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八章 扩大战争

第十八章 扩大战争

1957年12月，卡斯特罗想把战争带出马埃斯特腊山。游击队开始一点点地向平原地区渗透，进行一些骚扰性的攻击，向驻守要塞的政府军士兵开枪，烧毁公路上运输甘蔗的卡车和客车。这个战略在服务于扩大战争这个明确目标的同时，也将注意力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开，起义军已经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新的一年，战争双方仍维持了不稳定的均势，政府军没有进一步入侵，起义军同样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在这种相对的平静中，也许没人比切·格瓦拉更活跃了。在拉梅萨的新基地里，新建的设施取代了欧姆布里托被毁的设施，其中包括一个肉铺，一个皮革厂，甚至还有一座雪茄厂。现在，切对古巴烟草上了瘾，和卡斯特罗一样，只要有雪茄就一定抽。

为了打破政府强行实施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政府军的假情报，切对起义军的媒体工程给予了最高重视。《自由古巴》现在使用一台新的油印机印刷，而最具野心的工程之一是搭建一座小型的无线电广播发射机站。到了2月，“起义军电台”开始了它的首次广播。

切还努力提高从重建的兵工厂制造出来的战争物资的质量和产量，他对新的M-26炸弹尤其热衷。第一批M-26炸弹是用水下射枪的发射的小型炸弹。后来它们得到了改进，可以用步枪发射。第一批试验品的爆炸声很大，不过破坏力很小。1958年初，它们还没有在战斗中测试过，切对它们的表现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向巴蒂斯塔提出了一个奇特的建议。卡斯特罗告诉中间人，如果政府军撤出奥连特，他就同意进行国际监督下的选举。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同时，正逢公众对城市里的起义军破坏活动和警察暴行的关注达到高潮，卡斯特罗显然想给人留下他非常希望和平的印象。中间人把这个建议带到了哈瓦那，建议被巴蒂斯塔政权激烈地否决了，信使迅速逃亡。

同时，国际媒体找上卡斯特罗的门。古巴成了热点新闻，《纽约时报》的社论常常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拉丁美洲站记者儒勒·迪布瓦也对古巴做了报道。1月和2月，记者狂潮般地涌入山区采访，包括《纽约时报》、《巴黎竞赛报》和拉丁美洲各家日报的记者。安德鲁·圣乔治也再次到访，卡斯特罗为圣乔治投稿的一份报纸《宝冠》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表示他欢迎自由企业和外国投资，反对国有化。他想象中取代巴蒂斯塔政权的临时政府将包含扶轮社①成员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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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扶轮社是结合全世界事业及专业领导人士的组织，在职业方面鼓励崇高的道德标准，并帮助建立世界的亲善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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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组织遭受了一次打击，这次打击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阿曼多·阿尔特和两名“7·26”成员在与卡斯特罗见面之后被捕了。据消息说，他们将被处决，不过圣地亚哥的美国副领事(中情局特工)罗伯特·维查让史密斯大使过问了此事，设法将他们营救出来。
不走运的是，阿尔特在被捕时携带着一份要命的物证，这是他写给切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回应了切给丹尼尔的一封言辞激烈的来信，其中涉及了切与劳尔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以及平原与山区的分歧问题。卡斯特罗看过这封信后，命令阿尔特不要寄出去，他担心如果这种书信交战持续，总有一天会有一封信落到敌人手上，成为巴蒂斯塔攻击他的宣传武器。现在卡斯特罗的担心成了现实。阿尔特被捕几天后，这封信被广播播出，证明了共产主义在卡斯特罗起义军组织内部的影响。

可是这次宣传机会很快被浪费掉了。就在阿尔特被捕几天后，政府军从圣地亚哥的监狱将23名怀疑为起义军的嫌犯带到马埃斯特腊山脚下，对他们进行了屠杀，随后报道说这23个人是在战斗中被杀的，而政府军方面没有伤亡。切用“狙击手”的名义在《自由古巴》的个人专栏“乱射”里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此事发起了严厉攻击。

圣地亚哥俘虏屠杀事件转移了古巴民众对卡斯特罗组织中共产主义影响的关注，美国人并未转移视线。阿尔特被收缴的信里的内容让厄尔·史密斯大使更加坚定了他对“7·26”组织中的“赤色”渗透的怀疑，并且让他更加接受巴蒂斯塔。1月，史密斯返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为巴蒂斯塔游说，条件是如果美国继续为巴蒂斯塔供应武器，巴蒂斯塔承诺恢复宪政，在6月份举行大选。至于卡斯特罗，史密斯对记者说他不相信卡斯特罗，而且认为美国政府是没办法和他“做交易”的。

2月初，切的兵工厂完成了M-26炸弹的制作，这批炸弹是为本年起义军首次大型军事行动准备的。卡斯特罗决定再次攻击皮诺德尔阿瓜锯木厂一带的社区，政府军在那里建立了永久驻扎的营地。巴蒂斯塔取消了除奥连特以外所有地区的新闻审查，卡斯特罗想“打一记重拳”，赢得若干报纸头条。

2月16日黎明，攻击开始。卡斯特罗的计划是包围并攻击政府军营地，消灭其岗哨，在敌军援兵到来的时候伏击他们。切的人带了6颗M-26炸弹，准备在攻击开始时发射。兵工厂的另一个产品，一个从未爆炸的飞机炸弹改装而成的地雷，将进行首次测试，地雷被埋在政府军将要经过的道路上。结果令人失望。M-26成功发射，但是破坏力很小，地雷爆炸带来的是“不幸的结果”：牺牲者是一名平民卡车司机，他恰好在错误的时间经过那里。
攻击的开局不错。第一拨战士越过了岗哨，杀死6名哨兵，俘虏3人，不过政府军士兵迅速集结，有效地阻止了起义军的推进。几分钟内，4名起义军战士被杀，超过两名受了重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想要抢救一把被丢下的机枪，身上两处受伤。

起义军成功地攻击了来增援的敌军部队。第一巡逻支队直接中了埋伏，被消灭了。可是切想全面击溃敌军，他请求卡斯特罗再次攻击有战壕保护的敌军军营，这一次要彻底击垮他们。在切的坚持下，卡斯特罗派出两个排又一次发起了攻击，可是队伍遭到了强烈的炮火反击。随后，切要求卡斯特罗让他率领另一支攻击队伍，他会设法点燃敌军的帐篷，击退敌军士兵。卡斯特罗勉强答应让他去，不过警告他要万分小心。

可是就在切准备进攻的时候，他收到了卡斯特罗的短信：“1958年2月16日。切：如果一切取决于这一侧的攻击，在没有卡米洛和加西亚协助的情况下，我认为不应该采取任何自杀式行动，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冒着伤亡和失败的极大风险。我郑重地要求你要小心谨慎。你自己不要参与战斗，这是一道严格的命令。好好带领你的人马，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知道如果切不能亲自参加战斗，他很可能不会按照原计划行事——事情的确如此。切后来写道：“所有的责任都压在我的肩上，它们太重了，让人沮丧，我选择了跟我的前辈同样的路。”他命令自己的人撤退了。这不是卡斯特罗第一次让切撤退保证自己的安全了。后来卡斯特罗在谈到切在战斗中不计后果的固执时说道：“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违反了战斗原则，由于他的性格、顽固和精神。……他在战斗中让自己的生命涉险。因此，我们不得不给他定下规则，让他遵守。”

第二天早上，政府军的飞机在他们的头顶盘旋，起义军带着5名俘虏和40件新缴获的武器撤退到了山里。

革命指挥部在1957年3月的总统府攻击事件后受到重创，现在又开始变得积极起来。一小拨逃脱的革命指挥部的人员在中部的艾斯卡姆布雷山区已经行动了数月。这些人由埃洛伊·古蒂埃雷斯·梅诺尤领导，他的兄弟在总统府攻击事件中丧生。他们得到了一个美国老兵威廉·摩根的帮助。2月，一支由福尔·稠蒙领导的15人的革命指挥部远征军从迈阿密来到这里加入了他们。他们进行了一些闪电式攻击，而且发表了一些宏大的宣言，要为古巴提供充足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并要求建立玻利维亚式的“美洲共和国联盟”。听闻这个消息，卡斯特罗表现得像个宽宏大量的老资格政治家，他发了一封短信，欢迎革命指挥部的游击队加入“共同的斗争”，并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

卡斯特罗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扩大自己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威力。2月27日，他任命弟弟劳尔、胡安·阿尔梅达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为各自纵队的司令官。劳尔的队伍被编号为第六纵队，而阿尔梅达带领的是第三纵队。劳尔将在奥连特东北部的克里斯托尔山区开拓“东部第二战线”，这里靠近关塔那摩海湾的美国海军基地。阿尔梅达将要开发“东部第三战线”，覆盖从马埃斯特腊山脉以东至圣地亚哥市的所有区域。(卡米洛的下一步行动要等到他的伤复原后才会确定。)

卡斯特罗还开始着手巩固他在埃斯特腊山脉“自由区”内的权力。前律师阿姆伯托·索里·马丁正在为起义军控制的地区起草法律文件，让起义军可以统治该地区的居民。随后，索里·马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提供“法律”依据给卡斯特罗已经开始实施的行动——从地主那里把牛群整批地偷出来，然后把牛分给战士和当地的农民。3月，另一项即将进行的计划也得到了推动，即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建设一座培训新兵和军官的学校。这个项目是在切的指导下进行的，由新加入的艾维里奥·拉夫尔特进行日常管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合作。就在一个月前，拉夫尔特还是一名26岁的政府军中尉，在皮诺德尔阿瓜与起义军作战。在起义军的领袖中，他最害怕的就是切·格瓦拉。“(政府军)对他进行了大量宣传。据说他是杀手，变态罪犯……唯利是图，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服务，他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给妇女洗脑，带走她们的小孩。……(据说)他俘虏的所有士兵都会被他绑在树上，被刺刀开膛破肚。”

拉夫尔特在被俘虏后非常害怕，他的很多战友死了。他被带到这个令人恐惧的阿根廷人面前。“他对我说：‘你是那些想要来结果了起义军的小军官们中间的一个？哼！’他重复了‘小军官们’这个词儿，这让我很生气。他用了一种讽刺的语气，对我而言，似乎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随后拉夫尔特被带到切在拉梅萨的营地里的临时监狱，他仍然认为起义军要杀了他。可是他受到了友好的对待，他逐渐开始丢掉了恐惧。

起义军意识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俘虏可能很有价值：拉夫尔特是个聪明、出色的年轻军官，在古巴军事学院里成绩最好，而且对政府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深感怀疑，他被这种怀疑困扰着。卡斯特罗亲自邀请他加入起义军。在被关押了一个月后，拉夫尔特接受了这个邀请；他立刻被卡斯特罗任命为上尉，被派去管理切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的新兵训练学校。

切认真地对待拉夫尔特，用机智和判断力让他信服。他花时间和这名年轻的军官待在一起，谈论家庭、文学和诗歌，这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他听取拉夫尔特关于管理学校的意见，接受认为合理的意见。

学校建立并开始运行的时候，切立刻让共产党人帕布罗·里巴尔塔直接负责新兵的思想教育工作。里巴尔塔化名为“莫塞斯·佩雷斯”，他成功地在起义军战友中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吓唬学生，而是利用自己山区战争的经验、古巴历史、卡斯特罗和“其他游击战领袖”的作品和演讲稿达到他的目的。“其他游击战领袖”之一就是毛泽东。

哈里·比利加斯·塔马尤当时16岁，来自奥连特省亚拉镇。他还记得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度过的时光：“对切来说，游击战不仅仅是军事阵地，还是文化和教育阵地。他关注培养未来的革命干部。”

切的超前思维得到了回报。和其他切挑选出来的年轻人一样，比利加斯得到了切的特别关注，他后来成长成为一名忠诚的革命干部，他先是切的私人卫队中的一员，随后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中一直待在切的身边，后来成为切的大将之一，他还获得了官方颁发的“革命英雄”的殊荣。

到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的记者关注到切在激励手下时十分投入，一些记者在离开的时候成了切的忠实仰慕者和信徒。其中一个就是乌拉圭人卡洛斯·玛丽亚·古蒂埃雷斯，他第一次见到切是在皮诺德尔阿瓜之战之后。

切吸着他钟爱的马黛茶，一走到古蒂埃雷斯身边，立刻开始询问有关他的照相设备的问题。他使用什么样的曝光？他的照片曝光多久？还有切对每个南美洲的来访者都会重复的一个问题，身上是否带了马黛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切向古蒂埃雷斯展示了根据地的医院和他的“鞋厂”。古蒂埃雷斯特别注意到切的队伍中人们罕见的热情和同志情谊。

“这里没有命令，没有许可，没有军队礼节，拉梅萨的游击队表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是从他们对领袖的信任中生发出来的。卡斯特罗、切以及其他领导人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在战斗中站在一条战线上开火。格瓦拉无需抛弃他的阿根廷式的粗鲁来显示他对手下战士的热爱，战士们以同样的男性沉默回报他，带着一种比简单的服从更为深厚的忠诚。”

1958年春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另一个来访者是年轻的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尔多·马塞蒂。马塞蒂有着极右贝隆主义青年团的背景，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经历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他对革命的痴迷也将产生戏剧化的结果。

马塞蒂碰巧带着一封埃内斯托的老熟人里卡尔多·罗乔的介绍信，罗乔在1955年右翼军事政变推翻了贝隆政权后返回阿根廷。1957年底，马塞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巴斯咖啡馆找到了罗乔，请求罗乔帮助他与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起义军见面。罗乔给格瓦拉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猪猡：带着这封信的人是一个新闻记者，是一位朋友，他想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电台做一期新闻节目。请照顾他，他是个好人。”罗乔在最后署名“狙击手”这是他和格瓦拉待在中美洲时互相使用的绰号，他不知道切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笔名。

在共进早餐后，马塞蒂刺探切，问他为什么要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打仗。切一边说话，一边抽着烟斗。马塞蒂觉得切的口音听起来不再像阿根廷人的口音了，而是一种“古巴人和墨西哥人”的混合口音。“首先，”切对马塞蒂说，“我想我的祖国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个美洲。我有着像马尔蒂那样荣耀的先辈，我在他的土地上追随着他的思想。另外，我不认为亲自贡献我自己、彻底贡献我自己、把我的血献给我认为正义且受欢迎的事业、帮助人们把他们从暴政中解放出来是一种干涉。……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谴责美国干涉古巴事务，也没有哪份报纸指责美国帮助巴蒂斯塔屠杀人民。可是我受到了很多关注。我是个管闲事的外国人，用血肉之躯帮助起义军。那些为内战提供武器的人不是管闲事的人。我是。”

在切说这些话的时候，马塞蒂觉得切在说跟他自己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尽管他的嘴角似乎一直挂着微笑。马塞蒂接着询问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切的笑容更明显了，不过他回答的时候依然是之前那种超然的态度。“卡斯特罗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是，我们至少应该有更多的武器。可是这个革命只是古巴的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拉丁美洲的革命。从政治上讲，卡斯特罗和他的组织可以被称作‘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当然，这个革命是反美国佬的，从这个层面上讲，美国佬是反革命的。不过事实上我们不鼓吹反美主义。我们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反对我们的人民。被贴着共产主义标签、受到攻击最多的人是我自己。”

对于为何自己要在墨西哥加入古巴军队，切认为和他那段旅行时光有很大的关系。“事实是我游历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在危地马拉结束我的旅程，这些经历没有激发我参加任何反对暴君的革命，可是卡斯特罗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他面对和克服了最不可能的难题。他有着非凡的信念，虽然离开了古巴，可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他一回来就会战斗。而且他会打赢这场战斗。我和他一样乐观。……(是时候)停止喊口号，开始战斗了。”

马塞蒂带着独家新闻回到了阿根廷：他采访了卡斯特罗和切，他们首次对全世界的广播听众说话。他也带回了切给家里人的录音问候。格瓦拉家族因为马塞蒂的拜访而激动万分，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埃内斯托”很少来信。他们更多是从报纸和杂志上了解他的消息。一家人高兴且骄傲地看到赫伯特·马修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采访照片，照片上，埃内斯托拿着一把枪，留着蓬乱的胡子。马修斯的文章让格瓦拉夫妇知道不必为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忧心了，他从事的是正义事业。他们的儿子现在是个人物了。

马塞蒂的拜访让格瓦拉一家有了名人的感觉。他们听着马塞蒂带来的录音，还有世界电台播放的对切的采访。马塞蒂和古蒂埃雷斯自从第一次拜访格瓦拉家后，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和朋友。格瓦拉·林奇被这两个人的热情影响，也对古巴革命产生了强烈的热情。他儿子的事业现在也成了他的事业。

在利马，伊尔达也开始从事为“7·26”运动组织提供支持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在秘鲁的官方代表。那时，“7·26”组织的分部已经遍布拉丁美洲和美国，他们筹集资金，宣传其宗旨，向媒体发布消息。“我按照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宣传和筹钱的工作。”伊尔达写道。她又重新加入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她和一些来自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左翼的成员一起建立了一个团体，帮助到秘鲁避难的古巴流亡者。
虽然从事着这些政治活动，可是伊尔达对回忆这段时光时透露出一丝责备：“埃内斯托的信断断续续地寄来。但是，我的信只有少数能寄到他的手上，可是我还是听从了他的指示。……伊尔蒂塔①两岁了，1958年2月15日，我写信给埃内斯托，让他准许我到古巴的山区去，和他待在一起，帮助他；孩子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可以让我的家人或者他的家人照顾。他的回信大约四五个月后才到。他说我还不能去；战斗正处于危险阶段，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会待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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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的女儿伊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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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另一个伊尔达不能出现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原因。1958年春，切有了一个情人，她是一个年轻的瓜基洛，叫左依拉·罗德里格斯。切的年轻门生乔尔·伊格莱西亚斯目睹了他们俩闪电般的恋爱过程：“在拉斯维加斯德西巴科亚，切认识了一个黑人女孩，身材很好，叫左依拉，他很喜欢她。很多女人都醉心于他，可是他在这方面总表现得严谨又尊重。……不过他喜欢那个女孩。他们好上了，而且一度住在一起。”

左依拉是一个18岁的单亲妈妈，在她认识切的时候还住在她父亲的农场里。“大约是下午4点，那天的日期我记不清了，”她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正赶着几只牛，他来了。他是骑着一只骡子来的。……他穿着奇怪的绿色军装，戴着黑色贝雷帽。”切来找左依拉的父亲，看是否能给这头骡子钉马掌。可是她的父亲不在，左依拉提出帮他给骡子钉马掌。“在给骡子钉马掌的时候，我从侧面看他，发现他正在观察我，不过他正用男孩子看女孩子的眼神看着我，我十分紧张。我到装马镫的盒子里挑锉刀，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解释说必须去掉骡子蹄子上多余的茧子，现在要把它们削平才能上马掌。格瓦拉问真的有必要把它们弄得那么漂亮吗。我说必须这么做。他继续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有点坏的眼神。”

给骡子钉好马掌，左依拉招待切喝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切问了左依拉一些关于她自己的问题。她从哪儿学的给骡子钉马掌？她结婚了还是单身？如果这是切在向她求爱，那么他的求爱起作用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如此，我无法否认，身为女人，我非常喜欢他，除了他的眼神，他有着如此漂亮的眼睛，笑容如此安宁，能打动任何一颗心，能打动任何一个女人。”

父亲回家后，左依拉用充满敬仰的口气向他讲述了格瓦拉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把他们带出苦难和耻辱的非凡的人。不久后，左依拉开始帮起义军跑腿做些小差事，偶尔会碰到切，直到有一天切邀请她在米纳斯德尔弗里奥长期住下。她在厨房和医院帮忙努力工作。

左依拉回忆说：“他问了我很多关于马埃斯特腊山的事情，植物的名字，它们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他想知道关于丛林中的动物和鸟类的一切。我的心中升起了浓浓的爱意，我把自己交给了他，不只是作为一个战士，而且作为一个女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左依拉待在了切的身边。有趣的是，他似乎并不想对她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左依拉记得一天看见他的一本书，当时她对封皮上的金色字母十分惊叹。“我问他那些字是不是金子做的。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好笑。他笑着说：‘那本书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我十分害羞，不敢问他什么是共产主义，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