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征匈奴节节失败，曾在卫青、霍去病麾下战无不胜的汉军为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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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青、霍去病死后的20年里，西汉王朝又向匈奴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进攻，一次小有斩获，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全军覆没。为什么曾经的常胜之师如今却变得这般羸弱？其实历史的结局早在公元前128年严安、徐乐和主父偃三位大臣给孝武帝的上书中就已经有所揭示：汉军不是败在敌人，而是败在了自己的手里……
严安的话振聋发聩。不幸在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孝武帝对外扩张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很大了：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公元前138年），事两越（公元前135年），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公元前130年），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公元前128年），则燕、齐之闲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公元前133年），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史记·平准书》
向北设伏，与匈奴开衅；向东北接收秽貉内附，设置沧海郡；向东干涉东瓯、闽越、南越三国的争端；向西南绥服夜郎、邛、筰诸国。孝武帝的对外扩张四面出击，几近疯狂，完全不顾国力、军力与民力的承受极限。继之而来的当然是府库虚竭，民生凋敝。徐乐就此在上疏中警告孝武帝说：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
（中略）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徐乐忧心忡忡地说道，朝廷正在进行的对外扩张计划所费太巨，以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应对。如果强行推进，很可能像故秦朝那样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一旦民生崩溃，大面积的流民叛乱就会随之爆发，整个王朝的统治基础将有土崩之虞。
可是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外交冲突和双边关系，西汉王朝想要解套，该从哪里着手呢？主父偃认为，其中最无谓，也最烧钱的一项便是征伐匈奴：
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禽兽畜之，不属为人”。虽然主父偃的这两句话不免带有中原王朝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北邻的偏见，但不可否认，他说出了一个被历史一再证明的事实：匈奴的民族个性极其顽强，无论动用军事威慑还是进行文化渗透，中原王朝都很难将这个草原民族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去。换句话说，想让匈奴奉中原正朔，对汉廷称藩纳贡，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严安、徐乐、主父偃等三位大臣的上疏指出了西汉对外扩张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孝武帝虽然表面上虚怀若谷，表示了赞赏，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补救措施。
不但如此，征伐匈奴的战争还在继续推进，直到公元前127年，孝武帝终于迎来了汉匈战争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沦于匈奴之手近百年的河南地被车骑将军卫青成功收复。收复意味着后续还得巩固占领，筑卫朔方郡的计划紧跟着便出台了。于是乎，便有了前文中提到的那一幕：公孙弘又一次站出来坚决反对孝武帝的计划。
经过君臣双方的反复辩难，最终的结果是：
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司马迁说孝武帝和公孙弘达成了这样的妥协：孝武帝同意放弃开通西南夷和设立沧海郡的计划，换取公孙弘等反对派大臣对他全力营建朔方的支持。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将标志着西汉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孝武帝将要放弃了以汉朝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藩属朝贡体系的梦想，转而集中精力处理与匈奴帝国的双边关系。
武帝殚精竭虑，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对外扩张计划，真的会因为公孙弘一言而决，说停就停吗？
不可能的。太史公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这段记载遗憾地出现了失准。真实的情况是，孝武帝仅仅叫停了司马相如经营西夷邛、筰的计划，至于南夷夜郎，汉廷仍在其境内保留了两县一都尉。
也就是说，限于国力尤其是财力的枯竭，孝武帝不得不同意收缩对外扩张的战线。但这种收缩只是暂时性和策略性的。至于那个建立藩属朝贡体系的大计划，因为夜郎设县和朔方立郡的两线经营，格局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随时可以重启，只要经费到位的话。
出生在文景时代，从小没过过紧巴日子的孝武帝就像一个娇惯的富家少爷。一遇银根吃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紧缩开支，勤俭持家，而是要另辟财源，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
司马迁说，随着孝武帝对外扩张计划的持续推进，“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史记·平准书》）——一批专门负责为孝武帝敛财聚财，向老百姓敲骨吸髓的“财政专家”开始在朝廷里走红了。就是这样一批人，在公元前123年为孝武帝办成了一件“大事情”。
这一年，卫青率六将军出击匈奴，斩首一万九千级。以当时汉朝颁布的封赏条例计算，光是赏赐三军的奖金总额就高达20余万斤黄金。这个天文数字一报上来，大司农只得双手一摊，无奈地表示帑藏已经耗尽，就算摘了他的脑袋，这笔钱国库也拿不出来。
可这20万金毕竟是官兵们拿性命搏来的赏钱，朝廷总不能赖账吧。否则以后谁还披甲上阵，甘心为朝廷卖命？情急之下，孝武帝的财政大臣们给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
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
——《史记·平准书》
这个颁赏武功爵的方案看似有些繁琐，但它的实质真要剖析起来也不复杂。这早晚孝武帝的口袋里没钱不是吗？可做官儿的印把子还攥在他手里。朝廷以爵位代替赏金颁发给立功将士，并且规定这些爵位都可以按照官方核定的比价转卖给第三者。
而且，为了保证将士们的爵赏能够顺利变现，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富户购买武功爵的优待政策，比如购买武功爵者可以优先试用为吏，犯罪的时候又能适当减免刑罚等等。
武功爵制度的出台，其实跟今天那些经营不良的企业把积压的库存产品发放给职工自行销售以冲抵工资的做法性质上没什么两样。因为武功爵的颁布，孝武帝不但成功填补了20万金的资金缺口，还额外多捞了10万金。
单从救火应急的角度来看，“武功爵”的出台无疑为西汉的国家财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为了这笔不义之财，西汉王朝付出的代价也足够沉重：朝廷画饼充饥，迫使立功官兵转卖自己拿性命换来的爵赏，势必对军人的荣誉感造成极大的摧残。长此以往，战场上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唯利是图的“雇佣兵”。
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汉朝的对匈战争不得不暂时消歇了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巨大的战争损失需要时间来补充——此次战役，仅战马一项，汉朝便损失了十万匹以上；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出征官兵的赏赐和俸禄已经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司马迁说：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史记·平准书》
军人的荣誉感被武功爵制度磋磨殆尽不说，现在应当应分的薪水，朝廷都要打白条了，谁还能替这样的政府扛枪打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发动战争是情非得已，目的该是为了换取家园的和平与安宁。原本，受匈奴帝国侵扰近百年的西汉进行自卫反击也是在情在理，因而也曾得到民众自发的支持。比如靠畜牧发家的河南富豪卜式就曾不止一次上书朝廷，表示自愿捐出家财以支持汉军的对匈作战。钦使问他输财入官是不是想要谋个一官半职，卜式回答道：
“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史记·平准书》
这番话大概代表了早期的一般民众对汉匈战争的朴素愿望：如果国家和军队能通过这场战争为他们带来长期的和平，他们愿意节衣缩食以为支持。可问题是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民众开始发现战局的走势距离他们的期待越来越远：匈奴人早已不敢南下犯边，甚至汉军一再挑战，对方也照样忍气吞声，龟缩不出。
但孝武帝的作战计划仍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为了听到匈奴单于亲口对他称臣，一支又一支的军队被派往了北方，一场接一场的恶战在异域打响。而国内的民众呢，还要继续为孝武帝的征服野心买单。武功爵、盐铁专卖，算缗与告缗……，搜刮民财的政令一项接一项地出台。
公元前120年，孝武帝把自愿输财助军的卜式树为典型，给他加官进爵以劝勉百姓。可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富豪皆争昵财”（《史记·平准书》）。这样的情况持续恶化，到8年之后的公元前112年，甚至连卜式本人也不堪忍受孝武帝疯狂的敛财行径，就船算（也就是对商用船舶征收的赋税）一事向孝武帝提出了反对意见。
孝武帝的敛财政策居然“逼反了”他亲手树立的正面典型，这不啻于是扇他自己的耳光。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汉朝民生的最大威胁已经不是匈奴人的劫掠，而是权力高层的欲壑难填，是汉匈战争的无端靡费，是汉朝税吏的肆意盘剥。
百姓的厌战情绪在高涨，军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被破坏。此时的汉军就像从阿富汗撤回国内的前苏联红军一样，虽然它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与传统，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却让它在平民百姓的口中变得人憎狗嫌。
公元前111年，孝武帝派公孙贺、赵破奴由五原、令居分道进击匈奴，不见一人，空手而归。
公元前104年，因匈奴左大都尉遣使请降，孝武帝命公孙敖筑受降城，并派赵破奴率骑兵两万出塞两千余里，接应匈奴降将。结果赵破奴遭到儿单于麾下八万骑兵的围攻，兵败被俘。
公元前103年，孝武帝命令汉军远出塞外，建立城障、列亭。匈奴大举寇边以为报复，所幸汉军任文部击溃右贤王，夺回了匈奴掳掠的人畜。
公元前99年，因匈奴扣押苏武，击杀汉使，孝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进击右贤王于祁连山。李广利虽然初战告捷，回军途中却遭到匈奴重兵包围，汉军物故十之六七。
公元前97年，孝武帝命汉军兵分三路，进击匈奴，结果李广利、公孙敖等将领均无功而返。
公元前90年，李广利等三路汉军再次分道进击匈奴。途中，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暗中谋划立昌邑王刘髆为储君的隐事被人告发。害怕遭到惩罚的李广利在战场上举措失当，兵败投降匈奴。
在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故去之后的20年里，孝武帝又先后发动了6次针对匈奴的战役行动，如上所示，只有一次小有斩获，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全军覆没。
正如多年以前公孙弘、主父偃等大臣为孝武帝分析的那样，皇帝那个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远远超出了汉朝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注定是要落空的。宋代学者黄震说“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史记会注考证》）。
汉匈战争不适当的长期延续带给国家和百姓的灾难是深重的。仅赖祖上余泽，徐乐关于“天下土崩”的预言才没有在孝武帝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之后变成现实。
公元前89年的《轮台诏》为这场苦难的战争画上了句点。它宣告了一个混杂着光荣与泪水的时代即将落幕，一代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雄主即将逝去。
劫后重生的大汉王朝正在阵痛之中等待着中兴的曙光。
参考文献：
杜佑《通典》；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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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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