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采“生存意志”的批判

尼采发现，支撑着“伦理基本原则”和“教条思想大厦”的不是别的，正是幻想和意愿（fantasy and willing）。构成象征现实（symbolic reality）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奠基性的基本幻想，如果撤销了这一幻想，那么我们的象征现实也会土崩瓦解，我们的精神会在那一不可能的创伤性内核（impossible traumatic core）面前崩溃；恰恰是基本的幻想和意愿使得我们和主体性之内核之间得以保持一个可以忍受的距离，得以使我们的精神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正常。

“现在他更多地是追问教条思想大厦和伦理基本原则的前提，这些在他看来不过是意愿和幻想的表达，最终只是生存意志的升华。此类表达和升华，其实是受时代局限地将在世界上辩向定位的需求普遍化了：一种人性的、而且太人性的东西。”（2页）

尼采正确地认识到，逻各斯（伦理、道德、教条思想）是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因为人类只有在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之内才能生存下去，在这茫然的、虚无的、无目的的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象征框架能够为他“辩向定位”。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样一种需求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欧洲世界的症状，是一种时代的迷茫，在那个时代，人们内心中的迷茫已经普遍化了，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和方向，惟其如此，才会有普遍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但尼采错误地以为，这些被言说的、被道出的、被规定的伦理、教条和道德可以被化约为、还原为生存意志，因为上帝是不得不创世的，他不得不“太初有道”，他并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只有这样的姿态才能解决处于天堂之中的僵局（deadlock）。尼采错误地以为先有一个渴求在象征秩序中精神“正常”地生存下去的意志或意愿（will），随后才建立起来了伦理的、道德的规范性大厦；然而这种意志恰恰是盲目的意志，在一切实际地被说出或道出之前，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上帝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生存还是毁灭。因此，这种意志就不是肯定性的求生存的意志，而是否定性的解决结构性的僵局的意志。上帝的实践开创了时间性，与此同时也开创了无限的可能性，自由的深渊。没人能够正确地知道一切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一个种子，在它实际长出来以前的无限潜能总是被它实际长出来的那个样子给回溯性地收缩和确定下来了，于是，尼采也忘记了他在提出“生存意志”时那一姿态在根本上已经是一个回溯性的姿态了——它已经将结果，即象征空间当中人的生存（“人诗意地栖居”），回溯性地设定为其自身的前提了。这就是尼采的谬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