起来的，而主要是由统一的地主和官吏的权力联系起来的）联合起来的狭隘需要，但是完全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它们破坏了一切地方性的、等级制的、有类别的障碍，并造成了村社内部深刻的经济利益的纠纷）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把经济地位和利益差别很大的农民连在一起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想，现在由于它所承担的义务，对农民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浪漫主义者的这一错误使他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反动者称号，但说他是反动者，并不是说他想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去寻找典范。
艾弗鲁西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正是从粗鄙的庸俗的意义上来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这一评语的。艾弗鲁西困惑起来了……他说：怎么会那样呢？西斯蒙第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决不想恢复行会，他怎么会是反动者呢？于是艾弗鲁西断定，“责备”西斯蒙第“倒退”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西斯蒙第是“正确地”看待“行会组织”的，并且是“充分估计到它的历史意义的”（第7期第147页），他说，这已被某些教授关于行会组织的优点的历史研究阐明了。
冒充有学问的作家往往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惊人本领！西斯蒙第对行会的看法所以是典型的和重要的，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实际愿望与行会联系了起来。［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就被看成是反动的学说。而艾弗鲁西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谈论关于行会的最新历史著作！
这些不恰当的和冒充有学问的议论的结果，就是艾弗鲁西正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把西斯蒙第的学说说成是反动的学说是否公正？他所忽略的正是最主要的东西——西斯蒙第的观点。西斯蒙第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制性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决不想恢复废墟。”（第2卷第433页）浪漫主义者的愿望是非常好的（民粹派的愿望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比那些否认这些矛盾的盲目乐观主义者高明。西斯蒙第被看作反动者，完全不是由于他想回到中世纪去，而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实际愿望中把“现在和过去比较”而不把现在和将来比较，由于他不用最新发展的趋势而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注：他证明了这些需要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这一点就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
艾弗鲁西的这一错误说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说这些术语的了解很狭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到第一个术语时已经谈过。这些术语所指的决不是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它们只说明该作者观点的错误，他的理解和眼光的狭隘，因而他所选择的手段（为达到十分美好的目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能使小生产者感到满足或为守旧主义者效劳。例如，西斯蒙第决不是小私有制的狂热拥护者。他对联合、联盟的必要性的了解，丝毫不亚于我国现代的民粹派。他希望把工业企业中的“一半利润”“分配给联合起来的工人”（第2卷第346页）。他公开赞成“联合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成就都会有利于从事生产的人”（第2卷第438页）。西斯蒙第在谈到他的学说与当时著名的欧文、傅立叶、汤普逊、梅隆的学说的关系时说：“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中间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第2卷第365页）
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区别正在于观点。因此十分自然，不了解这种观点的艾弗鲁西，就十分错误地描述了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关系。
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看到：“如果西斯蒙第对同时代的人影响极其微弱，如果他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未能实现，那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资产阶级欢度蜜月的时期著书立说的……显然，在那种条件下，一个要求实行社会改革的人的呼声势必成为旷野里的呼声。但是我们知道，后代人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好多少。这也许因为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西斯蒙第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家；虽然他希望实现巨大的变革，可是他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因此，温和的人认为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认为他太温和。”
第一，说西斯蒙第因提出种种改革而“超越了时代”，是根本不懂得西斯蒙第学说的实质，西斯蒙第本人在谈到自己时也说，他是把现在同过去相比。只有眼光极其短浅（或一味偏袒浪漫主义）的人，才会因为西斯蒙第同情工厂立法［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
第二，艾弗鲁西因而认为，西斯蒙第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的坚决程度有所不同：其他作家走得远些，而西斯蒙第却没有完全抛弃旧的东西。
问题不在这里。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区别要深刻得多，完全不在于一部分人走得远些，另一部分人畏缩不前［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能说明问题，不能正确地表明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关系。结果似乎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结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而已。问题不在于西斯蒙第没有“走”那样远，而在于他往后“走”，上述作家却向前“走”。］，而在于他们从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改革的性质本身。西斯蒙第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这些作家也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西斯蒙第是空想家，把自己的愿望不是建筑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这些作家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们的计划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问题的最新经济发展的。上述作家们预知未来，天才地推测出他们亲眼看到的旧日机器工业造成的那种“破坏”的趋势。他们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他们确实超越了这一发展。西斯蒙第却背向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幻想“停止破坏”，即上述作家们从中获得自己空想的那种“破坏”［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仅在于西斯蒙第不了解从上世纪末叶起，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陈旧的、半中世纪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
西斯蒙第的这种独特的观点，甚至在他泛论“联合”的议论中也显露出来。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把手工工场的财产（la propri-été des 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集中在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的手中……”（第2卷第365页）更突出地表明小资产者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议论：“必须消灭的不是穷人阶级，而是日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第2卷第308页）“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西斯蒙第学说的全部实质就在这句话里！
当然，西斯蒙第自己一定会感到他的善良愿望是不能实现的，感到这种愿望与现代利益的冲突是极不调和的。“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rent à la me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第2卷第450页）［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不发展，依靠国家的落后。“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当他们摧毁了他们戴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 hommes de peine——劳动者〉并未失掉任何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佃农、世袭租地户（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u sol）。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者联合会（métiers）的成员，是独立的手工业者（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e leur industrie）。只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只是到最近时期（c’est dans ce moment 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第2卷第437页）
“诚然，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不自然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这样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表面的财富（riches-se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利益，那么，我想我至少要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竞争的原则上，就是要在一切个人欲望的冲击下牺牲掉人类的利益。”（第2卷第368页）［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
马克思在下面的评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西斯蒙第及其理论的总的意义，他首先概述了产生这一理论（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在西欧建立大机器工业的时代产生这一理论）的西欧经济生活条件，然后对这个理论作了评价。［注：参看《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的引文，以及《俄国财富》第6期第94页尼·—逊先生文章中的引文。］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注：艾弗鲁西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也引证了这一段话（从“这种社会主义”起）。］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88页，尼·—逊先生的这一段译文中有两处不确切，一处遗漏。他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译成“狭隘小市民的”和“狭隘农民的”。他把“工人的事业”译成“人民的事业”，虽然原文是der Arbeiter（工人的。——编者注）。“必然被突破”（gesprengt werden mussten）这几个字他遗漏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
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的开头就说，把西斯蒙第列为反动者和空想家是“不公正的”和“不正确的”。（上引书，第138页）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第一，艾弗鲁西狡猾地绝口不谈最主要之点，即西斯蒙第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阶级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利益之间的联系；第二，在分析西斯蒙第理论的个别原理时，艾弗鲁西不是象我们指出过的那样把西斯蒙第与最新理论的关系表述得完全不正确，就是干脆把最新理论置之不顾，而靠引证“并未超过”西斯蒙第的德国学者的话为西斯蒙第辩护；第三，艾弗鲁西想这样概括对西斯蒙第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话来概括我们〈！〉对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作用的看法”（《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接着他引证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即只引那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评论的一部分，而丢掉了阐明西斯蒙第理论与最新社会的特殊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那一部分，以及在最后结论中指出西斯蒙第的反动性和空想主义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艾弗鲁西不仅随便抽出评论的一部分使人无法了解整个评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表述了这位经济学家与西斯蒙第的关系。他还想替西斯蒙第粉饰，似乎他只是转述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已。
艾弗鲁西说道：“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说，西斯蒙第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克 ·土·注］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补充那位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功绩的说明，而正是用他的学说中被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是没有一个科学字眼的那些部分（例如“国民收入的分类”）来补充西斯蒙第的功绩。
有人反对我们说：艾弗鲁西可能完全不同意应当到经济现实中去寻找对经济学说的解释这种意见；他也许深信阿·瓦格纳的“国民收入分类”理论是“最杰出的”理论。我们乐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事实上根本不了解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关系，并用一切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办法把这种关系表达得完全不正确；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权利卖弄民粹派先生们十分乐意表示“同意”的那种理论呢？
假如问题只牵涉到艾弗鲁西一个人（在民粹派的文献中差不多是初次碰见这位作家的名字），我们就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艾弗鲁西个人，甚至不是他的见解，而是民粹派和他们似乎赞同的那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关系。艾弗鲁西决不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处处把西斯蒙第的观点和理论同尼·—逊先生的观点和理论作了对比。［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既然尼·—逊先生的见解可以称为民粹主义的最后一言，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
不言而喻，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比落后，才产生了民粹主义的非常显著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无非是同类间的差别，因而并未改变民粹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同类性。
也许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差别，是民粹派经济学家力图掩饰自己的浪漫主义，其手法是声明“同意”最新理论，大量加以引证，虽然这种理论对浪漫主义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并且是在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一切变种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对西斯蒙第的理论进行分析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这种改头换面的通用手法的可能。
我们知道，无论是浪漫主义，或者是最新理论，都指出了现代社会经济中的同一些矛盾。民粹派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引证说，最新理论承认了危机、寻求国外市场、消费下降而生产增长、关税保护政策、机器工业的有害作用等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民粹派是完全正确的，最新理论确实承认浪漫主义也承认的所有这些矛盾。但是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该经济制度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与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而指出这些矛盾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分析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民粹派利用自己对矛盾的说明也同样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
其次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辩证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当作衡量自己理论的标准（而科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应用这一标准）。
最后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下列两种观点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为“资本主义”“破坏”小生产的基石而痛哭，而最新理论则认为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自己学说的出发点，并宣称这样“破坏基石”（我们使用了这个流行的民粹派术语，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在大机器工业影响下的社会关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俄国并且在各处都是以使社会思想界感到震惊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进步现象。仍然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试图把使人不得不承认西欧的“破坏”是一种进步现象的尺度用于俄国的“破坏”，他们都为基石而哭泣，劝人停止破坏，眼泪汪汪地要人们相信这就是“最新理论”……
他们根据西欧科学和生活的最新成就，自以为他们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问题作出新的独立的解决，把他们的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理论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发展多么原始的时期产生的。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种理论是陈旧的。不是有很多很陈旧的欧洲理论对于俄国仍是十分新颖的吗！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理论。
六 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把浪漫主义关于现代经济学中主要问题的理论同最新理论加以比较后，现在我们再把二者对一个实际问题的判断加以比较。由于这个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原则问题之一，由于这两个敌对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进行这种对比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指的是英国谷物法[62]及其废除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中，不但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使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深感兴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决不是关于关税政策的个别问题，而是关于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命运”的总问题。这里谈论的恰恰是要彻底实行竞争自由来建成资本主义大厦，为彻底完成英国大机器工业从上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那种“破坏”扫清道路，并清除农业中阻挠这种“破坏”的障碍。我们打算谈论的两位大陆经济学家正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第2版中，特别加进了“论谷物贸易法”一章（第1卷第3篇第10章）。
他首先确认了问题的迫切性：“现在有一半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非常气忿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谷物法，对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第1卷第251页）
西斯蒙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要求对谷物课税，以保证他们的remunerating price（赚钱的或不亏本的价格）。手工工场主的利益则要求废除谷物法，因为手工工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存在，而限制进口的法令却阻碍了英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手工工场主说，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第1卷第254页）［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总的说来，是需要有相应的输入的。现在我们要把英国厂主的这种意见，推荐给那些用“向国外销售”这种高见来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问题的经济学家。］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非不公平的事情。”（第1卷第254页）西斯蒙第还极其天真地来证明，地主的收入应该适合他们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的贡献（原文如此！！）等等。西斯蒙第继续说：“农场主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
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而他是满足于这种议论的）表明，浪漫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知道，西斯蒙第本人指出过英国农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但是他急于谴责这一过程而不去研究它的原因。正是这种急躁性，这种想把自己的天真愿望强加于历史的行为，才使西斯蒙第忽略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这一过程在谷物法废除后的必然加速，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他所预言的衰落。
但西斯蒙第是忠于自己的。他一接触到这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矛盾，就立刻天真地“驳斥”它，用尽一切办法证明“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日工将做什么呢？……工作会停顿，田地将变为牧场……没有工作的54万户将何以为生呢？［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 ·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 de se fournir 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
于是，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一定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竟沉没在天真愿望的洪流中！但是有关双方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至局限于这种“解决”（浪漫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局限于这种“解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西斯蒙第绝望地问道：“但是，怎么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港口呢？是使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可能陷入的最尴尬的处境之一。”（第260页）西斯蒙第又转向所谓农场制度的“危险性”、“使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这个“总结论”。但是，“当从事工场手工业的那一半国民苦于饥饿，而他们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从事农业的另一半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可能提高小农场作用（remettraient en honneur）的认真而渐进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谷物法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第267页），——接着又是埋怨和担心农业的衰落、国内市场的缩小等等那一套。
浪漫主义一碰到现实就一败涂地了。它被迫给自己开了一张思想贫乏的证明书，并且亲笔签收。你们一定会想起，浪漫主义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理论”上的一切问题！保护关税政策是不明智的，资本主义是致命的谬误，英国的道路是错误和危险的，生产应该同消费步调一致，工商业应该同农业步调一致，机器只有使工资提高或者工作日缩短时才是有利的，生产资料不应与生产者分离，交换不应超过生产，不应引起投机，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对每个矛盾都用相应的感伤主义的词句来搪塞，对每个问题都用相应的天真愿望来回答，并且把这些标签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实上，就宣称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解决如此轻而易举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矛盾是由实际利益的冲突构成的。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使浪漫主义者面对着一场特别厉害的冲突，即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就张惶失措了。他深深感到自己飘浮在幻想和善良愿望的迷雾中，他如此巧妙地编造出适用于一般“社会”（但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箴言，可是一当他从自己的幻想世界堕入实际生活和利益斗争的漩涡时，他手中甚至连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了。发表空论和抽象解决问题的习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应该使哪一种人口破产呢，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场手工业人口呢？浪漫主义者当然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都不应该破产，必须“改变道路”……但是现实的矛盾已经把他紧紧围住，不让他再钻到善良愿望的迷雾中去，于是他被迫作出回答。西斯蒙第甚至作了两个回答：第一是“我不知道”；第二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63]。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注：《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利益计算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演讲人不把谷物法问题看做国家所选择的“制度”问题，或者立法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看的），而首先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厂主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并且指出英国的厂主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全民的事情，企图使工人相信厂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谋福利。浪漫主义者把问题说成是实行改革时立法者一定会持有的见解，与他们相反，演讲人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实际利益的冲突。他指出，降低厂主所需原材料价格的必要性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明英国工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
厂主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64]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这里提出的任务是：第一，说明英国社会各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第二，阐明改革在英国社会经济总的演进中的意义。
在后一点上，演讲人的看法和西斯蒙第的看法是一致的，演讲人也认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制度的总问题。“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前以完全相同的观点写成的，而正文中谈到的演说则是在谷物法废除后发表的。但是时间不同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要把西斯蒙第在1827年发表的上述议论与1848年的这个演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两位作者所论述的问题要点是完全相同的。把西斯蒙第与最近的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加以比较的思想，是我们从《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9页利佩尔特编写的《西斯蒙第》条那里借用来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它使得利佩尔特先生的叙述马上失去了死板性……不是，是“客观性”，而变得生动有趣，甚至充满了热情。］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还是阻止它发展而寻找“另外的道路”等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正是解决关于“资本主义命运”这个总的原则问题，而不是解决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个别问题，因为这里所确立的观点在很久以后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两位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这种观点去看德国和美国［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
我们再回头来谈上面的演说。我们已经指出演讲人的观点根本不同，他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他提出谷物法的废除对社会经济的意义这一纯理论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英国应该遵循什么制度、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抽象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忘记了英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这已经决定了这条道路）。他没有这样提问题，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置于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他问自己，谷物法废除后，这一制度发展的下一步究意会怎样。
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的影响如何，因为对工业的影响如何大家已很清楚。
为了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也有好处，反谷物法同盟奖赏了三篇最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论述了谷物法的取消对英国农业有良好的影响。演讲人把三位得奖者霍普、莫尔斯、格雷格的见解作了简略叙述后，立即把最后一位提出来，指出他的论文最科学最严格地贯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原则。
格雷格本人是个大厂主，他主要是为大农场主而写的，他证明谷物法的废除会把小农场主逐出农业，使他们转向工业，但却使大农场主得到好处，他们有可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少花劳动，而劳动也会因粮食跌价而更便宜。地主则只好满足于较低的地租，因为经不起廉价进口粮食竞争的劣等土地已停止耕种。
演讲人十分正确，他认为这个预言和对农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公开辩护是最科学的。历史证实了这个预言。“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粮价降低时地租可能增高。“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页。——编者注））］
不过，演讲人当然不只是承认格雷格的论断是最正确的。格雷格的这种论断成了这位自由贸易派谈论整个英国农业的论据，他力图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国家有普遍的利益。我们叙述了上面这些以后，就可以知道演讲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
他解释说，自由贸易派如此赞美的粮食价格的下跌，意味着工资的必然减少，意味着“劳动”（确切些说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跌价；而粮价下跌对工人来说永远不会抵补工资的下降，第一，因为粮价下跌，工人更难于节省粮食以购买其他物品；第二，因为工业的进步使消费品更便宜，以伏特加酒代替啤酒，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以棉花代替毛、亚麻，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这样我们就看到，演讲人所确定的问题要点看来和西斯蒙第是一样的，他也承认小农场主的破产、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是自由贸易的必然后果。擅长“引证”技巧的我国民粹派，在这种场合通常是谈论“摘录”，心满意足地声称他们完全“同意”。但这种手法只是表明：第一，他们不懂得在上述问题的提法上存在着巨大区别；第二，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里只是刚刚开始：浪漫主义者避开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陷入幻想，现实主义者则以既成事实作为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
演讲人指出工人状况即将改善后，继续说道：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
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
总之，演讲人找到了一个标准来解决那个初看起来是西斯蒙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阻碍自由贸易都同样使工人破产。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把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上的提法立即显示了它的作用：作者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是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就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它与社会经济的以前各阶段加以比较，把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并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作者在科学地批判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时，避免了否认这种论据具有任何意义从而“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这一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取出了它合理的内核，即技术飞跃进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当然，我国民粹派也许会以其固有的机智得出结论说：这位如此公开地站在大资本一边来反对小生产者的作者是“货币权力的辩护士”，尤其是他还面向欧洲大陆说，他要把从英国生活中得出的结论也用于当时大机器工业刚刚迈出软弱的第一步的他的祖国。其实他们本可以从这个例子（正如西欧史中很多类似的例子一样）研究他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了解的那个现象，即承认大资本比小生产进步远远谈不上“辩护”。
只要记起西斯蒙第的上述一章和这个演说，就会深信后者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反对任何“辩护”方面都代于前者。演讲人对于伴随着大资本的发展而来的矛盾的说明，比浪漫主义者所作的说明都确切、充分、直接、明白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这一发展而悲痛的感伤的话。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关于可能“改变道路”的字眼。他懂得，人们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掉头不顾”生活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谓生活，就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利益。
上述完全科学的标准，使他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失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演讲人说：“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加速这一“破坏”［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还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就已清楚地指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这种进步意义（上引书，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557页。——编者注）），并且特别强调它对生产者的觉醒的影响。］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2卷第119—262页
注释：
[38]《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写于1896年8月—1897年3月，发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刊物《新言论》杂志1897年4—7月第7—10期，署名克·土林。1898年编入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初又收入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次再版删去了第2章第3节《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和第2章第5节《浪漫主义的反动性》的末尾部分，增添了第1章的《补遗》。在准备1897年和1898年两个版本时，列宁为应付书报检查，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最新理论”，把“马克思”写成“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者”写成“现实主义者”，把《资本论》写成“一篇论文”等等。在1908年的版本中，这些地方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由列宁在正文中作了修改，或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这个著作时，在正文中作了修改。——102。
[3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1。
[40]这里说的是约·拉·麦克库洛赫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欧文先生关于减轻国民贫困的计划》。该文匿名发表于1819年《爱丁堡评论》第32卷。西·西斯蒙第在一篇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中对它作了答复。西斯蒙第的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补论。——119。
[41]《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or Critical Journal》）是英国自由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杂志，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119。
[42]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22。
[43]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列宁在此处援引了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一书的第2篇。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删去了这段引文，而介绍读者参阅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出版）一书。——122。
[44]讲坛社会主义者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43。
[45]意为粗糙的图画。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158。
[46]保护关税政策是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免受外国竞争的经济措施体系。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规定进口限额，降低输出关税以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给个别资本家以津贴等。保护关税政策产生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也被广泛采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内市场上以高价销售商品，获取垄断超额利润。——160。
[47]自由贸易政策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政策，要求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18世纪末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依靠国外市场获得更多的廉价原料和推销商品。在法国、德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自由贸易政策的倾向也有所表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165。
[48]指《共产党宣言》中对西·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尼·弗·丹尼尔逊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一些情况》（载于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6期）一文中曾加以引用。——167。
[49]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Zur Kritik》是这本书的德文书名《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头两个字。《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是1896年出版的这本书的俄译本（彼·彼·鲁勉采夫译）书名。——168。
[50]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没有直接援引马克思，而援引彼·伯·司徒卢威。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才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72。
[51]指民粹派的两篇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性文章：尼·弗·丹尼尔逊的《为货币权力辩护是时代的特征》（用笔名尼古拉·—逊发表于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和瓦·巴·沃龙佐夫的《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主义》（用笔名瓦·沃·发表于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173。
[52]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是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尼·尤沙柯夫的讽刺性称呼。彼·伯·司徒卢威引用的是尤沙柯夫在1885年《俄国思想》杂志第3—4期上发表的《19世纪末的领导权问题》一文。——180。
[53]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时，用“作家”一词代替了“社会主义者”（德文原文为“Sozialisten”）。——182。
[54]“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一语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该城阿波罗神庙祭司潘苏斯说：“末日已到，劫数难逃。特洛伊人的国土上将不会再有特洛伊人，特洛伊城已不存在。”后来，这句话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事物已经过时或不复存在。——184。
[55]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88。
[56]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在《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和1898年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转引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段话，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书，并根据1906年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集》引用了这段话。——190。
[57]《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91。
[58]《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191。
[59]这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第2幕第5场中的一句台词。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剧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193。
[60]《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刊物，1892—1895年在柏林出版，出版人是亨·布劳恩。该刊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改革社会。1895年3月，该刊出让给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98。
[61]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这段话中的“社会革命”（“derSozialen Revolution”）一词换成了“社会改造”。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把它译成“社会变革”。——212。
[62]谷物法是英国1815年起施行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在英国本土谷物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则禁止进口谷物。1828年实行调节制：在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税，当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税。谷物法是英国议会在大地主影响下通过的，它使大地主得以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获得高额地租。谷物法严重地影响贫民阶层的生活，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经过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长期斗争，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220。
[63]“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224。
[6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纺纱工厂主约翰·布莱特和理查 ·科布顿在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其目的是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工资，并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即宣布解散，但它的一些分支机构仍继续存在，1852年还一度试图恢复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反谷物法运动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225。
[65]《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6。
[6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这两篇著作最初发表于1846年7月和1847年8—9月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介绍这两篇著作的文章，摘引了其中一些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和第3卷第608—612页）。——226。
[6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x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226。
[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9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引自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例如把“加速社会革命”译为“加速这一‘破坏’”，把“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译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