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六章 漫长的告别(b)

切在为古巴工业费尽心力的同时，也在寻找返回战场的途径。几个机会隐隐地浮现出来。除了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起义组织，现在哥伦比亚也有了古巴支持的游击队组织，该组织名为“民族解放军”，7月成立。在秘鲁，埃克特·贝哈尔的游击队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尤塞达的左派革命运动组织都准备实施自己的斗争计划。可是切仍然心系他的祖国阿根廷。

为了给新的起义活动做准备，西罗·布斯托斯和他的战友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塔尼亚仍然在欧洲旅行，为将来到玻利维亚做准备。

在近期，最有希望的潜在战场在非洲。整个非洲大陆上，起义组织正在与最后的殖民统治者战斗，这些地区包括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以及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

1963年10月，前卢蒙巴政府的官员和不满当局的部落实权人物组成了一个名为“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反政府联盟。各路起义领袖在刚果的南部、东部、中部和北部纷纷发起起义活动，占领了一些市镇和大片防御薄弱的地区。一支队伍在1964年8月占领了偏远的北部城市斯坦利维尔，宣布成立“刚果人民共和国”。9月，政府全力镇压起义活动，刚果危机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非洲的抵抗斗争、特别是刚果内战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古巴报纸的显著位置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切的讲话中。实际上，切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将他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暂时移植到非洲大陆上去。卡斯特罗已经下令让皮内罗的情报部门开始做准备，为这个计划铺路。位于非洲大陆腹地的刚果幅员辽阔，为以农村为基础的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和条件，这里的游击战可以“辐射”到刚果的邻国去。

在非洲作战还有其他优势：苏联人更关心对拉丁美洲的直接干预，因为拉美是华盛顿的“后院”，而对非洲，他们就不那么关注了；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反对外国的白人殖民政权，就刚果而言，是反对西方人撑腰的非法政权的独裁统治，这场战争是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而且非洲大陆已经燃起了战火，不必像马塞蒂在阿根廷时那样为发动起义“制造”条件。苏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都插手非洲，为他们选中的组织提供金钱、武器和顾问人员。非洲还有很多和古巴关系很好的反帝民族领袖，他们可以提供后方基地、转运点和进入冲突地区的途径。这之中，除了在马里和“布拉扎维”人民共和国掌权的政府，还包括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坦桑尼亚的朱利亚斯·尼雷尔和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这些“激进”的国家对“新殖民主义”西方强权打着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幌子干预刚果事务十分不满，它们公开支持斯坦利维尔的起义军政府。
切在非洲看到了机会，他能追求长久以来的梦想了——建立一个新的、由古巴领导的国际反帝联盟，取代设立在开罗的毫无成效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打造一个亚非革命的合作组织，给他即将到来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打上鲜明的国际化色彩。

9月，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另一项决议，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商业制裁。得到中情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也实施了更多的袭击，如绑架、破坏、武装袭击古巴的运输船只等。9月24日，一支驻扎在尼加拉瓜的中情局海上行动小组袭击了西班牙货船“阿朗扎祖山号”，当时这艘装载着工业设备的货船正在驶向古巴的途中，袭击中，西班牙船长和两名船员被杀。袭击者错把这艘船当成了古巴商船“马埃斯特腊山号”。这次事件引发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和中情局内部的自我检讨。在后方基地里授权此次袭击的特工是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

1963年底以后，罗德里格斯一直负责尼加拉瓜的一支反卡斯特罗特别行动队的通信工作，这支队伍由曼努埃尔·阿尔提姆领导，中情局为他们提供资金。队伍有超过300名成员，分散在尼加拉瓜、迈阿密和哥斯达黎加。这支部队的装备很精良。在两年时间里，他们花费了约600万美元中情局提供的资金，发动了14次针对古巴的袭击。

但是在1964年底，该计划的预算被削减了，因为约翰逊政府的重心从古巴转向了越南，而“阿朗扎祖山号”袭击事件敲响了该计划的丧钟。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返回迈阿密，他重新回到中情局的迈阿密站工作。将近三年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为他带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追捕切·格瓦拉。

1964年11月4日，切乘飞机离开哈瓦那，劳尔·卡斯特罗、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和埃米里奥·阿拉戈内斯到机场为他送行。切将作为革命的使者前往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他要带领古巴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47周年庆典以及“苏联古巴友谊之家”的开幕仪式。阿莱伊达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一同到机场送别，她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了，这是她第四次怀孕，也是她和切·格瓦拉最后一个孩子。

切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距离他的首次访问刚好相隔3年。他又一次在寒冷的11月站在了红场上，不过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1961年那个不加批判的切，那时的他仍然幻想着苏联和古巴关系的美好未来。如今，时过境迁。苏联国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周前，赫鲁晓夫因为国内的经济失利以及对外实行冒险主义政策被剥夺了权力，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了新任苏联总理。

切选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还有另一个原因。马塞蒂游击队的侵入行动让阿根廷共产党领袖维克多里奥·卡多维拉满腹怨恨，应其要求，克里姆林宫想要在一个月后在哈瓦那召开拉丁美洲共产党大会。苏联的这个决定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卡斯特罗的尊重，显示克里姆林宫承认他在拉美地区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一姿态隐含着一种期待，即他们希望菲德能够把该地区的共产党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亲苏联盟。此时正是切试探苏联新领导层的计划的好时候。

在莫斯科，切例行公事地参加了红场庆典，与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共同主持了“友谊之家”的开幕典礼。在幕后，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安排了一系列见面，他急着知道他们的看法，同时他也想知道苏联人对于古巴的拉美革命计划的态度。可是这一次切的翻译并不是老熟人尼古拉·列奥诺夫。上次切访苏后，克格勃把列奥诺夫调派到了墨西哥，除了担任其他工作，他还参与了援助危地马拉游击队的工作。

这次陪同切的是奥列格·达鲁申科夫，另一个是苏联情报官员鲁道夫·派特洛维奇·施略普尼科夫。切在苏访问期间，两人轮流担任他的翻译。施略普尼科夫曾经去古巴执行过几次任务，之前见过切。施略普尼科夫说，切在苏联期间，他们俩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坐在房子里的楼梯上下国际象棋，一直下到凌晨一两点。他们总是边下棋边聊天，切喝牛奶，施略普尼科夫喝白兰地。

在此期间，切见到的苏联高层官员有尤里·安德罗波夫和维塔利·克里奥诺夫。克里奥诺夫是苏联中央委员会美洲部的副部长，他的任务是处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其中包括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但古巴除外。克里奥诺夫说切特别要求跟他见面，探讨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态度”。

克里奥诺夫已经听到了很多拉丁美洲共产党领导人的抱怨，特别是玻利维亚的马里奥·蒙赫和委内瑞拉的耶稣·法利亚，他们抱怨古巴政权将他们的党派列入古巴的拉美大陆革命游击战计划。玻利维亚共产党已经正式通过投票否决了这个提议，委内瑞拉共产党正在重新审议是否参与古巴支持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联盟。

克里奥诺夫说，切想知道克里姆林宫对拉美共产党政策的看法，大部分拉美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与苏联的新任领导层见过面了。克里奥诺夫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是“尊重”拉美地区共产党的政策，所以基本上不用怀疑了，莫斯科反对古巴的计划。克里奥诺夫还总结了切·格瓦拉的想法：切决心在拉丁美洲推行武装斗争；他怀疑克里姆林宫的和平共处政策。

从莫斯科回来，切当然没办法欢欣鼓舞地对待在哈瓦那召开的共产党大会。他没有参加为期一周的论坛，而是去了奥连特。不过他没有保持沉默。11月30日，他在圣地亚哥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拉丁美洲共产党，说他们不愿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之后，切带着阿莱伊达去看望艾尔伯托·格拉纳多和他的妻子黛莉娅。这是这两个老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格拉纳多后来意识到切的这次拜访是他“无声的告别”。的确，尽管当时在古巴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切缺席共产党大会是他表现出来的第一个预兆，预兆一些根本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在所有关注切的人看来，切正在将自己从常规生活中抽离出来，不久后他将从他们的中间消失。

从奥连特返回哈瓦那一周后，切又出发了，这一次是飞往纽约。他要作为古巴的官方发言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要证明，尽管卡斯特罗对苏联人姑息妥协，可是他仍然支持切实施更加强悍的“反帝”政策。12月9日，切抵达纽约，天很冷。当天拍下的照片上，切身穿厚重的冬衣，头戴贝雷帽，态度超然，脸上没有笑容，他知道自己正踏上敌人的领土。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深入美国佬的土地，和1952年他来的那次不同，这次他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12月11日，切出现在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他专门为出席会议把自己装饰一新：靴子擦亮了，橄榄绿的军服烫平了，头发和胡子也都梳得整整齐齐。

切在自己的发言里为殖民主义敲响了丧钟，他谴责美国的干预主义，并且代表古巴为亚非拉发生的“解放战争”喝彩。而对于刚果内战，他谴责联合国卷入其中，而且让那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手里的工具。比利时和美国军队最近在斯坦利维尔采取行动，将这座城市交还给冲伯的部队，代价是数百人的生命，切称：“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一定准备好了要为刚果的罪行复仇。”随后，切把“白人帝国主义者”在刚果的行动和西方对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漠不关心以及美国的种族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一个因为肤色不同就谋杀自己的孩子、天天对孩子们进行区别对待的国家，一个允许谋杀黑人的杀人犯获得自由、保护这些杀人犯却惩罚要求尊重自己合法权利的黑人的国家，怎么能把自己叫做自由卫士呢？”

全球核裁军是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在针对这个议题的辩论上，切表示，古巴支持核裁军，但是在美国撤除其在波多黎各和巴拿马的军事基地前，古巴拒绝同意任何此类协议。切的发言也重申了古巴在全球事务中遵循独立方针的决心。古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古巴认同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抵抗帝国主义”的国家。切提到了正处于争端之中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切说古巴强力支持苏联对刚果问题的立场。切主张将中国纳入联合国，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逐出联合国。

不出所料，切的发言引发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和一些到场的拉丁美洲使节的强烈谴责。在联合国大楼外面，古巴流亡者抗议切出席大会。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切的出现。著名的美国黑人激进主义者马尔科姆·艾克斯刚刚从非洲和中东回来，他就所见所闻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和切一样，刚果内战也激起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心中的怒火，他认为白人对非洲的干涉如同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据说，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加纳停留期间，曾经与驻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古巴大使讨论过，要招募美国黑人到非洲参战。

切没有从纽约返回古巴，12月17日，在接受了美国媒体挑衅意味十足的各类采访之后，他飞往阿尔及尔。自此，他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旅程，首先走遍整个非洲大陆，随后到中国，然后再返回非洲，中途停靠巴黎、爱尔兰和布拉格。表面上，切作为卡斯特罗的友好使者出访这些非洲的新兴国家，可是他的旅程还隐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要让自己熟悉这块大陆，他的下一步冒险即将在这里展开。

从1964年圣诞节到1965年2月初，切行遍非洲大陆，从阿尔及利亚到马里，到刚果的布拉扎维、几内亚和加纳，再到达荷美，然后返回加纳和阿尔及利亚。他与各国领导人见了面。所到之处，切发出的都是一样的信息：古巴认同非洲的解放斗争；全世界的反殖民、反帝运动应该团结起来，它们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共同的目标。

2月初，切飞往中国。与他同行的是古巴建设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兄弟)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书记埃米里奥·阿拉戈内斯。这两个人在后来都和古巴在非洲的秘密计划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和切一同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表明他们也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实际上，此时卡斯特罗已经批准古巴军队在刚果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现在就等切决定古巴的行动在何处展开，和哪个起义团体合作。

离开中国后，切在巴黎短暂停留，他暂时脱身出来，花了几个小时游览卢浮宫。随后他返回非洲。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切在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埃及会见了本·贝拉、朱利亚斯·尼雷尔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开始为他宏大的泛非洲革命计划探路。

不过切和非洲革命者的初次见面让他很失望。这些“自由斗士”都有着同样的调调：几乎所有人都舒舒服服地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宾馆里，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古巴的军事培训和资金援助”。

第一件让切感到吃惊的事是刚果起义领袖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其中包括加斯顿·索马里奥，他自称为“东北刚果总统”，他的部队解放了刚果东部的部分领土。切发现索马里奥态度暧昧，难以捉摸，没有多少政治意识，肯定不是“民族领袖”。

一个给切留下印象的起义领袖是洛朗·卡比拉。卡比拉二十五六岁，他是指挥索马里奥东部阵线的总司令。与索马里奥相反，切发现卡比拉阐述他的斗争经验时“清晰、具体而且坚定”，不过他也说了不少关于解放委员会领导人的坏话。

后来，切发现卡比拉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撒了谎。卡比拉当时说他刚从刚果内陆过来，可是切后来得知，卡比拉实际上去了酒吧和妓院云集的基戈马港，那里被起义者当成“休息和恢复精力”的后方基地。不过，鉴于卡比拉公开坦陈自己的左倾世界观，切选择忽略卡比拉的大话。“卡比拉非常清楚，首要敌人是北美的帝国主义，”切说，“他说他准备和帝国主义对抗到底；他的话和他的自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找到了这个愿意听取他的全盘非洲计划的人，切对卡比拉说：“我们的看法是，刚果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卡比拉同意他的说法，切当即表示古巴愿意向他提供支持，提供培训教员和武器，卡比拉接受了，而且建议尽快让教员和武器抵达刚果。而在切和索马里奥另外进行的一次对话中，索马里奥也接受了切的提议，而且还提出派来的教员最好是黑人。

接下来，切决定给当时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其他“自由斗士”把把脉。他计划跟他们分批见面，进行非正式的对话。不过古巴大使馆却弄错了，把他们都召集过来，50多人乱哄哄地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是十多个国家的运动组织的代表，每个组织内部又有两种或更多种的倾向。

切发现自己面对整整一屋子的游击战士，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古巴给予经济支持，让他们的战士在古巴接受培训。切对他们说，让他们的人在古巴接受培训花费不菲而且是一种浪费，真正的游击战士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军事学院里铸就的。切建议培训可以就在附近的刚果进行，那里的斗争不只是反抗冲伯这样的普通傀儡的斗争，而且是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切坚持认为刚果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其斗争不论胜利还是失败，都将引起“整个大陆的回响”。切预想的是在刚果东部建立一个由古巴领导的“大据点”，周边国家的游击队可以来参与战斗，帮助刚果赢得解放，同时可以获取战斗和组织经验，有利于他们将来在自己国家开展斗争。

然而在场的人对他的提议显然反应冷淡，没人同意他的意见。切清楚地意识到，非洲要找到“真正的革命方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随后切要做的就是挑选一支古巴黑人的志愿者队伍增援刚果的斗争。

据纳赛尔当时的私人顾问默罕默德·海卡尔讲，切在开罗向纳赛尔讲述了他的刚果计划，可是当他提及要亲自带领古巴远征军的时候，纳赛尔提出了警告，他认为切亲自参与战斗是个错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尽管有纳赛尔的警告，尽管他的战略在达累斯萨拉姆不受欢迎，尽管他自己也不信任刚果的起义领袖，尽管他不了解刚果国内的真实情况，切还是决定抓紧时间实施计划。

切在非洲大陆上最后一次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2月25日，他在第二次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经济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完全抛弃了暧昧不明的态度，号召社会主义超级大国无私地帮助“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帮助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演讲中，切称打败帝国主义的共同心愿将美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的敌人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新兴的不发达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对他们有很大好处，而且也是他们的责任。随后切猛烈谴责了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说服较为贫穷的国家与他们签订“互惠”贸易协定的行为。在所有听众听来，切的指责显然直指莫斯科，他称赞了苏联和中国都与古巴签订了有利于古巴的蔗糖购买协议，可他强调这只是第一步。双方商定的价格应该能有助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国应该将新的外贸伙伴概念适用于所有要发展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
这不是切第一次批评苏联人在与古巴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中“牟取暴利”，哈瓦那的革命精英们都知道他的观点，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国际性论坛上批评苏联人的这种做法。他这么做是在有意识地推动底线，希望让莫斯科丢脸，从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而且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他呼吁各国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阵营，帮助其他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强加给他们的经济体系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制造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免费地向这些国家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他说，被围困的北越和刚果都值得接受这种无条件的团结协助。

苏联人被切的讲话激怒了。切称克里姆林宫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协议。切的话是在当面打苏联人的耳光。

切继续着他漫长的行程，他从阿尔及尔再次返回埃及，随后又在3月12日飞往布拉格。刚果的局势出现了新进展。麦克·霍尔召集的一批雇佣军对抗起义军，他们带领政府军进行地面打击，并且发动了空袭。他们占领了几个重要的前哨阵地，迅速威胁到坦噶尼喀湖东岸的“解放区”。如果古巴要让自己投入刚果内战，那么行动的时间就在眼前了。

3月15日，切返回哈瓦那，阿莱伊达到机场迎接他，和她一起到机场的还有卡斯特罗、多蒂科斯总统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据说切从机场出来后直接和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秘密会谈。由于他们对话的内容从未公开过，而且随后切就消失了，所以一些人认为这次会谈代表切和卡斯特罗之间已经出现的紧张关系此时到达了决定性的顶点。而历史学家莫里斯·海尔普林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卡斯特罗亲自到机场迎接切返回古巴，就证明了他对切的支持。的确，切的演讲后来刊登在了政府季刊《国际政治》上，这就消除了人们关于卡斯特罗立场的种种猜疑。

众多证据显示卡斯特罗和切先后发表了他们的意见，甚至在公开讲话中是相互配合的。在1月2日为革命六周年发表的讲话中，卡斯特罗强烈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过他没有公开指明，而且他还第一次对古巴人民谈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存在的“问题”。他说，古巴人民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环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如果当前来自海外的援助突然中断，古巴人民应该做好准备，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卡斯特罗显然是在向莫斯科发出明确的信息，表明他不接受苏联将其政治模式强行施加给古巴。

3月13日，在切返回哈瓦那两天前，卡斯特罗再次发表讲话，“我们建议应该给予越南一切必要的援助！武器援助和人力援助！我们的立场是社会主义阵营可以承受一切必要的风险！”

卡斯特罗还说，在导弹危机期间，古巴自愿面对核战争的威胁，接受苏联在其土地上设置导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卡斯特罗称，古巴一直认为其历史责任是抗击美帝国主义，古巴和世界其他地方抗击帝国主义的人们一样承担着共同的责任。

和以往一样，切在阿尔及尔的讲话比卡斯特罗的更激进，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都说了出来。他已经发出了挑战，没有后路了。现在，他要亲自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效用。这些话让卡斯特罗很难继续在苏联人面前为切辩护。于是，卡斯特罗“建议”切立刻离开古巴，返回非洲，领导正在接受培训的古巴游击队。那里并不是切的心系所在，切记挂的是南美，不过南美的条件尚未成熟，而非洲目前的局势看上去有开展革命的可能。于是，切同意去非洲。

据古巴情报官员胡安·加里泰罗(阿里尔)说，他、他的老板皮内罗和卡斯特罗在切返回古巴后都“劝”切接受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向切保证，在这段时间里，皮内罗的人会继续在拉丁美洲建立游击队基地，直到条件成熟，再让切转移到拉丁美洲。刚果的战争对切的战士来说是个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得到锻炼，也是一个筛选过程，可以挑出那些随后可以跟他到南美进行战斗的战士。

事态迅速发展。3月22日，切在工业部发表演说，向同事们汇报了此次出访的情况，不过没有宣布他要走的消息。一周后，切到位于马坦萨斯的实验农场看望从他的山区纵队中走出来的瓜基洛老兵，对他们说自己马上要离开一阵子，去“砍甘蔗”。

回到哈瓦那，他召集在工业部里最亲密的同事，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几乎没人知道切准备永远离开古巴，不过这的确是他的想法。他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避免和公众接触，只跟少数他相信能保守秘密的人道了别。对大部分古巴人来说，3月15日切从非洲返回哈瓦那时公开在机场出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这也将是他的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切这一次又错过了自己孩子的出生。2月24日，他从开罗飞往阿尔及尔的时候，阿莱伊达生下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这是个男孩，阿莱伊达给他取名叫埃内斯托。

阿莱伊达很难过。她求切不要走，不过他很坚决。可是他答应，革命进入“更高阶段”时，她就可以来和他会合。

在离开前，有一天，切、阿莱伊达和保姆索菲亚一起吃午饭，切问索菲亚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古巴人的遗孀怎样生活，她们再婚了吗？索菲亚对他说是的，大部分都再婚了。之后，切转向阿莱伊达，指着他的咖啡杯说：“如果是那样，你给我上的这杯咖啡，希望能上给另外一个人。”索菲亚一想到当时的情形就会颤抖，她明白切是在对阿莱伊达说，如果他死了，他希望阿莱伊达能再婚。

4月1日凌晨，切离开了居住了8年的家，不过不是作为切·格瓦拉，而是作为拉蒙·贝尼特斯，一个表情沉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