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以水代兵

        “战国”作为时代的专有名词，是在汉代刘向编《战国策》后而基本确定下来的。事实上，当时亦有此称，不过意思却有所不同，指的是交战各国。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春秋时期，步兵取代了战车甲士，争霸的南方战场上更是出现了舟师、水军、象队等军种。而层出不穷的战略战术，则为“兵家”的诞生、军事科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到了战国时期，征战更加频繁、激烈，各国已拥有数十万以至百万的军队。齐、魏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秦、赵的长平之战、邯郸之战等一批经典战役，或因出奇制胜、或因规模宏大而永载史册。那些发生在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身上的生动故事，时至今日，仍为国人所津津乐道。

        利用山川形便，以水代兵，攻城拔寨，也是这一时期的军事将领们多有选用的决胜之策。兵家第一人孙武，在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中就明确指出：在江河地带安营扎寨，要占上游、居高地。只有这样才能够占据有利地形，谋取战略先机。《孙膑兵法》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强调洼地、沼泽是最不利的军事地形之一，被视为用兵的坟墓。《孙子兵法》在谈到“火攻”时，还进一步指出了水攻的威力，认为“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这里的“绝”，历来解释不一。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认为，利用河水可以断敌退路，分割敌军；唐朝宰相，政治家、史学家杜佑，理解为阻止粮食、物资供应和援兵，防止敌方的攻击和逃跑；南宋人张预，倾力于为《孙子兵法》作注，认为作战双方受河流分割后，一方势力自然瓦解，另一方势力必相应增强。这些解释尽管不尽相同，但均承认“绝”是利用河水直接攻击敌方的。

        水攻相当于水灾，甚至更甚于水灾，导致生灵涂炭，灾难沉重，恶名昭著。公元前685年，楚攻宋，楚军在雎水、汴水修堤筑坝，致使宋国“四百里”被淹。“四百里”，不难想见，有多少民众会因此而失去家园。公元前279年，“昔白起攻楚国，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葛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清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都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陂”（《水经注·卷二十八》）。一战致死伤数十万，而且多为劳苦大众，战争又是多么残忍。公元前257年，秦攻赵、楚联军，“斩首六千，晋（赵）、楚流死河二万人。”（《史记·秦本纪》）“流死河”，即因决堤水攻，致人死于非命。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大多不愿采取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也才有了诸侯盟约中禁止在河道上筑坝水攻的条款。然而，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一切盟约犹如螳螂当车，决堤之水，为谋取战争的胜利，决策者绝不可能受一纸盟约制约、牵制。

        春秋时期，两次大的水攻都发生在吴国的攻伐中。公元前512年，吴国攻打徐国，采取决坝放水的方式，攻陷徐国都城。至此，有着1649年历史、历44代君王的徐国灭亡。公元前500年，吴王阖闾率伍子胥、孙武等名将挥军西进，进攻楚国国都郢城。楚昭王被迫弃城逃走。吴军主将孙武出奇制胜，引漳河水淹城，乘势占领楚国国都。楚国元气大伤。

        至战国时期，水攻的战例明显增加，且以黄河下游居多。这时，穿越韩、魏、齐、赵的黄河两岸已建成百里长堤，河床亦有所抬高。争战双方，以水代兵，互为决堤，随之成了制胜的法宝。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韩。此时，恰遇黄河水灾。楚军顺势将泛滥的洪水引入韩地，导致长垣一带大面积被淹，魏国也跟着遭殃。公元前332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其攻赵。赵人决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资治通鉴·卷二》）当时的赵国国君是赵武灵王，也是赵国最为强大的时期，助楚攻齐，侵伐魏国，修筑长城，大有恢复晋国雄风的气势。这个事情正好被秦国惠王利用，派出犀首到齐、魏添油加火，齐、魏便联合出兵图谋报复赵国。赵国面对强敌，采用水攻之策，决开黄河，以水浸灌，迫使两国联军无功而退。公元前281年，赵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史记·赵世家》）另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秦国曾威胁魏国说：“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事实证明，魏国的不利地势，最后真正成了其覆灭的罪魁祸首。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顿时变为废墟。

摘自《束与分的变奏：黄河治理简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