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压制天皇，为何天皇却赞赏有加？

天皇家熬过战国时代的洗礼试练，到了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时代，受惠于织田与丰臣的帮助，而两人基本上也对天皇恭敬客气，天皇终于重新迎来了“春天”。以往衰微颓丧的朝廷也慢慢恢复过来，人心回归、仪式重来，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德川家康夺取天下之后又如何呢？公元1615年的大阪夏之阵后，再无势力构成威胁，德川幕府随即发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文规范天皇，朝廷与公卿贵族的行为。

这部著名的法度是不少人研究德川幕府与朝廷关系的基本材料。但早在它出现前，德川幕府已在1613年对朝廷与重要佛教寺院发出了《公家众法度》和《敕许紫衣法度》。《公家众法度》有三大重点。

第一，德川幕府严格要求东京都的公卿贵族（主要针对高级以下的普通贵族）要专事学问，以保家业长久。

第二，要贵族们守法自律。

第三，要求公卿恪守“天皇之臣”的职责，在天皇和朝廷面前要勤务办差，不可懈怠。

一旦贵族们违反以上三点要求，德川幕府将代天皇对他们进行处分。

《敕许紫衣法度》则是针对佛教的法规。“紫衣”是高级僧侣才可穿着的紫色袈裟，这部法度就是任命高级僧侣的规定。本来，寺院高级僧侣的任免权，握在天皇手上，但通过这部法令，德川幕府以“受天皇委托”的名义，插手天皇与宗教界的关系，强制代理天皇与佛教界接洽。

包括天皇的家寺泉涌寺在内的七所京都重要佛教寺院，其住持向朝廷申请紫衣许可之前，必须接受幕府检查，然后才可由朝廷任命。由于泉涌寺与天皇家渊源太深，后来获得豁免。以上两步针对贵族与重要佛寺的规定，可以说是幕府加强控制朝廷的早期动作，为后来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铺路，以免太过突然。

不过，德川幕府与天皇、朝廷的关系，在丰臣政权灭亡后顿时进入紧张状态。那么，长达十七条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究竟是不是如一般所说，是一部德川将军钳制天皇行动与权力的法规呢？从结果来看，答案是肯定，也是否定。

以肯定的角度来说，直至江户时代，的确还没有一部法规，是由天皇以外的权力体明文指出天皇、朝廷贵族应尽职责。以前只有天皇或太上天皇以前辈、经验者身份告诫子孙而已。

以否定的角度来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一部江户时代版的《皇室典范》加《朝廷业务守则》。细看与天皇相关的内容，我们便可发现主旨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以白纸黑字使天皇“回归”应有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恢复”天皇应有的功能。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朝廷业务守则第一条提到：“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这里的学问是指读书与和歌，而且是饱览中国的经典著作，以及成为和歌界的最强歌人。这些规定看似是幕府编织的理由，但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存在类似的规定。

虽然对那些认为“天皇必须是最高权力者”的人来说，第一条的主旨从表面来看，的确像是幕府干政的条文，但那其实是断章取义。而且，发布朝廷业务守则的人是德川幕府与时任的关白，是双方达成协议的产物，不是幕府一意孤行的霸王条款。

再说，虽然明订德川幕府有处罚规则的权限，但从后来的真实例子来看，不仅鸡毛蒜皮之事的处罚权在朝廷手上，大的违法也由朝廷最高领导关白、摄政与幕府商议后，再由关白、摄政执行，幕府表面上握着最高权限，但却不会轻易使用。

更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德川幕府制定朝廷业务守则的背景原因，是因为由战国时代至织田、丰臣时代以来，长达一百多年的混乱致使朝廷的规则松散不堪，而旧时天皇与贵族为了谋生而放宽规范的问题，也广泛出现在史料之中。

对于已然统一天下的德川幕府而言，利用法制整理朝廷秩序，回复应有状态，以及恢复天皇本来的理想状态，皆能为幕府建立权威，使朝廷、幕府以及各藩信服，最终使幕府获得统治的大义名分，君临天下。

对于天皇而言，与德川幕府磨合的确不甚愉快、顺畅，致使在任的后水尾天皇最终以让位的方式向幕府表示抗议。不过，天皇让位后，随着幕府做出一定退让，与天皇的关系也得以改善，除了后水尾天皇当政时代，以及幕末动荡时期，基本上天皇、朝廷与幕府的关系都能维持良好、协调的合作。

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灵元上皇时，评价幕府将军有“重朝家之心”，又说可以借幕府之力复兴朝廷，重整纲纪。由此可见，天皇充分认可德川幕府的工作成果，朝廷也恢复旧日的状态。换句土话，那就是做得漂亮！

后世认为幕府与朝廷处于对立，幕府将军“霸凌”天皇的观点，是受明治维新以后的史观影响，也是由于不少人都视天皇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视幕府体制为不正常，所以无视了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