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大纲》5.4.2.1 归纳和演绎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第二节 思维方法

1、归纳和演绎

  概念的形成，判断的确定，推理的进行，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要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就应当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什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呢？总的说来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是一个总体，它是由许多互相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着的具体方法组成起来或体现出来的。这些具体方法主要的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等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些方法，只能极简略地说一说它们的特点以及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归纳和演绎是运用得极其广泛的推理方法。如前所述，人们认识的前进运动，总是在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由特殊到一般，就不能没有归纳（虽然不能归结为归纳）。因为如果不从许多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抽出某种共同的东西，就无从得到一般的知识。例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的论断，虽然主要地不是靠归纳得来的（而是靠分析得来的，后面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是却离不开归纳的作用（这是考察了中外反动派貌似强大而终归灭亡的成千成万的事实而发现的共同的东西）。同样，由一般到特殊也不能没有演绎（虽然不能归结为演绎）。因为如果不把某种一般性的知识应用于特殊的场合，就不能有指导地去认识特殊事物。例如“美帝国主义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个特殊性的论断，虽然主要地不是靠演绎得来的（而是靠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世界人民力量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来的），但是却离不开演绎的作用（对美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一般性论断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归纳和演绎并且是其它思维方法的基础。实际上，人们总是首先在实践中碰到许多个别事例，从个别事例中发现了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这也就是在头脑中进行归纳的过程），然后才迫使人们去分析研究这种共同的反复出现的东西，思考问题的本质。例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起，中国的先进人物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他们碰到的事实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无数的事实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这个结论开始是从许多个别事例中归纳出来的，是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但是，这个结论却迫使人们进一步研究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而中国却不能有？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才迅速地接受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这个思想武器的指导之下认识了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的原因，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科学结论。试想：如果开始时没有一个归纳的过程，人们怎么会提出上述的问题，又怎么会去思考上述问题的本质呢？同样，人们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事物时，开始也有一个演绎的过程作基础。例如，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首先就得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也适用。这就是一个演绎过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动手去具体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才谈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试想：如果开始没有一个演绎过程，不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怎么谈得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呢？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是思维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归纳和演绎是矛盾的双方，它们是互相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没有归纳，演绎的前提就无从产生；没有演绎，归纳的成果就不能扩大和加深。归纳和演绎总是交替进行，互相补充的。哲学史上的归纳派片面抬高归纳的作用而贬低演绎的作用，演绎派则片面地抬高演绎的作用而贬低归纳的作用，都是错误的。恩格斯说得好：“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2]

  归纳和演绎虽然是思维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但是仅靠归纳和演绎是远远不够的。

  先看归纳。如前所述，归纳对于帮助我们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本身具有重大的缺点。第一、归纳过程实质上是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出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的过程，然而这种共同的、经常出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这些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例如观察了许多人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人是两足无羽毛的动物。这个结论就显然没有抓住人的本质。第二、即令归纳的结论已经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本质，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例如在观察了蒸汽冲开壶盖之类的许多个别事例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从热中可以得到机械运动。这个结论是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根据这样的认识人们甚至可以制造出蒸汽机来。可是为什么从热中可以得出机械运动呢？即令我们观察了十万部蒸汽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恩格斯说：“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3]第三、由于归纳所抓住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质，因而归纳推理就不能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而只能肯定结论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归纳推理的结论只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归纳法的结论被新的事实所推翻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例如从前的动物学家从观察所及的现象中归纳出结论：鱼类是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动物（为什么鱼类只能用鳃呼吸呢？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是后来发现了用肺呼吸的鱼。黑格尔曾经说过：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恩格斯对这个论断表示称赞。[4]由此可见，仅靠归纳法是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来的。例如，前面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的得出，固然也有归纳的因素，但主要地却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因此这个结论就不是“尚成疑问”的，而是完全可靠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的唯一根据就是历史上没有先例，他们发问道：难道没有先例的事情今后也不可能发生吗？十月革命的成功也是没有先例的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里企图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和平过渡”不可能的结论是仅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归纳而得出来的，因而是“尚成疑问”的结论。这完全是撒谎。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结论决不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来的，而首先是通过对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得出来的。只是在作了这样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才断言所谓“和平过渡”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发生。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煞费苦心的歪曲，是达不到目的的。

  再说演绎。一般说来，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如果前提是真的，而推理的形式又是正确的，那末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的。这不是很可靠了吗？其实不然。演绎也有它的缺点。第一、要想通过演绎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有正确的前提。但是演绎本身怎么保证前提是正确的呢？如果演绎推理的前提是仅仅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尚成疑问”的前提演绎出来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完全可靠了。例如我们在上一节中说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的论断，从推理的形式说来是并无错误的，其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由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一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切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二、即令演绎推理的前提不是仅仅依靠归纳得出来的“尚成疑问”的结论，而是通过一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得出来的并且经过实践检验是完全可靠的结论，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演绎推理的结论的正确性有了保证，但是如果只停留在演绎推理本身的范围之内，不对新的事物作具体的研究，结论的意义还是极为有限的。例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前提中，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适用于中国”。这个结论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却不去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进行具体研究，能够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法等等来吗？显然是不能的。可见，单靠演绎法同单靠归纳法一样，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科学知识。

  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虽然在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决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个总的认识过程的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还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还须在它们的基础上运用其他的方法。这里我们说到分析和综合。

注：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