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4.6 王安石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6、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北宋著名法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文学家。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在宋神宗时两次担任宰相，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地主的兼并土地、免税逃役，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企图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并以此整顿国家的财政，对付当时辽和西夏对北宋侵犯。这次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驳斥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对变法的攻击，提出变法是“辟邪说”、“议法度”，是“兴利除弊”，并表示自己变法的决心不可改变。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也是一个法家；司马光的后台是曹太后、高太后，是旧势力的代表。后来由于宋神宗动摇了，而改革派的社会基础又较薄弱，变法归于失败。

  王安石尊法反儒。他为了推行新法，吸收法家思想创立“新学”，废止儒家奉为经典的《春秋》等书籍，以自己提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他强调“非明法度，不足以维持”，反对顽固派的复古主义，指出他们把一切“归之太古，非愚则诬。”他反对董仲备“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有改革才能有进步。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2]。这三句话和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对立，公开向孔孟之道挑战。他对“据经泥古”的儒生极为卑视，说“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他痛斥死抱住旧制度不放的顽固派是“俗儒”，“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揭露顽固派是变法的敌人。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3]

  王安石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他说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变化生成的，五行无处不在，往来于天地之间。他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没有意志，“灾异”是自然界的现象。他批驳儒家的“天命”论，说如果世事都由天命决定，那还要人干什么？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中还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他说“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4]”，五行和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耦之中又有耦”，矛盾之中又有矛盾，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万物之少遂至于无穷”。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为他政治上推行新法服务的。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他改革内政是为了增强防务，抗击辽和西夏的入侵，他是一个地主阶级爱国主义者。他和司马光等人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王安石的“新学”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的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程颢兄弟大叫王安石“坏了后生学者”，以后一切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也都对他百般咒骂。他们仇视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正好从反面证明王安石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也跟着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教员革命路线和坚持教员革命路线的广大人民和干部，正暴露出[-]路线的极右实质。

  王安石的著作有的已被顽固派烧毁，现存的有《王临川集》、《周官新义》、《老子注》等。

注：

[1] 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根据，流言蜚语用不着顾虑。

[2] 《宋史·王安石传》。

[3] 《临川先生文集·诗‘商鞅’》。

[4] “有对”。